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南京梅园新村导游词

各位朋友，你们好。我们现在来到梅园新村纪念馆参观。梅园新村是一组欧美式的建筑，尽管经历了岁月的风风雨雨，但依然保持着当年的风采。这几幢在我国革命史上意义非凡的小楼，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办公原址。从1946年5月到1947年3月，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共代表团在这里与国民党政府进行了十个多月的和平谈判，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留下了不朽的一页。历史跨过了半个世纪，为了充分展示中共代表团在梅园新村的斗争生活，1960年在这里筹建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1978年正式对外开放;1990年兴建了国共南京谈判史料陈列馆;在1998年我们敬爱的周恩来百年诞辰之际，又建成了周恩来图书馆并成立了“周恩来研究会”，以缅怀和研究伟人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质。目前，纪念馆已接待了国内外观众1000多万人，每年观众数保持在50万左右，是全国优秀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下面，我先介绍陈列馆的情况。

1990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谈判期间曾任周恩来政治秘书的宋平同志为史料陈列馆开馆揭幕。同年7月，时任中央政治局的乔石同志专程来此为周恩来铜像揭幕。陈列馆的馆名是由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同志题写的。陈列馆工程曾获1993年全国优秀建筑设计一等奖。陈列馆是一座富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化建筑，由庄重的展厅和典雅的庭院组成。建筑创作既强调历史环境的再现，又考虑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在庭院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尊周恩来全身铜像，铜像高3.2米，重900公斤，是以当年周恩来步出梅园新村30号大门的一张照片为原型塑造的，神形兼备，表现出周恩来坚定、沉着、机智、从容的革命家形象，气度非凡，风采卓然;铜像下没有基座，仿佛周恩来正迈步向我们走来，表现了他一生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铜像脚踩红色大理石铺成的路，象征了他一生走过的是革命的道路。

铜像上方是高大的拱门，拱门上一组铁花拱圈门头线，是以中共代表团办公原址梅园新村30号大门为原型，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设计的，能让人感到真实、亲切、熟悉，与铜像相配令人依稀如见周恩来在龙潭虎穴中，谈笑风生出入梅园的情景。铜像后高高竖起的墙面上开着许许多多镶玻璃的小窗孔，是用夸张的艺术手法反映了当年特务监视的眼睛，西面山墙上四扇浮雕式的老虎窗就是当年军统特务监视站的历史再现。山墙上变形组合的马蹄莲花饰及雕有梅花图案的石刻透空窗就象征着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在狼眼的环视中处变不惊，从容自若，傲霜斗雪的英雄气概和坚强意志。下面请到室内参观。

进入陈列厅，您现在看到的是展厅中央的这块汉白玉浮雕。浮雕高6.5米，宽3.3米，上面雕刻的是中共代表团领导成员与工作人员的形象。从下往上是：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吴玉章、叶剑英、陆定一、李维汉，这七位是代表团的领导成员。当时，代表团对内称中共中央南京局，上面那位女同志就是南京局组织部长钱瑛，她左边是协助周恩来工作的廖承志。后面三位刻画的是代表团工作人员的形象，没有具体的姓名。浮雕上人物由大到小呈“S”形排列，一方面象征着中国革命道路是艰难曲折的;另一方面预示了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源源不断。人物的身边还有一些风和云的图案，表示他们都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代风云人物。

浮雕后是一幅大型的油画——《梅园春色》，反映的是中共代表团办公原址的场景。油画上方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的亲笔题词——为真民主真和平而奋斗到底!这正是中共代表团在南京与国民党政府和谈的宗旨，也反映了我馆陈列的宗旨。

下面请随我参观史料陈列。

请看第一部分——国共重庆谈判。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当时，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团结、和平、民主”的号召。但是，国民党企图独占抗战胜利的果实，坚持“内战、独裁、分裂”的方针。中国面临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关键时刻。然而，由于在抗战期间，蒋介石躲在地处大后方的四川保存实力，国民党大部分军队都退到了西南和西北，所以在抗战胜利后一时来不及将兵力调往内战前线。国民党政府为了争取时间，加紧运兵、部署内战，同时又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不得不摆出和平的姿态，一连向延安发出三份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决定接受美国政府的调停，派出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由延安飞往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和蒋介石多次单独会面，经过43天的谈判，“国共双方会谈纪要”也就是《双十协定》在重庆签定。不久，毛泽东返回延安。12月16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达重庆，一方面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另一方面继续国共之间的和谈。12月2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马歇尔来华调处中国内战，周恩来对他的来华表示欢迎。1946年1月，国、共、美三方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2月，签署了《整军方案》，《方案》规定，中共部队缩编为十个师，仅为国民党军队的五分之一，表明中共为和平做出了真诚的努力和让步。但在这些《协定》和《方案》签订期间，国民党政府并没有停止过对解放区的进攻。

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5月3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也迁来南京，分别居住在梅园新村17、30、35号。常驻南京的领导成员是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邓颖超、李维汉。

这里陈列的是国家一级文物，中共代表团在南京期间的户口卡，还有证件、徽章。当时、在代表团工作过的同志先后有200多人，国民党警察机关为了监视代表团工作人员的活动。对所有工作人员及其家属都进行了登记、备案。请大家注意看，当时每张卡上的户主都是周恩来，表明这是一个特殊的大家庭!户口卡是南京谈判的历史见证，十分珍贵，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价值。再请看这块红绸，它也是国家一级文物。当年，同在《新华日报》南京办事处工作的鲁明和林同两位同志结婚，大家欢聚在一起，邓颖超同志剪下了这块红绸，董老题了“天作之合”，同志们都在上面签名表示祝贺。周恩来和邓颖超还对新婚夫妇讲了正确处理夫妻关系的“八互”——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助、互让、互谅、互慰。这块红绸让人感到当年婚礼的简单与朴素，但题字、签名、赠言又无不体现出这个特殊大家庭的温暖。

请看第二部分——国共南京谈判。

首先是“制止中原内战”的谈判。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时，国民党军正以30万兵力，将我中原部队6万多人层层包围在湖北宣化店一带，妄图一举消灭，内战一触即发。周恩来揭露了这一阴谋，驳斥了国民党当局散布的“中原无战事”的谎言。在他的据理力争下，1946年5月5日，国、共、美军事三人小组及工作人员60余人赴宣化店就地调处。途中遇上了大暴雨，到了黄陂县十颗松河时，河水冲断了木桥，吉普车开不过去。为了争取时间，年届48岁的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带领中共代表毅然蹚过了100多米宽、齐腰深的冰凉的河水。而当时，美方和国方代表都是被老百姓背过河或坐在吉普车里被抬过河去的。到达宣化店后，周恩来立即与中原部队司令员李先念、王震等一起研究，布署中原部队突围的具体方案，周恩来一夜未曾合眼。离开宣化店不久后的6月26日，正如周恩来所预料的——蒋介石挑起了内战，扬言“要在48小时内一举歼灭中原共军”。然而，我中原健儿早已成竹在胸，全部顺利突围。为这一切，周恩来付出了多少心血!这张珍贵的照片就是历史的见证。

接下来是关于“黄河堵口复堤工程问题”的谈判。黄河原经河南转东北方向经山东流入渤海。1938年夏，国民党为了阻止日军进攻，炸开了河南郑州花园口的堤坝，使黄河朝东南方向改道。抗战期间的故道两岸连成了大片的冀、鲁、豫解放区。国共南京谈判期间，国民党政府借口抗战胜利了，要让黄河回归故道，在花园口强行抛石堵口，实际上是企图以水代兵冲垮解放区。为此，周恩来亲赴花园口实地视察，最后终于达成协议“先浚河复堤，后堵口放水”，保护了数万解放区军民的生命安危。

1946年7月，美国政府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协助马歇尔调处中国内战。但由于在庐山借口避暑的蒋介石对谈判毫无诚意，一再提出要我方无条件退出大片解放区等无理要求，遭到我方拒绝，致使马、司调解宣告失败。

马、司调解失败后，国民党军又占领了张家口，蒋介石以为大局已定，便宣布要召开“国民大会”，谈判面临着破裂。当时，一些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组成了“第三方面”竭尽全力在国、共之间奔走调解，希望能够恢复和谈。中共代表团为了教育人民、团结“第三方面”人士，接受了调解。但所有的调解努力都由于国民党一方面在军事上不断进攻解放区，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召开了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致使谈判大门被其一手关闭。

就在“国大”召开的第二天，即1946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梅园新村17号举行了告别性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他指出：中共坚决反对、坚决不承认一党“国大”，中共愿和全国人民一起为真民主、真和平奋斗到底。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三人提前返回延安。

1947年1月，美国宣布退出中国调处。同年2月，国民党当局发出通知，要求中共代表团成员返回延安，这就正式宣告了国共南京谈判破裂。

1947年3月，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团全体成员离开南京。董老在南京机场向送行的朋友们说：“再见之期，当不在远”。后来，时局的发展正是这样，代表团离开南京后，仅经过两年零一个半月的时间，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解放了南京。

在二楼展厅，首先请看第一部分——领导和发展爱国民主运动。

在国共南京谈判期间，国民党政府不断扩大内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1946年6月，上海数万群众集会欢送“和平请愿团”到南京和平请愿。当他们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包围毒打，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周恩来闻讯后，于深夜2点赶到医院慰问了受伤代表，周恩来握着马叙伦的手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马叙伦回答;“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第二天，周恩来就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就在“下大惨案”发生不到半个月，国民党特务又在云南昆明接连暗杀了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周恩来闻讯后悲痛不已，愤然写下悼词：“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愤。但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他还公开对中、外记者们说：“我们随时准备好了接受李公朴、闻一多同样的命运，要怕就不敢来谈判，来了就不怕!暗杀决不能阻止我们为中国之和平、民主而奋斗!”

大家请看，这是周恩来同志和董必武同志的仿真塑像，是以他俩在梅园新村30号院内的合影为原型塑造的。请问大家是否知道他们有什么共同之处吗?告诉大家，董老比大一轮，所以他们是同一属相，而且他们的生日都是3月5日。

请看下一部分——为祖国统一大业不懈努力。

国共南京谈判破裂后，解放战争打响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摇摇欲坠的国民党当局开始向我党乞求和谈。1949年1月，毛泽东发布《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进行和谈的八项条件。2月，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宣布接受中共的八项条件。3月，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抵达北平。然而，国共双方代表在北平达成的《国内和平协定》最终被蒋介石所拒绝，致使建国前夕的“北平和谈”宣告破裂。但是，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成员毅然决定全部留在北平。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时隔两日，即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隆重举行。

建国以后，党和政府一直积极寻求解决台湾问题的途径。5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要“和为贵”。1956年，周恩来会见新加坡《南洋商报》特派记者曹聚仁时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是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60年代初，根据周恩来概括并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归纳为有名的“一纲四目”。——“一纲”：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一是台湾统一于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二是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是台湾的社会改革都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蒋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四是双方互约不派遣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受到海内外人士的普遍赞誉。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

请看第三部分——梅园风范，万古长青。

这部分主要展现了建国后原中共代表团领导成员以及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视察参观纪念馆的图片资料，体现了他们对纪念馆建设的重视和关怀。另外，还有近年来纪念馆开展的各项活动的照片。还展出了纪念馆的部分研究成果及获得的奖状、奖牌。下面请参观办公原址。

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梅园新村30号，是当年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同志办公、居住的地方。这幢房子是国民党政府安排给代表团使用的。在代表团没来之前，他们就在这所房子的周围安设了许多特务据点。马路对面的梅园新村29号、22号和离我们最近的31号都是特务监视站。国民党特务常利用31号的这两个窗口偷看偷听代表团的活动。同时他们还在这附近的街头巷尾布置了许多化了妆的流动特务——“裁缝”“鞋匠”“黄包车夫”“算命先生”等，跟踪、盯梢来访的客人们。郭沫若先生曾访问梅园新村，对代表团所处的环境深有感触。他在《南京印象》一书中曾写道：“……仿佛在空气里面四处都闪耀着狼犬那样的眼睛、眼睛、眼睛。”代表团到达南京之后，为了安全，首先将30号院墙加高了近一倍，防止外面流动特务的偷看和破坏。接着，又在传达室上加盖了一层小楼，挡住了特务的监视视线，还可以通过楼上的临街窗口观察外面流动特务的活动情况。

代表团离开南京到现在已经50多年了，这个院子仍然保持着当年的原样——那两棵柏树、这棵垂丝海棠(周恩来当年十分喜爱!邓颖超说过他选中北京的西花厅也是因为那里有海棠的缘故)，还有围墙边的那四棵石榴树，它们都是当年的原物。

这幢房子的楼上，是代表团的机要科和秘书室。上面是三间低矮的小阁楼，一伸手就能摸到屋顶，在南京炎热的夏季里，里面就像个大蒸笼。窗户很小，通风又不好，但是为了防止31号特务的偷看和偷听，日夜都得用红、黑两层窗帘紧紧地遮住。最热的时候，机要科的同志们只好打一盆凉水，把脚泡在水里解暑，他们就是这样在艰苦的环境下汗流浃背、不分昼夜地工作着。周恩来和邓颖超十分关心大家，常常上楼看望同志们，给他们送一些菊花茶和绿豆汤解暑，并把代表团仅有的一台电扇送上楼给大家用。周恩来同志还风趣地说，你们是干保密工作的，要注意安全，我住在楼下，给你们放哨!一席话让同志们感到十分亲切，也忘记了工作的疲劳与艰苦。

楼下这间是代表团的会客室。当年周恩来和董必武常在这里接待来访的民主人士、新闻记者、国际友人，也有国民党的谈判代表。请看，在会客室的桌上，放着一碗雨花石，这是代表团去雨花台凭吊革命烈士时，周恩来、邓颖超同志捡回来的。邓颖超同志说：“每当我看见这些雨花石，就使我想起无数革命先烈来。”他们还以此对代表团的青年同志进行气节教育。郭沫若先生对这碗雨花石感慨万分，在《南京印象》中有这样的描写：“雨花文石的宁静、明朗、坚实、无我，似乎象征着主人的精神。”会客室墙角是落

地收音机，当年立下了不少功劳。因为，每当代表团在会客或开会时，隔壁的特务们总是竖起耳朵偷听，同志们就将收音机打开，将音量开大，干扰敌人的监听。会客室墙上的照片，是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在提前返回延安时与留守的董老就坐在这两张沙发上照的。会客室的里面一小间是代表团的小餐厅。当年周恩来同志很少在这里就餐。他一般都是与大家一起到17号的大饭厅里吃饭。这里平时就作为同志们的阅览室，现在里面的桌椅、报纸与报架也都是当年的原物。

请看对面两间，外间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办公室。墙上的照片就是1946年初夏深夜他办公时的情景。当年，邓颖超负责妇女界的工作。她就坐在靠门边的座位。

里间是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同志的卧室。里面是两张简单的小木床，床上的棉被他们使用20多年。橱柜上的小皮箱是1936年周恩来处理“西安事变”时开始使用的，在南京谈判期间用它存放衣物和文件，后来又带到北京使用。衣架上的太阳帽和黑西服是周恩来当年在这里时穿戴过的。周恩来同志十分爱惜这件西服，在工作或吃饭时总是习惯地戴上护袖，防止衣服弄脏磨破，所以尽管穿了很多年，看上去却还是很新。

周恩来同志在生活上非常艰苦朴素，克勤克俭。他有一副刮胡刀具从青年时代留学时就开始使用了，到1946年南京谈判期间已经相当旧了，刀架一边的一只脚已经磨掉，刀片上下都不方便，用起来很不顺手，可是周恩来同志却坚持不愿换新的。后来一直使用到1952年，直到刀架上的另一只脚也磨掉了，坏得实在不能再用时，才重新换了一副刀具。

下面请看汽车间，这辆小汽车是周恩来同志当年乘坐的，是原物，现在还可以开动。当年这部汽车一出去就会有特务的汽车跟踪，司机段廷英不仅机智聪明，而且有着高超的驾驶技术，他经常利用十字路口绿灯将要转换成红灯的刹那间，出其不意地加快马力冲过去，甩掉后面跟踪的特务。在南京谈判期间，它还护送了许多地下党和民主人士，从未发生过事故。

这间是周恩来的政治秘书宋平、陈舜瑶夫妇的卧室。这间是董必武的政治秘书欧阳方、邹德馨夫妇的卧室。

这里是梅园新村35号，是董必武、廖承志、钱瑛、李维汉四位同志办公、居住的地方。当年代表团由于住房拥挤，就以廖承志同志夫人经普椿的私人名义买下了35号。代表团在这个小院里加盖了这两座对称的小平房，既挡住了31号窗口的特务监视视线，也解决了住房问题。左边小间是当年宋平等同志办公的政治研究室，右边一间居住着董老的警卫员刘国安。楼上居住的是李维汉和钱瑛两位同志。楼下这间是廖承志同志的办公室和卧室。廖承志同志是代表团的对外发言人之一，当年他主要负责宣传和外事工作，墙上的照片是他1946年1月从重庆出狱时照的。

这间是董必武同志的办公室。当年他在代表团工作时已61岁了，年龄最大，大家都叫他董老。现在桌上的公文包是1945年董老代表解放区人民去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时使用的，谈判期间一直用它。桌上的铜墨盒是当年叶剑英、李克农、徐冰三位同志在北平军调部工作时送给董老六十寿辰的礼物。董老学习过的书籍还在这里。当年，董老的学习兴趣很广，除了学习马、列著作外，还有英文、哲学、历史等。相通的一小间是董老的卧室。虽然只有8个平方米，当年却居住着董老和夫人何莲芝以及三个孩子一家五口人。床上的用具都是他们全家使用了二十多年的：两床棉被是1945年重庆谈判时开始使用的;毛巾被是1937年时董老从武汉的一家旧货店买的;里面床上的印花床单由于使用了多年，一再缝补，最后何莲芝同志只好将它从中间剪开，把两边好一点的再对缝起来，继续使用。

这里是梅园新村17号，是当年代表团的办事机构驻地。右边这幢房子的楼上有代表团的军事组、妇女组、党派组和电讯室。楼下是小会议室、新闻组、新华通讯社南京分社抄报室、十八集团军驻京办事处处长办公室和卧室以及外事组的办公室和卧室。左边这幢房子的楼上是代表团同志们的宿舍，楼下是大饭厅。当年，国民党政府召开了一党“国民大会”的第二天，周恩来就是在这里举行了告别性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

至此，梅园新村纪念馆的情况全部介绍完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