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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的无力与疲惫的正义

2016-12-29 法网



作者|朱明勇

来源|公众号辩护人Defender


每一个人都有疲惫的时候,当聂树斌案平反的时候我们的确感到累了。

 

就好比看一场期待已久的电影,一直集中注意力放在扣人心弦的剧情上,满怀希冀早点看到谜一样的结局,但却发现自己累不可挡,不知何时竟打了个盹儿,醒来剧终人散。

 

我并没有为聂树斌案的平反作出过什么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有一个人不得不说。

 

那个人就是李金星。

 

我想他应该比我更累。

 

所以济南市司法局给对此案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李金星律师一个重奖,“公休一年大假”,对此我已经疲于发声了。



面临停业的李金星律师

 

太多呐喊未曾发出,我发现自己即使喊哑了嗓子,喊昏了日月,也喊不尽此起彼伏的一浪高过一浪的正义需求;太多思绪不曾整理,也许是比不上李金星更加年轻的勇气和力气,我也经常思绪喷涌,呼之欲出,但疲惫总会让我一次又一次选择拒绝那些哀求和期盼的眼神。

 

安顿心绪,闭目静思,冷眼旁观。我想起得知樊奇杭被核准死刑的那一日的,悲痛难忍。

 

脑海中一幕幕放过重庆打黑历经的刻骨铭心的往事,如同在鳄鱼池里救人的我拼尽全力舍弃生死也没有将人救出来的那种痛彻心扉,李金星最懂。

 

那一晚我在逃亡的路上与李金星在一起,我写下《兄弟,一路走好》。李金星还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建议我将这首诗名字中的兄弟二字去掉,以免显得太过情绪化。

 

几年过后,风雨共济,我们相会于北海、邂逅于小河,但是我们从未遇见春暖花开的日子。

 

我常常喜欢一个人独自享受静默,观察并反思当下的法治大潮。

 

济南市司法局对他的“休假”处理,引发世人关注。但是,谁又能保证集体呐喊就一定是有成效的关注?想起贾敬龙案我就会审慎而行。

 

所有的行为必须要考量可能的后果,对他人更须如此。

 

反思近年来与李金星的交往,虚长几岁的我,曾把自认为是人生经验的提醒与劝诫对他都泼墨如撒,不吝言辞,而对他的关切倒真是惜墨如金了。在诸多关注如潮水涌来的时候,或许有不理性,或许会不成功,或许不够大智慧,但难能可贵的是,它却总凝聚着力量,相助着情谊,诠释着希望,在法治进步的路上,也许只有一群人并肩作战才能走得更远。

 

此前我对聂树斌的预判一直未曾做出,也只是偶尔想起来就喊一嗓子。

 

2013年3月12日,我一气呵成,为聂树斌案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不啼清泪常啼血》。现在翻出来一看,依然感动自己,又些许陌生。的确,三年多又过去了。

 

其实,已经没有几个人还在坚信聂树斌案真的会平反,因为我们在无法探知底线的深渊里只能尽人事,听天命。

 

就好比从手术台出来的医生面对悲嚎难抑的病人家属,从其家属身旁静默穿过一般。医生都会为无法救治的病人感到无奈和伤神,可是身为医生哪能允许自己放纵悲伤,我们只能把更多的精力和关注放在那些还来得及救治的手术台上。

 

的确,三年多又过去了。三年来,聂家父母一样深重的苦痛着,三年来,我们也从未停下追寻正义的匆匆脚步。

 

这个时代,大潮奔涌,作为律师,一天一天,一遍一遍,我们都在被冤案刷新记忆。



本文作者朱明勇律师

 

今年,我惦记最深的就是山西汾阳监狱里的一个叫做张鸿的人,他是1997年被送上刑场。十二个被执行死刑的囚犯,每个人的后脑勺上都抵着一只黑洞洞的枪口。一声令下,哒哒哒……十一个灵魂随风而去,他拼命的抗争中,头上的那一枪没响起来。于是,他被拉回来至今20年了,无人问津。

 

我自掏腰包赶到汾阳监狱见到了他。驻监检察官深叹,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一个人跟张鸿说这么多话,他也是第一次听张鸿这么详细地讲述冤情。

 

那案情荒唐至极,又充满离奇。刑讯逼供他的公安局长后来又在另一起案件中刑讯逼供打死人,进了与他同一个看守所。公安局长还问他怎么还没被放走,说当年不过是凭着一丝怀疑的线索把张鸿作为嫌疑人临时上报,以应付上级的“积案清查行动”而已,甚至领导都说过,等过了这阵子就把他放了。但是机器随着惯性行驶而忘记刹车,于是被关了20年的张鸿至今在监狱里还是无期徒刑。

 

但是不久,山西高院打来电话说要将我的申诉代理手续邮寄回来,说我不具有代理资格,因为法院说查了之前的案卷发现他很久之前就有两个律师,而且一直没有解除委托。

 

对于这种无奈,至今依旧无奈着。


聂树斌与李金星


聂树斌案平反,在最高院巡回法庭,所有的报道铺天盖地,但是我们根本不用去翻看,因为聂树斌案对我们来说,所有的案情脉络和求诉门路都熟稔于心,围绕聂树斌案十多年来发生的一切一切我们都铭刻在记忆中。

 

作为律师,除了宣判那一日坐在法庭申诉代理人席位上的李树亭律师之外,还有一位更不应该被遗忘的律师,他就是李金星。

 

2011年9月,我们在北海归来,李金星跟我商量要筹划一个聂树斌案研讨会。我问他大体花费,他说他想办法。后来他又提出想将研讨会放在石家庄开,我提醒风险太大,可能开不成。 



李金星律师代理北海案


试想你要开一个研讨石家庄公安局办理的一起重大冤假错案的会议,你居然跑到人家家门口去开,岂不是自投罗网。

 

但是李金星坚定地说:就在石家庄开。他的勇往无前也感染了我,那就在石家庄开。

 

按照惯例,这样的会议往往宾馆会在开会的当天突然通知会议室音响莫名坏了,水管突发漏水,有重要会议临时取消预定的会场等等故事。

 

基于此,经过分析最终将那个会议定在河北省军区宾馆召开。我推断地方公安管不了军队宾馆,而军队宾馆又希望能有客户生意。

 

事实证明那个判断是极其英明的,会议如期召开。

 

我往往会把这场会议叫做“911秘密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律师、学者、记者大约有60多人,几乎全是李金星邀请来的。其中包括北大教授贺卫方、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还有王书金的辩护律师、聂树斌的申诉代理律师等,另外还有聂树斌的母亲。

 

在那个会议上,聂树斌的母亲拉着贺卫方老师的手说:老百姓太难了,然后泣不成声。我记得贺卫方老师一直在重复着:保重!保重!这位法学圈子被誉为最有演讲能力的北大教授那一刻似乎只会说这两个字,宽慰话语在平冤路上那么苍白无力。



贺卫方教授和聂树斌母亲张焕枝

 

提及这个会议,我是想说,自2005年聂树斌案爆出一案两凶以来,在媒体喧嚣一阵之后,该案的申诉其实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淡出人们的视线。

 

中国每一天都会有大量的新闻,当然包括大量的冤案在呼喊。

 

也正是从这次会议开始,聂树斌案再次进入人们的集体视线。

 

我记得会议结束后的当天晚上我没有离开,在研讨完聂树斌案这个沉重的话题之后,我给一帮记者讲述了一个风花雪月的爱情故事,试图冲淡那一天笼罩在每个人心头的阴霾。

 

之所以提及这个会议,我想强调的是,没有911会议,或许没有今天的聂树斌案平反。

 

此后李金星又和杨金柱前往聂树斌家协商代理申诉事宜。当时杨金柱曾高调公开聂树斌案将有杨金柱、陈光武、李金星和朱明勇四个人来代理。


大幕拉开后的退场人


陈光武后来与李树亭一起代理此案后,又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就是因为洪道德的央视说法引起陈光武的愤怒。于是陈老先生写了一篇《洪道德教授,无道无德》的文章,引起洪道德对陈光武提起刑事自诉。此案经多方协调斡旋未果,当然我也在背后做了重要的协调工作。

 

但是,最后发生的各种喧嚣剧情中再也不见李金星的身影。

 

对此我的评价是,当大幕拉开时那个悄然退场的人,其实才是真的英雄。

 

此处我说的是李金星。无需赘言,李金星律师对中国法治进步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

 

吴昌龙案,我要说没有李金星和杨金柱“送红薯”,绝无可能平冤。“送红薯”之类做法并非一定可取,但有时却可需。尽管吴昌龙他们家为此案倾尽心力,吴昌龙的姐姐为了弟弟的案子四处上访,她一个弱女子数次拦下高级别领导的座驾喊冤,也曾被劳教、被判刑,但是一切无济于事。

 

我还要说在念斌案中,李金星的贡献并不为人所知,他彻底突破传统思维的办案方式可以说是此案成功的临门一脚。但是写在该案判决书上的辩护人也不是他。

 

陈满案,我一直关注李金星的一切努力,说实话我曾一度感到该案的申诉成功几无可能,但是他依然坚信并一直努力着。我知道这样的执着一般人是做不到的,我无数遍走在这样的路上,太懂得申诉之路艰辛——不仅需要勇气和体力,还需要愈挫愈勇的坚韧,他一直有。


侠肝义胆山东人


李金星最为让我所尊重的是,从不居功,从不自傲。但是他一直是有自信的,尽管我知道他所参与或者办理的案子有的是失败的,比如北海的孟荣展案,我曾一次又一次劝他不要接这个案子,但是那时候他无法听得进我的劝告。他一次又一次对我说这个案子全是假的,冤啊!


我只能说,我们只能关注那些冤得大的,更大的,冤得离奇的,比如“亡者归来”。“真凶出现”其实都已经不具特色了。

 

所以后来有一句话叫做:在当下,不怕你冤,就怕你冤得没有特点。因为,冤案真的太多。

 

在结识李金星的时候,正是重庆打黑的风雨飘摇之际。风雨中我们抱紧在一起。最为难忘的是,我在得知王立军成立专案组要抓捕我的时候,我决定立即逃亡。那一刻是李金星带着他女朋友开车潜入宾馆将我的行李拿了出来。那一刻我是恐惧的。他事后说进入宾馆的那一刻看见有几个便衣模样的人在酒店大厅,他的背后立刻冒出冷汗。我至今也不知道那个陪着他的女朋友当时是什么感受。

 

这是我们的交往开始,其实这就是生死置之度外的信任。即便日后来往少了,各自忙碌,很少碰面,我们依旧彼此关注着。

 

他一直非常尊重我,总说要让我带他一起办理一个刑事案件,向我学习。后来我终于有机会带他办理了一起刑事案件,法庭上我发现他简直就是一个天生的辩护人,辩护思路完全颠覆传统,这也给了我很多启发。

 

有个案子我们一起打二审,经过三次开庭后将上诉人的一审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的合同诈骗罪打掉了。

 

但是我还是对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因为第三次开庭他说因为案件时间冲突没有来。那个时候我发现他开始大量地接各种案子。我曾告诉他,不要什么案子都接,有一些是我们力所不及的,我们没有包打天下的能力和精力。我也曾告诫他,接了的案子哪怕是免费的,即便是要开一百次庭也不得缺席。

 

此后他依然在各种案件中忙碌着,我知道,他相当多的精力其实都投入在那些早已沉入海底的陈年冤案里。

 

偶尔,他还会想起我,打个电话互报平安。一年前的北京平安夜,我们在清华大学的一个讲座后已是夜深,他在离开后又折回来邀我街头喝杯啤酒,感慨好久不曾和我一起说话,感慨自己亏欠家人太多。作为律师我们更多的情感和精力放在了案子上,作为一个尚存一丝良知的人,还有同样多的情感放在了人类进步的共同关怀上,我们常常隐藏或无奈舍弃了自己的个人情怀。

 

说真的,济南司法局现在说的是拟对其停止执业一年,我可能跟其他人的观点有所不同。我想说的是,李金星是可以借此机会停下来,休息一下。调整一下心情和步伐再度出发,一年很快就结束了。

 

作为朋友,我希望他走得平稳。作为旁观者,我看到他真的累了,身心皆疲。

 

值此聂树斌案平冤之际,对于可能来临的一年“公休大假”,我想告诉他的是,风云变幻的季节,停一下行色匆匆的脚步,品一杯清茶,感受一下亲人的关怀,未必不是一件幸事。当年我在重庆打黑被迫逃亡期间,有位武汉的大学教授专程来北京看我,他就是用很平实的话语对我说:回家听听老婆的叨唠,下厨帮着做几道好菜,真的挺好。我独自饮茶时时常回味他的话,也愿将这句特别具有烟火气息也有疗伤功效的话分享给李金星律师。



电影《无罪》:尤勇饰演朱明勇律师


该怎样等候明天


昨天在西北政法大学的学术研讨会上很多人问我,对聂树斌案怎么看,我说真的没有看法,这么久了,觉得改判无罪有可能,维持原判也有可能。我们的司法似乎完全没有套路,也没有人按照牌谱出牌,所以预测是没有任何基础的。

 

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平反不选择在今天,12月4日,这个被称之为宪法日的日子。因为惯性思维告诉我们,如果无罪,按照传统似乎应该是这么选择的。



传播法治理念

 

在这个宪法日,我上午在西北政法大学给刑法、刑诉法研究生开了一场《刑事辩护的当下图谱》,讲到聂树斌案,也还讲到佘祥林案平反后一名当年办案的警察自杀。有学生问聂树斌案后续还会有什么,会追责吗?我说对自罚三杯我们也不期待了。 我们真的不关心会不会追责了。

 

办成张氏叔侄冤案的女神探聂海芬不是继续晋升了吗?搞定张云、张虎冤案的阜阳市公安局荣誉室里不还继续挂着当年办成冤案而获得集体二等功奖牌吗?

 

就在昨天的会议上,一位陕西省法官讲述了一案例:一起三人合伙盗窃的案件,抓了两个嫌疑人,跑了一个,后来按照这两个嫌疑人交代的名字抓住了第三个嫌疑人。但是这个人说我没有作案,也不认识那两个人。


那两个人也告诉警察,你们抓错了,不是这个人,这个人我们不认识。但是结果你一定想不到,一段时间的侦查之后,该人居然认罪了,一审法院居然判了,二审法院居然维持了,监狱居然还收监了,最后居然还直到刑满释放。


后来,“真凶出现”。案件的真相是警察抓了一个同名同姓的人,最后这个案子在申诉阶段才改判无罪。背后的故事还有,当警察到这个无辜者家里抓人时,他说自己没有犯罪,他母亲还不信,说,你说你没有犯罪,政府还能搞错了吗?


你看,我们百姓对我们的政府是这般信任。再审法官问那两个人,他们说我们在侦查阶段就告诉警察你们抓错了,但是没人听我们的。现在听到这样的故事,我们不觉得荒唐了,我们甚至庆幸这仅仅是一个盗窃案,人头还在。

 

一直以来我常常思索,在现行的体制下,我们还能在具体的个案中做些什么,坚守些什么,也许是最为紧迫的。

 

其实,我对大格局的研究并没有兴趣了,我开始关注的是人性。

 

我关心的是当下司法官的良心集体缺失和价值观的彻底消亡,我关注的是他们独立人格的埋葬和理性判断的自我放弃。这些问题不解决,什么良好的体制都无济于事。

 

事实上现行体制并没有那么强烈地逼迫每一个司法官必须作恶,可怕的是这些司法官们开启的智慧却总是用在主动揣摩上司的意图并协助其实现。不管这意图是善还是恶。

 

反观另一面,郑成月不是在聂树斌案中坚持下来了吗?他不是说宁肯不要仕途,也要真相吗?对的,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尽管该案有省政委书记的干预,县委书记亲自操刀让他不当局长了,他不也就是提前退二线吗,工资照发还不用上班。最严重的也不过是儿子公务员考第一没录取。

 

还有张氏叔侄冤案中的张飚检察官,坚持帮犯人申诉不也就是别人背后说几句闲话,直到退休依旧保持连副科长都不是的任职纪录而已吗?

 

其实坚守正义的成本并没有那么大,枪口抬高一厘米根本就不难!

 

试想如果有人用刺刀逼着我们作恶会是怎样的一种景象?

 

人性中最为隐秘而又往往会在关键时闪耀的灵光,在太多的中国人身上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才是最可怕的。

 

所以我想,如果聂树斌案的那位女神法官因为聂树斌案自杀了,我觉得才是她良知的基本苏醒,才是人性光辉的偶尔闪现。苟活,则是对人性的漠视。鲜血和生命的震撼,或许意义才会更大,昭示的人性才会更深。尽管那又是一个残酷的故事。

 

当然我知道她不会,也不敢,也觉得不需要或者不该是她。

 

最后我想说的是,在邪恶面前每个人都放弃坚守正义,在善良面前每个人都献出一点邪恶,那这个世界就差不多到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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