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代人的学问》书中所收是作者刘进宝先生从事史学研究三十余年来陆续发表的、围绕学术史而撰写的各类文章的合集，内容有作者从事敦煌学研究的生命轨迹和相关人物、事件的记录，有对敦煌学学术史个案的追述，有与学界大家交往的回忆录，有对史学某一领域代表人物的品评，有读书札记，有类似书评的文字，内容颇丰。
阅读此类以学术史为重心的作品，和读一本专题研究式的史学专著带来的知识，二者之间有较大的区别，前者侧重学术掌故和学人故事，后者是纯粹的获取历史知识，因此阅读所带来的认识和感受也是不太一样的。看似轻松的学术史记述，阅读之后感觉并不轻松，正如作者在不同文章中反复强调和感叹当今学术面临的诸多问题一样的沉重。
读刘先生此书，让我这个敦煌学后生知道了很多敦煌学的典故，重新领略几位敦煌学界领军人物，像段文杰、姜伯勤、朱雷、宁可等先生的大家风范，看到这些老一辈敦煌学家在自身学问精益求精的同时，对学术发展、学术人才队伍培养作出的重大贡献，读来不胜感佩。
而对我并不熟悉的金宝祥、李庆善、石泉、周勋初、胡可先等先生学术上的独特贡献及人格魅力的描述，让我感受到作者强调的“我们这一代学人”执着于学术的集体相，感受“这一代学人”对学术认真的态度和精神。
读一本有内容、有观点、有思想的书，是一种享受，这种享受是书的作者给读者带来的。读书的过程其实就是和作者作无声的交流，但是事实上更多的情形是因为读者和作者并不熟悉，或者说完全不认识，所以这种交流往往不能完全达到效果。
我读刘先生此书，就不一样了。刘先生是敦煌学大家，又同是甘肃人，加上他和敦煌研究院一直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所以很早就有幸认识他。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其惊人的记忆力，堪称博闻强记，你若想知道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前后的历史，敦煌学界重大和重要事情发生的前因后果，他都可以不加思索地、如数家珍般、倒背如流地给你列出一串的日期数字和人物名单，中间不停顿，近40年前发生的事情在他的脑海中如同昨天才发生过。他也可以把30多年前他读过的报纸上的重要事情的人物、日期一字不差地给你背出来……读这本书，似乎在现场聆听刘先生滔滔不绝的讲述，很享受。
因此，读他写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的点滴记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学术公案辨析”及与学界大家交往的回忆文字，很真实，似乎在现场，有面对面的感受，是可信的学术史。
“我们这代人的学问”，是书名，显然作者在这里主要强调的是一个特殊时代的学问。作者作为“新三级学人”，经历了“文革”后改革开放40年中国学术的大变革，亲历了新中国学术最繁荣的一个时代。阅读作者从不同侧面对历史学学术史的记述，感受到“这一代学人”在学术上的崇高追求，领略“这一代学人”的学者风范，思考“这一代学人”在学问上给后人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精神与思想。
“文史兼通”是作者强调“这一代学人”高水平的代表，列举其中代表人物有：已故中华书局原总编傅璇琮先生、南京大学中文系卞孝萱先生，目前还健在的南京大学文学院周勋初先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郁贤皓先生、浙江大学文学院胡可先先生。“文史兼通”无疑是文史研究者的理想境界，但能够做到者则寥寥无几。因此，作者在感叹当今专业细化所带来的诸多弊端的同时，又恳切地指出：“我也希望我们下一代学人，能够出现在断代史的各个方面，或超越断代史，在整个中国古代史或中国史领域都有发言权的学者。”实际上目前的学科和专业划分，以及时下量化的考核体系，要达到这个标准谈何容易。
对于学术而言，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今天如此繁荣昌盛。当然，如同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一样，时下繁荣的学术，也是要有分辨地对待，浑水摸鱼者有之，鱼龙混杂是客观的事实。
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放心的学问，看似简单，要做到谈何容易，其核心是对学人的道德规范与良心约束。北宋大儒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学术标准就更高了。刘先生笔下经历了社会巨大变革的以“新三级”为代表的“这一代学人”们，他们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