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去世”谣言刷屏说明了什么？

最近忙于工作和家事，很少看社交媒体。今天偶然打开微信朋友圈，却发现大家都在转发一则让人震惊的“消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去世”，而且消息来源是国家级媒体央视的中国全球电视网（CGTN）。

随后许多媒体不加核实加以转发。但当事方很快出来辟谣，袁隆平并未去世，只是生病住院了而已，“活得好好的”。虽然CGTN已经道歉，但造成的损害已是既成事实。

这种戏剧性的新闻逆转近几年频繁发生，早已见怪不怪。但也出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那就是被广泛视为权威消息来源的官方媒体日益卷入这类反转事件。这说明，随着行业和技术传播生态的变化，新闻业的专业水准整体上出现了严重的退化。

归根到底，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新闻从业者背离了基本的新闻专业操作规范，比如，对消息和新闻素材的运用应当坚持可核查的基本原则，并在新闻报道过程中认真履行核查义务，确保新闻信息来源可靠、可追溯，坚决不采用来源不明的信息。再比如，记者应当多渠道听取当事各方的信息和表态，尽可能全面客观平衡地反映报道对象的整体面貌，避免采用孤证来呈现片面的乃至虚假的“现实”。

然而，社交媒体的崛起和宣传主导的思维强势抬头，已经对中国新闻界曾经逐步成熟的专业主义操作规范构成了毁灭性打击。

这些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交媒体对传播速度的偏执要求，导致媒体从业者不得不在极快的工作节奏中从事信息的搜集和发布工作，很多时候迫于竞争压力，只能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抢先”发布“爆炸性新闻”。这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中外媒体概莫能外。无论是这次CGTN的乌龙事件，还是不少西方媒体仅凭几个不靠谱的报告或几条社交媒体上的帖子就“报道”中国事务的做法，都是为了追求耸动效应，而违背了必须对新闻源进行核查这一最基本的新闻专业操守的产物。

第二，微信等社交媒体的语言风格和传播方式，在新闻传播界和社会公众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华而不实的文风，即所谓“微信体”的盛行。这种表达方式以“卖萌”、娱乐化和短平快为主要特征，导致平实、严肃、客观、复杂的内容在社交媒体主导的传播生态中日益被边缘化。其结果是社交空间中转发量最大的基本上是那些耸动性的、诉诸情绪和特定立场的“言论”，谣言满天飞，而事实和证据日益成为稀缺品。

第三，新闻工作者越来越依赖社交媒体获得新闻源，加上许多传统新闻机构为了节省成本压缩报道开支，记者不得不转向社交媒体获取新闻素材。现在很多所谓的“新闻报道”基本上就是社交媒体内容的大杂烩，记者的工作就是刷微博、刷微信，然后再联系几个专家谈谈他们的看法，一篇稿子就做出来了。作为传统职业记者基本专业要求的“第一时间在现场”的原则已经很少被付诸实践。新闻工作者主动放弃了直面“事实”、报道“事实”的基本责任，等于放弃了新闻本身。

第四，近几年来，过分强调宣传思维，而忽略新闻报道专业规范和新闻传播规律的做法，有所抬头。这也在新闻界逐渐形成了一种不重视事实、不重视传播规律的风气，新闻工作只唯上，只服务政治需要，而忽略社会发展和社会心理的客观需求和客观规律，导致新闻报道失范、应闻不闻、信息失真和舆论失焦的现象频繁发生。

比如，某直辖市党报为了服务批判美国的政治需要，虚构出一个子虚乌有的美国军事机构作为论证素材，这种极不严谨、极不专业的做法，损害了党报的形象，也无法起到捍卫国家利益的积极作用。

再比如，前段时间成都中学生坠楼事件，校方和警方的回应引发公众极大关注和争议，但事发后竟无一专业媒体到现场进行相对专业的调查报道，权威信息的缺席导致各种不实信息的快速传播，即便事后弥补，但对主流新闻媒体公信力的损害已无法彻底挽回。这说明，在过度被强调的纪律和宣传逻辑的主导下，主流新闻媒体越来越偏离公众关切的焦点，其感知公众舆论和回应公众关切的敏感性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退化。

总之，新闻专业规范的退化绝不是一件好事，而是社会在信息传播领域出现规律性失衡的一种征候。要求公众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的基本前提就是必须有充分的高质量的权威可靠的公共信息的供给。而只有通过专业规范的操作程序，并在制度层面尊重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专业媒体才有可能充分发挥高质量公共信息的供给者、公众舆论的调节者和社会心理的稳定者的功能和作用。无论是决策者、专业从业者，还是公众，绝不能陶醉于社交媒体营造的信息幻觉，而忘记近代新闻业留给我的宝贵遗产，否则受到损失的将不仅仅是主流媒体的公信力，还有整个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和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