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多公里，一代代浙江学人拉近了杭州与敦煌的距离

3000多公里，这是杭州到敦煌的距离。

即使在今天这样的“高速”时代，两座城市之间的相互抵达，也说不上快捷。但是，从文化的角度而言，杭州到敦煌，又异乎寻常地近。

9月19日傍晚，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三位学者和浙江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有一场小聚，他们在聊一套书的进程，其间，就说到杭州与敦煌之所以“近”的缘由。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主编 柴剑虹 张涌泉 刘进宝

这套书是“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三位学者是中华书局编审柴剑虹、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涌泉、刘进宝，他们还有两个共同的身份：敦煌学研究专家、“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主编。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以一人一书的形式，收录了浙江学者敦煌学与丝路文化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全面总结了他们在丝路敦煌学方面的成绩。书系首批为40册，分四辑出版。2016年推出第一辑，第二辑中的各册，正在编辑过程中，将于今明两年陆续推出。

浙江学者与“世界学术之新潮流”

这次看似平常的聊天，清晰地串起了一百余年来，中国学者在敦煌学研究上的前赴后继。

在“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的总序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20世纪初因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献流散而兴起的“敦煌学”，成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中国学者首先“预流”者，即是浙江的罗振玉与王国维。两位国学大师“导夫先路”，几代浙江学人（包括浙江籍及在浙工作生活者）奋随其后，薪火相传，从赵万里、姜亮夫、夏鼐、张其昀、常书鸿等前辈大家，到王仲荦、潘絜兹、蒋礼鸿、王伯敏、常沙娜、樊锦诗、郭在贻、项楚、黄时鉴、施萍婷、齐陈骏、黄永武、朱雷等著名专家，再到徐文堪、柴剑虹、卢向前、吴丽娱、张涌泉、王勇、黄征、刘进宝、赵丰、王惠民、许建平以及冯培红、余欣、窦怀永等一批更年轻的研究者，既有共同的学术追求，也有各自的学术传承与治学品格，在不同的分支学科园地辛勤耕耘，为国际“显学”敦煌学的发展与丝路文化的发扬光大作出了巨大贡献。

正是因为这些名字，杭州以及浙江，拉近了与敦煌的距离。

2013年12月28日，“煌煌大观——敦煌艺术展”在浙江美术馆开幕。视觉中国供图

跟随专家的讲述，我们回到1900年6月22日。

这一天本应很平常，但是，莫高窟藏经洞在这一天重新面世，震惊了世界。随后，从斯坦因到伯希和、日本的大谷光瑞探险团、俄罗斯的奥登堡考察队等纷纷开启了有“预谋”的造访，大量珍贵古代写本流失海外。

在这个过程中，敦煌学迅速形成。那么，敦煌学到底是一门怎样的学问？陈寅恪先生曾用一句话总结——“燉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这句话，包含着两个关键词：世界学术、新潮流。

脚踏实地而又敢于创新的浙江学人，必然是中国学者中首先冲入这一洪流的群体。

1909年，浙江上虞人罗振玉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中国最早的敦煌学论文《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1920年，浙江海宁人王国维在同一本杂志上发表了《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和通俗小说》，被认为首开敦煌俗文学研究之风。

当然，在20世纪最初的三四十年里，远赴欧洲寻访敦煌写卷的人并不多，姜亮夫先生是其中一位。1935年8月7日，姜亮夫自上海登船，去往巴黎。

姜亮夫晚年曾数次与柴剑虹谈及他20世纪30年代在法国抄写敦煌卷子的情景，可以用八个字形容：含辛茹苦，废寝忘食。

姜亮夫先生 资料图片

海外访书非常艰难，姜亮夫其时的寻访往事，在诸多资料中也有记叙。比如，在《四十自述》中，姜亮夫称，对于流落西方的东方宝物，西人“不甚欢迎东方人士游览”。经费问题也是限制访书的重要因素，巴黎博物馆拍摄一张照片要付14法郎。

《文史大师姜亮夫》一文中称：“为了多拍些照片，姜亮夫每天只吃干面包喝白开水，晚上回家也就是用菜叶和米煮点粥。”而且经卷处理和抄写工作极为费力，“深藏在博物馆里的敦煌经卷，因为年代久远，上面落满了灰尘和污垢，有些地方几乎字迹全无。为此姜亮夫想了许多法子，他用小刀片轻轻地刮拭卷面，将线装书拆开放一张白纸进去临描。这项工作进展非常缓慢，有时候一天只能弄出一两行。”

访书不到两年，姜亮夫的“视力下降了600度”，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他的视力已经衰减到只能勉强辨认眼前的指影，“但每当他对我讲起在欧洲的辛劳，便双目炯然有光，流露出无悔的刚毅神色。”柴剑虹在书系分册《丝绸之路与敦煌学》中这样写道。

学术继承发扬，成为自觉行为

郭在贻先生是姜亮夫、夏鼐诸先生之后的又一代学人。

上世纪80年代，郭在贻与弟子张涌泉、黄征合作撰著“敦煌三书”——《敦煌变文集校议》、《敦煌吐鲁番俗字典》、《敦煌变文汇校》。让人悲痛的是，1989年初，正当 《敦煌变文集校议》全书即将完稿的时候，不到50岁的郭在贻匆匆离世。

张涌泉在文章《走近敦煌》中提到老师留给自己和黄征的遗嘱，其中有一句话——“匆匆地告别了，万分惆怅。你们要努力完成我们的科研规划，争取把三本书出齐，以慰我在天之灵。”

郭在贻先生离去之后，张涌泉、黄征等弟子，开始了又一代人的研究之路。同时，在诸多友人的帮助下，将郭先生的遗稿整理结集为《郭在贻语言文学论稿》《郭在贻敦煌学论集》 《郭在贻文集》《新编训诂丛稿》，并先后出版。

浙江敦煌学研究学者对学术传统有一种自觉的继承——在2002年5月“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先生纪念会”上，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赵和平先生曾在论文中说到这一点。

“王国维去世后，赵万里编辑《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郭在贻、蒋礼鸿、姜亮夫等先生故去后，张涌泉、黄征等又继承了他们的学术传统，将其发扬光大。”赵和平认为，这种自觉的学术传统，是人文精神的体现，又是浙江敦煌研究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根本。

“我从小生长在秀丽的杭州西子湖畔，与大漠孤烟、戈壁绿洲的丝路‘咽喉’敦煌，究竟因何结缘，也是我长期以来不断思考的一个问题。”故乡在杭州的柴剑虹也在想这样的问题，这其中有一些个人原因，但他同时认为，“作为一个浙江籍的学人，还应该不局限于个人的身世，而需要联系19-20世纪的浙江及全国的人文背景，特别是一批浙江前辈学者的政治与学术思潮，去认真探究浙江学人与遥隔万里的丝路敦煌的关联。”

敦煌 视觉中国供图

可以说，罗振玉、王国维、蔡元培等先生，以及后来的常书鸿、樊锦诗，一代代浙江学人，继承国学的好传统，同时，他们不保守，乐于接受新的文化学术思想。这些成为一种文化特质，影响着一代一代人。

而且，那些奋进的精神不老。

如今，柴剑虹与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保持着频繁的交往，对两位伟大女性的形容，最直观的一个词就是“忙”。

不久前，柴剑虹与常沙娜见了一次面，依然为敦煌研究奔忙着的常沙娜对他说：我不知道我都88岁了！

而10月14日，柴剑虹要陪樊锦诗去一趟巴黎，刚刚获得了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樊锦诗要去巴黎领一项大奖。

2011年8月16日，樊锦诗在检查莫高窟北区洞窟加固后的情况。视觉中国供图

那么，回到为什么要出“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这个话题？

既然陈寅恪先生说敦煌学是新的潮流，而且是世界学术新潮流，跟浙江的学者关系密切，那么，做这本书就是使这个新潮流在浙江能够继承和发展下去。“过去我们这么好，应该让今天更好。”柴剑虹说。

参考资料：

赵和平《试论浙江敦煌学研究的特色》

张涌泉《走近敦煌》

刘进宝《导夫先路 薪火相传》

李富春《姜亮夫先生海外访书始末》

以上来源：钱江晚报新闻资讯客户端

作者：钱江晚报记者 孙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