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和魂漢神》 | 伏羲關帝媽祖鍾馗...在日本過得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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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日本，大家對各式各樣的神社⛩️和性格各異的神鬼妖怪👹一定不陌生。但或許不那麼為人所知的是，其中有不少是從中國漂洋過海的神仙和人物。其實說來也不奇怪，中國神仙東渡日本，原本就是中國文化影響日本的一部分，但有趣的是，他們在日本的人設都發生了改變——
伏義變成了忍術和茶道的始祖
神農竟然變成雨神和溫泉之神
關帝化身為佛教護法及海上保護者
鍾馗則成了武士的時尚指標
圖片來源：宋末元初畫家龔開所繪《中山出遊圖》
現藏美國弗利爾美術館
以上可不是信口胡說，這些話題就是我們最新出版《和魂漢神：中國民間信仰在德川日本的在地化》一書的內容。
《和魂漢神：中國民間信仰在德川日本的在地化》
吳偉明 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20
本書作者、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吳偉明教授逐個研究了日本民間信仰中的主要中國神仙和傳奇人物，他指出，這些人物雖然還在使用中國名字，其實已經入鄉隨俗，在形式上和精神上都變得非常日本化。他把這種現象概括為「和魂漢神」，認為這正是中日宗教的融合以及「中為日用」的文化挪用。
正如本書封面上的日本關帝像，雖然保留了關羽的特色，不難認出他是誰，卻已是明顯的日本風格：關帝一隻眼移到中間，變成了「鬥雞眼」，而在日本的歌舞伎文化中，演員正是運用「鬥雞眼」來表現憤怒、驚訝等強烈的情緒。這也是浮世繪中常見的人物形象。
歌舞伎演員劇照
浮世繪中的「鬥雞眼」
浮世繪中的劉關張，本書封面即取自此圖中的關帝。
圖片來源：東京都立圖書館
今天的推送，就和大家分享本書導論部分《中國民間信仰的日本化》的節選。除了上面說的那些神仙，作者還詳細講述了大禹、孔子、媽祖和石敢當在移民日本之後的神奇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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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最具影響力的「中國通」+「日本通」
解讀1500年中日關係全景
嘗試以善意破解中日關係的死結
傅高義 著 / 毛升 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
哈佛大學日本研究權威
美國經典日本史教科書
（增訂版）
安德魯．戈登 (Andrew Gordon) 著 / 李朝津 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4
對近代中國來說，日本事實上扮演了
亦師、亦友、亦敵的三重角色。
《亦師亦友亦敵：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
王柯 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
中國民間信仰的日本化
節選自《和魂漢神》頁3-11
聖帝明君的日本化
中國遠古有一個被後世儒家認定為理想化的時期，由傳說中的三皇五帝建立生計、制度與人倫。根據《史記》的〈五帝本紀〉及司馬貞的〈三皇本紀〉，三皇是伏羲、女媧、神農；五帝是黃帝、顓頊、帝嚳、堯、舜。此外，燧人氏、有巢氏、禹及后稷亦在遠古聖王之列。以儒學的道統而言，堯、舜、禹、湯、文、武常被奉為道統之始。中國人不但以遠古聖帝明君為治國典範，而且加以祭祀，其中伏羲、女媧、神農、黃帝及禹成為民間信仰。
日本在奈良（710–794）、平安（794–1185）時代以來，經中世至近世大量輸入漢籍及儒家文化，歷代日人對中國三代聖王推崇備至，其中以伏羲、神農及禹受到特別重視。這大概是三者均開物成務，利澤天下之故。相對而言，堯舜禪讓及湯武革命跟以天皇為中心的日本傳統政治倫理相違，因此其在日本的地位不及中國。
日本人為何祭祀中國古代聖人伏羲、神農及禹？這會否跟他們的民族意識及文化認同有所抵觸？日本人使用兩大機制以超越這個潛在的認同危機：第一，強調中國古代聖人的普遍性。對日本儒者而言，伏羲、神農及禹不再局限是中國一地的聖人，亦是人類的共同聖人。第二，一些日人將伏羲、神農及禹看作是日本神祇在中國的垂跡或將他們與日本的神祇混同。國學者平田篤胤（1776–1843）作《三五本國考》就是要說明中國上古三皇均是來自日本。這兩大機制，前者脫中、後者入日，均可大大減低日人接受中國民間信仰的心理阻力。
神仙人物素描圖均為設計師Aquila Cho為本書所繪
伏羲是三皇之首，被奉為人類文明的祖先。中國各地均有人拜祭伏羲，他在儒釋道三教中均有一定的地位。伏羲在日本常被推崇為施政典範及易學始祖。受中國佛教的影響，一些中世禪僧及公卿學者以伏羲及其妻女媧分別為寶應聲菩薩及吉祥菩薩的化身。中世禪僧在易占前有祭祀伏羲的儀式。德川時代儒學盛行，伏羲的重要性大為增加，儒者歌頌他為易學及道統之始，一些兵學、忍術、茶道、料理、音樂的學派亦奉伏羲為始祖。
有德川儒者及國學家將伏羲與日本神祇聯想起來。幕府儒官林羅山（1583–1657）的弟子黑澤石齋（1612–1678）曾指出伏羲與日本神祇大國主命相似，又記松江藩塩楯島的島民將兩者混同。國學家本居宣長（1730–1801）相信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均是少名毘古那神的化身。平田篤胤認為伏羲為大國主神在中國的垂跡，相信大國主神在遠古察覺中國人十分落後，於心不忍，故短暫飛渡中國，化身伏羲以施教。篤胤及其弟子對伏羲評價甚高，肯定其創造八卦、曆法、度量衡之功。伏羲在日本雖受推崇，在思想史有其角色，而且祭孔時常連伏羲等歷代聖人亦列祭，但是德川日本並沒有專門祭祀伏羲的寺廟。
神農是與伏羲並列的人類文明始祖，因對醫、農、工、商有重大貢獻而被祭祀。中國各地皆有神農廟，醫家更奉他為祖師爺。日本是中國域外最重視神農的地方，獲醫師及藥業者的拜祭。日本的神農信仰的最大特色是跟神道及佛教混同。中世出現將神農視作佛教藥師如來化身的本地垂跡思想。近世大阪道修町藥商將日本藥神少彥名命與神農混同，而且一起祭祀，並稱少彥名命為「神農氏」（神農さん）。道修町舉行神農祭以防霍亂、麻疹等疫病。一般百姓有拜神農像或有掛神農畫的習俗。
日本神農形象之一
道修町少彥名命神社的神願繪馬
日本神農形象之二
歌川芳藤的麻疹繪〈麻疹禁忌〉
神農亦被一些人看作是天照大神之弟素盞嗚尊的化身，可能是因為在外型上兩者都是牛角人身。神農及素盞嗚尊被部分佛教徒認為是佛祖誕生地祇園精舍守護神牛頭天王的化身，他們相信牛頭天王在遠古先後渡中國及日本，分別成為神農及素盞嗚尊。本居宣長及平田篤胤都認為神農是日本神祇的化身。宣長以神農為少彥名命在中國的化身，目的是前往古代中國教導當地人務農。篤胤以神農是日本雨神多伎都比古命的化身，指出多伎都比古命是遠古渡中的日本眾神之一。
禹是中國的治水神，不論官方或民間均有祭祀。禹在日本是最普及的中國民間信仰之一，其在日本治水史的重要性高於神道的治水神瀬織津姫及佛教河神辯才天。大禹治水的傳說在日本中世已成為民間信仰，備受各地民眾崇拜，著名例子是京都鴨川五條松原橋東岸的夏禹王廟。
禹王崇拜在近世升溫，在多個河川均有人立禹王碑，相關遺跡遍及關東、近畿、四國及九州。一些近世神社及佛寺亦有供奉禹王，但是採用跟中國不同的祭祀日期及形式。相模國酒匂川出現主祭禹的文命神社，禹被奉為「文命大明神」。美濃國高須藩舉行的禹王祭跟日本一般的民俗祭典相近。此外，中國傳來的禹步影響歌舞伎、淨瑠璃、田樂、神樂、猿樂、能樂及相撲的步法。
文武二聖的日本化
孔子及關羽在中國分別被尊稱為「文聖」及「武聖」，統稱「文武二聖」。孔子是儒家聖人，其地位超然。中國歷代政權利用儒學作意識形態的核心元素，釋奠（祭孔儀式）成為國家大典，漢代以降歷代朝廷均有舉行。官方學校及民間書院在入學禮時亦多舉行釋奠（或較簡單的釋菜）以示尊師重道。關羽是三國時代蜀國大將，因其忠義而被後世祭祀，成為普及的民間信仰。他亦是武將典範，被封「武聖人」。關帝誕主要是民間的宗教活動，少有官式祭祀。孔廟及關帝廟在中國的數目多不勝數。清朝以降，華南甚至出現文武廟，合祀文昌帝（孔子）及關帝。中國社會多是文人、官員祭孔，武人、商人拜關。
日本沒有文武廟，但有孔廟及關帝廟。孔子在日本亦被奉為聖人及文人典範，在儒者、漢學家之間享有崇高地位。早於八世紀日人已開始祭孔，至近世江戶幕府及地方諸藩均加以推廣。日式釋奠在儀式、祭祀對象、主祭、衣飾、樂舞、祭品、祭器、祭文及孔廟設計等多方面都跟中國不同。德川日本並非中華朝貢體系成員，而祭孔也並非國家大典，因此其祭孔享有較大自由度，不用緊隨明清的方式，可以隨意添加神道的元素。幕府祭孔最初在忍岡的林家私邸的先聖殿進行。林家二代家督林鵞峰（1618–1680）在釋奠時配祭日本學問之神菅原道真（845–903）。後來幕府改在其所建的湯島聖堂大成殿舉行釋奠，將軍、幕臣及大名用神道方式獻刀。及後幕臣新井白石（1657–1725）改革釋奠，用日本禮儀取代明朝儀式。參拜者穿上日式官服，採用神道式的拍手。
地方藩校的釋奠呈現更高程度的在地化，很多藩校將神道元素及日本歷史人物加進釋奠之中。水戶藩弘道館大成殿的釋奠雖有參考湯島聖堂，但其祭服、祭器、祭品、儀式均採日式。弘道館內設鹿島神社，開藩校孔廟、神社並立的先河。津藩藩校有造館在大成殿主祭孔子，配祭奈良朝大臣吉備真備（695–775）及日本學問之神菅原道真。長州藩鄉校文教館用神道儀式舉行釋菜，共祭五人，孔子被置末位，其餘都是日本人物或神祇。經過神道化洗禮的釋奠成功融入日本的政治及宗教體制內。
關羽信仰在日本的普及程度遠不及祭孔，拜祭關帝者局限少數人士。隨《三國演義》傳入日本後，中世禪僧對關羽頗感興趣，一些武將及華商開始對其祭祀。室町將軍足利尊氏（1305–1358）奉關羽為軍神加以拜祭。弘前藩藩主津輕為信（1550–1607）因為崇拜關羽而留長鬚。華商領袖王直（？–1559）曾在長崎五島建關王祠。關羽信仰在近世有明顯的發展。關帝在長崎四大唐寺依明清方式被祭祀，參拜者主要為華商。此外，水戶、京都、大阪亦有關帝廟。各地一些佛寺及神社供奉關帝畫像或繪馬。此外，關帝融入日本風土人情及文藝的世界。德川儒者及幕末志士以關羽為忠義與勇武的典範，認為其精神與武士道相合。關帝像出現在江戶神田祭的山車及大阪天滿宮天神祭的木偶。端午節的五月人形中亦有關羽。關帝為漢詩、歌舞伎、浮世繪提供題材，不時出現在歌舞伎及淨瑠璃的劇本。浮世繪有不少關羽圖，採用純日式風格，關羽的造型有些像日本武士。近世隨筆及小說亦有提及關羽，其形象多元及內容具創意。
日本關公形象之一
一田莊七郎所繪關羽圖
圖片來源：名古屋市博物館新卑姑射文庫
日本關公形象之二
圖片來源：江戶東京博物館
中日合璧的大阪清壽院關帝廟建築
於1885年改建
守護神靈的日本化
對一般百姓而言，求神拜佛多是出於趨吉避凶的心態。他們選擇民間信仰時主要參考兩事：第一，神祇的屬性是否相合。各神祇應對不同的祈願，如平安、求子、財運、婚姻、治病、學業、驅鬼、辟邪等。此外，各行各業均有其祖師爺及守護神。第二，靈驗與否的口碑。香火鼎盛的廟宇多以靈驗見稱。名人效應對口碑幫助很大。
日本本身已有大量神道系的守護神，但對中、印的守護神亦加以包容及在地化。成功移植日本的中國民間守護神以媽祖、石敢當及鍾馗為代表。三者在近世日本呈現高度在地化，分別與神道、靈石崇拜及地方農村習俗融合。它們的信者主要是日本的平民，包括農民、漁民及商人。
媽祖在中國是漁民的保護神，在日本其信眾大多是從事跟航海相關的行業，包括遠航商人、漁民、航運工人等。華人聚居的長崎是日本媽祖信仰的重鎮，拜祭者主要是華商。媽祖在日本亦有日本人的信眾，例如水戶藩及薩摩藩便發展出以日人為對象的獨特媽祖信仰。兩地的媽祖信仰在名稱、祭祀日期、形式及廟宇均與中國不同。它們最大的特色是與神道混同。水戶藩漁民將神道海上守護神弟橘媛視作媽祖，而且在天妃神社將媽祖及弟橘媛合祀。媽祖在薩摩藩亦被日本化。薩摩野間山有神社及佛寺祭祀媽祖，人們將媽祖視作野間山大權現或松尾明神等九州地方神祇。當地人甚至流傳媽祖曾到過野間山的傳說。此外，媽祖亦被部分日本船民及造船業工匠視作神道系統的船隻守護神船靈。可見媽祖在日本德川一代已經出現三種不同的神道神祇說。
石敢當是中國路邊或路口常見辟邪鎮魔用的石碑。近世日本出現大量石敢當，最初是德川初期從琉球經鹿兒島傳入或直接由中國商人帶來，後來大多由日人所立。日本的石敢當以九州為主要散布地，遍及四國及本州各地。除辟邪鎮魔外，石敢當在日本還有其他跟中國不同的功能，包括道標、紀念先人、消災解難、防盜、祈求商業繁盛、介紹地方特色、石燈裝飾等。石敢當信仰在日本與神道、陰陽道、修驗道融合，例如薩摩藩日置郡有一石柱上左右分別刻上「石敢當」及「猿田彥命」，反映石敢當與神道的融合。鹿兒島有一塊刻上「金神、水神、石敢當」的石，大概受陰陽道的影響。神道及陰陽道自古有拜靈石及泰山府君的習俗。民間亦有拜路傍石神之風，因此性質相近的石敢當較易為日人接受。全國不少神社內都可以找到石敢當。
鍾馗是驅鬼大臣。德川日人尊稱他為鍾馗樣、鍾馗大臣、鍾馗大明神、鍾鬼及正鬼，從稱號中亦可見鍾馗已融入本土宗教與文化。鍾馗在室町時代（1336–1573）已成辟邪、招福，或預防天花病的神祇。鍾馗亦登上中世舞臺，宣揚神道、佛教及武士思想。石見國石見神樂《鍾馗》的故事內容是有關天照大神之弟素盞嗚尊渡唐化身鍾馗替玄宗（685–762）治病的故事，可謂是神道版的本地垂跡思想。能樂《鍾馗》的內容則是有關鍾馗死後靠驅鬼護國，從自殺的悔恨中獲得解脫。這反映佛教及武士思想融入鍾馗信仰。
鍾馗信仰在德川時代進一步跟本地風俗、宗教及文藝融合，在年中行事、祭典及習俗上都有所反映。端午節日人在家中放置鍾馗繪、鍾馗人型或鍾馗旗以祈求兒童平安成長。東北及甲信越地區的村民用稻草做成巨大人偶鍾馗樣（亦稱鍾馗大明神）以辟邪、保祐豐收及生育。江戶舉行的山王祭及神田祭均有鍾馗為主題的山車。近畿及中國地區的居民喜歡在屋頂放置鍾馗瓦及在大門貼鍾馗札。鍾馗的鬚型（鍾馗髭）在關東成年男子之間流行。
日本的鍾馗形象
葛西神社鍾馗石雕像
近世一些神社及佛寺有供奉鍾馗的畫像及舉行紀念鍾馗的活動，例如新潟東浦原郡鹿瀬町的正鬼神社每年舉行鍾馗祭，期間上演須佐之男命擊退大疫神的神劇，可見村民將鍾馗與須佐之男命混同。鍾馗對近世日本文藝亦有影響，單是鍾馗畫便數以百計，部分是疱瘡繪及麻疹繪。
小結
已故劍橋大學日本宗教史專家卡門．布雷克（Carmen Blacker）曾表示：「日本宗教的精華在於成功及可行的融合精神。其主要成分是將神道、地方信仰混合不同派別的大乘佛教。」9 其實中國民間信仰亦是日本宗教融合（religious syncretism）的對象。日本宗教學者堀一郎（1910–1974）強調中國的儒學及道家是構成日本民間信仰的重要元素。約翰．布林（John Breen）及馬可．鐵雲（Mark Teeuwen）指出神道是由外來宗教元素揉合日本神話及民俗而成。他們將這個混合過程稱作「神道化」（Shintoization）。不論是中國的聖帝明君、文武二聖或守護神靈均在德川日本被日人祭祀。表面上是中國民間信仰傳播日本，但本研究顯示真正的本質是中國民間信仰在日本的在地化。中國民間信仰經歷大規模的變化後，被納入日本傳統的民俗傳承及宗教系統。這些渡海而來的漢神雖然保留了中國的名字，但祂們已在日本入鄉隨俗，在形式及精神上已相當日本化。我稱這種宗教在地化現象為「和魂漢神」。
漢神在日本在地化的主要形式如下：第一，中國人物與日本神祇混同，經常出現合祀，甚至部分被認為是日本神祇在中國的垂跡。第二，中國人物被供奉在日本的神社或佛寺，接受日式的祭祀。部分取得神道神祇或佛教菩薩的稱號。第三，中國人物在日本地方的祭禮及習俗中出現，大多採用神社或日式的服飾、音樂、舞蹈及山車巡遊。第四，中國人物在日本文學及藝術作品中登場，顯示與中國不同的形象及衍生嶄新的故事。不少是借題發揮的創作，充滿天馬行空的想像。第五，中國人物崇拜添加新的功能，例如治病、防災、地標、裝飾、紀念先人、防盜、平息糾紛等。
假若明清人士在日本看見中國神靈變成「大權現」、「大明神」或「さん」，在神社、寺院被供奉，在民間節日及祭典中出現，在舞臺、文學中以不同形象登場，不大吃一驚才怪。可是在宏觀的角度而言，在地化其實在跨文化互動中十分平常。若中國民間宗教堅持依循中式傳統，參拜者只會局限日本的華人，而無法在日本社會普及。在地化令中國神靈在日本變得面目全非，成為半中半日的混種宗教。近世日人對這些「和魂漢神」的抗拒自然大減，使祂們可以融入日本各階層的宗教、習俗及文藝，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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