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为何被排除在哲学史之外？
本文节选自《世界哲学简史》
作者：[美]罗伯特·C.所罗门，凯瑟琳·M·希金斯
译者：梅岚
江西人民出版社
这是如何可能的呢？女性和男性同样在思考、焦虑、阐述和写作，为何她们被排除在哲学史之外？
换句话说，为什么她们的哲学未能包括进来？
女性的哲学与男性的哲学相同吗？
女性的哲学史完全类似，还是各不相同？
如果有更多的女哲学家，哲学还会是这个样子吗？
撇开简单的公平问题不说（为何女性哲学家的作品不能像男性哲学家的作品得到出版和承认？），还有更为严重的问题（但一直未被提及），事关哲学的整体状况。它实际上会是我们所熟悉的男性状况吗？倘若如此，这不就难以满足自己普遍性和无所不包的标准吗？
即使西方哲学有对女性的论述或包括了女性，这也是后来添加进入的内容。或许，最好的假设也不过如此，在心灵问题上，女性本质上与男性无异，因此没有什么需要特别关注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追问，为何没能留下女性的观点和评论？）
不幸的是，这种对女性的遗漏并非无意的疏忽，而是基于女性是不正常或二等人类的假设，而男人则被理解为人类的典范。（我们不妨举出例子，罗马人的“德性”这个词，词根就是来自于男人，即“vir”。更为明显的是，我们已经确定地用“man”和“mankind”来指称人类的所有成员。）
整体状况甚至成了如下这个样子（这在西方历史上再三出现）：女性不只被视为不正常或二等人类，而且被视为低劣的人；而且，女性的从属地位还因她们的天生能力得到“证成”，这些天生能力只有某些与生物特征有关，比如女性生孩子，而男人不生。
特别是有种观点认为，与男性相比，女性不够理性，常常太过情绪化，因而不适合研习哲学。我们首先提出的问题无疑是，这些说法是否真实。如果它们确实有合理性，我们要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男性与女性的差异是如何出现的。比如，如果女性确实比男性更情绪化，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对女性的要求和教育使得她们“更情绪化”吗？
在更深的层面上，我们还可以像某些哲学家曾经做过的那样，质疑情绪与理性的区分以及传统对于理性的信任和强调。或许，绝大多数男性哲学家对理性的过度强调、对情绪的系统排斥，是某种障碍、缺乏的表现，因而这本身就是个问题。有些女性主义者认为，“哲学”更偏爱那种与我们文化所推崇的典型的“男子气”风格相协调的方法。如果说辩论和交锋是哲学的基本方法，男性在这个学科领域更感舒适就没什么奇怪的了，因为这些模式更偏向男性，而让女性感到挫败。
无论如何，哲学向来主要是那些（以某种方式）摆脱痛苦的体力劳动、谋生和家务的人的庇护所，是他们的奢侈享受。因此，我们所论述的绝大多数男性、绝大多数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除外）都是单身绅士（有时还是牧师），这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这样的话，他们几乎从不谈论家庭，一般的人际关系在哲学史上的作用也微乎其微。而且，绝大多数哲学家（马克思和亚当·斯密是例外）也不怎么谈论或推崇工作和谋生。我们的伟大哲学家，某些是由教会或共同体照顾。某些自己就很富有。还有些人则是教授，或者有自己的研究所。但是，他们几乎都处在特权的位置，他们之所以能瞥见天堂，部分因为他们无需清扫地板。
哲学是特权，也是成就，不仅需要天赋，也依赖于同行、老师、听众、出版商、读者、未来的学生。不幸的是，女性在各个层面都被实质性地排除在哲学的成功之外。只有极少的女性有机会对哲学产生兴趣。
在20世纪之前，几乎没有什么女性被允许去学校学习，而那些被允许学习哲学的女性（比如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某些学生）也很难取得成就。如果有女性设法传播自己的观念、吸引追随者，她也很难被接纳为“男性中的一员”，她很可能没有任何出版发表的机会，最终导致默默无闻。即使她的作品发表了，也很难留存下来，我们知道有大量的原创作品遭受毁灭的命运，我们所见到的只是其中的少部分。
我们完全可以说，哲学中女性的缺席绝不是天赋的原因。女性哲学家没有自己的柏拉图，像传播苏格拉底那样把自己的传奇告诉后世子孙。（不过，即使有某位女性柏拉图，她可能也没有机会发表自己的作品。）
女性主义哲学认为，女性与男性同样重要，同样可以做哲学，这对整个西方传统（但不只是这个传统）构成了挑战。
女性主义哲学家主张，女性在历史上受到的对待（或遗忘），本身就是这个传统之局限的征兆。哲学尽管宣称自己无所不包，是普遍的，但它确实甚至没有包括或考虑过近在眼前的女性。当然，它也没有追问，女性是否有不同于男性的视角，是否会像男性那样探询同样的问题。
女性主义为哲学增添了新的维度，因为它认为人的性别对于他或她走进世界的方式有重要影响。女性主义者对尼采所谓的“透视主义”非常看重。女性主义者主张，哲学家像所有其他人那样，都处于特定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和生物处境之中，而这些不同的处境有可能让人们在阐述哲学问题时有所不同。当然，男性也是如此。某种哲学理论应该根据气质所产生的视角以及这种视角下的不同考察来评价。倘若如此，我们怎么能把人的性别和生物性排除掉呢？
当然，这不是在说，女性化的或女性哲学先天地不同于男性化或男性哲学。确实，就目标是要促进这场正在进行的对话而言，我们希望双方会有更多相互理解和交集。（我们在这里要补充一句，并非每个女性主义者都把这当成目标。）但是，无论是否有这样的交集，甚至无论是否有这样的对话，最重要的是，如今有大量女性进入哲学领域，并且发表某些极为重要的哲学著作。（不仅美国和欧洲如此，当然那里仍有极其顽固的“男性网络”，而且在亚洲、中东甚至非洲和拉丁美洲也日益有这种趋势。）只要女性在哲学中得到明确规定、获得恰当位置，她们在兴趣、思想和方法方面是否就会有所不同，这仍然有待观察。
近来的研究表明，哲学史上一直都有大量女性哲学家，只是要让这些长久以来遭到埋没、作品常常未发表因而受到忽视的女性重见天日，并不是易事，遑论让她们从声名卓著的男性哲学家中凸显出来。
甚至是希帕蒂娅（Hypatia,370—415），她可谓是早期哲学史上最著名的女性，也更多的是因她的威严赴死（被暴民杀害）而非她的哲学（新柏拉图主义）为人所知。因此，我们能够谈论的哲学和女性主义哲学中的女性，绝大多数都是非常现代的女性。
近代最早的女性主义哲学作品是英国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的《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1972）。沃斯通克拉夫特认为，无论在教育、政治、工作和习俗方面，女性应与男性得到同样的对待。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论文《妇女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 1869）也主张妇女与男人平等，并且呼吁社会让妇女参与政治决策。（某些女性主义者认为，密尔在这本书以及其他书中所表述的诸多观念，要归功于他的常年伴侣哈里特·泰勒［Harriet Taylor］。）这些对妇女权利的哲学辩护，政治后果就是女性主义运动在19世纪欧洲和美国的发展。特别是，这些运动寻求女性的选举权，它经过多年斗争之后获得成功。美国的选举权运动在1848年就已经组织起来，但直到1920年，美国的妇女才获得选举权。英国妇女在1928年获得选举权；法国的妇女则是在1944年获得选举权。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1949年发表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开启了哲学女性主义的新纪元。波伏娃是存在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最近充满争议的话题是，她在多大程度上借用了她的终身伴侣让-保罗·萨特的哲学，而萨特又在多大程度上从她那里借用了使自己成名的观念。波伏娃首先是位小说家，然后才是女性主义者。通过把存在主义与女性主义结合起来，她建立了首个借以论述哲学中的性与性别差异的哲学论点。她对女性的考察，强调扫除阻碍女性肯定自身作为本真、自主的人类的障碍。
首先，这些阻碍来自法律，法律否认了女性的财产权、署名权、选举权、演讲权、竞选权和同工同酬权。不过，除了来自法律的障碍，波伏娃还分析了那种限制女性自由的“现象学”的心理结构。
她有个著名的说法：“女人不是天生的。”相反，波伏娃认为，妇女是被社会化后，塑造成了异于男人的“他者”。妇女应当努力摆脱那些社会要求以及源自这些要求的内在限制。为了与存在主义的要旨保持一致，波伏娃认为，那些让某些个人难以表达自由的社会结构，同样也损害了每个人的自由。因此，她断言，男人在妇女解放中也有其位置。因为，妇女的解放也是男人的解放。
波伏娃对妇女社会平等的心理障碍的分析，激发了人们对于那些促发男性至上主义（即认为男性高于女性的偏见）的社会化方式的兴趣。她声称，既然妇女是“成为”而非“生为”的，这就意味着，性（sex）与性别（gender）的区分要作为女性主义论述的基本区分。
“性”指的是个人生殖系统的解剖学特征。相反，“性别”指的是基于这些解剖学特征而分派的那些社会建构的行为和角色。这种区分有助于人们认识到，性特征本身不能使某个人确立社会视为“自然”的性别角色。
女性主义者常常用性——性别的区分来抨击生物决定论，或“生物性即命运”的观点，它通常认为，妇女之所以必须扮演某种角色（比如母性的角色），是因为她们生来就具有某些身体特征。实际上，在今天，生物学意义上的身体的“被给予性”也是值得怀疑的。难道解剖最终不是某种“社会建构”？
波伏娃的作品也有助于女性主义者认识到那些内在障碍，正是这些障碍阻止了妇女承担与男人具有同样声望的社会角色。女性主义运动是20世纪60年代晚期发生在欧美的更大的左翼运动的组成部分，它特别关注的是推翻让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这个时期最著名的争论，关注的就是女性解放是否与婚姻制度或异性恋一致（在某些女性主义者看来，这种制度必然会使女性处于从属的位置。）另一个关注点则是，妇女如何克服自己内心那些阻止她取得社会顶尖成就的心理障碍（比如，某种培养起来的“对失败的恐惧”）。
哲学上的女性主义者分析，性别歧视论者的假定常常无意中明显地影响了中立的历史概念。特别是，女性主义者批判了普遍性、客观性和理性的启蒙观念。普遍性立场是可疑的，因为它很容易成为要求顺从的借口。那些声称客观性和普遍性的人们，常常看见的无非是自己放大了的特征。结果，西方哲学的“客观”立场成了男性白人的立场。所有从女性或少数族裔的角度来看非常独特的东西，常常由于所谓的“普遍”视角而被系统地抹去。因此，“客观性”常常被规定为“价值中立”，而从未考虑到这可能会消除或忽视什么。
若要矫正哲学中对女性和少数民族的忽视，就需要某种女性主义存在论和女性主义认识论，后者始于女性视角这种透视主义的假设，至少如其偶然发展出来的那样，可以对行将到来的认识实在的方案作出独特、重要的贡献。从同样的假设出发，某些女性主义者试图发展出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它在决定科学应追寻何种方案以及何种经验发现具有的重要性方面，运用女性的视角来考察。[插图]社会科学和医学研究显然受到影响，某些女性主义者认为，这种影响要广泛得多。
20世纪60年代晚期兴起的女性主义运动，试图发展出堪与男人之间的“兄弟情谊”比肩的女性之间的“姐妹关系”，那种兄弟情谊正是激发了法国大革命的启蒙哲学家所提倡的。女性之间的友爱得到强调，被视为这种对女性的“颂扬”的组成部分。某些女性提倡女性分离主义，即某种完全由妇女构建和管理的社会秩序。一些理论家担心，早期的女性主义已经变成了某种对异性恋的歧视，进而把女同性恋置于女性主义的中心。近来，某些女性主义者呼吁要认识到，给予性欲以具体取向的既不是性也不是性别。她们认为，异性恋与社会对女性的要求的性别角色紧密相关，我们应该把“欲望”与“性”和“性别”区分开来。如果这样，它们就无需遵从社会的裁定了。
许多关注女性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并未忽视更大社会中的政治问题，因而寻求与其他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流派以及其他政治运动建立理论上的联盟。某些女性主义者把女性主义与心理分析进行了理论综合（不过它对传统的尤其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美国，有时会运用儿童的心理分析来表明，早年把抚养儿童的任务交付给女性如何促进了性别歧视态度的发展。法国的女性主义者更注重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去重写心理分析理论，尤其是强调女性的身体经验和母性经验（弗洛伊德对此仍然茫然不解）。
这种将心理学视为依附于哲学的做法，也影响了女性主义者研究伦理学的方法。心理学研究表明，女性在处理伦理问题时要比男性更注重情境，男性则倾向于寻求相关原则来解决道德困境。
因此，某些女性主义者试图强调“女性”的道德路径的女性主义伦理学，它更多注重关系而非原理、注重关爱而非一致。比如，就此而言，康德所维护的道德是男性对非个人性的客观冷静的偏好。不过，其他女性主义者担心，认为女性具有某种“不同”的道德做法会导致双重标准，并且会倒退到认为女性没有男性“理性”的倾向。
某些女性主义者已经开始质疑这场运动对姐妹关系的强调。她们担心，这种对单一的“女性”群体的关切，只是领导这场运动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关切点，这会使其他大量女性遭到边缘化。这些女性包括女同性恋和非白人种族的女性，以及经济地位低下的底层女性。结果，就出现了“第三波”女性主义哲学。为了对人们抱怨女性主义是场富有、异性恋、白人女性的运动做出回应，当前的女性主义特别关注对女性多样性的认可，尤其是关注那些在社会阶级和文化上处于劣势的女性。
当前，女性主义积极从少数族裔和第三世界的女性的观点来重新思考和定义自身，因为早期女性主义的作品大多数是中产阶级的，不能代表她们。某些女性主义者质疑把“女性”或“性别”当作跨文化范畴来谈论是否恰当。或许，她们建议道，女性主义者应该更多地关注自己所发现的区域性问题，而要尽量少地对世界各地的女性的处境提供理论说明。无论如何，哲学上的女性主义力图揭示西方思想中对女性的压迫模式，借此纠正早期对许多女性的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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