傅高義新書：《中國與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

From: 港中大出版社不激不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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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曾經說過，中日關係的問題是日本從來不記得，而中國從來不忘記。今天的中日兩國互相指責對方沒有真誠地說出「對不起」（日本沒有足夠的道歉）和「謝謝你」（中國未對1978年後日本的巨額對華援助表達足夠的謝意），對於這兩個如此重視禮儀的國家，這充分體現了他們之間的鴻溝有多深。

”

《鄧小平時代》、《日本第一》作者

傅高義新書

《中國與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即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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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義（Ezra F. Vogel）著 | 毛升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編輯部譯校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年11月

ISBN: 978-988-237-117-0（精裝）

ISBN: 978-988-237-115-6（平裝）

▼ 內容簡介 ▼

中國和日本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密切連結可追溯至一千五百年前，但如今兩國關係緊張而危險。日本對中國不斷增強的軍事實力深感焦慮，而二戰時日軍暴行給中國留下的創傷至今未癒。近年來對對方國家抱有好感的中日國民比例尚不及10%，他們都認為對方應以更開放的態度正視歷史，否則兩國關係難以改善。

本書以七世紀推古天皇派出遣隋使開篇，述至改革開放前後中國向日本借鑑發展市場經濟的經驗，考察了中日關係史上的多個重要轉捩點，包括朝貢貿易、甲午戰爭、殖民滿洲、中日戰爭、日本對華經濟援助、近年來中日關係的惡化等等。縱觀中日交往的歷史，在最初一千多年，中國憑藉廣博的文明和豐富的資源佔據上風。但到十九世紀，日本成功實現近代化改革，並在甲午戰爭中擊敗中國，從而扭轉局勢，後來居上。近四十年來，雖然各界人士推動貿易往來和觀光交流的努力不斷，二戰創傷之巨仍使兩國合作困難重重。

傅高義認為，如今作為世界第二、第三經濟體的中日兩國間充滿敵意的緊張關係並非兩國關係中的歷史常態。他以歷史社會學的視角，指出中日一千五百年的交流史中更多的是欣賞對方、向對方學習、大海無波、和平共存的歷史場景。

傅高義強調日本應為戰爭中的侵略行為鄭重道歉，同時也力勸中國將日本視為亞洲地區潛在的重要合作夥伴。為了世界秩序的穩定，這兩個大國必須從環境保護、災難管理、全球經濟及科學研究等領域的共同利益出發，重塑彼此間的關係。

▼ 作者及譯者簡介 ▼

傅高義（Ezra F. Vogel）

哈佛大學亨利・福特二世社會科學榮休講座教授，曾任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有多部關於日本、中國和亞洲研究的著作：1979年的《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在西方和日本暢銷多年，對學界和政商界均產生重要影響；2012年出版的巨著《鄧小平時代》（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在中國銷售上百萬冊，入圍美國國家書評獎（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終選書目，並榮獲全球外交事務類英文著作的最高獎項萊昂內爾・蓋爾伯獎（Lionel Gelber Prize）。

毛升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歷史學博士，曾於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從事博士後研究，現任教於香港嶺南大學歷史系。主要研究領域為邊疆與邊境史、現代國際關係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 推薦語 ▼

王賡武

⾹港⼤學前校長、新加坡國⽴⼤學特級教授

傅⾼義作為⼀位對中⽇兩國都有濃厚感情、並能提供理性的「旁觀者」視角的外國學者，我想不到會有第⼆個⼈能比他寫得更精彩，更能精準地理解這兩個歷史悠久並懷有深刻歷史關懷的國家。所有關⼼東亞地區未來的讀者，都不應錯過該書。

⾦耀基

⾹港中⽂⼤學前校長、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

八十九歲的傅高義，以中日兩國朋友的身份，以抱同情態度的旁觀者的身份，期待兩國面對歷史，以同理心尋求互解互諒，開啟一個和平、發展的歷史交流的新起點。這是一本充滿「善意」與「智慧」的好書。

杜登

Alexis Dudden

康涅狄格⼤學歷史系教授

本書展現了作者⼀⽣在英⽂、中⽂和⽇⽂資料上下的功夫，他也是碩果僅存的⼀位既可以與中⽇兩國領導⼈，又能與街頭百姓平等交流的思想家。

傅佛果

Joshua A. Fogel

加拿⼤約克⼤學歷史系教授

基於其對中⽇兩國語⾔、⽂化和社會的深厚知識，以及作為少數在中⽇均曾出版開創性暢銷書的學者，傅⾼義是寫作本書的不⼆⼈選。

凱利・布朗

Kerry Brown

倫敦國王學院中國研究教授、劉鳴煒中國研究院主任

這是一本由一位美國當代偉大的亞洲問題專家撰寫的精彩著作。它的重要性在於警示本書的廣大讀者中日關係是如何複雜和關鍵。只要理解了中日兩國之間漫長、複雜並且經常充滿火藥味的歷史，任何認為中日關係發展易如反掌並且一帆風順的想法都將會被打消。

芮納・⽶德

Rana Mitter

⽜津⼤學現代中國歷史及政治教授

幾⼗年對此專題的深入研究使作者揮灑⾃如，對中⽇這兩個東亞主要國家1500年的歷史娓娓道來，呈現出兩國影響⼒和勢⼒此消彼長的恢宏圖景。

謝德華

Edward S. Steinfeld

布朗⼤學政治學系院長教授、沃森國際公共事務學院院長

基於其對中⽇兩國語⾔、⽂化和社會的深厚知識，以及作為少數在中⽇均曾出版開創性暢銷書的學者，傅⾼義是寫作本書的不⼆⼈選。

一千五百年來，中⽇輪流成為亞洲最具影響⼒的強國。儘管兩國常有分歧，卻塑造了對⽅的命運。傅⾼義追蹤了這個歷史過程的細節。

——《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全⾯⽽引⼈入勝的敘述……本書研究博通、書寫精簡，及時提醒我們公眾認知是如何被政治謀略塑造的，以及新⼀代領導⼈和宣傳機器如何抹去現存的善意。

——《⽇本時報》(Japan Times)

▼ 中文版序 ▼

傅高義

2019 年9 月

我自小就認識到戰爭的嚴重性。我的父親是猶太人，他從波蘭來到美國。而他的兩個姐姐與丈夫和孩子留在波蘭，最後都死在納粹的集中營裏。當1945年二戰接近尾聲時，我十五歲，那時我們學校的初中和高中部在同一幢樓裏。比我高三個年級和更大的男生幾乎全去了戰場，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我都認識。那時美國剛開始有電視機，但獲取新聞主要還是靠收音機。我們每天收聽新聞，希望聽到勝利的消息。家中有兒子上戰場的鄰居，都在窗口掛上小旗，一顆星星代表一個正在服役的孩子。和鄰居一樣，我們都期盼着他們能平安歸來。我們中學有好幾位學生死於抗擊日本的太平洋戰爭。

戰爭結束後，我們都深信全世界必須聯合起來，避免再次發生戰爭。戰後不久，我上了大學，同學中就有參加過二戰的退伍軍人。有大學老師教導我們，為了防止戰爭，我們需要更多地了解其他國家，學會跟它們合作。戰後，我所在的學校及其他大學，都增開了有關外國的課程。這樣做不只有利於外國，美國也能受益。我們認識到，為了讓美國人生活在和平中，就要跟世界上其他國家保持更好的關係。

二十一歲時，我和男同學們都被徵召入伍，準備前往朝鮮打仗。我接受了為期四個月的作戰訓練。有些共同受訓的朋友戰死在朝鮮，而我幸運地被派到美國的一所軍隊醫院，服務軍隊裏的精神病人。因為覺得這份工作非常有意思，戰爭結束，退了伍，我決定攻讀社會學和精神病理學的博士學位。

我始終記得二戰即將結束時得到的教訓，那就是美國人要生活在和平中，就需要跟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平相處，這就需要對其他國家的人有更深入的了解。我快寫完博士論文的時候，哈佛大學的佛洛倫斯．克拉克洪（Florence Kluckhohn）教授對我說，你的見識還不夠，因為你從沒出過國。她告訴我，想對我們自己的社會有深入的理解，就要出國去感受文化差異。她建議我去日本，並幫我申請到為期兩年的博士後獎學金，第一年學語言，第二年訪問日本家庭。我將此視為一個了解外國人的機會，馬上就同意了。

讀研究生時，教授們都鼓勵我們將深度訪問作為了解其他文化的方法。要真正了解某種文化，我們必須真正熟悉為該文化所化之人，並像他們那樣去看世界。這也是一個交朋友的方法，無論是對個人，還是對研究而言，都是值得的。此後，我一直在用深度訪問的方法。我在1958至1960年間認識的日本人中，不少已經離世。我跟那些在世的人仍保持聯繫，當我去日本時，也會去見他們的孩子。為了了解日本社會的變化和保持友誼，我每年都去日本，這有助於我理解究竟日本人自己如何看待他們的社會。此外，有很多日本人來哈佛讀書。我教過不少優秀的日本學生，並跟其中的大部分人成為好友。我是他們的老師，但也從他們那裏學到很多。有些學生已在日本擔任重要職務，我一直從他們那裏學到東西。我相信，這些友誼使我能更深地理解日本。

另一位對我的思想產生影響的教授是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他認為，要理解另一個社會，必須了解該社會的所有主要方面，包括政治結構、經濟制度、社會組織，以及來自歷史的核心價值觀。我仍然相信努力了解一個社會各種不同方面的重要性，在研究日本時，我盡力去了解日本社會的各個主要面向，並將獲得的總體性認知和我所認識的日本人的看法結合起來。

1960 年，我從日本回到美國。在和一位從前的老師談論未來規劃時，他問道，「你去研究中國如何？」我之前從未想過這個問題。他解釋說，令任何想與「紅色中國」沾邊的人恐懼的麥卡錫時代正在終結，好幾所重點大學正準備加強對現代中國的研究。在麥卡錫時代，哈佛曾開設一些中國歷史、文化、語言的課程，但因為怕遭到強烈的公眾反對，沒有開設有關現代中國社會、經濟、政治、人類學或法學的課程。1960年代初，負責挑選新教員的哈佛資深教授們認為，那時美國的資深學者中無人具備足夠的學識，可以勝任這些學術領域的教授職位。因此，裴澤（John Pelzel）和費正清（John Fairbank）等決定挑選一些擁有博士學位、有興趣研究中國的年輕人，讓他們將關於中國的知識與自己學科的特殊方法相結合。如果這些年輕人能勝任，或許就可以保住教職。我說，如能允許我繼續從事日本社會的研究，我對這個工作有興趣。就在我與裴澤談話的那天，他給費正清打電話，告訴他我的學術興趣和研究背景。在四十八小時內，我得到了為期三年的博士後資助，用於學習中國語言、歷史和經濟，為研究中國社會做準備。如果我的表現令人滿意的話，就可以在哈佛教授相關課程。兩年後，我去香港待了一年，訪問曾生活在中國大陸或常去大陸的人。從香港回美後三年，我完成了書稿《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個省會的規劃與政治（1949–1968）》（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幾個月內，教授們通讀了書稿，參加了一些我按要求做的講座。1967年，我被哈佛大學授予教研中國社會的終身教職。

我在哈佛的工作是幫助學生理解中國社會。我第一次獲得前往中國的簽證是在1973年春，作為一個科學家代表團的成員，在中國待了三個星期。訪問的一項內容是會見周恩來、喬冠華、周培源、郭沫若和費孝通等人。1967年春，我在哈佛首次講授關於中國社會的課程。1980年，我在廣州的中山大學待了兩個月，這也是我首次能在中國某個地方待久一點。我開始與中山大學的學者們交朋友。

1980 年代初期，我所在的麻薩諸塞州與廣東省結好。因為曾以香港為基地研究廣東，並寫了一本關於廣東的書，我被選為麻州委員會成員，接待來自廣東省的官員。又因為我能說一些中文且去過廣東，當廣東的官員訪問麻州時，我協助陪同工作，並與他們成了朋友，包括省長梁靈光、省經濟委員會主任張高麗以及副主任楊邁。一些官員知道我寫了《日本第一》，該書在美國和日本大賣。他們認為，如果我能去廣東待幾個月，寫一本關於廣東的書，外國人就可以獲得更多信息，更願意來廣東投資。當時，他們非常希望獲得更多外資。1987年，我作為廣東省經濟委員會的客人，受邀前往廣東七個月。我感到很幸運，有這樣一個在廣東交朋友的好機會。派來陪我的年輕幹部竇新元成了我的好友，從1986 年開始一直跟我合作，直到不幸於2018年因心臟病去世。我從竇新元那裏受益良多。在廣東時，我得以觀察該省各地，看到有些貧窮地區的小孩瘦骨嶙峋、衣不蔽體。那時改革開放剛開始，我已經能見到改革政策的成果。回美後，我寫了一本研究廣東省的書，叫《先行一步：改革下的廣東》（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此後的從教生涯中，我認識了多位中國學生，我把他們中的大部分人視為朋友。我還與一些學生保持聯繫，並繼續從他們那裏學到有關中國的知識。

2000年從哈佛退休時，我感到作為一名學者最重要的責任，是幫助美國人理解中國，正如在1970年代，我認為需要讓美國人更好地理解正在成為競爭對手的日本。我相信中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改革開放，因此花了十年時間研究和寫出了《鄧小平時代》（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2010至2011年間，在即將完成《鄧小平時代》一書時，我開始極度擔心中日關係。之前我一直認為，作為哈佛學者，我的主要責任是幫助美國人理解中國和日本各自的發展情況。但到2010–2011年，當發現中日關係變得如此糟糕和危險後，我認為自己應該幫助兩國改善關係。我知道兩國間存在一些基於歷史的嚴重問題。我有很多日本朋友，我希望日本成功。我也有很多中國朋友，我希望中國成功。如果兩國可以改善關係，對兩國人民都有好處。

我相信自己可以在改善中日關係方面扮演一個特殊的角色，因此也有了一種特殊的責任感。我是唯一的外國人，既寫了一本關於日本的書（《日本第一》），在日本成為暢銷書，也寫了一本關於中國的書（《鄧小平時代》），在中國也成為暢銷書。我認為，如果自己能寫一本關於中日歷史的書，也許在兩國都會有些讀者。一些中日專家對兩國關係史的了解比我多得多，但我希望我這樣一個旁觀者，對中日關係進行的客觀理解，能對改善關係有所貢獻。在接下來的七年裏，我閱讀了能看到的所有相關書籍，學到了很多知識。我確實希望這本根據個人所學寫成的書，既能幫助中日更好地理解彼此，也能幫助西方更好地理解這兩個國家的關係。

我還不至於天真到相信只要中日人民互相理解，兩國關係就能自動得到改善。美國曾發生過內戰，彼此非常了解的南方和北方兵戈相向；在日本，擁有相同文化背景的群體間也曾發生內戰；中國也不例外。但我深信，理解歷史、直面歷史，對那些願意改善關係的兩國領導人是有用的──他們可以善用共同的文化遺產，一起來解決問題。特別是對中國人來說，歷史問題在處理對日關係方面尤其重要。

現在的中美關係如此緊張，我認為日本可以對溝通中美關係起一點作用，中日關係的改善也有助於減少中美之間的誤解。毋庸贅言，今天的中日關係比七年前我開始研究這個問題時有了很大改善，令我很欣慰。但兩國仍存在一些嚴重問題，希望他們可以找到更多符合雙方利益的合作方式，繼續改善關係。我希望自己作為學者所做的努力，對那些希望為改善關係做出貢獻的兩國領導人有所助益。

在本書中，我努力呈現中日雙方的觀點和立場，並力求準確。希望中文讀者發現書中關於中國的表述大體準確，也希望本書對日本角度的表述，能幫助他們理解日本人的想法，更好地與日本人打交道。

在1980年代，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做了幾個月的訪問學者，期間認識了很多中大的教授，以及大學出版社的工作人員。2010 年《鄧小平時代》即將殺青時，為了出版中文版，我聯繫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他們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其領導層具有全球出版人的寬廣視野，對中文出版業瞭如指掌，工作人員極富專業素養。因為出版《鄧小平時代》時的合作極其愉快，我對出版本書的中文版自然也不作他想，直接聯繫了甘琦社長。

在我長達六十年的著述生涯中，曾有過很多優秀的同事，擔任我的研究助理和編輯。但從來沒有哪一位合作者比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編輯葉敏磊女士，在史實核對上做得更多、更認真、更專業。她和本書譯者毛升、特約編輯林少予先生一起，不辭辛勞地工作了八個多月，對譯本進行逐行譯校、核對史實、查找引文出處，並邀請多位專家校讀譯稿。我很感激他們的付出，讀者也一定能從他們的努力中受益。在此我特別致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優秀的編輯團隊，這是一支夢之隊。和《鄧小平時代》一樣，在甘琦和林穎的出色領導下，他們盡心盡責地工作，使譯本更準確，更富學術價值。

▼ 目錄及摘要 ▼

中文版序

譯者序

前言

第1章日本學習中國，600–838

第2章未帶來文明轉型的中日貿易，838–1862

第3章應對西方挑戰與重建中日關係，1839–1882

第4章爭奪朝鮮與甲午戰爭，1882–1895

第5章中國學習日本，1895–1937

第6章殖民台灣與滿洲，1895–1945

第7章政治失序與走向戰爭，1911–1937

第8章中日戰爭，1937–1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