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风情》蔚然成风

卞祖善

《炎黄风情》是中国的，但现在也是世界的。当然它的定位有待学术界来探讨，我考虑可以把它称为“鲍元恺现象”。 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回顾一下历史，特别是欧洲的音乐史，在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的创作中，我们会发现一些民间音乐的素材，但这并不是他们创作中的主要理念，也没有形成他们音乐创作的主要特征。到了格林卡时期，他提出了一个理念：“歌剧的题材和音乐必须是俄罗斯的”，这就是于1836年首演的《伊万·苏萨宁》。这部歌剧成功上演后，俄国音乐学家奥多叶弗斯基写道：“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俄罗斯音乐的时期”。这很重要——把对民族音乐的运用变成一个学派的理念，登上了国际音乐的舞台。

有一位教授谈到了格林卡的《卡玛林斯卡亚》，柴科夫斯基说这部作品和俄罗斯后来的民族交响乐作品“正如橡实孕育出橡树一样”。柴科夫斯基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卡玛林斯卡亚》和盘托出了俄罗斯管弦乐派。”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说：“它教给我们后人如何处理民间音乐的素材。”一个说的是方向问题，另一个说的是创作手法。众所周知，在这以后，有李亚多夫的《俄罗斯民歌8首》，有伊波里多夫-伊万诺夫的《高加索素描》，还有英国作曲家沃汉·威廉姆斯的《英国民歌组曲》。但是这些作品到了今天，除了它的历史功绩和学术价值以外，它们在音乐会的舞台上已经逐渐淡化，很少在音乐会上演奏了。为什么？因为有了巴托克和科达伊，他们用现代的技法、现代人的感情和思维来处理民间音乐的素材，这就是所谓的“新民族乐派”或者叫“现代民族乐派”。

90年代初，日本作曲家团伊玖磨在中央音乐学院发表演讲，他发表了一个理念：当代作曲家应该站在东西方纵横交汇点上思考自己的创作，他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深思，给我一个启示：当代的作曲家如果闭关自守，夜郎自大，是没有出路的，必须要有国际的眼光，就像这次纪念活动的主题“植根本土、跻身世界”。可惜的是，团伊玖磨他没有进一步阐明这种站在东西方纵横交汇点上思考自己的创作应该具备哪些人文的理念。但是，恰恰鲍元恺教授做到了，他提出了：“中西融汇、雅俗共赏”，“洋为中用、中为洋用”。而“中为洋用”的观念尤其值得提倡。 我建议在座的各位以及我本人再一次拜读鲍先生的《中国风——我的交响乐系列》这篇文章，这是鲍元恺教授的创作宣言和理念。他成功了，他的文章里写到：“所谓‘风’，就是风韵、风情、风格、风采，还有‘风、雅、颂’之风”。把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几千年的传承都概括了，《炎黄风情》把中西融为一体，它把西方的作曲技法如：调式、和声、复调、配器、曲式的把握等，和中国的民歌、戏曲，包括中国的民间乐器，不论是拉弦、弹拨、吹打的，都和西方的管弦乐融为一体。《炎黄风情》的乐队总谱其乐队思维与管弦乐的语言完全是立体的，不只是编配意义上的工艺过程，而是从作曲家内心迸发出来的中国的气质、气派和豪情。

我们通常讲“民族化”。毛泽东主席曾经讲：“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从这一点来说，鲍元恺的民族化达到了“化”的深度。在他之前、之后都有人在这个领域里做了很多努力，但是都没有获得真正的成功，例如1985年中央乐团和飞利浦公司录制了一张CD《中国优秀民歌改编管弦乐小品选辑》。但除了出版唱片之外，在音乐舞台上就没有踪迹了。所以说，鲍元恺教授如果在人文理念上达不到这种高度，就不能取得今天的成功，“中西融合”他达到了，“雅俗共赏”更加达到了。“雅俗共赏”的标准是什么？“雅”就是专家，“俗”就是普通听众音乐爱好者。现在《炎黄风情》这个作品专家也认可，观众也喜欢。他就取得了成功。

音乐作品的成功，我想有三个标准：

一、必须成为音乐会的保留曲目，并且产生众多的音像制品；

二、应该成为教材。《炎黄风情》已走进中学，音乐欣赏课的教材。我想还应该进入我们的高等音乐学府，作为作曲系、管弦系和指挥系的教材；

三、必须成为音乐理论研究的材料，从各个角度来探讨它的艺术特点和价值。

如果在这三个方面都取得成功的话，我想它就可以成为经典。

鲍元恺教授是理所当然、名副其实的“管弦乐小品大师”。但是我们希望不仅仅是这样，希望鲍元恺先生是“大师”，在《炎黄风情》的基础上创作出与《图兰多》相媲美的大作！在多年以后或许我们再回到这里开研讨会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说：多少年前我们在这里开过一个研讨会，是研讨大师的“小品”。我希望这天早日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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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祖善，中央芭蕾舞团国家一级指挥、中国交响乐团联盟主席，

本文载《人民音乐》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