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导师成了高风险职业吗？

这两天中传硕士生跳楼身亡的消息引起关注。舆论从学生家长5月10日在微博帐号@嘻嘻哈哈呵呵呼呼发表的帖子里的“陈述”开始发酵，把矛头指向导师，声称在毕业论文选题以及答辩等一系列环节上和导师的矛盾不断激化，以及导师的“不闻不问”最终把自己的孩子推向了崩溃和死亡的边缘。

很快，就有媒体把该导师过去发表的“刻薄”言论和知乎上有“学生”对该老师的“恶评”挖了出来。而《中国新闻周刊》公众号甚至直接以“疑因导师不同意送审论文”导致学生“跳楼身亡”而对该老师进行了“有罪推论”。一场“冷血”导师“不近人情”导致学生“走上绝路”的舆论声讨似乎在所难免了。

但就在昨天，继学校发声后，该生的导师因为遭到人身攻击也被迫在自己的公众号“猫粮动画馆”发声了，公布了与学生聊天的完整记录，剧情很快反转。从聊天截图来看，学生似乎把自己的导师当作了一个倾诉的对象，二人的关系并不像家长所描述的那样剑拔弩张，反倒是大部分聊天记录都在吐槽自己的家庭和父母，以及自己对生活的失望、无力感和无意义感。

至于家长所说的关于论文的歧见，该导师没有详细解释，只说了一句：

如果说我和她有争论，也只是学术上的讨论，都是“轴人”，谁也不愿放弃自己的原则。她在认真写论文，我在认真做导师。

至于此事后续会如何发展，作为局外人，我不得而知。不过，学校宣布已经“启动了对此事的核查工作”，“会针对家属提出的一些情况，认真、负责地了解、核实，并将实事求是地回应各方关切。”相信很快会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但私下和同事聊起这件事情，大家都心有余悸，纷纷感叹”当导师的风险真是越来越高”。记得几周前参加学生论文预答辩，几个答辩委员闭门讨论：“咱们真难做，不给他过，他要想不开寻短见怎么办？但不严格要求，质量不过关就放行，一旦被抽中复查怎么办？”

回想起来，“研究生导师”的形象开始恶化，大概与这些年关于师生关系的负面报道频繁见诸媒体有关。“恶师逼死学生“以及“色狼导师骚扰学生”的故事时有耳闻。这种叙事模式似乎已经成了一个套路，但凡有学生在关键节点，比如，毕业前夕寻了短见，必定都是导师的责任。追求耸动效应的媒体也乐于报道这些新闻，因为毕竟死去的学生不会再说话，而教师也只是一个不怕得罪的弱势行业。

的确，某些师生关系，尤其是研究生阶段那种“师徒”式关系在近几十年世风蜕变的整体氛围影响下，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异化为“老板-廉价劳动力”的关系——文科生是导师课题的码字工，理科生是导师项目的业务员，都成为被剥夺的廉价学术民工，有的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2016年25岁的华东理工大学研二学生李鹏在由其导师参股的化工厂爆炸事故中丧生就是一个例子。当时看完这则新闻后，我愤怒地写下：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无论是父母还是老师，对子女或学生而言，都会被涂抹上一层浓厚的道德伦常色彩，其中尤以“施恩、报恩”以及由此而来的权威、服从关系为甚。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一语道破天机。如果二十一世纪的为师者还停留在一百年前就被批判过的伦理秩序里津津乐道的话，那么，可以想象，这样的为师者以及他们所“培养”的学生将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些当然是的的确确发生过的悲剧，和任何一个行业一样，教师这个行业中也有许多道德沦丧之辈。但这些极端个案能否反映大部分研究生导师的实际情况呢？显然不能。真正有大量项目而能把研究生当作廉价劳动力来使唤的永远是少数人，绝大多数底层”青椒”都是在导师费低到令人发指的情况下凭着良心带学生。对这些导师来说，如果学生比较上进，又有天分，在自己的指导下能有一些学术产出，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但倘若遇到一个既没天分又不愿努力的学生，最后死活写不出合格的论文，那便是雪上加霜。倘若这位学生又有些心理脆弱，那更是要打碎牙齿往肚里咽也得把自己揽下的学生顺顺利利送出大学的校门。所以前几年我甚至都听到有青年导师不愿意带学生的情况，谁会傻到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媒体和外行人无法想象一个导师收到一篇你怎么也改不出来、唯一办法是自己亲自上阵重写一遍的“毕业论文”时那种绝望的心情。

我们这个社会对教师这个群体存在一种十分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以“尊师重教”为幌子，把老师神圣化，万能化，一旦你做了老师，你就是无所不能，包办一切，你就是无限责任公司，“你要对我的孩子负全方位的责任”。似乎教师不是普通人，所谓为人师表者，自然要求也不能与普通人一碗水端平。

归根到底，这种思维的本质是“父母包办一切”的封建家族观念在师生关系中的延伸，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师生之间的关系在专业学习这个场域中不是以平等的专业化的职业身份来，通过彼此尊重、彼此承担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履行明晰的专业契约的方式形成。相反，学生被置于一种永远不成熟的非人状态，而教师则以成年的权威者出现，除了学业指导的专业角色之外，还要被迫扮演对学生无微不至的”父母”角色。

但另一方面，恰恰是由于这种把教师职业角色全能化和崇高化的逻辑，也导致在师生关系里导师这个群体动辄得咎，一出问题“都是你的错”，“恶导师”和“无辜学生”的二元对立话语成为媒体和舆论津津乐道的话题。这种做法当然是一种懒惰思维作祟的产物，因为教育本身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绝不是一方给予，另一方接受这么简单。

相反，教育是一个人在复杂的人际活动中自我发现、自我成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涉及到的因素实在太多，除了导师、学校，还有家庭、学生自身的个人特征、同龄人的影响、专业圈的辐射，以及整个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虽然教书育人是教师的本职工作，但真正能把一个学生教育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普通教师能做的其实很有限。归根到底，学生的成长要靠自己，要靠他或她独立健全的人格和理性学习能力的养成。在这个过程中，一切都需要他或她自己去经历，酸甜苦辣，冷暖自知，而导师顶多是一个在必要的时候提供指导和鼓励的引路人而已。

我之所以这样说，当然并不是要替那些专业不精、对职业没有敬畏之心、对学生没有责任之心的败类教师寻找借口。那些人当然不配做任何人的老师，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会做一个人。但这些败类并不能代表一个群体。许多事情的来龙去脉远比寻找一个人人唾弃的恶人来得复杂。

其实，做好自己承担的角色所包含的分内之事，是对所有人，包括学生、家长，以及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的要求，而不只是针对教师这个群体。所有人的专业化和对自身责任的敬畏之心才能构成一个有良知的社会的良性循环，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孤立的。但凡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背离了专业和责任的轨迹，这个循环就会在某个时刻断裂、崩塌，社会就要为此付出代价。我们要做的是要寻找到这个背离专业轨迹的环节究竟在哪里，而不是以一种懒惰的方式把任何一个群体简单化、污名化，并把所有的责任推到它的头上。

只有当老师们以自己的真知灼见、职业尊严、专业所长去滋养学生，只有当学生们不再自视为需要时刻眷顾的襁褓巨婴而有了追求独立人格和理性思维的成长冲动，只有当家庭和社会有了对成长者的信任、支持、鼓励和有节制的“纵容”之时，教育才能成为一个多赢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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