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十年的“速度”只是历史的例外状态，我们不得不重新学习“慢”
2022年第二天，我们在宝安城中村内的「closer 附近书吧」进行了年终策划「觅地而栖：找个时代的角落安顿自己」深圳站的活动。
略显拥挤的空间里，大家席地而坐，被海报、杂志和零零散散的物件所包围。带着自己身为“深二代”的焦虑与困惑，我和《打边炉》主编钟刚、人类学青年学者袁长庚聊了聊，为什么我们想慢却慢不下来，“快”又能否可以形成一种文化，如何在同质化的节奏中提炼并书写异质的经验？
随后的工作坊，艺术家李燎回顾了一部分那些以“日常”为原料的创作，他如何将平平无奇的生活场景，延伸到创作的脉络中，身体既是支点，也是媒介。工作坊没有设置议程，最后变成了大家对李燎的围炉群访，似乎人们对“艺术家”这个身份格外感兴趣，而我则好奇这个下午能否流淌进我们今后的实践。想到之后还要陆续向参与者“收作业”，觉得以一个“开端”为由头策划活动，在收场的时候就不会有太多“结束”的失落。
自然而贴近的氛围一直延续到晚上的铁锅炖，就像曾经和同学在放学和网吧后于城中村觅食喝酒聊八卦一样，没有嘉宾和观众之分。吃饭的过程中我一度有些眩晕，那时我们都不知道这座城市在几天后将又一次经历疫情的考验，亲密与附近在时下稍纵即逝，人聚在一起的体验、气味和环境尤其应该被记住。
无疑，每一场活动都有可以被记录的内容，但我简短地回忆了一些不太重要，也不能被文本化、视频和音频化的场景与感受。接下来是第一场沙龙对谈的文字摘录。
本期问题青年
■ 钟刚 | 资深媒体人，《打边炉》主编■ 袁长庚 | 人类学青年学者，南方科技大学助理教授■ 阳少 | 青年志编辑
本期问题青年
对谈现场
“慢”是接下来的现实，
但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
阳少：
作为深圳人，我感觉自己天然生活于“速度”中。过去二十年间，社会普遍都会觉得“快”是一种美德。直到近些年，年轻人才开始透露出对于“快”的疲惫与厌恶，舆论也有了更多对于“速度”的反思。我想这是不是因为“快”已经无法带来可见和稳定的收益了？比如当年我父母来到深圳的时候，他们努力打拼几年就可以负担房子的首付，但现在大多数深漂很难拥有一套房子，可以被兑现的未来是被无限拉长的。两位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钟刚：
其实今天我们并不是在持续加速的状态当中，反而处于减速的状态，比如我们的 GDP 每年增长 8 %的状态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经济也由高速转入缓速，因为疫情，这个世界的运转也进入到了一段阻滞期。
但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讨论加速，以及速度对我们的控制和奴役，尤其是在深圳，一切都在快速运转当中，这种运转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惯性，是“不得不快”，是“停下来要发疯“的状态。这是很可怕的一种景象。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进入到了虚假的速度当中？我们是不是陷入到发展和速度的魔咒，以至于不断被消耗，不断被推着去不停地运转，就像一台机器一样？需要警惕的是，人的节奏，以及人性的东西，似乎逐渐被消减掉了。
袁长庚：
跟钟刚老师说的一样，我也经常跟学生讲，可能从你们生下来，就觉得“快”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必要前提，也是正当性的来源，如果谁质疑或者阻碍了“快”，那他等于站在了现代性许诺的对立面。
但就像物理学上的能量守恒一样，当一个社会持续“快”了四十年，肯定得慢下来，所以我觉得“慢”是未来十年我们需要去接受的现实。
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挑战，首先我们在世界观上还没做好准备，其次就是“慢”需要一套相应的生活技术作为匹配，但在大家对“快”充分适应的前提下，能不能重新面对和处理“慢”可能会是个问题。很多人都说想要过“慢生活”，但尤其对年轻一代而言，他们整个身体机就没能适应一个“慢”的状态，或者说没有做好“慢”的准备。
举个例子，我相信在座的大多数可以在 50 分钟内打包好行李飞去另一个城市，但如果现在有一个完全空白的下午，没有任何事情，你的身心状态能否和这段时间合拍呢？
所以我们可能需要重新学习“慢”的过程。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来看，人类在过去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都是世界的主宰，但所有的宗教、经典和艺术都在提醒你，这个主宰是非常脆弱的，所能达到的平衡非常有限。比如道家就会反复劝说，一定要慢下来；儒家则是人为地降低速度，比如各种各样的礼教；佛家就更不用说了，它根本就怀疑“快”是一个幻象。所以学习“慢”可能需要我们回到历史、回到文明的常态。
我觉得无论精英阶层还是普通老百姓，大家可能在价值观上还没有做好准备：下一代可能不见得会超过我，甚至比我过得还要更差一点。这是需要两代人用价值观说服自己的。所以学习“慢”不是一个审美问题，而是一个生存的问题。
钟刚：
大家肯定是想慢下来的，比如“鸡汤文"教导的我们一样，云淡风轻，岁月静好。但为什么我们读了那么多鸡汤文，依然慢不下来，那是不是说明“慢”的想法和真实的实践中间存在着巨大的冲突和鸿沟？
比如现在很多白领，自嘲自己是“工具人”，我前两天听到一期播客，他们说白领的工作餐其实是非常糟糕的，白领是这个世界上吃得比较“差”的一个群体，因为他们吃到的食物，要么是出自中央厨房，要么就是在 shopping mall 里解决。中央厨房和购物中心餐厅都是为了追求效率的最大化，是资本的逻辑，而不是美食生产的逻辑，资本在当中决定着我们吃什么，决定着我们如何过自己的每一天。为什么我们没办法慢下来，其中就有一些不那么容易挣脱的“来自资本的设计”。
回到我的实践上来讲，我从事的“媒体”工作，很多投身进来的个体，其实也难以挣脱的由既定工作方法、规则、新闻专业主义等条规所形成的圈套。一旦你进入其中，就很难慢下来了，更多时候会像机器一样去运转，每天定时发布信息，并且按照专业范文去工作。这样就很难获得“慢”的自主性，只有一路狂奔，耗尽自己。
所以在《打边炉》的工作中，我们总会考虑如何去拥有更多的主导权，如何去试着自己来掌控速度，有时快，有时慢，快慢兼备。我们不是一个每天都去勤奋推送的媒体，也不会去设定浏览量最高的理想发文时间（通常有人会说是早高峰和晚高峰）。我们故意把媒体工作的规则和系统扰乱，按照自己的结构来任性而为，当然了，我们除了把事情做慢，我们也很看重我们是否在勤奋工作。做《打边炉》，倒不是为了做一个媒体，而是为了寻找工作的自由，尽量不要变成一个机器，或者成为系统运转下的螺丝钉。我们一点都不羡慕大厂和五百强的工作，我觉得我们在创造不同于他们手头的工作。
对谈现场
“快”可以形成一种文化吗？
阳少：
钟刚老师最近作为策展人参与了 OCAT 双年展，展览名为《阻力，一次速度的试验》。你在其中说到，现在重要的工作在于如何去争夺和拓展“自主呼吸”的空间。我想这在深圳可能是个更为紧迫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会反驳说，“快”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尤其是深圳在建立之初的定位就是经济特区，那么搞钱为什么不能形成一种文化呢？
并且这两年在当代艺术领域出现了“深圳热”，我前两天看《 Hi 艺术》的年度十大关键词，深圳就是其中之一，就好像深圳的文化土壤也在以一种“快”的形态丰富起来，有了更多话语权。但同时我也隐约感觉，深圳的很多层次与肌理，没有在这股艺术热潮中被充分地表征。
袁长庚：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文化只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大概对于这个世界要形成一个相对充分的表述。比如我们说电竞是一种文化，不在于一局游戏的 20 分钟，而是它前前后后包括了游戏的世界观架构、玩家和文本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东西都构成一个充分表述。
我觉得“快”不见得是绝对速度快，但是它会拒绝你在点和点，阶段和阶段之间形成段充分表述，这样才给你一种快的感觉，所以我们现在反过头来想一个问题，在我们整个都市现代性的表述里，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快”做一个论证：让你快速实现积累，好像你快步地跨越完人生的一些苦劳似的阶段之后，你就可以充分地去享受人生。
但是这个假设本身是值得怀疑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男孩20多岁的时候很窘迫，住在城中村里，用最现实的标准来说，我们会认为这样的男人不应该恋爱，因为他提供不了一个所谓的坚实的物质基础，好像只有等他经济自由了，才可以有大把的精力去追求想要的情感生活。
但什么叫“爱”呢？一个人爱另外一个人的能力，不就是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磨练当中吗？比如说今天早上起来之后我俩觉得生活没有那么宽裕，没有那么自如，但是我们非常微妙地维持着二人世界向前前进的过程，凭什么这个状态就不值得被信赖了？凭什么等到一个人 40 多岁，财富自由了，那个时候他就值得被信赖了？
所以在“快”的假设里面，或者说那些试图将“快”视作一种文化的人，其实背后涉及到了一个 temporality （时间感）的问题：他假设时间就是要在不同的状态下处理完不同的问题，就像我们中国人喜欢讲的一句话：在该有的年龄做该做的事情。比如到了这个年龄你就该结婚生子了。这都是一些很奇怪的假设，我觉得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取决于他跟这个世界的关系，而不是时间点。
在 1978 年的时候，“快”有它的必要性，如果我们不经历这个阶段，也无法从过去那种匮乏的恐慌中苏醒过来，但现在很多人试图把历史的“权宜之计”当作一种常态化的表述，并要求人们一直生活在历史的例外状态中。如果你具备基本的历史视角，就会发现过去四十年这种充满各种承诺和可能性的生活，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是一个常态，如果你把这种经验当作理解世界的极限，并冠以文化上的合理性，那会很可怕。
我们看各种各样的民族志材料，不管是怎样的社会，只要你跟一个人深入交流便会发现，没有人想过只搞钱的日子，或者说恰恰是搞钱的人才更需要意义表达，因为金钱本身并不提供充分的社会意义，所以人才需要艺术、思想和有品质的闲暇生活。
钟刚：
我觉得是“搞钱”和“艺术热"是一对矛盾体，但现在都出现在了深圳。深圳开始不那么急于搞钱的时候，深圳才会出现艺术热。从事艺术工作，要相信有些事情是通过金钱没办法解决的，比如投一笔钱，不一定就能把一个艺术机构做好，它需要金钱之外的更多的东西，比如眼光和判断力。在深圳，我们见到太多拥有资本、但是入坑的企业家，今天的深圳仍然还有很大可能性的地方，我认为是越来越多人不急于”搞钱“，他们开始放松下来，追求金钱之外的东西。
至于当代艺术里的“深圳热”，这是他者的观看和好感，是北京和上海的艺术媒体所描述深圳状况，尤其是北京的艺术媒体，他们热衷于在一个自认为是的“中心“来评判其他的城市，比如深圳是“艺术第四城“，我会从这种排序中看到中心的自我迷恋。深圳凭什么是第四城？我认为每个城市都是不一样的，正是因为他的不一样，才有魅力，按照序号来排列一些城市，只是一种自以为是的权力想象。
《打边炉》最早关注深圳，大概是 2017 年，我们关注深圳倒并不是因为这里的展览有多么好，艺术机构多么优秀，更多的是处于一种“附近”的关注，因为这是我们所在的城市，我们理所应当地在关注和陪伴当中往前走。大约三四年前，我们发文章去讨论深圳艺术生态中的一些问题，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个笑话：深圳怎么可能会有艺术家和艺术生态，这不是文化沙漠吗？但我们一直按照我们的工作方法往前去做，不断叠加我们的讨论，后来深圳慢慢地成为一个热词，深圳的艺术生态也被拿去跟上海和北京比较，甚至是像巴塞尔艺术展前段时间也在讨论深圳。
坦白说，我觉得他们大多数关注的还是深圳的资本和艺术市场，他们极力去做的”深吹“工作，我并不会为此而欣喜和自豪，甚至我觉得那是一个陷阱和骗局，我们在这个城市看到了太多的问题，太多的不足，这个城市仍然需要大量日常、细碎、持久的工作，去给这个城市浇水和松土。
我不太喜欢深圳人都在搞钱的说法。深圳现在变得有意思的地方，正在与大家对搞钱的兴致减弱的状态有关，而不是还沉迷于其中，继续沉迷其中，可能会错过今天的深圳时间。今天的深圳，最奢侈的事情不是去开一个怎样的车、住一个怎样的豪宅，而是在这个城市去做一些在很多人看来毫无意义的事情。
深圳的变化很大，速度也很快，但速度和变化并不全然是对应关系。这里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你的工作可以去影响和改变大家对于这座城市的描述，一些对于这座城市看上去很固化的认知，可以通过我们不断的讨论、修正和叠加变得松动和鲜活起来。
提问互动
抵御个体经验的同质化
阳少：
前面两位讲到“快与慢”的表述与呈现，我觉得这更像是一个话语权争夺的问题。比如“搞钱之都”这个说法在去年初出现的时候，社交网络上的反映还是比较正面的，觉得深圳的年轻人特别务实、接地气。而深圳的政策（高新人才的引进）也表明，它非常乐于向外界展现这种形象。但这在另一方面也导致城市经验会被筛选和表现得非常单一。
我自己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身在深圳的时候，无法去对这样的速度形成阻力，以至于我必须要离开深圳，才能让距离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减速。并且我也发现，我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同学大部分都依然生活在深圳，彼此的经验也相对同质化，好像除了那些被反复咀嚼的记忆以外就没啥可说的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你们觉得深圳的多层次经验又该去哪里找寻呢？
袁长庚：
最近也在跟一些年轻的朋友聊，为什么深圳人的成长经历看上去好像很同质化，不想北京人或上海人那样各自有一些特点鲜明的自我认同。
我觉得有一点在于这是一个移民城市，你从湖南、河北或者安徽来到这里，除了同乡和个别亲戚外，没有办法横向形成一个社会网络，并且以此来参与社会竞争。
大家对应这个新城市的策略都很一致，就是将家庭建设为一个堡垒，把孩子保护起来，然后让孩子在这个通道里面，从家庭走到学校，慢慢成长起来。
深圳的家长可能不太相信打开经验或者是创造横向联系的必要性，我觉得深圳人的很多问题可能都在家庭内部处理掉了，而在其他的一些城市你需要通过社区或者社会来处理。深圳是一座横向联系比较弱的城市，因为大家都是外地人，好处就是看上去谁也不歧视谁，但这也带来了一个重负，那就是谁也不关心谁。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我看到一些年轻一代的深圳人已经对此有所不满，很多人都在尝试自己的表达，但在此之前有一个前提：一个城市要重新讲自己的故事，重新找到自己位置，它需要关键性的基础设施，需要很多东西的辅助，比如说我们对什么样的文艺、文字和信息是敏感的。
当你想要开设公众号记录自己的生活，或者是拍一个纪录片，你要想自己的受众群体在哪里，刚刚钟刚老师无意间点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深圳没有成熟的文化生产机制，但是它有很成熟的文化消费机制。
因此一个本土创作者可能在完成一件作品后，会被迅速吸纳到市场中，成为艺术市场内部的消费品，但它可能跟你真正意义上想抵达的受众是有距离的。
所以我觉得在深圳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先建设自己的读者，怎样先联系 5 个朋友、10 个朋友，形成自己的第一篇文字，留存第一段影像。人类学非常相信这一点，没有人可以在一种不追求意义和表达的状态下持续生活。
如果在座各位真的关心深圳的生活质感，那么就千万不要小瞧那些“第一次的尝试”：第一次把深圳经验总结成一个可以传播的文本。这其实是深圳人自己的职责，就是要恢复对于这个城市的常识，让别人知道这里不仅有钱和速度。
此外我们也在共同沉淀一些记忆，这个话语权不能被随意定义。我想在阳少小的时候，深圳人的中心是罗湖，但当我来深圳后，所有人天然觉得南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那么这个话语交接是怎样完成的，故事又怎样被改写？为什么罗湖这样一个在中国当代史都可以留下一笔的地方，今天在缓慢沉睡？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有能力去争夺记忆，只要它不被消灭于空气中，就有新的可能性。
钟刚：
有一句话叫“来了就是深圳人”，它强调大家要努力去成为一个深圳人，但在来深圳之前的经历以及故乡带给他们的影响，就不太被谈及了，但我觉得正是这些经历塑造了今天的“深圳人”。
深圳的同乡会就是一种活跃的状态，但它是一种潜流，不是那么显性。深圳会有深南大道的城市主流景观，但我觉得深圳的活力并不是在景观层面，而是在背面，在边缘，甚至深圳的“老家人网络“，也是深圳城市文化很重要的一面。比如我在深圳也能买到非常地道的家乡菜，可我在广州就买不到湖北的藕带。在宝安桥头社区，我观察到这是简直是一个湖南人聚落，他们的地方特产具体到某个县城，由此可见这个社群的活力和粘性。
深圳当然也有它极力要去推举和塑造的城市文化，但这只是一种皮相，比如大兴土木的场馆建设，耗费很多资金去修建书城，即便每个区都要有一个书城，现在还在建设。深圳的一些文化基础设施其实是非常过剩的状态，谁来运营，谁来对之负责，谁来让这些设施和真实的市民群体产生关系，我觉得是这种大建设只有慢下来，才能真正释放出活力，并不断进行一些生产性工作。
从这个角度来讲，每一个个体的工作，每个微弱力量的坚持，在这个城市显得非常珍贵，我们每个人对于这个城市文化的书写就变得特别重要，其影响力甚至可能会超过一些由主流资源推动的事情。
这也是我们今天去讨论速度很重要的一点，当我们的周遭卷入速度和发展的漩涡当中时，我们如何找回自己的节奏。我们倒不会认为慢一定就是好的，快就是不好的，而是快和慢之间应该有一个主动权的问题，这个主动权应该在我们手上，而不是在机器或者权力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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