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吗？

国家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束后，普查数据的公布时间一再推迟，引起了大量的猜测。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个数据的几个重要指标，比如新生儿出生率，以及老龄化人口的比例，都非常的不乐观。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很可能宣告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低生育率社会和老龄化社会，并被迫面临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伴随着对七普数据的猜测，围绕中国持续4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争议，也越来越激烈。

对阿宝这代农村长大的人而言，计划生育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话题，伴随着很多相当可怕的回忆。

1990年春晚上，黄宏和宋丹丹主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火爆全国。当初我看这个小品的时候，和绝大部分人一样笑得泪都流出来。

不过，现在回过头来以今天的道德和文明标准再看这部片子，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感觉。再看到孕妇挺着大肚子东躲西藏的场景，再听到“家里的东西都被罚的差不多了”这样的对白，我们很多人恐怕已经无法和当年一样开怀大笑了。

在《超生游击队》火爆的年代，我们全民对计划生育有着非常统一的认识：中国人太多了，中国老百姓太能生了，中国的资源不够用了，再不控制人口中国就要大难临头了，中国必须实行最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这种观点对不对呢？

评论计划生育政策，必须结合时代的特点来进行。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当年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国人的生育意愿确实是非常强烈的，重男轻女思想也确实非常严重。

以至于很多人认为：中国人就是繁殖狂，就是喜欢多生，中国的强烈生育意愿是中国文化传统导致的。

 这种观点是错的。

其实，越穷越生和重男轻女，是人类社会特定发展阶段的普遍现象，不是中国所独有。

生多生少和生男生女，是一个很简单的经济学选择。所谓的传统观念，无非就是特定时代的经济学最优解。

一个没有受过教育，靠种地为生，温饱无忧却并不富裕的农村妇女；和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有自己工作和事业的白领女性，二者的生育意愿是完全不同的。

养孩子，分粗养和精养。

粗养一个孩子的最大成本，是时间。 而要精养一个孩子，除了需要父母投入大量的时间，还需要投入巨大的经济资源。

对于种地为生的农村妇女而言，她最不值钱的大概就是时间。只要不用买学区房不用报辅导班不用请家教，粗养几个孩子对这种温饱家庭而言成本并不高。但是，想精养一个孩子的话，他们往往无能为力。

而对于城市职业女性而言，她的时间成本要宝贵的多，养育太多孩子对她而言意味着事业和经济的巨大损失。但如果孩子不多的话，她完全有能力对孩子进行精养。

养孩子最大的收益是什么？

对于收入低又缺乏福利保障的温饱家庭而言，养儿防老是很现实和也很强烈的需求。他们需要抚养孩子，靠孩子成年后的劳动来解决自己丧失劳动能力后的生存问题。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农村孩子长到十四五岁，就可以出去打工挣钱，回馈父母和家庭了。

但对于经济条件较好的城市家庭而言，由于收入高社会保障好，她们并不太指望孩子的经济回报，养孩子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和心理的需求。她们年老后自然也需要孩子的照顾，但对孩子的依赖程度，远没有缺乏福利保障的低收入老人那么高。

在这种情况下，温饱的农村家庭最经济的选择是多生粗养，靠孩子养老，同时指望这些孩子中有个别人能够靠自己努力成才，进而改变家庭状况。

而经济条件较好的城市家庭则普遍选择少生精养，节约养育孩子的时间成本，保证孩子的高成才率。

至于重男轻女，那是因为在体力劳动为主的年代里，对农村家庭而言，男孩的“经济价值”无疑更大一些。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随着知识和智力在劳动中重要性的快速提高，女性的地位也在快速上升。

现在，很多年轻人抱怨：房价太高生活压力太大，使他们不敢生不愿生。

其实，事实恰好相反。社会经济发展和福利保障水平的提高，使得“养儿防老”显得不那么迫切，才使得“为自己而活”，“及时享乐”等消费主义思潮的盛行。

如果社会真的没有任何福利保障，真的生老病死只能依靠自己骨肉至亲来解决，很多人反而会老老实实的去生孩子养孩子。

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民众强烈的生育愿望，并不是中国所独有。世界范围内，一个国家在经济水平刚刚达到全民温饱时候，都会有极高的生育率和快速的人口增长，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整个社会的生育意愿会快速下降，甚至出现人口的负增长。

当一个国家刚刚解决温饱问题和基本的卫生医疗问题的时候，人口的快速增长是难以避免的，而这种快速的增长，也确实会给经济尚不发达的国家造成巨大的压力。

人口是资源也是压力，人，既有吃饭的口，也有创造财富的手。“人口”和“人手”，本身就是人同时具备的两种属性。到底哪一种表现得更突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以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为例，那时候中国经济发展最缺的是资金、设备以及技术。也缺人，但缺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在只有人而没有资金技术设备的情况下，人是创造不了财富的，但当资金设备技术与人相结合，人本身就会变成巨大的资源和财富。

在那个年代，中国更大程度上感受到的是人口的压力而不是人手的动力，计划生育政策也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提出来。

在当时，控制人口增长，把大量用于养育人口的资金和资源用于发展经济，是有其合理性的。就如同一对夫妻结婚后准备先不要孩子，把精力和资金用于创业，并不能称之为错误。

排除具体操作中部分地方部分干部的极左和野蛮，计划生育政策的提出和实施，有其时代的合理性。

但是，如前所述，这种强烈的生育意愿只是特定经济水平下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一方面生育的意愿会快速下降，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发展会使得“人口”逐渐向“人手”转化。这种情况下，计划生育政策也应该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及时的调整。

40年时间过去了，40年前中国搞计划生育的理论和现实基础都已经不复存在。而计划生育的巨大的负作用和破坏性，却在逐步的展现。

有人坚持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应该继续下去，他们的理论是：资源是有限的，必须控制和减少人口数量才能避免未来的灾难。

事实上，以现有技术生产水平评估未来的资源承受能力是非常荒唐的。对人类而言，一万年前，煤炭不是资源；一千年前，石油不是资源；一百年前，核能不是资源。以一百年前最肥沃土地的粮食亩产量计算中国极限承受能力，现在中国人至少得饿死三分之二，可现在大部分中国人面临的问题是营养过剩而非饥荒，这还是在转基因等先进技术没有大规模开发应用的前提下。

人的智力，本身就是巨大的资源，也是永不枯竭的资源。人类成为万物之灵，靠的不是自然界的资源，而是大脑。

随着经济发展，我们已经有能力给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注定更多的是“人手”而非“人口”。

数以亿计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是中国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崛起腾飞的底气所在。

退一万步，即使真的存在资源问题，我们也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一个事实：人口结构的破坏，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更可怕。

一个社会创造财富的主力是劳动人口，也就是青年和壮年。当一个人老了，失去了创造财富的能力，无论他以前创造过多少财富，他都需要由青壮年劳动者创造的财富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创造财富的青壮年比例非常低而消耗财富的老年人比例过高，那压力就会非常大，甚至难以维持。

很多人希望“国家来养老”，但国家养老所需要的财富依然要由青壮年劳动人口来创造。激进的计划生育政策在短期内可节约大量资源和投入，但只顾眼前利益而忽视未来巨大危险会造成灾难性后果。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一旦变化也极难挽回。

四个老人一个孩子的社会结构是极其可怕和恐怖的。我们不能只高兴兴兴的计算省下了多少养孩子的钱，却忘了等我们老了需要孩子来赡养和照料。

40年前，中国提出并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有其时代的合理性。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40年的高速发展，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的加重，随着中国民众生育意愿的低迷，中国人口问题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面临的问题，已经由“人口”太多，变成了“人手”不足。

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应该尽快退出历史的舞台了。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社会现实，有不同的主要矛盾，有不同的历史使命。

在不久的将来，鼓励生育，扭转生育率快速下跌的趋势，也许会成为我们新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