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母亲，也作为她自己 ｜书写母亲

作为母亲，也作为她自己｜书写母亲

Original 和妈妈聊天的青年志Youthology

收录于话题

#性与性别 18

#父母关系 2

「书写母亲」栏目

和母亲对话，并记录她们人生中，

和丈夫无关、和子女无关、只和她自己有关的部分

从我们出生时起，对母亲的认识、和她的相处，从来都离不开她作为“母亲”的角色。作为子女，我们好像时常忘记这只是她的一个身份而已，也很少学着去发现她作为“母亲”之外的生活。这个身份带来养育生命的喜悦，可有时也带着社会的要求与规训，有时“xxx妈妈”的身份庞大得甚至压过了她作为“自己”。

母亲节前夕，编辑部展开了一场和妈妈的对话。我们想暂时抛开“母亲”这个身份，看看她们作为一个女性、一个独立的个体，拥有的是一个怎样的自我。我们聊了聊她们年轻时的梦想、子女不在身边时的生活状态和经历，也聊到了她们人到中年，如何面对衰老、如何思考即将到来的晚年。

我们听妈妈讲了讲自己的故事，那故事和丈夫无关、和子女无关、只和她自己有关。

对话结束后，我们写下了这些故事。这一次，我们不歌颂“母爱”，不是作为孩子去写自己的妈妈，只是作为一个近距离参与了她们生活中的人，写下一位女性的故事。在母亲节，不只看见“母亲”，也看见她作为“汤女士”、“健子”、“小李”的存在。

我们也希望，读到这篇文字的你，可以接力下去。尝试开启一段和妈妈的对话，聊聊她“母亲”身份以外的人生，写写你眼中的她。

©《你好李焕英》

一个“健步如飞”的女人

汤女士，1972年出生在农村，家里排行老三。她还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妹，和一个最小的弟弟。在那时候的观念里，孩子越多越好，尽管随之而来的也是望不到头的贫穷。

小学和初中，汤女士成绩都不错，可上学带来得更多是阴影。“当时我们村子只有我一个女孩上学，放学的时候没有伴儿一起回家，冬天天黑的早，路上没有灯，一个人走夜路特别害怕。”所以有时候汤女士会和班上玩得好的女同学回家，到别人家住。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况且到后来，女同伴们一个个辍学，汤女士也不想再上学了。

17岁，汤女士又成了村子里唯一一个去北京的人。她想逃离贫瘠的农村，想摆脱笼罩着童年的贫穷和恐惧。听说隔壁村子有人可以带她去北京时，她下定决心离开，揣着50块钱——那是家里能给她的全部资金支持，坐上火车。

初来乍到的那几年，汤女士过得很辛苦。偌大的北京城里，她只是一个从农村来的、怯生生的小姑娘。她做过餐厅的服务员、当过商场的导购，在陌生的城市里居无定所，还常常担心派出所查户口遣返回乡。

但这段经历中也有令汤女士引以为傲的部分，“我很机灵，干活儿也特别利索。当时还用算盘算账，我跟着店里的会计学了一阵，就能打得特别好，算得又快又准。当时餐厅老板很看重我，让我做领班，隔壁老板还想加钱挖我。”于是凭借着一点小聪明，以及察言观色、与人周旋的技巧，汤女士慢慢形成了一套自我保护的方式和生存智慧。

渐渐地，她不再满足于给别人打工。了解到有乡亲在做生意，加上之前自己在商场做导购的经验，汤女士开始利用攒下来的一点钱，做起了服装生意，投资、进货、看行情……她慢慢在生意中找到自己的能力和价值。当时也正赶上市场经济的发展，行情不错，汤女士生意做得越来越好，每个月赚得钱比体制内的上班族还多。

有了钱一切才终于变得容易起来。汤女士的男朋友（也就是我爸）当时正在读大学，他家里没法支持太多，汤女士就补上剩下的钱，让我爸顺利地念完书。家乡的弟弟妹妹们也因为汤女士，纷纷从农村走了出来，来到北京，逐渐安家立业。

28岁，汤女士生了女儿。婆婆知道是女孩后，脸色一下就变了，然后对汤女士说：“把这个女孩留在老家吧，过两年在北京再生个儿子。”汤女士没答应，和婆婆翻脸了。坐完月子她就一个人带女儿回了北京。于是，我才幸运地没有成为“被牺牲的女孩”。

其实在我成年之前，我几乎没有主动了解过汤女士的故事，也不曾知晓我婴幼儿时期，那些尚未有记忆时的生活。在我心中她的身份是“我妈妈”，做饭很好吃、会唠叨我要收拾房间、工作很忙···

这两年，我开始主动和汤女士对话，想要试图描摹一个完整的她。于是我不厌其烦地听她讲述自己的“奋斗史”、那些曾经吃过的苦。有时候我觉得这些对话像是田野访谈，个体和社会间的勾连生动地呈现。我从中听到一个女性所切身经历的时代变迁、出身和阶级的挣扎、性别的束缚与突破，以及其中的反抗和力量。我看见了一种坚韧的生命力。

现在，汤女士49岁。白头发染了一茬又一茬，药盒上的小字不带老花镜就看不太清，我也曾偷偷听到，她发现自己快要绝经时，轻轻的叹息。

但我惊喜地发现，在无法抵挡的衰老中，那种坚韧的生命力好像一直都在，并且在一些不经意的时刻触动我。有一次我和汤女士一起出门上班，从家到地铁站大概一公里的路。令我非常意外的是，汤女士走路极快，并不是因为她有什么急事，这就是她平时的步速。可我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根本跟不上她的脚步，走一会儿就落后，要让她等我。到地铁站时我已经气喘吁吁，汤女士却一点事儿没有，还说“一般人走路都跟不上我”。我觉得又意外又好笑。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抛却年龄、职业、母亲的身份，我又该怎样形容汤女士呢？我一直想不到。那次一起走路后，我想我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词：汤女士，一个“健步如飞的女人”。毕竟，她也曾“健步如飞”地走出了自己的人生。

©《孔雀》

02
她的冈仁波齐

在今年3月看到她的朋友圈之前，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过她。那是一条她更新的视频号，内容是在河南老君山顶拍摄的日落与云海。我怔怔地看着那条朋友圈，感到惊讶，便私信她问了一句是什么时候去的河南。没过几秒，她回复：“前两天。那时运气好，我是2月2日龙抬头那天登的山，一整天都有云海。但是条件很艰苦，只能吃泡面。我今天到成都，明天进藏。”

我的惊讶程度未消反增，但早已习惯她不太按常理出牌。这言简意赅的回复，捉摸不透的行程，风风火火的性情，就如她的名字一样。她姓“矫”，名“健”，喜欢朋友直呼她的大名，或者称呼她“健子”。在日常的用法里，“矫健”二字常常用来形容灵活的身手或步伐，但在我的印象里，这两个字的意义更多在于是她的名字。

健子不记得这是第几次进藏，但记得每一次遇见好风景时的兴奋。趁着疫情后的第一个春天，她要赶在好时候去拍摄波密的桃花和西藏的雪山。这趟行程有二十八天，从川西进藏，一路南下，海拔不低于4500米。随行与她的，有几个摄友，以及二十来斤重的摄影包和脚架。那个由镜头和快门望向的世界，成为了她一辈子最着迷的东西。

那时，她们一行人住在藏民家，要赶在日出之前下山到湖边拍摄佛晓时萨普神山的倒影，海拔落差有120米。下山时不费劲，但是等到拍摄完毕，上山路程的困难程度令她感到绝望。“我背着摄影包和脚架，一度觉得自己快爬不上去了。后来我找到一个方法，就是在前方锁定一个目标达到的点。大概距离十几米，有时候可能只有七八米。我储存好体力，把气喘匀，一口气跑到那个点，再找下一个目标点。”

2006年，健子以同样的方式转完了冈仁波齐神山，全程57公里。十一年后，《冈仁波齐》这部电影上映时，她稀松平常地与我追忆起了这段经历，“那会儿青藏铁路刚刚通车，我和同事决定一起走阿里线，有人转山，有人不转。转山对普通人来说是一件不太容易完成的事，我就想挑战一下自己，看能不能转下来。”她将那次朝圣作为给予自己生命中的一回挑战，顶着大风、睡石头屋、淌过冰河。依循着自定目标点的轨迹，健子最终花了两天完成了朝圣，也抵达了她至今再没突破过的海报高度，5700米。

“但是你让我现在去转山，可能就转不下来了。”

再次回忆起朝圣冈仁波齐的经历时，健子感知到年纪渐长为自身带来的影响。今年54岁的她对此没有太多办法，不时会为自己的衰老感到不安。前段时间，两根白发从她依然乌黑的头发间隙中钻了出来。她发现后，耷拉着脸，冲着家人埋怨，也总问我有没有发觉她的皮肤松弛、眼皮下垂。“这长了两根白头发就不得了啊。我听别人说，长两根，就开始长一撮，越长越快，越长越多了。”

我明白，她害怕衰老既是因为爱美，也是因为害怕和她母亲步入老年时的状态如出一辙。

每个周末，健子都会采买一些食物和生活用品给她的母亲送去。她的母亲在老伴去世之后就患上了老年痴呆，记不起家人朋友，说上了胡话，渐渐地也无法自理生活。每每逢年过节，她都把母亲接到身边来聚餐，一边一口一口喂她吃饭，一边对我说，“你看看，我现在还是要多动脑、多出行才行。”

但她总有些不甘心。就在今早我给她打电话之前，她刚刚和小区里的邻居们做完了晨练。“我还是得每天锻炼，还要给自己的皮肤做按摩。尽管体力没有以前好，还是想尽力做到和以前一样的事情。比如要拍到风景，该背的设备还得背。要找好角度，该爬的山还是得爬。”

健子始终觉得自己只不过走在最普通的轨道上：一毕业就被分配到国企工作一直到退休，脾气火爆又总为家事操劳，不善与人交流，亦从未有过什么理想或追求。当我想追问一些问题时，她用撒娇一般的语气对我说，“哎哟，我不想说那么多了。”

没一会儿，她又给我发来消息：我还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环游世界。

这个愿望听起来还挺奢侈的，但当我看着她的护照本上添了一个又一个戳，地图上关于目的地的标记越来越密集，跟我讲着一段又一段旅途故事时，我忽然有点动容，也总觉着她可以完成。一个强烈的念头刻进了我的脑子里：健子有一个隐形的冈仁波齐，它离世俗并不遥远，却法则质朴。山上立足了一个一个大大小小的目标，实实在在，却渗透着关乎她的坚韧的生命力。那是只属于她的山，她不紧不慢，只专注于眼前。她有所忧虑，但依然浑朴天真，一步步用行动丰富自己的生活。

©《女儿》

03
她一路唱着歌

长江边一座不起眼的小县城，是小李的家乡。往来的船舶鸣笛声，是她儿时最熟悉的声音。

她排行家里老幺，说不清是被喜欢弹钢琴的母亲所影响，还是受到了兄弟姐妹们对音乐的感召，小李打小就喜欢唱歌。

一副百灵鸟的嗓子，让她很快成为了小县城里的红人。县城里听过她唱歌的人都记得，身边有个长着小圆脸、烫着黄色卷发的“小李谷一”。周围人的肯定让小李开始渴望去到更大的舞台，她不住畅想，那些往来的船只究竟通往什么样的大城市。

“我需要接受专业的音乐教育。”那时的她，心中生出了一份坚定的念想。

作为最早的一批艺考生，小李并没有太多考取音乐学院的经验可供参考，她只好摸着石头过河。凭着一份自信与坚持，她考去了四川音乐学院的美声系。

1991年，小李终于离开了她的小县城，去往了成都。在这一年，她的世界变大了很多。远离了山城的陡峭崎岖，小李终于学会了骑自行车。在课业之外，她会和朋友们一起骑车去参加大学生联谊，正值青春的她慢慢对爱情生出了一种向往。也是在这年，小李开始和几百公里外的母亲写信。一月一封的家书，承载着她对家的全部思念，也是她获取家中所有大事小事的唯一渠道。

临近毕业，小李再次站到了人生分岔路的路口。专业老师很喜欢她，希望她能保研继续学习。但读研意味着家庭还需要承担很大一笔她的学习费用。想着每月母亲和大哥给她寄来的生活费，小李决定接受学校分配的工作，尽早替这个家庭分担一些经济的负担。

20岁的那年，小李再次回到重庆，成为了一名中学音乐老师。不久，小李就在迎新会上遇到了同是大学生毕业的小曾，“他当时愣愣的，前辈介绍道，他是才来的大学生，搞水利的。我一问，发现和我一样是生在一个小县城。通过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许有着相同的经历，也许是小李心中那颗向往爱情的种子悄然发了芽。两年后，两人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夫妻。

他们都默契地不想为双方的家庭增添负担，两人的生活因此过得很清贫。最开始，她们租在没有卫生间的出租屋里，每晚起夜，小曾都要陪着她摸着黑走上五分钟的路。怀上孩子的时候，小李还居住在地下室里。孕期潮湿的环境，让她落下了风湿的病根。

但这一切的苦难，都随着一个女儿的降生而慢慢消解。他们咬着牙，东拼西凑买下了一套二手房。终于，小李有了自己的一个小家。这个女儿活泼外向，家里始终都很热闹。说起来也巧，大概是遗传了母亲，孩子也特别喜欢音乐。每次听到音乐，她都会跟着节拍手舞足蹈。在孩子有限的记忆里，狭窄的客厅中，摆放着妈妈的钢琴。开心的时候，妈妈会弹圆舞曲，她就站在妈妈旁边，跟着音乐打转。

时间过得真快。小李有时候也意识不到，原来匆匆地，时间就不回头地往前狂奔了好远一段距离。小李一不小心就变成了老李。在学校里，那些新入职的老师，她的学生们，会尊称她为李老师，有的甚至叫她“李妈妈”。

她真的变老了吗？小李不是看不到自己脸上的皱纹和发间的银丝，但她不知为何总觉得自己好像越活越年轻了。她爱上了喝咖啡看电影，甚至还加入到了追剧大军的行列中。她的朋友圈子越来越年轻了，有90后，00后，甚至还有10后。闲暇的时候，她会约着朋友们一起去打卡网红店，还总是走在学习网络语言和科技产品的最前沿。

音乐一直伴随着她，无论是小李的时候，还是老李的时候。每个春天，她都忙着跑到全国各地学习交流带合唱团的经验。岁月带不走她的那副好嗓子，她还是站在舞台上，动情地歌唱。

小李就是我的母亲。我喜欢叫她小李。

去年年底的时候，小李又参加了一个合唱比赛。那是我没有长期陪伴于她身边的第六年。我看到她发给我的照片里，她穿着华丽的演出服，和晚辈们一起比出了当下最流行的自拍姿势。我突然很想念我的母亲。我想起四岁的时候，妈妈弹着钢琴，我在旁边打转的时候，并不知道她弹奏的是什么乐曲。我问她，为什么我听到这首歌这么开心呢？妈妈说，因为你听到了我的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