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毓生論魯迅：終其一生，他也沒能回答這個「巨大的歷史性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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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毓生教授是近現代中國思想史著名學者，他的英文論著《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在八十年代出版中、日、韓譯本，對於大陸、台灣及東亞地區的學界與文化界都有極大的影響，奠定了他在東西方近現代思想史領域的重要地位。

青年林毓生與他的老師殷海光

自五十年代中期，林毓生就已經開始自覺地追隨殷海光的學說，從1960年起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期間，受二十世紀傑出政治經濟思想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F. A. Hayek）親自指導和影響，他對自由主義在中國前途的討論提出了以往中文世界從未觸碰到的關鍵議題，使海耶克的理論以及西方其他重要思想家的言說獲得真切實際的理解與融合；他最重要的理論貢獻之一，是針對中國傳統的優美成分做出「創造性轉化」，讓中國在和西方截然不同的歷史發展脈絡裡、在近代社會轉型之際，古老的文化傳統得以保存，並成為重建文化認同的價值基礎。創造性轉化傳統所做的持續努力具有跟時代與社會互動的重大公共意義，也顯示出林毓生的論著在這個思想領域之中獨具一格的原創貢獻。

今天我們推送的文章〈我研究魯迅的緣起〉收錄在林毓生新書《現代知識貴族的精神》中的第四部分，之前並未公開發表過。

「林先生在討論中國現代思想的危機時，魯迅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代表了中國思想在現代環境中最深刻矛盾的人物，但由於在林先生的研究中魯迅的思想是被納入到中國思想的整體危機之中去的，因而其中的魯迅研究本身，反倒沒有得到充分的注意，而這一部分本來是完全可以獨立出來、成為與一般文學研究領域迥然不同的當代最重要也最深刻的魯迅研究的。」

——嚴搏非

讀過魯迅《阿Q正傳》、〈祥林嫂〉、〈在酒樓上〉等篇之後的少年林毓生，心裡既感到困惑又很不安，因為中國文化傳統價值已然成為二十世紀初國民的深刻的思想束縛，但魯迅的文章以及自己童年的經歷，都讓林毓生體會到了豐厚的人間溫情。他發現這些困惑的背後是一個「巨大的歷史性困惑」，正是中國現代思想中最深刻的危機。這個魯迅終其一生都沒能回答的問題，林毓生用自己的研究來尋找答案。

最新出版的這本《現代知識貴族的精神》收入林毓生的代表作34篇，主要在2000 年以後發表，讀者可以看到他對「現代性」這個二十世紀中國最迫切的根本問題提出的系統性論述，及解決這一難題的可行路徑。

知識貴族的精神乃是在「諸神戰爭」的現代性文化中，始終堅持忠於知性的神明而無懼於其他神祇的精神。

——林毓生

現代知識貴族的精神：林毓生思想近作選

林毓生著，丘慧芬編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年3月

我研究魯迅的緣起

林毓生

我和中國文化的最初接觸，是我的母親。

我出身在一個相當富裕的家庭，但我母親卻經歷過非常艱困貧寒的生活。我的外祖父闖關東，得了癆病（肺病），不到五十歲就去世了。外祖母一個人帶著五個女兒和一個弱智的男孩在山東黃縣農村生活，非常艱苦，每年一家人只有兩斤油，幾個女孩很小就要勞作，織髮網換錢。所以雖然我在富裕家庭中長大，但我從小的教育卻更多地來自母親那些貧苦生活的經驗，以及對貧窮的深切的同情。

我家有一個帶我的保姆張媽，張媽原來是滿洲貴族，乾淨、守禮，有人格上自然的尊嚴，我和張媽之間，有一種承認差異下的相互尊重，雖然我還只是個小孩子，但這種尊重卻都發自內心，成為心靈秩序的一部分。張媽稱呼我「二少爺」，身分差別的禮節很分明，而我上學出門時，除了給我母親行禮，還會給張媽行禮。我對張媽，有出自內心的尊敬。

所以對我來說，人和人之間的平等，對窮苦人的同情，從小就是很自然的事情。我母親常說，我們是草木人家，不是書香門第，但我們家裡處處表現出的中國文化中的人情和善意卻是根本的、在本體意義上的。記得我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有一次張媽非常著急，她的兒子來了。張媽不讓他進來，叫他在大門外的樹下等著。原來張媽家裡需要一大筆錢，不然仇家就要尋仇。張媽去告訴了我母親，我母親很急，立刻就打電話通過我父親在天津的工廠駐北京辦事處籌錢。但那天已經晚了，要第二天才能籌出那麼多錢。結果，我母親急得腮頰腫了起來。第二天辦事處送錢來了，我母親和張媽一起送錢去了在雍和宮附近貧民區張媽家，事情就解決了。這件事給了我很大影響。中國人的道德情操中的最高境界裡，有一種設身處地的同情心，它會產生不同身分下的同一之感，這種平等比由上而下同情式的平等要高得多。

我在北師附小（北平市立師範學校附屬小學）讀了六年書，又考上了師大附中（國立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讀了一年半，到了1948年底，跟家裡人一起去了台灣。我上小學的時候，時時感受到那些老師們對小孩子的愛護（那些老師可能多半是左傾的），非常純正，是赤誠地關懷下一代，這讓我很喜歡學校生活。當時我有一個怪想法（現在已經忘了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的），就是要成為每天第一個上學的人，在校門還沒開的時候去敲門，等工友來開門。於是，我就每天很早出門了。有一天，天濛濛亮，我像往常一樣走過家門前大拐棒胡同尚未轉入小拐棒胡同之前，看到一具屍體；一個人凍死在那裡！這給我的震撼太大了！這是一個太強烈的對比。我剛從溫暖的家中出來，跟張媽說完再見，就看到了路邊被凍死的人。我覺得太不合理了，這是一個什麼國家啊？怎麼會有這樣淒慘的事情發生？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心中逐漸浮現出來一個自我要求：就是要弄清楚為什麼這個國家會有這麼不公平的事情發生。那是我在小學六年級的事情。國家中種種不合理的現象第一次以這樣強烈的方式進入我的內心。（當時心中對於「國家」與「社會」並未加以區分。）

上了師大附中以後，我的思想開始很快開竅。當時的國文老師非常優秀，他是師大的一個副教授，擔任見習班國文課的指導老師。他告訴我們：同學們在中午兩個小時的休息時間不要光打球，可以到琉璃廠去看看書，那裡有商務印書館、開明書店、中華書局。琉璃廠離師大附中很近，只有幾分鐘的路，我就去了。看到有朱光潛的《給青年的十二封信》，有魯迅的作品，也有胡適文存。我就買了一些。胡適的作品我一下子就看懂了，不困難，但是魯迅就不同了，有些我看不懂，像〈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還有一些，我看了覺得心裡非常不安，尤其是〈祥林嫂〉那篇，給我很大的刺激，覺得太慘了。我不知道該怎麼面對我的不安。這個時候，胡適之先生給了我一條路：他在〈易卜生主義〉中說，如你想要為國家做些事情，就需先將自己「鑄造成器」。這讓我明白如要讓中國變得較為合理，首先需要充實自己，不要隨著口號起舞。（後來隨著我的學識的增長，我發現胡先生的思想有許多不足與失誤之處，例如，他提倡科學卻把科學講成科學主義——這是後話，參見拙作〈心平氣和論胡適〉。）

我少年時代讀魯迅，一是非常不安，裡面那些淒慘的故事像祥林嫂、人血饅頭，就像我見到路邊凍死的人，使我心裡感到非常不安。但也有非常光明的，比如《故鄉》中寫的〈少年閏土〉和他的玩伴作者自己，就有非常美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那是一種充滿了「節制與溫情」（restraint and tenderness）的關係，有特別的力量。在《故鄉》的末尾，魯迅寫道：「我在朦朧中，眼前展開一片海邊碧綠的沙地來，上面深藍的天空中掛著一輪金黃的圓月。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許多人常常注意的是最後一句，但我常常記起的是「深藍的天空中掛著一輪金黃的圓月」，非常的美，象徵著少年的作者與閏土之間圓滿無礙的純正友情。

魯迅的〈在酒樓上〉寫船家女兒阿順，「瓜子臉」、「像晴天一樣的眼睛」（林先生此時找出《彷徨》中的這一篇，開始唸，一度似乎哽咽起來）：「我生平沒有吃過蕎麥粉，這回一嘗，實在不可口，卻是非常甜。我漫然的吃了幾口，就想不吃了，然而無意中，忽然間看見阿順遠遠的站在屋角裡，就使我立刻消失了放下碗筷的勇氣。我看她的神情，是害怕而且希望，大約怕自己調的不好，願我們吃得有味。我知道如果剩下大半碗來，一定要使她很失望，而且很抱歉。我於是同時決心，放開喉嚨灌下去了，幾乎吃得和長富一樣快。」這裡描寫的中國文化中的人情關係，作者和阿順並不為階級的差異所隔閡，有一種真正的設身處地的同情和平等，而這種同一之感，正是中國文化道德情操的最高境界之一。

我早年讀魯迅，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魯迅一方面決絕地要掃除所有的傳統文化，他說，《阿Q正傳》「不是嘲弄與憐憫」，而是描繪「中國國民的靈魂」和「中國的人生」——那樣的「靈魂」、那樣的「人生」根本不值得活下去！但，另一方面，他筆下又有閏土、阿順與作者本人這樣美好的人間關係——這些關係跨越了階級的隔閡，有差序格局下的相互尊重，有設身處地的同情和平等。這種不同身分下的同一之感，在魯迅那裡表現得很自然，這是因為它本來就是內在於這個文化由這個文化孕育出來的。這又是怎麼回事？一個中國文化的兒子，能寫出這麼深刻的人間感情，另一方面，又那麼凶悍、毫無傷感地寫這個文化吃人，要拋棄所有的中國文化，他還沒有發瘋？

所有這些困惑，是我研究魯迅最初的原因。及至後來，我終於慢慢發現，在這些困惑的後面，蘊含著的是一個「巨大的歷史性困惑」。而這個「巨大的歷史性困惑」，正表現為中國現代思想中最深刻的危機。就如魯迅寫阿Q那樣中國國民的靈魂，得到的是完全絕望的結果。阿Q不能面對現實，有一套精神勝利法。阿Q還有一套完整的世界觀，有完整的對待世界的辦法。不光如此，他還很快樂！他到臨死那一瞬間才知道要死了，但他還是不明白為什麼要死。如果中國是這樣的，那就只能等待毀滅，然而問題卻在於，阿Q是並不知道這個結果的。這是一個死結。這樣的一個邏輯結果，魯迅根本承擔不了。他必須為這個死結找到一條出路。但魯迅是失敗的，他陷入了新的死結之中。終其一生，他也沒能回答這個「巨大的歷史性困惑」。這本書中的幾篇論文，就是為了回答我從少年時起心中所產生的對於魯迅先生的困惑和他身上所反映的現代中國深刻的精神危機，以及，來嘗試回答這個「巨大的歷史性困惑」。

2016年6月5日下午第一次口述

2016年6月7日下午第二次口述

2016年6月12日嚴搏非整理

▼ 封面設計 ▼

大家曾否有這樣的印象——思想史以及哲學類書籍的封面構圖，總喜歡用山水風景、抽象幾何、傳統書法等元素。我們不想沿襲舊法但又苦無頭緒，直到與編者丘慧芬教授在電郵中談起一份作者較近期的手稿，無心插柳地出現了一次突破。

該手稿摘自林毓生2016年末寫給丘慧芬的一封書信，他在信中詳細討論了魯迅及其意識中顯現的「巨大的歷史性困惑」。當時，我們正在請書籍設計師、中央美術學院設計學院副教授何浩圍繞書名「現代知識貴族的精神」展開設計，他聽我們說起這封信，發現這兩頁書信手稿傳遞出的信息和氣質與「現代知識貴族」非常契合。

林毓生手書信件

何浩老師談起為何選擇手稿做封面元素時說，手稿本身「所帶來的思想的溫度呼之欲出」，「好像公式一般深奧和迷人」。尤其各處修改與增刪，如實呈現了作者的思考軌跡，這是屬於他那一輩學人的思想與書寫方式，獨特而珍貴——在電腦寫作和Word普及之後，當下學者的這種思考過程已難以復見。

但手稿並不能直接用，也得經過「創造性轉化」。何老師將手稿旋轉90度，並橫跨封面和封底——用這種非常規的方式弱化了手稿「插圖」的感覺，且由實轉為虛，具體的某頁手稿就被抽象為了整體思想的象徵。何老師還單獨抽出那句用藍色圓珠筆寫成的「巨大的歷史性困惑」，放在白色的內封上，使這句話所傳遞出的氣勢、堅守與孤獨感更加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