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最有分量的中共研究論著」:《文革前的鄧小平》獲中研院「人文社科專書獎」

2015年最後一條推送，是微信君「偏愛」的書《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1956-1966）》獲中研院「人文社科專書獎」的消息。這本書是臺灣年輕研究者鍾延麟花了八年時間研究而成，起源於一個簡單的疑問：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大躍進期間在做什麼？我們熟悉早年的革命者鄧小平，熟悉晚年的改革者鄧小平，但對於他文革前十年間（1956-1966年）的歷史，官方卻始終語焉不詳。在八年的研究之中，他發現鄧在文革前十年間一系列激進運動中的角色遠比我們想象得重要，歸結為一句話，就是「主事在毛，成事在鄧」。

導師陳永發笑稱他身在「蔣幫」偏要研究中共高層政治，一開始便反對他做這個題目。但鍾延麟偏偏在接觸不到中央檔案館資料的限制之下，窮盡所能找到的出版物、檔案資料、訪談、內部讀物等等，仔細整理辨析，寫出了這本紮紮實實的填補空白之作。可以說，了解作為毛澤東「副帥」的鄧小平，無論對於認識作為一個整體的鄧小平，還是理解文革前十年中共歷史的複雜性，乃至於更深刻地理解「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及其晚年的方針決策，都是不可忽視的關鍵。

給大家附上獲獎消息及陳永發先生為《文革前的鄧小平》作的序。陳先生在序的最後說：

今天談論中共高層政治的著作充斥坊間，若非頌聖，即為扒糞，再不然就是缺乏新義，人雲亦雲，可以看到的史學著作其實屈指可數。其中最大原因就是中共中央嚴格控制研究資料和有關檔案。正因為如此，延麟這一本新書顯得尤其難能可貴。它充分證明，儘管中共通過管控檔案編織的文網如何嚴密，研究中共高層政治的學者，辛苦耕耘之後，也可以重點突破，拿出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學術成績單。

2016年就要到了，以此跟又一起走過一年的大家互相激勵吧。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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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三爲《文革前的鄧小平》作者鍾延麟

中央研究院第五屆「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於本月22日頒獎，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助理教授鍾延麟以其專著《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1956-1966）》（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獲獎。

得獎簡評

《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1956-1966)》一書選題新穎，探討中共黨史研究中尚未深入的鄧小平十年總書記生涯。作者超越了一手史料缺乏的困境，大量地使用各種年譜、日記、回憶錄、地方與海外檔案文獻等，重建鄧小平在此「副帥」期間如何輔助毛澤東形成、推行一系列政治運動的過程，並進一步討論其與鄧小平晚年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之間的關係。本書以紮實而豐富的資料為據，成功地補充了國際學界對鄧小平研究的既有不足，被評者以為是近年最有份量及影響力的中共研究論著。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助理教授鍾延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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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的鄧小平》陳永發序

2005年底，鍾延麟到我台北中央研究院的辦公室來找我，要我擔任他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當時我認為自己並未在政治大學兼課，而且學術和行政兩方面的職責已壓得我有點透不過氣來，加以婉拒。可是他不肯死心，仍然再三前來懇求。經不起他的美言美語，尤其認識了他凡事不肯輕易認輸的個性以及探索研究領域的熱誠後，終於心軟，答應了他的邀請。

當時我問他，將來寫博士論文想寫什麼課題，他說鄧小平與中共高層政治。聽到答案，我忍不住立即表示反對之意，原因是進不去中共的中央檔案館。中央檔案館不對外開放，連職司中共黨史和國史修撰的研究人員，都不准隨意借閱檔案，何況是在一般教育機構任職的中國大陸教授了。延麟這種從「蔣幫」學術機構前來的研究生當然更不可能登堂入室。我知道中國大陸的地方檔案館，相對開放，因此建議他另外找一個題目，沒想到延麟擇善而固執之，堅持研究中共黨史一定要從研究中國的高層政治著手，即便中央檔案館不肯開門，但他認為還是可以在中共中央已經公佈的各種文獻中蒐集足夠素材，加上中國大陸出版的大量回憶錄和網上資料，應該大有可為。縱使官方資料受到控制和封鎖，回憶錄千篇一律，網上資料又真假難分，但並不表示鄧小平是沒有研究前途的研究課題。我說服不了他，就心想權且讓他試試，碰壁之後，自然會回心轉意。

延麟念研究所以後，半工半讀，並無富爸爸可資依靠。為了克服文獻不足的問題，省吃儉用，卻還是湊足旅費，屢次到北京、廣州等大城市，去省級地方檔案館尋訪資料，不料竟然找到一些原來認為只有在中央檔案館才能看到的高層文件。更重要的是他認識了許多中國大陸的同行和長輩。這些同行和長輩無法為他打開中央檔案館的方便之門，卻非常慷慨地分享他們研究多年的心得，並為他介紹中共高層政治運作的習慣和氛圍，結果四、五年下來竟然寫出一本值得閱讀的鄧小平研究。明顯地，我當初的判斷是錯誤的，嘴裡沒有明說，心裡卻感覺欣慰，好在不曾堅持己見，並協助他申請國科會的一年補助，到美國加州柏克萊見識高明，完全放任他就其個人興趣，發展潛力。從看他的論文章節和聽他的心得報告中，我看到他的學術成長，同時也學到許多對中共高層政治的知識。教學相長，確實是人生一大樂事。延麟繳出博士論文以後，為使論文更臻完善、更像一本專書，又花了兩年時間在近代史研究所做博士後，並從國科會申請獎助到澳洲游學一年，與當地的知名學者切磋心得。此外更抽出大量時間閱讀最近幾年才發佈和出版的鄧小平文獻以及文革小報資料，增添內容。這就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這一本不同於其原始博士論文的新書，我感覺與有榮焉。

鄧小平可以說是九十年中共黨史中，重要性僅次於毛澤東的人物。1997 年以93歲高齡辭世，迄今已十餘年，但觀察中國大陸當前的政治和經濟發展，仍然得說，基本不出二、三十年前他領導中共告別毛澤東革命後開創出來的基本格局。像他這樣重要的歷史人物，當然關於他一生的各種傳記競相問世。鄧小平最疼愛的女兒鄧榕就打破中共慣例，為他寫了上下兩卷傳記。最近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也以他的改革開放為題，寫了一本精彩傳記，翻譯成中文，聽說膾炙人口。

奇怪的是，在眾多的傳記之中，不見有歷史學者詳細討論他擔任中共總書記十年的生涯。即便提到他擔任總書記時期的作為，也都是寥寥數語，語焉不詳，不知道他在這一個關鍵位置上究竟如何盡忠職守。我們得到的印象反而一般只是，鄧小平跟劉少奇、周恩來以及陳雲一樣，始終都是毛澤東激進、過左政策的煞車者，因此獲罪於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為走資本主義路線當權派的第二號人物，陪劉少奇挨批挨鬥。其實，正如延麟所指出，真實的情形並非如此。1959 年春，毛澤東在決定劉少奇出任國家主席的一次中共中央委員會會議上，便不顧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和陳雲等其他政治局常委在兩旁坐著，忽然對全體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宣佈，他是大躍進的大元帥，要向大家推薦鄧小平為副帥，兩人一正一副，總攬大權，領導全黨上下闖過大躍進帶來的難關。其實早在1956 年9月毛澤東便已設置六人政治局常委會，以原書記處的五位書記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以及另一位新任命成員組織之，負責大政方針和重大政策的擬定，此外拔擢年輕的優秀幹部成立新的書記處，要鄧小平以政治局常委身分兼任新設置的總書記，率領其他成員貫徹政治局常委會的意志和決定。通過這一項重大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安排，毛澤東實際上是以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委員會主席身分把持政治局常委會議，並通過真正負責一線工作的鄧小平，在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後，領導中共全黨進一步動員和組織全民從事所謂社會主義建設。當時鄧小平已經是毛澤東領導體制的副帥，只不過他口裡尚未發佈這項訊息而已。

鄧小平出任總書記以後，奉行毛澤東旨意，也就在1957 年根據毛澤東所迷信的中共延安經驗，在黨內掀起邀請黨外人士幫忙的整風運動，隨後又主持了事先未曾逆料到的全國「反右派」運動，進而更以「反地方主義和分裂主義」為名，激化黨內幹部之間的各種矛盾，動員全黨輿論，為毛澤東的大躍進鋪路，隨後又以「反教條主義」為名，動員人民解放軍，以反「反冒進」和「反右傾機會主義」為名，動員各級軍政幹部和各級黨委書記，率領全國人民大躍進，力圖實現工農業高產的經濟奇蹟。在大躍進竟然帶來大饑荒以後，毛澤東更要鄧小平以挖掘「修正主義」罪惡為名嚴詞指斥蘇聯黨的內政和外交，且向亞非拉國家輸出毛澤東式革命，動員全國人民的民族主義情緒。關於這些黨內外鬥爭，我們耳熟能詳，但是對其理解卻多半帶有兩點忽略。第一點忽略是，儘管已經體認到毛澤東發蹤指使的角色，卻總忘記他掀起政治運動，必須仰賴總書記鄧小平率領全國各級黨委貫徹意志。第二點忽略是，嚴重低估或全然否認黨內外鬥爭對動員和組織幹部以及群眾所起的激勵和團結作用，因而僅注意過程中受害者的清白無辜，完全不見毛澤東整風和鬥爭所帶來的思想和組織認同。換言之，集中注意力於毛澤東的過左冒進，以致忘記他是如何透過整風和鬥爭來取得內部思想共識。同時也因為毛澤東以地方促進中央、以群眾決定一切代替史達林幹部決定一切的口號，從而忘記毛澤東在分散權力的同時也高度集中權力，就是強調鋼鐵般組織紀律和一元化黨的領導，要求各級黨委書記大權獨攬，發揮其最大程度的積極性，在享受下放和分散的經濟規劃權力之際，卻全然不敢違抗上級追逐各項生產高指標的意志，結果閙出三年大饑荒的人間慘劇。

鄧小平在上述政治過程中，逐漸體會到以黨內鬥爭和整風動員全黨全民搞經濟突破，終究會得不償失，弊大於利，乃是注定帶來災難的治國之道，尤其體會到毛澤東以改變生產關係來促進生產力理論的全然不切實際，所以與日暮途窮感覺越來越深重的毛澤東漸行漸遠，而終於淪為毛澤東拋棄和批鬥的對象，最先是附在劉少奇後面加以徹底打倒，後來雖然讓他重返權力核心，卻又因為他拒絕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地位，而加以鬥倒鬥臭。在此政治命運起伏的過程中，鄧小平應該更能體會毛澤東以政治運動和群眾動員搞革命方法的錯誤，亟思改弦更張之道。毛澤東死後他乘機重返中共中央，取得最高權柄之後，立即改變中共治國路線。由於無法徹底否定毛澤東個人，於是決定重新詮釋毛澤東的思想，將其一分為二：一方面肯定毛澤東「正確」的思想，用以維護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中共專政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否定毛澤東的「錯誤」思想，實際則全面告別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革命，為中共創造完全不同於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和社會格局。

關於鄧小平擔任總書記十年的政治歷史，延麟有仔細的鋪陳和剖析，當然從完美主義的觀點來看，他並未能完全突破文獻不足徵也的困難，尤其缺乏關於鄧小平內心世界的個人資料，故有些討論不免揣測，但是延麟重建的史實有根有據，而他提出的觀點尤其值得咀嚼。今天談論中共高層政治的著作充斥坊間，若非頌聖，即為扒糞，再不然就是缺乏新義，人云亦云，可以看到的史學著作其實屈指可數。其中最大原因就是中共中央嚴格控制研究資料和有關檔案。正因為如此，延麟這一本新書顯得尤其難能可貴。它充分證明，儘管中共通過管控檔案編織的文網如何嚴密，研究中共高層政治的學者，辛苦耕耘之後，也可以重點突破，拿出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學術成績單。是為序。

陳永發

2013 年6 月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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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的鄧小平

毛澤東的「副帥」（1956-1966）

鍾延麟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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