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學大家丁邦新逝世｜張洪年憶丁公本色
語言學家、中研院院士丁邦新教授於2023年1月30日在美國逝世，享年87歲。
張洪年教授在給我們的電郵裡說：
「事出突然，大家都難以接受——雖然丁公這些年來一直是頑疾纏身。不過他走得突然，走的很快，所以走得也很安詳！我們相識五十年，老友遽去，只留下無限感傷。」
張教授是丁先生的同事、老友，正在寫作的新書《人語響 文字留痕》中，有一篇回憶丁先生的文章，丁先生的性格、為人，躍然紙上。文章還在改訂中，如今只留文字在，不聞人語響了。
謹以這篇文章的選段，紀念丁邦新教授。
丁邦新（1936–2023）
1959年畢業於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1961年考入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從董同龢先生研習語言學，1963年獲碩士學位。1966年赴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受教於李方桂先生，1972年獲博士學位。
自1963年起，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任語言組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並兼主任、副所長、所長等職。1975–1989年為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合聘教授。1989–1994年應邀擔任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中國語言學教授。1994–1998年繼趙元任先生之後，任Agassiz講座教授。1996–2004年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兼院長。1986年當選為第十六屆中央研究院院士。1993年獲推舉為國際中國語言學會會長。2000年，繼呂叔湘、周法高兩位碩學前輩之後，丁先生獲美國語言學會推舉為榮譽會員。
丁先生治學的主要範圍為漢語史與方言學，而於語法、非漢語，亦有重要著作。代表專著有《臺灣語言源流》、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魏晉音韻研究》)、《儋州村話》、《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一百年前的蘇州話》等；翻譯趙元任先生的《中國話的文法》；主編《董同龢先生語言學論文選集》、Contemporary Studies on the Min Dialects (《當代閩語研究》)、《歷史層次與方言研究》、《李方桂全集》等。
丁邦新教授翻譯的趙元任《中國化的文法》
與張雙慶教授合編《閩語研究及其周邊方言的關係》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980，2002
回憶丁邦新先生
文／張洪年
（節選自張洪年〈不信人間八秩老 綢繆五十筆生輝〉初稿，收入《人語響 文字留痕》）
我與丁公相識總有四十多年。第一次見面是在李方桂先生長女公子李林德 （Lindy） 教授家中。那年丁公有事來加州，Lindy親自下廚烹調，請吃晚飯。座中就我們幾個人，傳杯交盞，暢談甚歡。那時丁公還不到四十，在學界已經享盛名。壯健的身材，洪亮的聲音，侃侃而談，哈哈憨笑，顯得特別親切。那天晚上談到些什麼，我已經想不起來，但是很清楚記得當時的印象是：這位先生可以做朋友。1977年，我趁休假前往台灣中研院作短期訪問。我們書信來往，丁公一口答應到飛機場來接我。我是第一次去台灣，當時國際機場還在松山。飛機傍晚到達，一出閘口，只見人頭擠擠，人聲嚷嚷，我就在這你推我撞的混亂中，被擁出機場大門。那時沒有手機，也不知道怎麼聯絡丁公，只有乘坐計程車到台北市中心，隨便找了一家旅館歇息。第二天一大早，坐車直往南港，在辦公室找到丁公。丁公一看見我，就拽著我的手說，昨天在飛機場等了你兩小時，還以為你臨時改變行程。我們其實認識不深，他能在百忙中抽空來接，又在人群中乾等我這許多時間，這樣的信人，往哪裡去找。我當下心裡想這個朋友是交定了。
丁邦新的老師、語言學家李方桂
真正交定這個朋友要在八十年代。我們東語系的張琨先生退休，系裡全球招聘，申請的人都是當時語言學界的頂尖學人，幾經篩選，大學最後決定禮聘丁邦新教授。丁公來到柏克萊以後，我們自此經常見面。事無大小，從教學到研究、從系中行政到校外活動、有時甚至家庭瑣事，都可以談上很久。有一次，我們談起他為什麼會申請加大的教職。他說他在中研院工作多年，對那裡的同事和周遭的環境，感情很深，他根本沒想過會拋棄那裡的基業，遠涉重洋，跑到美國從頭再來。他的決定——很簡單——就是秉於老師李方桂先生的囑咐。李先生說柏克萊中國語言學這教席，從趙元任先生到張琨先生，都是由中研院院士出任，這個傳統不可以中斷。他毅然放下一切，為的就是老師的一句話。師命不可違，丁公對老師的尊敬，由此可見。在徵聘期間，丁公還在台灣等消息，就在這時間，李先生突然病重，入院後話語已經不很清楚。我去醫院看李先生。李先生緊抓著我的手，聲音若斷若續地問我：丁邦新的事有決定了沒有。我也緊握著李先生的手，心裡百感交雜。老師病危，心頭還放不下這個學生。只有這樣的老師，才會有這樣的學生。師生之間的承諾和關心，生死不渝。丁公後來寫了七言古詩悼念李先生，內中暗嵌李先生李師母大名。最後四句是：
方死方生火不盡，桂花謝了百花開。
徐往徐來清淨土，櫻紅世世李邊栽。
丁公秉承李先生的遺志，大江南北，大洋東西，廣傳衣缽，桃李滿天下。
趙元任為丁譯《中國話的文法》作序
趙元任給丁邦新的感謝卡：
「迪呀丁邦新：不知道怎麼謝謝你翻譯我的 拙作 中國話的文法，如中文版序言裡所說還沒看見就放心等著了。現在看見了，更放心了！」
我和丁公共事多年，有幾件小事一直記在心頭。1989年秋，他剛到柏克萊不久，數十箱的書從台灣運到。搬運公司原先說好是早上九點準時送到他的辦公室，幫他上架。那天恰好也是系裡老師安排午宴，歡迎新同事上任。丁公在辦公室久等乾候，快到中午的時刻， 搬運工人突然來電話說，因交通堵塞，剛剛開進校門，馬上送到。時刻緊張，丁公告訴他們說，請把大小書箱幾十盒，全堆在辦公室門口，等他回來處理，接著就和同事們趕往系裡的聚會。這幾十箱的書，內裡不少善本珍藏，擱在走道上會有什麼後果？但是丁公為了不想辜負同事們的好意，不肯少延後午飯的時間，也不願意驚動別人幫忙代收，就這麼毫不猶豫的一句話交代。他那種當機立斷的決定教人折服。後來我才知道果斷和豪爽正是丁公一向做事的作風。 還有一次是丁公大宴賓客，酒席設在海濱一家大飯館。丁公當時路還不很熟，所以我們兩家各自開車，一前一後，一起前去。開到了路口正要上公路的時候，旁邊突然跑出來一個又高又大的醉漢狂人，擋著丁公的車，哇哇大叫大罵，而且不斷地用腳猛踢車身和車門。我看情形不對，生怕這人拔槍掃射，趕忙從別處開上公路求救。不過，過往的車輛飛馳而過，也沒有警察巡邏車經過。我只有開回原路，發現丁公的車已經開走，神經漢也不見蹤影。是凶是吉，全然不知。我們滿懷焦慮，趕到館子，一進大門，已經看見丁公夫婦周旋在賓客之中，手中一杯紅酒，談笑風生。誰也不會想到他二人在十分鐘前碰上這麼的驚險。丁公的想法是以大局為重。一時的事故、個人的遭遇，總不能影響多少朋友整個晚上的歡聚。處驚不變，正是丁公本色。
多年以後，有一天晚上，朋友安排飯聚，邀了好幾位語言學界的先生敘舊。座中有一位先生的夫人，從前曾經上過丁公的課。他們二位剛進館子，看見丁公夫婦十分高興。太太老遠的就打招呼說：「邦新，你們都好！」丁公二話不說，就趕緊提醒她說：「你丈夫和我是老朋友，但是你是我學生，你不能對我直呼其名！」當時大家都有點尷尬，不過，一句道歉以後，茶過三巡，丁老師也就舉杯共歡無芥蒂。我們都知道一個簡單的稱謂，不只是一個稱呼，稱謂有別，代表了整個社群輩分之間關係，禮貌語言所表現的正是中國禮教傳統的精髓。尊師重道，自古而然。丁公是在這個傳統下長大，飲水思源，不忘根本。他對李先生的愛戴，歷久不渝，他也希望年輕的一代能承繼並保存這優良的傳統。
中國語言學界向來是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為龍頭大哥，丁公從七十年代即出任史語所的主任，八十年代榮升所長，行政能力，冠絕同儕。他處事公允，敢言而從不獨行，以理取信，以德服人。我們在柏克萊、香港科大共事，每每在行政會議上看到他如何為了爭取公義，力排眾議，舌辯同仁。他說話向來是一句就是一句，討論問題是條分縷析，能看到別人想不到的地方。他眼睛不大，但雙眸有神；他說大道理的時候，一臉是凜然正氣，但偶爾嘴角微微一笑，頓時讓人感到親切。學術界當然不無爭執、人事糾紛。這些事往往是由丁公出面，兩相和解，而把事件擺平。他這種親和力，可能就是為什麼他幹行政這麼成功的地方。
2003年，丁邦新（左一）、張洪年（左三）在香港科技大學
丁公當年為中心安排定期專題講演，會前先發講稿，會上公開討論，台上講演精彩，台下反應熱烈。一場兩個小時的講演下來，講者和聽著都感到得益良多。還記得有的外來學者不太習慣這樣的安排，講演前先來一段長篇話語，感謝學部的邀請。丁公一聽見這樣客套的開場白，就即時打斷。「我們好好利用時間，請您馬上進入正題。」這番話，乍聽之下，本來是有點突兀，但丁公簡單數語，不溫不火，是長者的口吻，講者聽了只會覺得這是老先生的鼓勵，趕緊言歸正傳，展開又一場熱烈的論說。就此一例，正可以看到丁公處事說話的作風。
我和丁公從加大開始，後來轉到科大，前後並肩工作總有十五年。他比我年長九歲，我一直視他為兄長，他對我也是佑護有加。我為什麼會用丁公這個稱謂？我們在加大共事之初，我曾經問過他彼此應該怎麼稱呼。我英文名字叫Sam，叫起來比較簡單。我若是直呼其名，好像不太恰當。論輩分，我的老師是張琨先生，張先生是李先生的學生，所以他們是同門師兄弟，論理我應該管他叫師叔。他馬上說不必。我以前的老師是周法高先生，他也曾經上過周先生的課，他認為這樣排輩分怕排不清楚。他說，他以前在研究院工作的時候大家都管他叫丁公。丁公這名字，叫起來簡單，聽起來響亮，那我們就這樣決定。我以前在柏克萊上學的時候，同學之間常以「公」相稱。我老師是張琨先生，所以我的綽號就是「小張公」。就這樣，我們都是公字輩，不過後來朋友同儕之間，只有丁公還以公稱。
張洪年
丁公2004年榮休，返回加州灣區定居。2011年夏天，丁公因病入院開刀，是心臟繞道大手術。一大早，我們趕去醫院，他正換上白底碎花的長袍，躺在窄長的病床上，臉色疲倦，但說話之間不減哈哈笑聲。他一看到我，就抓著我的手興奮地說道，一晚不能入睡，寫了一副很好的對子。上聯是「很擔心，又很擔憂，乃小人物」，下聯是「不怕痛，也不怕死，是大丈夫」。「擔心」一詞二義，幽默之餘，更見豁達。事緣開刀的前一天，我給他發了一個電郵，說「明朝心胸闊達，真大丈夫」。本來是一個玩笑，給他打氣，沒想到他在病榻上，藉此明志。心胸闊達，意氣通達，不得不佩服他的率直和瀟灑。
那天，在手術室外，妻子陪伴在側，輕輕撫摸他一縷縷花白的頭髮，偶爾低下頭來，耳語兩聲。他挽著妻子的手腕，莞爾淺笑。執子之手，總有五十年的鶼鰈情深。而今生死一線相隔，能不擔心？過了不多久，醫院的工作人員便來把丁公推進手術室，大門關上的一刻，我緊緊看著，心中默禱，希望這不是最後的一眼。大概一個小時之後，大門又開了，丁公躺在病床上，慢慢推出來。我心中嘀咕，這麼的開心大手術，怎麼如此快速？丁公慢慢醒來，睜開眼睛說：「閻王殿上走一遭，怎麼我一點也不覺得什麼疼痛，感謝上蒼。」後來一問，原來，手術室中的前一個手術出了一點問題，所以丁公手術得延後進行。我們聽了以後，哭笑不得，丁公自己也說了這麼一句：「這閻王殿上可是白走一遭！」
手術延後，我們在醫院前後等了總有十個小時，回家後到半夜時分，才接到電話說手術成功。第二天，我們趕去醫院，他還是一件白底碎花的長袍，躺在床上，神情憔悴。他一張眼看見是我，就搶著說：Sam，我的對子，現在有了橫批。哪四字橫批？「閻王不要。」話語雖短，中氣不足，但片言數字，豪氣今猶故。阿彌陀佛，我的好友終於活過來了。
丁先生和太太陳琪
最近幾年，丁公身子欠佳。血壓、血糖高都是老人常有的病症，丁太太特別操心日常飲食，煮食都盡量少鹽少糖，她會把不同的蔬果打成果汁，讓丁公每日喝一大杯。還記得張琨先生晚年因病，曾在療養院住了一段時間。那時張先生已經記性不行，行動不便。我們和丁公倆一起去探望張先生，丁公感觸萬分。他當時坐在會客室裡，拽著丁太太的手，說了這麼一句：陳琪，我們將來怎麼辦？那時丁公才剛過七十，身體還很硬朗，看到張先生的病情，觸景傷情，想到的是他們自己老來日後的事。
丁公一直是身子壯健，中氣充足，舉步如飛。九十年代，我們一起攀爬黃山，大家穿著大紅棉袍，半夜沿著小路登高，站在蒼松樹下，遠眺日出，豪氣萬千。2000年我們一起逛杭州，在竹林中慢步來回，參天青翠，風過處，悉悉索索，此境此情，猶在目前。但曾幾何，一眨眼，又是十多年以後，丁公自己也垂垂老矣。這幾年，丁公患上帕金森氏病症。身子行動頗為不便，而且血壓、血糖都偏高，但是他還是鍥而不捨，繼續研究、給學會提意見。2020年以後， COVID-19作孽，大家都各自小心，我們也就很少見面。偶爾電話聯絡，丁公總是說，身體不行，總覺得很累。有一天我外出回家看到留言機上有口訊一則。我打開一聽，這是誰在留話？是男人的聲音，略帶吳語口音，但我怎麼總無法辨認出來這是誰的留言。我來回聽了總有十幾遍，最後聽到對方說：「Sam啊⋯」我這才想到應該是丁公，因為只有丁公會這麼稱呼我。不過，丁公一般說的是標準的國語，怎麼會突然帶上異地腔調？古人說，病床上的人說話會不自覺地漏出原來家鄉的口音。丁公原籍江蘇如皋，曾在上海上學。 他能說上海話，正是所謂「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的明證。
約大半年前，有朋友託我轉送東西給他，我給他打電話約時間。他說他來我家取。那天下午，門鈴一響，我趕緊開門，門外站著一個小伙子，原來是丁公的孫子。我們家在斜坡上，丁公不便爬斜路，所以他們就把車停在較遠較安全的地方。我跑過去，定眼一看，怎麼丁公老了這許多？白髮白眉，兩腮掛著一絲一縷的白鬍鬚，扶著車門，搖搖擺擺的站著。他說自己腿力不夠，但是精神也顯然大不如前。疫症猖狂，我們雖然都打了防疫針，也都戴著口罩，但是我也不敢站得過分靠近，以免感染。我們就在馬路側聊了幾句，他們就開車走了。我好幾次電話打過去，他總說身體不好，執意不讓我去看他。有一天傍晚時分，他突然來了一個電話，讓我明天過去，有話要跟我說。我一聽，心裡發毛，難道病情有了變化？一晚不能入睡。我第二天開車趕去看他。他們家在山上，沿山小路，忽上忽下，迂迴曲折，我心越急，路越難開。好不容易到了他家大門口。下了一道樓梯，摁了門鈴，門一開，我就直接跑到客廳。丁公躺臥在沙發上，白髮蒼蒼。他執著我的手，說：「Sam，我看情形不太好，所以有話要跟你交代。」他說話聲音嘶啞，但是神情十分穩定。他說，他自己感覺到體衰力弱，恐怕時日不多，但是他對一切並無畏懼。「我想讓你把這情形代我告訴老朋友，讓他們也別難過。請各好友不必擔心。」他接著還說了些什麼，我心裡亂成一團，也不太聽得進去。
接著幾天，雖然我知道丁太太她們心煩，怕無法招待客人，可是我總想辦法去看他。接著又來了電話，說丁公已經送醫院急診室。第二天一大早，我趕去醫院，丁公躺在病床上，昏睡不醒，我也不想驚動他。我問了看護幾句，說是因為心臟不適，所以急診處理。他在醫院住了四天，心臟檢查通過，總算跨過一個大難關，可以回家。我前兩天又跑去看他。他這一次精神好多了，可以和我閒談一陣，一邊說話，一邊望著丁太太。他們大女兒左文已經從東部趕來，陪伴父親。我臨走的時候，丁公堅持地說，你不用常來看我。丁太太那天送我到門口，我說你也得保重，她歎了一口氣，輕聲地說，她自己也感到多處不適，但事有緩急，自己的不適，只有盡量不想。我回頭再望了一下丁公的臥室，門敞著，床邊垂下被子的一個角落。我突然想起他當年的那句話「閻王不要」，深切祈求如是！其實，在九十年代，丁公曾經發生過小中風，行動稍有不便，執筆寫字，顫抖歪曲。他站在講台上說話，吐字緩慢，話語之間，稍有停頓喘息。他從講台上下來，第一句問我的是：我今天表現如何？大家都聽得明白嗎？短短兩個問題，正可見丁公不斷在給自己鞭策，希望能用一己的能力克服身體上的毛病，恢復他固有的雄辯才華。閻王不要——希望這次閻王依然拒接。我們都在給他禱告，讓他逐步戰勝病魔，讓他和太太能繼續在金山灣安享他們的黃金歲月。
丁邦新《台灣語言源流》、《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
丁公在學術上的貢獻，一方面在他自己的研究，一方面在他致力推動學術發展。他早年師從董同龢先生，後來隨李方桂先生學習，致力於聲韻學的研究。當年研究古音的學者有周祖謨先生的《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但發表的只有漢代部分，丁公繼承前人，上溯秦漢，下探隋唐，古音演變軌跡，條分縷析，自此彰顯。李先生六十年代發表上古音六講，丁公2015年出版中古音八講，建立整個漢語音韻史的規模，影響至巨。他在當代方言的研究，南北方言皆多所涉獵，對吳閩研究，功力尤其深厚。他根據語音和詞彙，推構方言發展的軌跡和速度，發人深省。李先生是「非漢語語言學之父」，丁公秉承老師治學精神，對漢藏語、對台灣南島語，發表多篇論述，影響深遠。丁公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說道他自己學習心得是：「我覺得我們那時候從老師那裡學的東西，很簡單的講，是一種胸襟。這種胸襟呢，就是說我們可以聽不同的說法，我們可以看不同的東西。」這種胸襟正正表現在他的學問上，也表現在他做事為人各方面。
丁公侍母至孝順，夫婦感情深厚，是慈父，也是嚴師。他一生為人做事，鞠躬盡瘁，勞心勞力。他曾經說過：「人有自然的壽命，也有學術的生命。」壽命有涯，學術無涯，以有涯的生命去追求無涯的學術，這是仁者的智慧，是智者的執著。
（張洪年，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柏克萊加州大學榮休教授。《人語響 文字留痕》預計今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丁邦新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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