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耀輝：面對內地的強勢發展，香港要以馴良的心去面對多變的現況
本文转载自信報 Simon’s Glocal Chatroom
去年，內地新晉歌手李榮浩憑音樂專輯《模特》獲得台灣第25屆金曲獎流行音樂類最佳新人獎。頒獎禮上，李榮浩獻唱專輯點題作品《模特》，而此曲歌詞就是由香港的周耀輝填詞。一個台灣音樂頒獎典禮，一個內地歌手，一個香港填詞人串連起兩岸三地。
梁偉詩曾指，香港三大填詞人：林夕多情、黃偉文摩登、周耀輝另類。周耀輝一直用歌詞引起人們對生活和制度的反思，多元和率性地生活，是他強調的價值和信念。
周耀輝幕前低調，但他的才華是創作超過800首歌曲，更被林夕譽為有仙氣的填詞人。大部分人都由達明一派，特別是黃耀明的音樂作品認識周耀輝。他自小成績優異，高考取得3A1B入讀港大文學院，畢業後成為政府新聞主任，其後因六si而辭任官職，轉投藝術和媒體工作。在工作「搏殺」時期，他又放棄香港的一切到荷蘭生活。一住就接近20年，他大部分作品都在荷蘭填寫。他的生活游走於香港和荷蘭，而作品則遍布兩岸三地。近年，他回流香港，於浸會大學擔任助理教授。他的「另類」觀點，應能為香港音樂層面的軟實力提供更深一層的分析。
訪問者：沈旭暉(S)
受訪者：周耀輝(C)
S： 面對當前的情況，香港的軟實力，特別是音樂方面，在未來會否進一步縮小呢？
C： 我不是個善於作預測的人，但我認為不應過於天真地樂觀，也不應過於哀怨地悲觀。當面對內地發展強勢，他們所塑造的文化就會成為主流，尤其在華文世界中。而香港人和文化亦如酷兒（Queer，意指古怪）般，做任何事情都會成為異數，有別於主流的文化。因此，香港無疑處於一個弱勢位置，我贊同香港應拓展自身的軟實力，令文化更多元。可是相比起整個國家，華南文化尚未成形。
面對當前情況，香港人應如《聖經》金句──馬太福音10:16所說，「所以你們要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要有馴良的心去面對多變的現況。
S： 為維持香港的影響力，你填詞時會否添加香港元素？
C： 我填詞時並沒有刻意這樣做，我希望整個樂壇可以更多元。記得開始與台灣音樂人合作的時候，有台灣音樂人指香港人所寫的中文太歐化。我當時感到難過，香港和台灣同樣是說中文和寫中文，為何香港的中文就不是中文呢？
隨着中國的流行曲發展，我現時會收到兩岸三地音樂人的邀請填寫歌詞。面對不同的市場，我並沒有一套方法去迎合不同市場的需要。現時中、港、台都有不少填詞人，他們找我自不然希望要我風格的詞。我仍會堅持以自己的風格去填詞，而香港亦要保留自身的獨特性。
周耀輝合作過的歌手眾多，但與達明一派以及後來與明哥的合作，似乎最能體現其風格與真性情。
S： 你早期為達明一派填詞的《天問》和《忘記他是她》等歌曲都是回應一些社會議題，當時其實有何創作意念？
C： 回想1989年我的第一份歌詞，至今已經20多年。我覺得歌詞可以接觸大眾，特別是年輕一代，我希望令他們可以思索自己的生活和反思自己對身邊事的想像，是否有另一些選擇。當時填寫達明一派的《天問》就是回應六si天（An）門事件和香港人當下的感受。
另外，我讓人反思對愛情的看法，如完美愛情和一生愛一個人等觀點。其中，最近李宇春的《超》就是希望挑戰人們對性別的想像，同時讓他們能有超越性別的想像。
而李榮浩的《模特》則是反思資本主義對人的壓迫，人人都按照既定的模式去生活，就像櫥窗裏的模特去粉飾整個社會的繁華。我們面對的敵人很多，其中最大的就是資本主義對人的壓迫。
S： 你填寫的歌詞都會圍繞一些社會議題，這是因你那些經驗而使然呢？
C： 當中最大的影響是我在荷蘭20年的生活。荷蘭在戰後的50年都過着安逸的生活，同時，重視個人自由和平等。現時，大部分荷蘭年輕人基本上可選擇自己喜歡的生活和工作。可是，香港七八十年代經濟高速增長，但沒有為下一代留下一套完善制度。現時香港的年輕人仍要面對很多制度的壓迫，這都限制他們的選擇。
當然荷蘭有很進取的稅制，薪俸稅率達30%至40%，這令他們能享有理想福利。很多人對荷蘭的想像離不開大麻和性開放等，但這些都是自由的體現。在荷蘭人眼中，年輕人始終會對大麻有所好奇，因此，難以阻止他們去吸食。若立法禁大麻，只會令他們轉到地下，令大麻的質素更難規管，反而會傷害年輕人。另一方面，他們有完善的教育，荷蘭的餐廳裏常見到十多歲的小朋友可以很正經和成年人討論問題，因此，很放心交由他們作主。
周耀輝近年與麥浚龍合作，現實關切不改，《酷兒》關注同性戀群體，《上春風的課》質疑冰冷的教育制度
歌詞作品留給聽眾解讀
S： 你的作品涉及很多社會議題，也引來很多不同的解讀，你對此有何看法？
C： 我一直避免公開表達對自己作品的理解，因為這會大大降低了歌詞的可解讀性。當公開表態後，我的意見就會變成一種權威。當人們討論和解讀我的歌詞時，他們就會直接引用我的觀點，既然作者都已作出詮釋，討論空間就大大減少。
對我而言，無論是填詞人，抑或聽眾在解讀歌詞的層面上都是平等的，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理解去解讀一首歌，這亦是民主的一種。近年，當人們知道一些歌手，如明哥對一些社會議題的取態後，就會將他們所發表的作品聯繫到相關議題上，這反而會影響作品的解讀空間和限制了其影響力。
S： 你的作品描寫和回應了社會百態，你希望能通過歌詞對香港產生什麼影響？
C： 以前，我會很有衝勁希望能改變主流樂壇和社會，但漸漸發現，我並不是個善於呼喊的人，也不適合前線工作。現時，我希望從歌詞和生活中滲透去改變其他人，這是我比較合適的角色。這兩方面都需要有人工作，但沒有清楚的界線，當運動展開時，我亦會參與其中。在香港，年輕人做人和生活的選擇很少，假如聽歌的人能因歌詞而獲得力量，覺得世界並不單一，也有不一樣，世界會更寬容和廣闊，人人都能好好地生活。
S： 最後，你為何會在香港投入教學工作呢？
C： 我本來計劃任教三年便會離開，可是，我發覺捨不得這些年輕人。與他們相處帶給我很多希望。在荷蘭，所有人都可以讀大學。香港學生根據成績選擇學科，而荷蘭則按學生意願去選擇，當同一科太多人報讀時，就會以抽籤方式決定。學生亦會自動自覺學習，教學工作的感受亦與香港不一樣。香港學生還會談理想，並用氣力塑造自己的未來。一個學期有13個星期，他們每個星期都有兩至三個小時到我的課堂，因此我會用盡我一切氣力去影響他們，希望他們會成就一些事情，而非是隨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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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流行音樂已死？作者周耀輝和高偉雲認為：「我們面對的其實不是絕處，而是新生」。《多重奏》橫跨香港過去四十年歷史，以流行音樂為脈絡，嘗試書寫關於身份、記憶、語言和政治的紀錄；以本土特殊性為起點，探討華語流行音樂領域究竟正在發生甚麼。
多重奏
香港流行音樂聲像的全球流動
周耀輝、高偉雲
2015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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