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毕业后，我在这里看见了儿童侵害案件背后的故事
前言
今年6月份，我从清华毕业了。
清华外文系95周年的系庆视频里，一位我非常喜欢的老师在谈到外文学习时说，“它带来另外一种能力——那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同情心和同感的能力。”
但是，没有行动力的同情心让人感到虚无缥缈。在清华的四年间，我不断认识到自己现有的生活多大程度上依靠了家庭背景、出身环境等外部因素。同时，一些新闻经常让我震惊——有的儿童被迫辍学打工，有的遭受监护人虐待而无家可归，还有的受到性侵后无法得到赔偿。
那些受到伤害的儿童，他们是否得到了足够的帮助？他们遭受伤害后的生活状况怎样？这些对于我来说都是谜。但我也只能任由这些问题被搁置在头脑中的一个角落，无从发现答案。
机缘巧合下，我来到了一家公益法律机构工作。在这里，我看到了那些受到侵害的儿童的人生，也看到一群善良的律师在夜以继日、兢兢业业地用法律的武器维护他们的权利。他们背后的种种谜团，都在我面前被解开了。
两星期前，美国“网红”法官法兰克·卡普里奥（Frank Caprio）的一则视频再次被大量转发。视频中，一位正在抚养10个多月大孩子的单身母亲独自走上法庭，但无力偿还4张停车罚单。
在了解这位母亲的困难处境后，法官不仅免除了她200美元的罚款，还从全国的捐款中拿出50美金赠与她。网友们纷纷感动于这司法过程中的柔情。
尽管在中国没有这样的庭审直播捐款，但我知道，在十余年间，这家公益法律机构一直在坚持默默做着相似的事，却不为大众所知。而我撰写本文，就是要分享我在这里看到的儿童侵害案件背后的故事。
1
律师可能比大多数人更明白法律的局限性。
2005年的冬天，一个女孩敲开了佟丽华律师的办公室。接待了二十年法律案件的他如今还对那个画面印象深刻——女孩看上去还很小，脸上却已经带着岁月的沧桑，右手的袖子晃荡得有些奇怪。
她是来寻求法律援助的，起初还能够镇定地讲述事件经过，说着说着竟失声痛哭起来。佟丽华说，那种场景现在想起来依然让人心酸。
李含冰（化名）来自山东的一个贫困家庭，14岁就经介绍来到北京，在老乡郭某开办的豆制品黑作坊里打工。她虽然年纪小，但非常能吃苦，在小作坊里每天从早到晚忙碌，最多一天工作15个小时，一个月挣四五百元。
一天早上，当李含冰往机器里加原材料的时候，右胳膊的袖子被快速卷入机器。开关远在几米之外的墙上，她无法让机器停下来，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胳膊卷进了机器。
于是，她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右臂。
然而，命运仿佛觉得对她还不够残忍。出院后的李含冰跑到郭某家，请求他兑现帮自己出钱安装假肢的承诺。但郭某已经准备跑路，并且态度非常恶劣，说：“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面对这样走投无路的情况，李含冰决定起诉。法院没有认定将房屋出租给黑作坊的电务公司的连带赔偿责任，而是判决郭某一人赔偿67万元。
然而，这是一纸空文——因为郭某根本不具备赔偿能力。当执行法官来到豆制品加工厂，早已是人去屋空，只剩下两台锈迹斑斑的机器；而随后千里迢迢赶到郭某的老家，发现他家里只有几间平房，根本拿不出近七十万的赔偿款。
在花一样的17岁，李含冰失去了右臂，失去了工作。她感到愤怒，但看不到任何希望。
2
作为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主任，佟丽华已经援助过太多类似的案子，但每次依然痛心。
他小时候喜欢看金庸的武侠小说，梦想成为一名扶危济困、匡扶正义的大侠。这朴素的正义感促使他高考进入中国政法大学，并一直从事面向青少年、农民工等群体的法律援助工作、立法政策倡导。他在2004、2018年两次受委托起草《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专家建议稿，并两次被评为CCTV年度法治人物。20多年的时间，他成为了中国公益法律事业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但法律的救济有时存在局限，即使公正的裁判也并不能最终保证权利绝对得到实现。
除了无法履行的判决结果，法律的局限性在性侵案件中表现得最为强烈。一个判决至今让佟丽华耿耿于怀：一名女孩多次被奸淫，但是法律只支持受害人的直接物质损失，51块——她被撕碎的衣服的钱。
一名律师可以倾尽全力搜集证据，利用最专业的法律知识和技能，和施暴者对簿公堂，让他们得到法律的制裁。可是这对于已经受到伤害的儿童来说，即使坏人得到了司法惩罚，这又能给她带来什么呢？
一个被性侵的女孩报案后，会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被父母、亲属、同学指指点点，在司法机关因多次询问造成二次伤害......我很难想象一个女孩在被强奸之后对世界是什么看法，所以只能试图从作家林奕含在描写她亲身经历的语句中略知一二。
“全世界都觉得是她自己的错，连她都觉得是自己的错。”“她只是模模糊糊对全世界感到抱歉。”“这个世界，或是生活、命运,或叫它神，或无论叫它什么，它好差劲。”“其实我第一次想到死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人生如衣物，如此容易被剥夺。”
专注于未成年人领域的赵辉律师说，有一类受害人往往会感觉全世界都在与她为敌，就是性侵受害者。
3
佟丽华不愿意止步于承认法律的局限性，他想解决现实问题，给受伤害的儿童带去温暖。于是，在其他律师和社会爱心人士的帮助下，致诚公益的“小额爱心”项目于2005年应运而生。
什么叫“小额爱心”？
“小额爱心”就是用小额的钱资助那些司法案件中的受害儿童，每次几百到几千元，并辅以心理疏导、监护支持、寻求民政帮扶渠道等。
截至2021年8月，“小额爱心”共为性侵害案件受害人、抚养问题、童工、工伤、交通事故、刑事案件受害人等人身伤害事故的近1600名未成年受害人提供了资助，每位受助人都存有档案，资助金额共计230多万元。2017年，佟丽华推动成立了“北京中致儿童关爱基金会”，重点运行“小额爱心”项目。
为什么是“简单粗暴”地捐钱？
十几年的法律援助经历让佟丽华知道，大多数受伤害儿童的家庭往往或是贫穷，或是缺乏父母监护，或两者皆具。“很多在我们看来很日常的生活享受，他们是完全没有经历过的”。而受到其他违法伤害后更是雪上加霜。
佟丽华说，这不仅是给他们提供生活、学习上的一点小小支持，更是想让他们感受到，社会上是有人在关心他们的。在一些城市孩子眼中不足为奇的几百几千块，在他们眼中往往就是雪中送炭。
没有亲身经历过困苦的人往往很难想象这种感觉，但佟丽华知道。
如今的他已经走出农村，在北京从事法律行业二十余年，足迹踏遍全世界许多地方，但他依然难忘高中时去老师家里吃的一顿饭。
当时，家境困难的他想找初中老师借钱买药，老师和他妻子招待了他一顿午饭。他说，“当时我不知道吃了多少。我这辈子再也没吃过比那更好吃的猪肉炖粉条和摊鸡蛋。”
而几十年过去，即使在北京，依然有很多苦难的儿童和家庭。赵辉律师说，她接到的案子中，有小孩只是为了能吃上一口饭去跟别人打架。就算是小额的资助，就有可能避免他们去偷、去抢、去流浪。
起初，项目组还考虑要不要规定受资助人该怎么用这笔钱，佟丽华仔细斟酌后，决定不作限制。“我们给他这些钱，哪怕是让他们吃几次好饭，买几身漂亮衣服，知道这个社会上有人在关心他们，他们并没有错，这就够了。”
怎么确定钱真的惠及了受资助的孩子？
作为项目工作者之一的赵辉律师说，“小额爱心”的资助对象都是经历了司法程序的未成年人，每一笔资助都由来自全国的法官、检察官、办案律师经过申请获得。他们都清楚孩子的家庭背景，会给项目组相应的建议进行款项的安排。
例如，一名检察官知道一名孩子的母亲并不能充分履行抚养义务，存在把钱花在别处的风险，于是安排相应的社工机构进行款项发放及使用监督；
有个孩子没有父母监管，只有精力欠佳的外婆，检察官决定把钱分十次资助，每次几百块钱，并亲自与小孩见面进行教育及正面引导；
有的孩子经过评估需要心理疏导，就会把对应次数的钱直接给心理机构。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大多数款项还是交由监护人进行安排。
“这好像就是一个由司法机关、律师、社工、医生等组成的圆，而小孩就是圆心，需要多方的协同对他们进行保护”，赵辉律师说。
2018年，童书妈妈三川玲曾在她的公众号上真挚地赞颂三位与“小额爱心”项目有关的律师，并写道，“如果说，全中国有一个慈善的项目，是最值得信任的话，那么，肯定是这个——由办案法官、检察官、律师来经办的小额爱心项目。”
曾经接受过“小额爱心”资助的孩子来信
为什么要一个法律援助机构来捐钱？
在佟丽华的眼里，这个项目很特殊，不仅仅是因为所有的案件都是来自律师以及相关司法机关经办的真实案件，更是因为他们面对的是需要隐私保护的儿童。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致诚已经和司法机关、相关部门、以及各地的未成年人保护律师形成了互信关系，形成了儿童保护的合力。因为这是一类需要特殊关爱的孩子，所以这样的项目需要相关部门及专业人员之间的信任与配合。
他坦言，很多案件的真相都触目惊心，但项目从来不向社会完整宣传背后的情况，就是为了保护受害儿童的隐私。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个运行了近20年的项目从未有过很高的知名度，筹集的资金也比较有限。
一位在致诚工作的律师说，当她一开始听到“小额爱心”这个项目时感到有些疑惑，为什么一个法律援助机构要捐钱。后来详细了解后，觉得这是个非常“可爱”的项目——以法律为武器去捍卫儿童权利的成年人们，想用法条之外的点点爱心，让受伤的儿童感受到世间的美好与温暖。
4
文章开篇的断臂女孩李含冰，收到了“小额爱心”2000元的资助。尽管钱不多，但让她第一次感受到了社会的温度，她的情绪也平复了下来。随后，在中心律师坚持不懈的努力申诉下，案件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关注。经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调解，她在2009年获得了电务公司20万元的赔偿。
李含冰说：“二审宣判后是我一生中最伤心最痛苦的时刻，以为我的人生只能在自身伤残而又无法获得公正结果中度过。是法律援助中心律师的善良与无私让我从不幸中找到幸运，同时也找到了我自己的生存目标与奋斗目标。我将来会好好生活，幸福快乐地面对每一次挑战，过好每一天。”
那年，李含冰18岁，重新回到学校读初一。她开始练习用左手写字，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最终考上了山东一所学校的社工专业。毕业后，她一直从事社工工作，并与中心律师们保持着联系。
就这样，“小额爱心”在16年间默默地资助了性侵害案件受害儿童、抚养问题、童工、工伤、交通事故、刑事案件受害儿童1600余名。
当一起恶性事件发生时，大众往往关注罪犯有没有被绳之以法，而很少关注受害儿童的后续问题。2015年一起震惊全国的案件中，一位家庭主妇将2岁的儿子亲手杀害，被判11年有期徒刑。
很少被提及的是，孩子还有一个姐姐——她不仅目睹了惨案的发生，还失去了母亲的照顾。在此之后，“小额爱心”项目便持续为女孩提供资助，并定期拜访，帮助女孩健康成长。
李静雯今年1月刚入职致诚公益，是“小额爱心”项目的工作人员之一，曾从事司法社工的她目前是一名实习律师。她坦言，相比起更细节的、更偏感性的社工，律师的严谨常常让她在工作中感到有些反差，但是参与“小额爱心”项目从某种程度上缓和了这种张力。
今年10月份，她再次带着“小额爱心”的资助款跟随社工去探访雀儿（化名）——从6岁开始她被自己的亲生父亲实施了长达6年的性侵，自父亲入狱后因状态不好便辍学在家。
如今，雀儿的母亲正在向法院申请撤销父亲的监护人资格，李静雯也在协助着提供法律援助。回去的时候，同行的社工跟她说，“今天突然感觉我们又燃起了一些希望，我想雀儿也是。”
李静雯回想了一下，今天雀儿的状态确实不错，聊天时脸上甚至出现了久违的笑容，“她聊学校生活的时候开始有期待了，还在想小目标。”
目前，在多方帮助下，雀儿已经顺利入学，开始了新的人生。李静雯觉得，这可能就是“小额爱心”能给予孩子最好的东西——温暖那些受伤的心灵，燃起他们对生活的美好期待。
后记
在来到致诚工作前，佟丽华在我眼中是百度百科上一个有着各种响亮称号的公益法律人；到这里工作后，他在我眼中是一位雷厉风行、每天忙碌于各种事务的机构负责人。
然而，这一次采访让我切身感受到，他内心朴素的追求是如何印证了我们每天上班路过的四个大字——“为了正义”，并身先士卒地投入自己的青春与热情。
图为佟丽华年轻时在学校普及法律知识
在采访接近尾声时，佟丽华说，“很多人问我，做了22年的公益法律服务，费尽心力倡导各种立法政策改革，为了什么？我昨天打电话打到10点多，经常周末就把自己关起来写文章。”
他说，“我也知道周末出去玩会很快乐。但我锲而不舍地推动相关立法政策的改革，就是因为我看到的是一个个鲜活的案件，看到了那些受到伤害的农民工、儿童，看到了真实的生活。他们的无助、困境和面对权益受到侵害的无可奈何，就是我每天工作的动力。”
我在清华听过很多忧国忧民、志存高远的年轻人的发言，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真心，毕竟那些只是尚未兑现的诺言。但是这一次我忍不住在佟丽华主任面前流下泪来，因为真的有人怀揣着这样一颗真心在坚持，并如此真实地展现在我面前。
见到我哭，他感到一丝惊讶，开玩笑地说，“这都能让你哭？”随即转过头，好像陷入自己的一些思绪，“其中更多的事我都还没说......也永远不会说。”
后来，我从他写的《为了正义》这本自述书中，窥见了小小一个碎片。
十几年前，相关立法给案件办理带来了十分复杂的局面，于是佟丽华费尽心力想要推动相关法律的改革。后来，他做了一个梦，梦到他怎么都进不了国务院座谈会的大门。
“只能无趣地往外走，是一大段坡路，走得很艰难。边走边伤心，最后竟痛哭起来。在哭泣中醒来，眼角都是泪水，时间还不到凌晨5点，但却再也难以入睡。”
年轻的我无法想象20多年身先士卒地践行公益需要多少付出。同时，回想起网络上一些对于中国公益事业指指点点、却不作任何行动的人，更是感到一阵心酸。
我想，就算我无法成为那个振臂高呼“铁肩担道义，舍我其谁”的人，也能做一个帮助他们前行的人——哪怕只从小事做起，关心身边遭受了伤害的儿童。
行动起来吧，我们一定能让明天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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