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教授超生记
苏岭丨文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杨支柱超生了二胎，但他决意不交逾20万元的超生罚款——社会补偿费。2010年4月9日，他正式接获学校解聘通知。丢了工作，他倒不怪学校，“学校只是执行政策”。
三年前，他曾撰文力挺重庆反拆迁的“最牛钉子户”，现在自己却成了计生“钉子户”。在此期间，杨支柱一直抨击计划生育政策。他不停追问：“为何公民的房子得到保护，而住在房子里的人却没有生育自由？”
妻子陈虹早就预料到这个结果，“就像一直等着宣判，现在尘埃落定”
“这个孩子太特别。”剖腹产医生对杨支柱妻子陈虹说。
当医生从陈虹打开的子宫抱出孩子时，她紧紧抓住医生的大拇指。
她一直呱呱地哭着，“声音很大，很响亮”。她三年前出生的姐姐，医生拍一下，哭一声。
杨支柱提前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又生。除了“又生了一个”，还借喻“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意，希望她生命力顽强。
又生的小姐姐若一也满心喜悦。每天从幼儿园放学后，她总是要硬拽小朋友来家里玩，别人回家，她就很失落。她先是吵着要妈妈生个姐姐，后来明白妈妈生不了姐姐，又吵着要个妹妹。妹妹出生后，她很骄傲地向同学宣布这一消息。
杨家的喜庆，对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却是个挠头的事。根据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杨支柱不符合生二胎的条件，计划外生育得受处罚。学院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的事。当天下午，学院相关领导紧急开会，规定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将予以行政处罚：留校察看，情节严重则开除。
第二天，这个规定贴了出来。
人们认为那是专门为他制定的规定，其中绝大部分人认为杨不会被开除。“留校察看”，还可以讲课。
乐观自有理由。杨支柱的朋友滕彪，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师，早在两年前有了“又生”，未受到处罚。著名人口学专家、上海社科院教授梁中堂介绍，三年前，复旦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马前锋家添“又生”，复旦动员其提前辞职。现在马前锋还在复旦教书，只是不在编制内。
杨支柱关注了三年计划生育政策，认为放开生育政策已成大趋势。他关心计生政策，和操心大女儿的教育问题相关。他担心一个孩子容易被溺爱，“对孩子不好，才关注计划生育”。
但在又生满三个月时，3月26日，学校法律系总支书记和系主任、副主任一起找到杨支柱，口头通知校委会决定给他记大过并解聘。随后，书面的解聘与处罚也到来。
妻子陈虹早就预料到这个结果，“就像一直等着宣判，现在尘埃落定。孩子顺利生下来就很高兴。”没人再会来烦了，杨支柱也轻松释然。
如果不是杨支柱坚持，若男就会被堕胎，这个世界也不会有若男
如果不是杨支柱坚持，这个世界上不会有若男。发现再次怀孕后，陈虹在要还是不要间纠结。除计划生育外，一是个人前景，她至少要暂停工作20个月，“之后可能就找不到好的就业机会了”，二是她的父母反对，称再养孩子很辛苦。
杨支柱坚持，晓之以情：“等我们不在了，若一还有一个亲人，不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二十几岁还可以放弃，现在38岁，再过几年，想生也不现实。这么一想，陈虹就转念了。
接着他们合计如何安全度过漫长的九个月。
如果要让学校不知情，保住杨支柱的工作，他们得从学校的住所搬出去。尽管北京没有强制堕胎的先例，陈虹还是担心在出租屋被抓获执法，“街道、居委会哪里都有。孕妇需要安稳的生活，不能像超生游击队一样东躲西藏”。
杨支柱建议去他老家湖南岳阳乡下躲着。但陈虹认为，偷偷摸摸太没尊严，对孩子也不公平，还没出生就低人一等，“做母亲怎么不能理直气壮？”
但“高压线”在那儿，他们必须“低调”。除了每天接送若一，陈虹基本不外出。
陈虹个子小，若男在肚子里才三个月即露怀。这时，法律系书记和主任开始找杨支柱谈话。得知他确实想把孩子生下来，主任问到底想要孩子，还是想闹事。他早因反对计划生育而闻名。
学校居委会把“麻烦”踢走，电话通知了杨支柱户籍所在的西三旗街道怡清园居委会。怡清园居委会先打电话动员他不要孩子，三天后，又来电话，称下了决心就过去写保证书（注：不再超生），出生了就去交社会抚养补偿费。了解到大致要，近30万，他回复说没钱。“那不行，教法律的怎么可以违法？”对方说。但杨支柱仍未同意交罚款。
随后，他们过了三个月不被打扰的日子。
临近若男出生时，学校管计生的人找杨支柱。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连年获得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之荣。他先以个人身份叮嘱杨支柱多费点心思照顾好家人，再以职务身份让他交回《独生子女光荣证》、退还一年60元的独生子女奖励。
杨支柱反过来以自己的成长经历做他的思想工作。杨支柱称，小时候，哥哥的书放在家里，他便拿来看，从此养成了自学的习惯，后来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管计生的人私下也认同了“一个孩子不好”的观点。
3.若楠是黑户
“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个国家，她却成了小‘黑人’”
考虑到“若男”重名率较高，杨支柱将“男”改作“楠”。楠木高大挺秀，他想她卓尔不群。
杨支柱忘了一句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若楠出生记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惊动了学院分管计生和教育的副院长。交罚款（社会抚养补偿费）是他们化解与计生部门和学校冲突的现实选择。
陈虹主张交，但杨支柱不同意：“用二十多万元买张封条把自己的嘴贴上，做出这样的选择，不但需要有足够的怯懦，而且需要有足够的愚蠢。”
若楠现在上不了户口，是黑户。但陈虹相信，“政策总会往前走一走，不应该是铁板一块”，等几年，若楠也许会有户口了。
在滕彪的哥哥滕雷看来，计生政策是该调整了，因为农村的生育意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长期在吉林省桦甸市苏密沟乡搞计生。1989年他参加工作时，农村生四五个孩子常见，一般头几个是女孩，然后生个男孩。而现在年轻人对生男生女都没那么在意了。1990年，他们乡总人口17740，大概有82个符合生二胎，申请生二胎的有70个。2000年，全乡符合生二胎的有126个，申请的只有27个。2009年，全乡有54个符合生二胎的，申请的有45个，此时全乡人口有16890。
滕彪却对此不乐观，五年后小女儿还是得交社会抚养补偿费，否则无法上户口。他关注到今年计生委透露未有计划改变已经30年到期的政策。2月4日，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在“南方十二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座谈会”上强调：“实行计划生育是党和政府从我国国情出发所采取的重大国策，‘十二五’期间，必须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
杨若楠成为“公共人物”，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姚远光教授，就两次让学生们讨论这一案例。
学生讨论中，支持者居多，不过也有质疑的声音——“他是法律系的副教授。如果一个知法懂法的人，却带头违法乱法，这是怎样一回事呢？”“如果孩子生下来了，却面临无法上户口，甚至无法上学，无法许女儿一个美好的未来。他到底有没有真正想到自己的孩子？”
4月12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五名教师窦英才、王东成、雷永生、张卫民和于闽梅就杨支柱生二胎受处分上书校领导，建议学院领导取消对他的处分，“为国家的人口政策更加合理、更加科学做出独特的贡献”。
众声喧哗，陈虹则只想让若楠过正常的生活，不会让她觉得很特别。如果到若楠上小学必须户口，情况仍未好转，她会去交那笔社会抚养补偿费。
“二胎事件”公开信（摘要）
杨支柱妻子陈虹
当我发觉自己再次怀孕以后关于要还是不要曾纠结了很久。
如果要，我在很长时间内必定不能工作，而等孩子长大我也老了，可能就再得不到好的就业机会了。可是我知道他是一定要的，因为他喜欢孩子，因为他认为一个孩 子对成长不利，容易惯坏。很多独生子女很“独”，不能接受一个弟弟或妹妹和TA分享一切，可碰巧我的三岁的女儿并不这样，她强烈地要求有个伴，总是要在幼 儿园放学后拉小朋友来家玩，或者在小朋友家里玩到很晚还不愿意回家，让我很头疼很无奈。尽管现在刚三个月的妹妹还不能和她玩，她也为因妹妹的出生失去很多 父母的关注而非常不平衡不适应，可当有人逗她说要把妹妹抱走或拿最好的玩具换时她还是强烈地反对的。
而最终让我决定留下这个孩子的原因是我已经38岁了，岁月无情，而中国又是这样一个天灾人祸不断的国家，远的有克拉玛依大火，近的有汶川地震，那么多花朵 一样的生命凋零，做父母的怎么挨过余生？等计生政策废除？我等不起，我不想以后后悔。至于生男孩还是女孩，如果一定想要男孩，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根本 不需要等孩子生出来才知道性别，赌一回的想法未免太好笑了。养儿子能防老吗？我真的很怀疑。老杨很疼他的两个女儿，视若珍宝，尽管大女儿顽皮起来让他很抓 狂，小女儿哭闹起来他又寝食难安。
处罚是意料之中的事了，所以我们都能平静地接受。其实也不是没想过办法逃避处罚，比如去香港生，或回老家躲起来生然后带回来说是亲戚家的孩子。可是都放弃 了，因为怕麻烦别人，因为觉得没有尊严。
……
年近不惑的我和已过不惑之年的他，都不是冲动的人，和很多中国人一样因为"理智"太多而过着平淡如水的生活，如果这样的行为会带来什么社会意义那也并非是 我们的初衷……无论如何，我，我们，会站在一起，为爱妥协，为爱担当。
原文章来自法租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