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年仅29岁、初为人父、热爱运动、无心脏病史北京市民雷洋，赴机场迎接亲属的过程中，突然被警方认定涉嫖并控制，离奇在结婚三周年纪念日死亡。魏则西事件余波未平，一个月之内两位青年的离去，不仅令人感叹生命的无常，更使几乎所有人都产生一种不安和无助的焦虑感。
高材生、嫖娼、离奇死亡，事件甫一披露，便揪住了许多网民的心。尽管颇多舆论杂音，关注死者是否嫖娼的“事实”，试图抓住死者的“私德”，但正如舆论主流所强调的，最大的事实是：雷洋是在警方控制期间死亡的。警方有义务说明其死亡的原因，并清楚地公布与其死亡有关的所有情况。嫖娼本身虽然违法，但并不是犯罪，即便是犯罪，哪怕是死罪，也应该经审判之后依法执行，而非死在警方控制期间。因此，不管雷洋是否真的嫖娼，都无损于这个最大的事实，也不能免除警方相应的法律责任。
但就目前警方所披露的情况看，疑点颇多。在去机场接人期间竟然有时间拐个弯去嫖娼，本就不合常理；结合死者出门时间与被控制时间，中间至多不过一个小时，即便真的“嫖娼”了，这个过程也太过无缝对接、行云流水；警方两次通报，一次说是在足疗店抓获6人，一次说是在足疗店外盘查雷洋并控制，细节并不完全一致；警方称执法记录仪被摔坏，但已经有人查到，该记录仪能抗3.2米坠地，而即便执法记录仪被摔坏，其内存是否也坏掉，能否被修复，却未说明；据报道，当时控制雷洋的至少有3名警察，他们总共带了几部记录仪，是否全被摔坏，似乎也未说明。另外，涉事足疗店、足疗店附近、公交车站、运载雷洋等人的警车以及死者小区监控情况如何、是否已经全部调取、封存？雷洋身上伤痕、口中血迹是怎么回事？是否已对相关涉案人员进行过痕迹鉴定或者DNA比对？这些都是需要公布的案件关键。
当然，这并不是对涉事警方的有罪推定，新闻反转并不少。我们每一个人都受惠于警方的执法、牺牲与奉献，我们很多人可能也有警察朋友或亲人，我们也不应该因为对一起个案的怀疑而否认警方在打击犯罪、维持社会治安上的贡献。但雷洋之死显然已经属于中央政法委2009年所发布的《关于加强办案安全防范工作防止涉案人员非正常死亡的规定》中的“涉案人员非正常死亡”事件，在公众存有广泛质疑的情况下，中立、公开、公正的调查的确势在必行。而且，根据程序正义的原则，昌平警方显然已经不是适格的调查主体，而只能由公正、中立的第三方有权机关进行调查，但昌平警方必须认真配合调查并按要求提供证据和材料。
事件最终的结果有赖于公正的调查，在此之前，谁都不能擅作法官。但雷洋事件引发舆论热议，除了警示警方必须依法办案、规范办案，更严格依法履行办案程序之外，它给我们的更大启发是，在互联网尤其是自媒体时代，公权力机关必须更新他们与人民打交道的观念，改进其与人民打交道的方法。在互联网时代，获取真相前所未有的容易，遮掩与隐瞒则前所未有的困难。保持开诚布公，坚持对人民坦诚，才是最佳的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19日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多到网上看看，走好网上群众路线，要重视网络民意。在雷洋事件中，最大的民意不仅是老百姓对一个人命运与尊严的关心，更是对自身安全的焦虑。在社会转型、人生漂泊，升降起伏、命运不定，以及已经进入风险社会的今天，生活不稳定、明天不确定，前途难以预期、命运风云难测成为生活的常态，信任成为稀缺产品，而人与人之间、公民对政府的猜疑愈发普遍，不安全感与焦虑感成为无法否认的集体情绪，政府和执法部门就应该注意到这种社会心理，并在执法过程中适应这种社会心理。
雷洋事件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道德难题。我们不希望、也不愿意相信警方在执法中有违规甚至违法犯罪情弊，进而增强我们在不确定时代的不安全感；我们也不希望一个初为人父的有为青年在结婚纪念日“嫖娼”并“突发心脏病”死亡。但在两难之间，我们仍然必须追寻真相。如果警方是清白的，真相是最好的澄清，也是对涉事民警的保护，对于警方甚至整个政府的形象，都至关重要。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公共舆论事件，都是流言漫天、段子乱飞，微信群成了编剧群，即便后来事件反转，已经被伤害的政府形象和被破坏的官民信任也难以恢复。这对政府公信力是不利的，对涉事执法者也是不公平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环球法律评论》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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