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关于中国印刷史研究的一些想法（文末赠书）

拙著《中国印刷史研究》是2004年我到北京大学历史系工作以后，结合“版本学概论”课程的讲授，对中国印刷史上一些重大基本问题的探索。在这本书就要印出的时候，我想在这里谈谈对中国印刷史研究的一些肤浅想法。

以往有关中国印刷史的研究，往往与版本学研究、特别是版本类别和版刻演变的历史，具有密切联系。因此，相关的认识和论述，多与版本学的论著融合为一体。这是我们首先要了解的一个基本现状。

另一方面，近一段时期以来，国内外都有一批学者，超轶对书籍印刷本身的关注，从更广阔的社会视野，来阐释印刷术的作用和意义，以及相关影响因子。这是中国印刷史研究的一个颇具特色的动向。

传统的中国印刷史研究，虽然有许多论著主题不够明晰，与版本学纠结不清，但具体针对的对象，却都是直接针对书籍印刷技术的产生和演变。

在这方面，国内比较系统的论著有两种，其一是赵万里为《中国版刻图录》写的序文，其二是张秀民的《中国印刷史》。国外则以卡特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西传》和秃氏祐祥的《东洋印刷史序说》为代表。赵万里为中国印刷术的基本发展历程勾勒出了基本脉络，特别是指明了南宋印刷业在书籍印制形成上的地域特征，为功甚巨。步其后尘者，有两位著名学者：宿白对两宋的印刷品，做了更为深入系统的探讨；黄永年对明清印刷品的时代和地域特征，做出了清楚的划分。卡特特别强调了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与欧洲的印刷术一样，是以宗教的需求为原动力，秃氏祐祥则对中国国印刷术起源的印度佛教背景做了细致的分析。

张秀民的《中国印刷史》影响很广，搜集排比相关资料也下了很大功夫，可钦可敬。但殊尠创见，令人遗憾。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就明确谈到过这一点。

其余大量著述，仅有像向达《论唐代的印刷》等极个别优秀的论文，此外大多平庸劣陋，殊不足道。当然，这主要是中国国内的情况，国外的则有伯希和、藤田丰八等学者，在一些重要的具体问题上，提出了很好的见解。

在我看来，这些平庸乃至劣陋著述存在的缺陷，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捕风捉影，缺乏深入的分析。如李致忠看《后汉书》的“刊章捕俭”句中有一个刊字，就说东汉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张秀民看到了明朝嘉靖年间人说唐太宗曾令将长孙皇后的《女则》“梓行之”，不问史料迟晚能否信赖，就说唐太宗贞观年间即已应用印刷术。类似的论调比比皆是，日甚一日。在近年，仅见艾俊川等个别学者，能够深思熟辨，提出富有创见的观点。

（二）孤立地看待印刷史问题，缺乏对各项相关要素的全面分析。在这一方面，正面的例证是黄永年先生对历史版刻特征的分析，堪称典范。相比之下，大多数平庸的论著，都只能简单排比罗列直接述及印刷史事的资料，以致研究难有深度，甚至很难称作研究。

和文史研究中所有领域的研究一样，这一点主要是由研究者的素质——即研究者学养的厚度和深度所决定的，学养越是浅薄，这一缺陷必然越重。我们看到实际情形是：越是版本、印刷史“专家”“权威”，这种弊病越显著。

（三）病态民族主义观念浓重。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印刷术起源的研究中。潘吉星、李致忠两人最有代表性。此外，孙机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也显露出相似的思想倾向。潘吉星等人在研究中甚至使用“我方”“韩方”这样的所谓“国家”为整体的敌我对立词汇，性质十分恶劣。

人类文明是在开放的交流中发生、发展的。印刷术的发明就直接导源于印度的“佛印”。只有抱持一种开放的心态，才能客观对待历史问题，揭示历史真相。对待印刷术起源问题如此，印刷史研究中还有一些类似的问题，有待以这种态度来做出新的研究。

从2004年到北大教书时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十二年了。十二年来，结合教学工作，逐步思考了中国印刷史上的重大问题，有些已经成文，主要体现在这本《中国印刷史研究》中，还有些尚未顾及写出。最近，我已经和某出版社原则上商定，将在两三年内，写一部简明的中国印刷史，体现自己的这些新看法。

2016年10月2日记

（以上摘自《书外话》）

《书外话》收录辛德勇先生的10篇文章，全部是围绕最近几年出版的几种书里里外外的一些争议，涉及《蒐书记》《那些书和那些人》《中国印刷史研究》《海昏侯刘贺》《制造汉武帝》等书的写作缘起、围绕观点产生的争议、以及对争议的回复（不是辩论）。该书观点犀利但言必有据，所谈基于学术又高于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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