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我们看到了太多“大国博弈”的沙盘推演，似乎作为一个“小国”（更何况有着欧洲第二大国土面积的乌克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小国”），只能够作为地缘的缓冲带和大国战略中的棋子。这当然有一定的现实政治基础，但却根本无法去解释一个民族国家存在的理由，以及它在政治博弈外的其他面向，包括历史、文化、语言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具体的人。更何况，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与民族认同的构建有着纷繁复杂的过程，充满了各种偶然性，期待语言、民族，以及一个主权国家边界的完全重合，本就是带有不切实际的浪漫与危险的怀旧。在这期播客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从历史、语言和电影这三个维度聊了聊，试图去梳理乌克兰的主体性。本期嘉宾
■麦教授 | 游戏评论人，政治学在读博士
■悦东 | 自由撰稿人，前新京报书评周刊编辑
■阳少 | 青年志编辑
作为一个独联体国家，乌克兰独立后的历史不过30年，但他们肯定是有一个可以被追溯的祖上，并且塑造了他们历史延续性的认同感，这可以从何追溯起呢？“乌克兰”这个名字，用乌克兰语读作“乌克里纳（Украина）”，一般现在认为它可能起源于古斯拉夫语，意为“边陲”。“边陲”泛指的是1187年的基辅罗斯公国以及其西南边的多个地区，而不是特指的某个地方。现代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三个国家，都将自己的法统追随到了基辅罗斯。而“罗斯”是一个族群的名字，在更早的北欧语言中意为“划船的人”，他们属于维京人的后裔。除了乌拉尔山脉以外，整个东欧的地形非常平坦，水网密集，有大量的冲积平原。这些水网为航海民族提供了便捷的登陆条件。我们知道在西欧历史上，有“北欧海盗”之称的维京人非常善战，他们从如今的丹麦、瑞典、挪威出发，沿海烧杀抢掠，而登陆到今天乌克兰地区的这一支维京人，则属于北欧三国里靠近波罗的海的瑞典。这些罗斯人又被拜占庭人称作瓦良格人。他们沿河建立了很多定居点，其中一位首领叫留里克在位于今天俄罗斯南部的地方建立起了诺夫哥罗德公国，并在儿子年幼的时候，委托名叫奥列格的武士做摄政王，替他儿子打江山。富有军事才能的奥列格也不负所望，沿河统合各个据点，从伏尔加河到顿再到第聂伯河，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攻下了基辅这座城市，并成为整个基辅罗斯的中心。今天乌克兰的国徽是一个三叉戟，而这也是留里克王朝的徽章。乌克兰其实非常注重这样的法统，更何况基辅罗斯的统治中心就是基辅，而不是莫斯科。按照普京的说法，乌克兰自古以来都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他是基于怎样的历史框架提出这样的假设呢？以及，后来的沙俄又是什么时候入场这片土地。作为一个地方性政权来说，俄罗斯联邦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莫斯科公国，当然你再回溯也可以追到基辅罗斯，所有东斯拉夫人都来自基辅罗斯，这种追溯没有太大意义，就像说我们人类都来自非洲一样。普京说乌克兰的历史不存在，他其实是从“全罗斯”的概念出发。他承认基辅罗斯的法统，认定基辅罗斯是所有罗斯人的故土，或者说所有东斯拉夫人都应该在像基辅罗斯那样的统一的旗帜下面团结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政权甚至包括俄罗斯自己也只是一个地方政权而已。但他又认为俄罗斯垄断了这样一个法统，那就意味着大家都必须和他们融合在一起。基辅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波兰立陶宛联邦的统治下，这是一个讲西斯拉夫语、信仰天主教的国家（虽然农民阶层大都是讲东斯拉夫语、信东正教的，但统治阶级还是波兰化的贵族）。所以他可能是从这个角度说，基辅在西斯拉夫人的统治下失去了所谓的“主体性”。但是贵族和平民阶层慢慢产生了很多矛盾，并且由于波兰立陶宛联邦在当时的欧洲属于相对宗教宽容的国家，因此吸引了大批来这里避难的犹太人，他们也和农民产生了许多矛盾，于是就爆发了农民起义，起义领袖鲍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在基辅建立了哥萨克政权。所以哥萨克并不是一个特定的民族？似乎一讲到乌克兰，总是会提到所谓的“哥萨克精神”——骁勇善战等等，包括二战期间苏联著名的“哥萨克旅”，我想知道哥萨克这个词到底指代的是什么？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多民族融合、准军事政治社群，其中有鞑靼人，也有斯拉夫人。因为他们的生存环境比较恶劣，很多也是在原本的社会不受待见，要随时面对其他草原民族的劫掠，所以要团结起来，经常进行一些军事化训练，平日也会开垦，自给自足，也不怎么向帝王缴税，慢慢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家园。鲍格丹·赫梅利尼茨基起义虽然成功了，但波兰立陶宛联邦的镇压来势凶猛，在吃了不少败仗后，最后不得不求助于东边的沙俄，因为彼此都是信奉东正教、讲东斯拉夫语。沙俄的介入让战局有了平衡，在僵持不下后，沙俄方面撇开了哥萨克政权，和波兰立陶宛联邦商量停战协议，最后双方将乌克兰沿第聂伯河一分为二，东边归沙俄，右边归波兰立陶宛，鲍格丹·赫梅利尼茨基想要建立的独立的乌克兰最终胎死腹中。
在20世纪初，沙俄摇摇欲坠的时候，乌克兰人也有强烈想要从中脱离并独立的民族自觉。诗人塔拉斯·舍甫琴科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号召大家使用乌克兰语写作。所以他也被称为乌克兰最伟大的民族诗人。我最近在看一些乌克兰的文学史，发现关于乌克兰作家有一个很重要的定义标准：必须要用乌克兰语写作。因此，像果戈里是土生土长的乌克兰人，但他也被广泛认为是俄国作家。回到俄乌关系，语言和民族主义的建构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昨天看到一个乌克兰老太太跟俄罗斯士兵对话的视频，好像听上去，乌克兰语跟俄语特别像，还可以交流，但其实不是这样的。语言里面有一个原则叫互相沟通性（mutually intelligible）。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原则上是可以互相沟通的，但和俄语却不行。虽然隶属于东斯拉夫语系，并且共享一套书写系统（词汇重合度62%）。因为长期处在波兰立陶宛的统治下，乌克兰语受到了波兰语很大的影响，而俄语则在中世纪受到更多是古教会斯拉夫语的影响，比如拜占庭的传教士带来的一些希腊语和拉丁语，更不用说后来彼得大帝改制，学习西欧，当时又引进了很多法语词汇，这也导致乌克兰语和俄语渐行渐远。因此回到我说的那个视频，双方很有可能是在用俄语交流，因为老一辈的乌克兰人都会双语，这就不得不提及沙俄时期和后来苏联的语言政策。沙俄时期针对乌克兰的是同化语言政策，不鼓励乌克兰语的书籍出版。虽然沙俄的基层渗透力不是很强，底层老百姓还是保留了乌克兰语的传统，但在政策推行了大约100年后，乌克兰语已经岌岌可危了，直到苏联建立才有所改变。列宁在1913年写了一篇文章《民族问题提纲》，原文如下：凡是国内居民生活习惯或民族成分不同的区域，都应当享有广泛、自觉的自治机构，则用普遍平等秘密的投票方式来建立。在这种向少数民族倾斜的政策思路影响下，就一度停止了帝俄时期的这种同化政策，而是转而去推行乌克兰化。一方面它通过推广全民乌克兰语的教育，来降低它全国的这种文盲率。另外一方面要确保乌克兰人在他们乌克兰本土党政机关军队中间的比例，甚至还影响到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南部地区，就是一些乌克兰人聚居的地区，特别是顿河、库班河流域，开始慢慢的转而去使用乌克兰语。但是好景不长，1930年代初，苏联就开始大清洗了。所有在乌克兰的乌克兰化政策都被批判为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所以大量的乌克兰语的报纸刊物还有学校的教学语言就被换回俄语了。直到苏联解体前夕，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修改了乌克兰地区的宪法，通过了语言法，乌克兰语才重新变成官方语言。虽说宪法也保护俄语，但从04年开始，乌克兰政府就对俄语的电视台加以限制，要求俄语节目必须要加上乌克兰语的翻译、配音或者字幕。另外，像一个法语或者英语的电影，以前是可以选配俄语字幕或配音的，现在也只能用乌克兰语。从语言政策中，你能够看到如今乌克兰“去俄罗斯化”的决心。而在政治上，乌克兰其实是有意要成为一个中立国的。在1990年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刚选举产生的国会中间，当时以355票赞成，4票反对，通过了主权宣言，宣言文件的第九款宣布乌克兰有意成为永久中立国，不参与任何的军事阵营。1996年的宪法中间也确认了不结盟和未来要中立的这样一个基本原则。但是在2014年12月23日，国会投票放弃了不结盟的这种状态。
对于我们理解俄乌关系来说，2014年是一个关键的年份。这一年，民众赶跑了亲俄的总统亚努科维奇，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悦东看的这几部电影，也都是2014年后的，你可以跟我们讲讲看它们分别呈现出乌克兰的什么面向，以及可能会存在的局限是什么？我在这边介绍三部电影吧，分别是2014年的纪录片Winter on Fire、《中央广场》以及2018年的剧情片《顿巴斯》。前两部对准的都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运动现场，相比之下，《中央广场》可能更能体现彼时乌克兰民众的面貌，而前者在你对事件背景不太了解的情况下，可以作为入门参考，但整个片子的结构和视角体现了很强的意图性，也可以说是煽动性。2010年亚努科维奇当选总统的时候向选民承诺了会加入欧盟，但在2014年说好跟欧盟要签署一个自由贸易协议，却突然临时反悔，这导致国内民众爆发了不满的情绪，并最终走上街头。在《中央广场》中有一幕让我印象深刻。导演拿着摄影机面向冲突，突然有催泪瓦斯扔了过来，然后他就背对身去，你能看到的就是一个空镜，但背后有无数的声音。这种强烈的临场感跟写实感虽然打破了在直接电影（direct cinema）中“导演不要抛头露面”的原则，但突然被袭击的“动”和整个电影冷峻克制的风格形成了特别有意思的对比，就像说摄影机再客观和冷静，依然不得不卷入躁动的时代洪流。导演谢尔盖·洛兹尼萨是白俄罗斯人，但他以乌克兰为对象拍摄的纪录片和电影在国际上都有很好的声誉。他的另一部《顿巴斯》，讲的就是当今俄乌冲突最前沿的顿巴斯地区。我觉得他并不想要用镜头去对某一边做猛烈的批判（当然他的立场更定是亲乌的），他更多是用微观的视角，贴近一个个生活在这里的普通居民，以及他们是如何一步步被卷入到政治中的狂热的。《顿巴斯》里有一幕是一个乌克兰士兵给顿巴斯武装抓了绑在街上示众，上面贴了个牌子。路人就看着他，从视而不见，然后慢慢汇聚在一起，到用最猛烈的状态向这名士兵吐沫，最后是肢体攻击，以至于绑他的这两个武装分子最后都不得不保护这名士兵的人身安全。民粹的狂热往往会超过煽动者的想象，最后局面一发不可收拾。这已经不仅仅是“平庸之恶”所能解释的了，它更像是在说：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悦东提到《顿巴斯》呈现的这种民粹，其实和民族主义牢牢捆绑在一起。民族主义现在听起来有点像个负面词汇，但在上世纪反殖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浪潮中其实发挥了积极作用，更早还有像南美的民族独立战争领袖玻利瓦尔。但在俄乌的这种关系下，民族主义该怎么去理解呢？因为看上去双方都有框架可以自圆其说。在理论研究内部，一般会把民族主义分为两类。一种叫政治民族主义，主要盛行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比如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它建立在启蒙运动的思想基础之上，比如说我们要去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国家，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还有一种是浪漫主义式的，诞生于浪漫主义文化运动，相对于前者的面向未来，它更加回望过去，这种叫文化民族主义、或者说族群民族主义。这种范式的民族主义也经历了两波浪潮，第一波是伴随着拿破仑战争的结束和维也纳体系的建立，因为我们知道拿破仑虽然称帝，但是他也打破了很多旧帝国的传统，但在他战败后，旧的秩序又复辟了。而欧洲其他被革命热情点燃的学生和年轻人，也觉得不能坐以待毙，想要建立一个这样的国家（法兰西第一帝国）。再到1910年代末，一战结束以后，随着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很多小的民族有希望建立自己的国家，包括乌克兰。在成立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前，有一个短暂成立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俄罗斯其实也在走这样一条路。几乎所有亚非拉第三世界的国家，走的都是以文化民族主义为主、混合政治民族主义的道路。一旦你要回溯到自己的历史，追溯光荣的传统、语言和文化，那么它几乎一定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这样的一种范畴，那么它就很容易看向过去，然后在过去寻找很多的合法性，也就缺少了启蒙运动带来的那种理性精神。这也是德意志民族主义和法兰西民族主义很大的一个区别，你看德国的那些民族主义者，崇拜的都是瓦格纳，还有他创作的《尼伯龙根的指环》这样的神话。这种民族主义在现实实践的时候是会带来危险的。我想起了《怀旧的未来》这本书，里面讲到了两种怀旧，一种是反思型，另一种是修复型。前者是你在回望过去的时候能够意识到过去的问题，以史为鉴；后者是不断追溯和复原往昔的荣光，甚至不惜修改历史，比如犹太复国主义，当然最坏的结果就是二战。结合普京的演讲，你会发现他们都是要通过这种修复去建立叙事的合法性。他会尤其强调克里米亚、卢甘茨克和顿涅茨克这几个地区，因为他们讲俄语，族谱溯源上是俄罗斯族裔，他们想要把俄语提升为官方语言，但是官方又不允许。因此他就会说，俄罗斯要去拯救自己的人民。这就是要达到文化民族主义最理想的状态：语言、民族，以及一个主权国家的边界应该完全重合。当然我们知道这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办法实现。过去在现实政治中有非常多类似的实践，比如清朝很长一段时间是禁止汉人去出关去东北的，因为在他们传统的观念里，满洲是龙兴之地，就是要保留原始的状态，不能放汉人进去，但为什么在晚清的时候又允许汉人闯关东了呢？因为这片土地长期的空白，没有大规模的固定人口，并且此时沙俄又对这里虎视眈眈，所以就要造成一个事实：确实有非常多的清朝人民在上面生活。这种操作再进一步，就是种族灭绝：我要保证领土和民族的纯洁性。不管是南斯拉夫战争时期的种族清洗，还是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者针对波兰人的沃伦大屠杀，再往前走一步，就是纳粹了。能活到现在的民族，哪个祖上又没有阔过呢？如果每个都要溯源恢复祖上荣光，那么这个世界就没完没了。但我有个问题，在全球化人员流动性强的时候，政治性民族主义会不会没有那么强的凝聚力？因为它遵循的是一种普遍共识，比如哈贝马斯说的“宪政爱国主义”，因为这套宪法以及启蒙精神，大家才凝结在一起。而文化民族主义虽然会导致民粹、撕裂和战争，但那种所谓文化上的认同似乎确实更有凝聚力和煽动性。全球化确实让不同文化交流碰撞，连接要比过去紧密得多。但那种某个文化之间，讲同一种语言，共享一套文化系统：食物、服装，以及关于我们这个族群的历史回忆，这样的唤起民族认同的方式已经践行了两百年甚至更久。你所说的那种多元文化框架，真正实践也就是冷战结束后，距今也不过四十年。而且世界上有多少国家在真正意义上能够叫做移民社会？或者其大部分国民都在频繁地和世界不同地方人交流、有条件拿着一本护照去到世界很多地方，去看见他人真正的生活状态，并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即便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可能他们也有超过一半的人根本没有出过国，你就更不用说其他国家了。在这种现实基础上，可以现成去使用的经验和智慧，更多还是来自那种文化民族主义式的认同，我甚至觉得它可能比较符合人类某种底层的心理。你看以前在学校里，小朋友们发现一个口音不一样的孩子，或者长的有点奇怪，就会孤立、排挤甚至霸凌他。因此，我们才需要广义上的教育，在公共层面去引导大家，学会尊重和我们不一样的个体，去达到一种体面和可持续的生活状态。就像你现在回想冬奥还是会觉得有些动容：那是一个怎样珍贵的场景，而不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你可能还想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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