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细数近当代在中国最具知名度的西方学者，迈克尔·桑德尔一定是其中之一。年轻人对桑德尔的最初印象，来自哈佛第一节免费对外的公开课《公正（Justice）》，他站在哈佛大学的报告厅里，向大家抛出了那个难解的电车难题。中国的学生们，得益于公开课的萌芽，在地球的另一端以视频的形式看到了翻译引进后的课堂。
因为公正课的流行，桑德尔在中国掀起了从民间到官方的现象级讨论，并在2007年后频繁访华。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为全世界所瞩目，桑德尔的公正课和《金钱不能买什么》等书，就像是在狂奔的发展进程中为我们敲响的一次警钟。我们当时处在一个经济发展和基础建设加速完备的状态，竞争逻辑在改革开放以后成为社会的意识底色。而那些深陷市场秩序可能带来的分配不均、个体化等种种问题，在近些年开始逐渐显现，与其说桑德尔预见了未来，不如说中国与他所处的美国，共享了这些问题。在桑德尔最新出版的《精英的傲慢》中，他将批判的目光放到了精英身上。在这个时代，人们普遍相信“优绩至上” —— 只要愿意努力，就能成功。不论是中国社会还是美国社会，我们都有着通过奋斗攀上成功阶梯的强烈愿望，在新书里，桑德尔否定了优绩制度对“向上流动”的承诺。在这种优绩制度之下，为什么我们总是不快乐、总是焦虑？失败是因为我们自身还不够勤勉吗？在中国语境下，优绩主义以哪些形式呈现？而桑德尔提出的“社群主义”，又是否足以成为一种替代的方案？我们和时评人陈迪、媒体人郝汉，聊了聊桑德尔和他的这本《精英的傲慢》。
本期问题青年
■ 阳少 | 青年志编辑■ 郝汉 | 媒体人■ 陈迪 | 时评人，新浪微博@陈迪Winston
如果是在财富集聚或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可能很难听进忠言相劝，但我们今天再看桑德尔这本《精英的傲慢》，它呈现了一种结果 —— 新自由主义告诉我们的“只要努力就能成功”这套话语体系的结果，他对这种结果进行了分析，而不是进行一种预言的判断。这本书最重要的议题是挑战了“优绩主义”的价值核心——关于市场、个人奋斗、自由主义的这套言说，这其实是被中国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所共享的一套说法：我们只要努力就能成功。这个问题的导火索是美国大学的一个制度性的舞弊案件，他从这个角度切入，指出强调个人奋斗的优绩制度（meritocracy），其实在对所有人施以暴政，包括通过一些手段让自己的孩子进入更精英的大学，希望在这个社会中获得更高的回报。另一方面，底层的、没有权利财富的人，可能会产生怨恨，这就造成一种撕裂的后果。他认为撕裂的受害者是双方的，这些精英家庭也是受害者。傲慢的一方并非不遭受损失，他们遭受的损失可能是自己都没法想象到的，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这本书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意识，而且是跟桑德尔之前的理论相比，更为特别的一点。这本书其实可以结合 2020 年引进出版的《故土的陌生人》来看，也就是美国的进步派知识分子开始反思“why Trump”的问题。过去大家可能会认为“红脖子没文化、都是傻X”，但是这两位，不管是《故土的陌生人》还是《精英的傲慢》的作者，都是要跳出自身的视角去反思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问题不在于优绩制度有没有被兑现、向上流动的机会是否平等，而是这套理念设想，这套前提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也正是因为大家对这种向上流动的依赖，最终造成了美国的撕裂。在我看来这本书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视角上的补充。我觉得《精英的傲慢》描述的部分是非常准确的，它用了大量实证的例子、数据举证。桑德尔非常擅于谈论问题、揭示问题，让读者陷入困境。正如他当年在视频课上面给我们举出的电车难题，但他并不解决这个难题，而是把我们丢进去，让我们百般纠结。提出解决方案，或者对未来的设想，并不是桑德尔认为最重要的工作。所以至少在描述和判断时局的意义上，这本书还是非常出色的。刚刚说到的《故土的陌生人》，包括弗朗西斯·福山的《身份政治》，这三本书都是后 2016、后特朗普作品，很适合放在一起读。《故土的陌生人》是一部用人类学方法，大量在地、密集地跟当事人进行对话，参与他们的生活，最后做成了一部大众读物式的研究。这本书的作者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跑到美国南部的路易斯安那 —— 被认为是高举美国民族文化主体安格鲁萨克逊主义的地带，进行了大量的访谈，她住在这些人的家里，跟他们一起去教堂，看着他们开哈雷摩托肌肉车，参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她发现这些在自由派眼中距离非常遥远的南方白人，在现实生活里给人的感觉并没有很突兀，也没有城市精英想象中那么狰狞——抱有对少数族裔、黑人和性少数的敌意。没人会在饭桌上展露那些偏见和敌意，但是到需要投票的时候，他们的选择非常坚定：选择更加偏于保守的候选人。让作者讶异的是，他们并没有那么在意保守派候选人在经济政策上对他们完全不利这一点，这对于自由派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为什么工人阶级要投票给一个给富人减税、削减穷人的医疗保险的候选人？比如 2016 年的特朗普。霍赫希尔德在她的作品里提出了一个比喻：这些美国南部的白人，他们觉得自己是在一座山的半山腰，要排队通往那个名为“美国梦”的山巅。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们觉得自己努力工作、遵守规矩，但是却看到女人、黑人、同性恋不断地插队，其实这就是“故土上的陌生人”，这是可以和桑德尔这本《精英的傲慢》发生联系的地方。在所有人的想象里面，存在这样一个阶梯、一个山道，并且大家是在排队的。桑德尔这本书最深刻的批判性在于他彻底否定这个阶梯。排队的承诺不仅是一个骗局，它就是一个大家应该彻底放弃的东西。桑德尔在这本书里拆解了美国梦，美国梦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现代世界大家的梦想：机会平等和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向上流动”绝对是近十年来中国大陆的热词，当大家觉得欣欣向荣、富有希望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可以向上流动；当我们感到如此之焦虑的时候，就会觉得向上流动很难，而向下流动的道路又永远敞开。这是这本书或者说桑德尔他当年一些想法，能够与我们中国大陆的读者形成共鸣的原因。
回到中国，其实我们也面临过度教育的问题，比如内卷、鸡娃、小镇做题家，在今年流行的话题里，我们多多少少都能看到桑德尔论述中的影子。我们应该都会有比较深刻的被优绩主义统治的记忆。大家都觉得有志者事竟成，深圳街头的横幅写的就是“效率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我们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更个人一点的角度，在我们成长过程，中国社会对优绩制的强调，它让个人付出哪些代价？在今天有什么样的结果？我父母在 90 年代中期来深圳，慢慢在这里立足，让我确实会觉得人所拥有的一切都是靠奋斗得来的，如果是靠奋斗，你当然就可以理所应当地就坐在那个位置。我认识的很多叔叔阿姨也是这样，可能先经历了下岗潮，但又在南方得到重生，深圳人的务实和奋斗精神好像预先刻在了我身上。直到我高考考进了一个三本院校，后来才通过出国读研，去到一个不错的学校并拿到了还算优秀的结业成绩。当别人夸你成绩好的时候，你会很自然觉得这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但我在看《精英的傲慢》的时候，突然想到自己当初考雅思考了三次，在考第二次的时候，我一个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就对我开玩笑说：“有钱的蠢材真好”。这句话我觉得其实挺有道理，其实关键就在于，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出国读一年书，这个机会本来就是很难得的。青年志编辑部去年六七月份的时候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那会儿“privilege”这个词特别火，我同事写“意识到自己的 privilege”，她的意思是不要再向上看，而是说看到更多不如你的人，想办法怎么去改变他们的处境，或者说有更多的共情。还有一篇文章大概意思是当海外的这种公益实践，变成了留学的产业链，变成了一种镀金之后，世界公民也可以变成一个可以团购的身份。“镀金”跟公益实践的初衷本身会形成某种意义上的断裂，它最终会变成精英话语的自我繁殖。我们回到桑德尔的语境当中，所谓的“优绩”它不仅仅代表做得好，它还代表一个全方位的精英形象：成绩好、出身好、甚至能够通过“关照社会”来巩固自身精英的地位，这些都会成为优绩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的一个意义是，它能够让我们看到向上流动这个事情，包括社会目前的筛选机制存在着哪些经不起细想的问题。通过理论阅读来反思我们的现状，会发现一个蛮令人惊讶的事情。桑德尔在他的这本书里，覆盖的观念的历史篇幅其实不是很长，最主要的篇幅都是在最近40年，也就是七八十年代的里根、撒切尔主义，并且他在谈到中国的时候，也很明确地提到了中国在邓小平年代进行了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的一些努力，如何将如今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巨型经济体带入了这种同样的历史轨迹。但如今的世界被卷入竞争逻辑，仅仅是最近 40 年的事情吗？肯定不是这样子的。在桑德尔没有覆盖的篇幅里，如果我们回到 19 世纪初，也就是工业革命在欧洲全面铺开以后，这种 merit-based（优绩至上）的文化或共识，在当年已经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这本书我们使用的翻译是“优绩主义”、“优绩至上”，但“优绩”这两个字在日常中文里其实没有什么人用，因为我们接触到“merit”这个词只有一种场景，就是我们申请学校的时候所说的“merit-based”，但是它的中文措辞也不是翻译成“优绩”，而是“择优录取”。在日常的中文语境里面，其实有另外一个替代的用法，就是“社会达文主义”，社达是在社交媒体上中国当代年轻人日常使用的一个概念，它很可能就是桑德尔这本书给我们谈论的主题。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西方 19 世纪的历史脉络里，已经存在感很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内核，其实在达尔文写出《物种起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达尔文只不过是提供了自然科学界的一个印证，给这些早就谈论着优绩至上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家们，以一个更好的词汇来修饰他们的那套理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概念在西方酝酿了一整个 19 世纪，让它内化成所有人心中的信条。其后，竞争逻辑在西方不断进入低谷，又返回高峰，但中国在相同的历史时期里，是没有这些思维的发展和蔓延的。达尔文这个名字直到在 19 世纪末才被严复传入中国，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相继使用它。但是当时的达尔文主义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是直接指导我们个人生活的，它更像是一种集体主义的达尔文主义，谈论的是中国要在世界民族之林拼搏进取。接着进入了革命战争的年代，再后来我们进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尝试，在这期间，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竞争逻辑、优绩主义是一直缺席的。对中国人来说，直到最近 40 年，个人才意识到有个体的存在。结果就是靠着这 40 年短暂的历史经验，短暂的对竞争的尝试，“优绩主义”却已经成为了彻底支配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个人生活、看待我们生活本质的一个思维底色，这非常霸道，也非常惊人。
我觉得 1978 年以前的匮乏感给中国人的影响太深了，它是一个创伤式的存在，我父母小时候都还有吃不饱饭的经验。这种经验推使我们在 78 年之后有一种巨大的紧迫性。不光是个体层面的紧迫性，也是集体层面的紧迫性。集体层面紧迫性，承接了之前救亡图存的话语，只不过这次我们不是要赶英超美，而是要在经济层面上实现一个快速的迭代。在个体层面也会是这样：我一定要摆脱饥饿、贫乏的限制，现在既然有机会了，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然后在很快速的节奏当中，去实现个人的财富积累。在桑德尔的语境下面，谈论竞争逻辑的时候，在他所开展讨论的社会 —— 他所处的西方社会里面，是有一些思想前提的，也就是人们是需要去思考个人的福祉（个人成功也好，失败也好）是不是属于个人责任的问题。个人福祉有可能是公共责任。但竞争逻辑支配我们生活的这些年里，在我们的公共语境里面是缺乏这一部分的。在公共讨论中，没有人大张旗鼓、高举旗帜地去讨论个人福祉，你个人的上升或是跌落，你赚多少钱、住什么房子，这些事情到底是公共责任还是个人责任？这样的讨论在我们的主流语境里面是缺位的，我们并没有真的很严肃地去谈论这些问题。即便是在经济状况最艰难的人们中间，很多时候也是更加习惯性地思考自己是不是不够努力，或者思考自己的父母没有给自己最好的条件，但是他们不会轻易地去考虑这是否应该是一个国家社会共同体来共同承担的东西，我是不是可以不把我的经济处境仅仅理解为我个人的责任？如果在这种前提下，虽然我们跟西方一样进入了一种高度竞争逻辑的经济生活当中，但是我们在这一方面的观念思考、社会整体的意识，依然停留在 19 世纪的西方——对于个人经济责任缺乏公共性反思的阶段。我们可能会过多地把经济处境理解成能力不足，这让我联想到另外一本书，韩炳哲的《倦怠社会》，他就认为，绩效让每个人成为了一个绩效主体，你其实是没有雇主的，但你自己成为了自己的雇主，你的成也好，败也好，只能归咎于你自己。无论鞭策你自己，还是放弃你自己，都只跟你自己有关，你自己就是一家公司。他把这一点跟一个更普遍的社会的精神状况联系在一起，有点像是对新自由主义社会做一个精神分析，比如说抑郁症、躁郁症其实就是属于功绩社会的一种病症，但是歇斯底里不是。因为歇斯底里，其实是有一个外在性的力量让你去做什么，但是你不想做。这种歇斯底里是有一个释放对象的，可能是对某一种权力结构的释放，但是绩效主体就是没地方可怨，你只能沉默不语，这种东西表征出来是一种抑郁的状态。在新的经济状态之下，已经没有人会饿死了，为什么我们还是这么不快乐，还是这么焦虑，这其实已经不纯粹是一个物质的问题，是我们对自己进行道德评价的结果 —— 评价我们在社会中的位置，把我们跟目光所及的其他人进行对比。在这种定位里，我们感觉到不快乐，这些东西才是后物质主义时代的现代人的重要命题。这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框架所无法解释的，我们再拿阶级社会、生产资料、生产力这些工具，是不够用的，我们必须要拿一些至少 20 世纪中期以后的一些新框架、新思想资源，才可以完成这些讨论。像我们刚刚提到的福山的《身份政治》，它全书非常重视谈论“尊严”，它看起来好像不值钱，但往往很可能是支配大家推动历史进展的一个很根本的动力。在桑德尔的这本书里面也是一样的，他没有给出任何经济上面的解决方案，他提社群主义的这些主张，也不会主张把市场给废除掉，但是他会在我们所有人对自己的道德评价以及社会对每一个人的道德评价这方面，试图下手。他想克服我们会因为自己的处境、在社会阶梯里面的位置感到抑郁这一点，于是他就去找症结，对于美国社会来说他找到的答案就是美国梦。美国梦是有先天缺陷的，而对于更宽广的世界来说，竞争逻辑对于社会流动的承诺，是有缺陷的，缺陷就在于一旦有了这种承诺，有了这种想象以后，那些留在原地的人是没有办法自处的。那些在竞争里面失败的人，他们一定会悲痛欲绝，没有办法认为自己过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可以说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参加高考，每个人都可以去奋力一搏，总是会有人成功的，但也总是会有人失败，并留在原地。如果现代社会不解决这部分问题，至少对于桑德来说是不可以接受的，而对于我们在 2016 以后的全世界范围内看到的政治现实来说，这就是一个定时炸弹。包括我们现在在中文社交网络上面看到的这么多焦虑的同学们，2020 年以后的毕业生们的难过，这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桑德尔试图去重塑这一点，但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容易的工作，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没有任何替代方案。
中信见识城邦这个月出版了一本新书《遇见中国：中西哲学的一次对话》，背景是桑德尔来中国，和很多不同领域的学者进行了交流，这本书集结了桑德尔的一些回应，以及一些对社群主义主张的评述、发问，甚至挑战和批判。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是，很多持社群主义主张的思想家或哲学家，往往会很强调“道德”这个词汇。中国在传统哲学上也更强调共同体和道德，而少强调个人和利益。桑德尔在经济上可能没有给出什么解决办法，所以我想到之前采访过的一位社群主义经济学家，叫保罗·科利尔，他也是牛津大学的一位教授，国内出版过他的一本书叫《资本主义的未来》。他认为这种全球范围内对金钱不设限的现实加速了世界的崩坏。在他的设想里，一种金融工具不应该是哪里钱多往哪里流，应该是带着价值导向去某一个地方做事情。这种金融工具是有使命感的，这个使命感其实就是我们理解的道德。比如说约克郡的钱可能流通到上海去做事情，但是约克郡并没有任何收益。他畅想中的这种金融产品，可能又回到最早银行组织发展起来的时候，对本地有非常大促进作用的状态。持社群主义主张的思想家，和一些更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他们对道德观念的理解和强调，对于我们普罗大众而言到底有什么启示？“道德”意味着什么？它肯定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讲述的那种道德，而是有更深重意味的。我这么说可能有点不客气，但是目前来看桑德尔所描绘的那种方案和我们现实的距离很可能是没有办法克服的。我们刚刚提到了通过你在社会上的位置来评价你的人生价值，以及这个价值是一种道德判断，这种道德判断可能会让我们陷入无尽的焦虑难过和自我贬低。其实桑德尔不是第一个想处理这种处境的人，在桑德尔所批判的其他思想界的前辈里面，人人都在试图处理这个问题，包括他提到的哈耶克和罗尔斯，但是为什么已经有这么多现成的前辈对问题的辨析，他们看到了问题，也提出了各自相应的方案，但是大家就是崇拜强者，就是鄙夷弱者，弱者就是会不断地觉得是不是我自己真的有什么问题，这些思想还是如此地深入人心。桑德尔的判断是，说到底，市场逻辑实在太强大了，它把所有观念上企图去掀翻桌子的这些努力全部都摁在地上，没法去挑战。他的判断是同样适用于他在这本书里提供的各种想象力的。在疫情期间，我们看到了，志愿者、一线的卫生工作者，包括给大家递送粮食的快递小哥们、工作人员们的重要性。桑德尔提出的建议，就是我们大家如何定义自己的道德价值，如何评价自己的社会的位置，应该看我们给周围的人、给你所在的社群，带来了多少价值。这个东西如果成为了我们道德评价的最高标准的话，大家都会过得好很多，我们对周围的人、对我们的社群有意义，这东西就足够让我们开心了。但是这真的能够真的能够去挑战如今的市场逻辑、竞争逻辑吗？有钱这件事情，依然还是让人很开心的。社群主义在美国的实现是有基础的，社区里面也会有很有威望的人，未必是最有钱的那个，但 ta 可能为社区做了很多事情。像成名的 NBA 球星，也不断地去做回馈社区的事情，但社群跟社区的概念在当下中国，尤其在普遍意义上它是不成立的。虽然我们青年志一直在做社区专题，但我们也收到一些批评，比如一些社区还是相对比较有特权的那部分人自己去玩，或者是带有实验性质的，它很难深入到社会的日常层面，比如北京安定门、东几环的一个社区，这两种语境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我在看桑德尔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有了一些启发。我得承认我在政治哲学上还是蛮偏好个人主义的，当社会讨论把很多荣誉感投注到集体主义叙事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条件反射，就是说你们终归是要回到关注自己个人立场的位置，总是要回到市场秩序，要回到现实生活里面。但是读完桑德尔这本书以后，我会觉得你得承认那是一个出口，有一个可以去谈论集体荣誉、集体尊严的渠道，是一个很重要的出口，而且这种出口对于对抗竞争逻辑，可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选项。社群主义对当下中国的意义，可能在于毕竟一个人承担不起所有的东西。不管是桑德尔提出的“优绩主义”，还是韩炳哲说的，这种抑郁症的结构性，它确实不是一个人所能够承担的。个人主义实现的前提是真的要有个体的存在，但是在一个原子化社会，对于我们来讲，自我的寻找、与自我相处的能力其实是没有太被建构起来的。那么有没有可能，一些人去建立一些小的团体，让大家来加入，不再去投向一个所谓抽象的大集体，而是说一个个小的共同体，它不是基于行政上的逻辑，而是基于兴趣或者别的东西，在这种有机的共建中，鼓舞一些没有办法承接自我的人加入到里面，然后慢慢找到自我，这可能是一个盼头。[美] 迈克尔·桑德尔，《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美] 迈克尔·桑德尔，《遇见中国：中西哲学的一次对话》[美] 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故土的陌生人：美国保守派的愤怒与哀痛》
《上海是国内城市的“天花板”吗？》
《作为想躺平的普通人，我反思了自己身上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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