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明复：文革使我家破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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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使我家破人亡（遗作）
作 者：闫 明 复
“文化大革命”给我身心和我家人的伤害，可谓是刻骨铭心，实在是难以忘却。我们这个名副其实的革命家庭每位成员所经受的磨难，都是不堪回首的。
我与父亲同关在一座监狱中，虽近在咫尺，但犹如远隔千山万水。他老人家临终前，我们都不能见上一面。父亲死后，“四人帮”不准通知家属，不准家属最后见遗体，不准保留骨灰。
母亲不但遭受迫害，还深深地思念着父亲和我，心力交瘁，得了不治之症，受尽了病痛的折磨。每当听到亲人讲到这些，我的心就像被刺着了一样痛，尤其是，听他们讲到，我被关进监狱后，妈妈总是关切地问我的下落：“明复呢？”即使在重病中，她还不住地念叨说：“我还是最想小复啊！”临终时，妈妈还不无绝望地说：“我想小复啊！”每当想到这些，我都会悲愤欲绝、不能自己。
我被关进秦城监狱以后，对家里和亲人们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出狱后，在与家人的交流中，渐渐地都了解了。我把这些痛苦的往事，以“家破人亡”为题记录了下来，为了使我们不要忘记那段历史。
十年浩劫，给我们家带来极大的灾难，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父亲、母亲、二哥相继离开人世，幸免于死的兄弟姐妹和他们的亲人，也受到难以倾诉的创伤。
1967年11月7日，年愈古稀的父亲无辜被捕，在秦城监狱受尽折磨，于1968年5月22日含冤去世。
1967年11月17日，我无辜被捕入狱，在秦城监狱度过漫长的七年半暗无天日的独牢生涯，于1975年4月3日获释。
1967年12月，在解放军总后勤学院工作的大哥阎明新被隔离审查，罪名是：他是我父亲派遣到根据地的“战略性特务”。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大哥十五岁奔赴延安参加革命，随后被派往太行山根据地的部队，同敌人浴血奋战。
日本投降后，又随部队转战东北，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调到总后勤学院工作。这样一位早年投笔从戎，身经百战的战士，竟被诬陷为“战略性特务”，岂不太荒唐了吗？
育英学校任教的大嫂舒堤也被造反派强行下放到香山“开采煤矿”，香山自古以来以其秀丽的风景而著称于世，从来没有矿业。而愚昧无知的造反派硬说有山就有脉，有脉就有矿，把大批教师赶到香山，把康熙皇帝给六世班禅修建的行宫变成营房，在香山下乱施开采，破坏了香山的风景和水系，造成香山泉水断流，至今未能恢复，只好用自来水冒充泉水，以欺世人。
我的二哥阎明智十四岁去延安参加革命，在陕北公学学俄文，日本投降后，被派到东北曾任张学思秘书，后调到哈尔滨外国语学校任教，为培养未来的俄文翻译做出很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调到外交部工作，是外交部的高级翻译、外交官和翻译处处长。“文革”中，外交部造反派也对阎明智进行了隔离审查，后来将他与外交部干部一起下放到湖南“五七干校”参加劳动，1975年4月在长沙悲惨逝世。
早年就赴延安参加革命的二姐被下放到句容县江苏省直属机关“五七干校”下田插秧、上山采茶，患重病后，造反派仍然抓住二姐1960年至1967年为爸爸还清公家八千元钱款的问题，多次批斗 。二姐夫也多次受到冲击，头戴高帽游街批斗。
我妻子吴克良50年代中期毕业于北大西语系，调到中联部工作，1967年12月受到我的牵连，在部里被隔离审查达八个月之久。
年迈善良的母亲，带着我十岁的女儿阎兰，孤苦伶仃，在凄风苦雨中等待无辜的亲人们的归来，独自一人坚强地经受着造反派一次又一次的抄家、盘问和批斗。
1967年11月我被捕入狱后，造反派接二连三地到我母亲家里进行搜查，找我的所谓隐藏的并转移的“电台”（其实只是一台普通的收音机），我母亲对他们讲：“明复怎么能有电台呢？若有电台，那不是特务了吗？”但他们还是无休止地凶狠狠地盘问老人，他们说老人家死顽固，拒不交代。煽动母亲所在的南礼士路国务院宿舍不明真相的群众，开斗争会批斗我母亲，并威胁说，不交代，就枪毙你。
我母亲大义凛然地说：“我丈夫阎宝航是老共产党员，我儿子阎明复也是共产党员，我也是共产党员，我们一家子都是共产党员，你们要枪毙我，就朝我开枪吧！”她指着自己的胸口高喊。我母亲后来对姐姐阎明光说，我这么一横，这群人也就无话可说了。从此，母亲被开除了党籍，撤销了国务院宿舍居委会主任职务。
当时，我母亲不仅承受着父亲和我被捕入狱，大哥、二哥被隔离审查的巨大精神压力和痛苦，而在生活上也毫无着落，因父亲被捕，政协冻结了父亲的全部工资，也不给她发生活费，生活非常困难。
“文革”开始后，我们就搬到魏家胡同住了，我被捕后，中办又强迫我爱人迁出魏家胡同，我爱人带着女儿在造反派的监视下，将行李、家具及东西又搬到我妈妈家，与我妈妈一起生活。当她被隔离审查时，这个家就剩下奶奶和阎兰祖孙两人相依为命。
当时阎兰在南礼士路附近一所小学上学，由于不明真相的老师和学生，认为阎兰的爷爷和爸爸都是反革命，被捕了，所以就对她十分歧视，经常欺负她。奶奶宿舍一楼住一位老干部，也受到迫害，家中只有他的老母亲，带一个天生罗圈腿的孙女，在学校也受歧视，不愿去上学，这样阎兰就和她在一起，早上对奶奶说是去上学，其实是和这个女孩在一起复习功课、玩耍。
这时政协的造反派又连续来抄家，将家中的家具、沙发等东西能拿的都抄走了。造反派不讲理，见东西就拿，最后剩下一个吃饭的桌子也要搬走，妈妈不让搬，说得给我留个吃饭的地方呀，这样，才算剩下个吃饭用的八仙桌子还有几把破凳子，一张睡觉的床，真是一贫如洗。
在1968年六、七月份，大嫂来看妈妈，妈妈说，她在吃饭时吐了一口血，大嫂听了很是着急，就陪妈妈到复兴医院检查，确诊为肺癌！大嫂见到诊断十分悲痛，真是哭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一个接着一个的灾难像雪崩似的落在妈妈的头上。
妈妈对爸爸的思念使她不安心。她想到父亲被带走时只穿了一件皮大衣，没有更换的内衣。于是同老姑一起带着装有衬衣衬裤的提包，走遍了公安部、市公安局，卫戍区接待站，都未能获得父亲的音信。
十年浩劫，成千上万的无辜干部和群众被逮捕、关押、逐放。多少年是生死未卜、杳无音信。他们的家人，无时无刻不惦念自己的亲人，日夜盼望能够获得只言片语的消息……
吴克良离京去黑龙江肇源“五七干校”前，帮妈妈将仅存的一些有用的东西收拾好装了两个箱子，并劝妈妈去上海投奔明光那里，因在京无人照顾她的生活。妈妈说我去上海你三姐那儿，你爸爸回来怎么办？我不能去。妈妈说，“不能让爸爸回来第一眼看不到我”。其实，爸爸和我在监狱的情况妈妈是一无所知，她这么说就是抱着一种思念和期盼。后来，明光姐来北京曾经去政协打听爸爸的情况，他们都说不知道。实际这时爸爸已经去世了，他们非但不说、不告诉，还声嘶力竭地要她与爸爸划清界限。
这个时期妈妈是在何等恶劣的环境中苦熬的，感情上思念亲人，身体上受病痛折磨，家里又无人照顾，精神特别痛苦，再加上后来又摔了一跤，送到附近小医院检查，诊断是大腿骨折，只给简单地治疗一下……现在，根据大嫂的回忆、分析，可能不是骨折，而是肺癌骨转移！
妈妈的痛苦程度可想而知。明光姐从上海赶到北京的家里时，怎么敲都没人来开门，她就喊：“妈妈！我是明光啊！我从上海来，我来看你来啦！”敲了很长时间仍无人答话……好半天后，等刘阿姨回来才开门进屋。
一进屋，明光姐就见到妈妈骨瘦如柴，非常凄凉，心里异常难过……妈妈睡在一个很脏的床垫上，床垫都湿透了，因为妈妈已大小便失禁，没人照看她，可见妈妈那些日子是多么痛苦啊！后来明光就给她收拾，换洗，并昼夜给她揉腿、揉膝盖，又送到吴教授那里看病治疗。吴教授看到妈妈如此境况，骨瘦如柴，同时腿又摔坏了，非常生气，就说：“你们是怎么照看老人的？怎能让她这样受折磨呢？”明光是有苦难言，现在是家破人亡，家中哪儿有亲人来照顾老人哪！
当时，在北京的小弟佳林正在国际关系学院上学。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保党委”，曾被造反派押着和院领导一起被批斗，后被分配到边远的贫困县劳动锻炼、工作，长达九年多，直到1978年父亲平反后，才回到北京。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明光决定接妈妈去上海，同妈妈商量说，你在这里没人照顾你，刘阿姨又是这样对待你，大嫂也顾不上，虽有佳林弟在，他能时不时地来看你，能给你帮助，他也不可能总在你身边伺候吧！你跟我去上海，我们路过南京时，还可以去看看二姐嘛！妈妈很想二姐，她也知道家中的欠债，包括欠公家的账，二姐帮助还了不少，这几年生活上接济妈妈，出了不少力，但更重要的是她非常想二姐，终于同意去上海了。
这时，三姐又把在鞍山农村的大姐明诗请来了。当时大姐正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她的处境很困难，“文革”中被定为鞍山市最大的特务分子，在市内批来斗去，打得死去活来，后来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大姐接到三姐的信，就从农村赶到上海来，最后又由她陪伴着妈妈，每天给妈梳头、洗脸、擦身……妈妈周身疼痛，她就给妈妈按摩，送妈妈去医院。
因为是反革命的家属，医院不肯收。后来还是三姐找北京协和医院吴恒兴教授帮忙，吴教授给写了信，才住进了上海长宁区中心医院，并给了间病房。当时上海天气很热，他们就在病床下放些冰块降温，这样，就由大姐、三姐和孩子们在医院里陪伴妈妈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几个月时光。
妈妈是1971年7月12日去世的。
丧事办完后，三姐一连做了两次梦，梦见妈妈对她说，在她旁边有个人总是欺负她，于是，三姐和姐夫就到殡仪馆将妈妈的骨灰盒带回家了。直到爸爸平反后，1978年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时，因爸爸没有骨灰，爸爸去世时是按江青的批示，反革命罪犯67100号（父亲在监狱的代号）不准保留骨灰，这样就将妈妈的骨灰放在爸爸的骨灰盒里，一起安葬。
这样一位善良而又慈祥的老人就这样与世长辞了。
这样，我们这个在抗战时期，在坚持地下斗争中，帮助过多少陷于困境的共产党员、民主人士、东北难民，而被亲切地称为“阎家大院”的温暖的革命家庭就瓦解了。
本文摘选自《阎明复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
（本文原载于“铁军文化”公众号，2023,7，5，有删节）
后 记：2023年7月3日上午10时，中国翻译协会主要创建者之一、原常务副会长阎明复先生因病逝世，享年92岁。
阎先生曾任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民政部副部长、中华慈善总会会长等职务。为我国外交、翻译事业发展和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作出了卓越贡献。阎先生曾于2012年获得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翻译事业特别贡献奖。
深切怀念阎明复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