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采访是一门手艺。记者就是探求事实和真相的手艺人。
多数时候，记者们的手艺隐在稿件背后，抵达现场、采访拼图、还原事实、追问真相，在新闻业的黄金年代里，我们得以从记者手记里窥见 Ta 们如何开展工作。东航 MU5735 事故所引发的舆论里，「新闻伦理」意外成为焦点，也给了我们进行公共讨论和反思的机会。相比争论书本上听来的理论名词，真正重要的或许是由一线的新闻从业者来讲述， Ta 们如何理解职业伦理，如何进行灾难新闻报道。
我找几个记者朋友聊了聊。Ta 们都曾经或仍然供职于中国一线的传统新闻媒体，也多次进入到灾难事故的现场做采访报道，Ta 们中有 60 后、 70 后、80 后和 90 后，见证了市场化新闻媒体二十年的变迁。我问 Ta 们，灾难报道的突发响应机制是怎样的？到了现场如何采访当事人及其家属，有哪些实践准则？下面是 Ta 们的分享。
能讲讲你做过的灾难报道吗？你所供职的机构有怎样的突发新闻响应机制？到了现场会怎么突破？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东方之星长江沉船事件和天津大爆炸。相信事件本身大家都有印象。通常事件发生后，团队大方向上分为前方团队和后方团队。前方团队首先第一时间抵达现场，然后分头寻找目击证人、确认伤亡、走访有关政府部门、公司、蹲守当地的发布会、调查组等，总之像拼图一样拼凑事件全景，还原经过。后方团队从时间发生就开始不间断搜索所有线索，整理已知未知，然后根据历史上的类似事件分组做案头工作，找相关领域专家采访分析。和前方的配合包括，一是，前方记者来不及随时刷新闻，要随时为他们汇总最新的情况；二是，在社交媒体发现了新线索，第一时间让前方记者去落实确认采访；三是，通过搜索等案头工作和采访专家，为前方提供新的突破方向和思路。大致是这样。整体要探索的问题无外乎 who, when, where, what, why, how. 时间、地点、事件定性这些通常很快官方会发布定调。当事人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会发生灾难，如何避免灾难再次发生是媒体核心要追问、也是稍微有一点点空间去追问的议题。而 how 往往建立在 why 上，如果 why 因为种种原因，超出媒体短时间能探究的范围，比方说空难或者沉船的原因都需要花很长的时间调查研究，这时候 who 就是灾难发生后媒体最应该、最有意义的突破方向之一。当然，其实早些年，提出公众质疑、问责相关部门、倒逼调查结果是更高优的突破方向。@唐建光，曾任成都商报社会新闻部主任、中国新闻周刊主笔及时政社会新闻部主任、看历史杂志主编。在媒体中，灾难报道是最重要的命题之一。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也曾经多次采访灾难新闻，其中最重大的当然是 2008 年汶川大地震， 5 月 13 日，我是第一批进入北川的记者之一。2003 年底是国内外灾难事故发生的一个高峰。12 月 23 日，在重庆的开县发生了重大天然气井喷事故，导致 243 人死亡。面对重大事件，记者的首要任务当然是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追寻真相。这个真相包括目击事发现场、调查灾难损失、追寻事发原因、分析相关责任等等。在到达开县之后，现场数公里范围已经被封锁，而相关的官员也守口如瓶。于是我和同事刘志明兵分两路。刘志明徒步翻山越岭绕开封锁线进入现场，采访到了当地的村民、遇难者家属以及开采区的石油职工，获得了事发现场、事发过程、村民的生命财产损失等现场信息。我们还到了火葬场，目击了存放在大厅中的尸体，基本确认了死亡人数。与此同时，我主要留在开县县城采访。事故的责任单位是中石油，在经济利益和安全生产等方面，企业与地方、百姓存在矛盾冲突。事故发生后，受害者当然主要是开县人民。所以我们通过走访开县的干部群众，获得了大量的信息。包括事发经过、安全生产漏洞、以及在天然气开采中的监管问题和体制矛盾。另一方面，我们也打听到中石油总部派来了调查组，于是我“潜入”调查组所在的酒店，通过一些手段（隐秘但不违法），获得了他们上报上级部门的调查报告，完整地说明了事故过程、事故原因分析、应急处置、人员和财产损失等情况。与我们掌握的现场情况相印证，就比较完整地还原了整个灾难的全貌。需要说明的，我们获得的文件，当然是属于相关部门不愿意向媒体和公众披露的信息，如果没有这些信息，公众不可能通过官方“权威发布”了解事情的真相。开县井喷发生三天之后的 12 月 26 日，印尼海域发生了 9.0 级地震，引起了波及东南亚的海啸，死亡将近 30 万人。我们中国新闻周刊和多家中国媒体一起，立即派出记者组前往印尼和斯里兰卡等主要受灾地区进行采访。这是中国媒体第一次对国际性灾难进行及时和充分的报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组一共四人，包括三名文字记者和一名摄影记者，由我作为采访组负责人在印尼靠前指挥采访。在采访中，我们不仅目击了海啸对东南亚沿海地区造成的毁灭性损害，报道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救灾总动员，同时更多地调查和分析了灾害预警机制、国际救援体系、国际志愿者体系等。这些内容对我们后来采访汶川大地震的国内救援和国际救援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照。入行 5 年多，我参与过的灾难报道有很多：昆山工厂爆炸、武汉疫情、江西洪灾、郑州暴雨等等。这些事件也就是所谓的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的紧急事件。以郑州暴雨为例，7 月 20 日晚上 7 点多，我们从网上得知地铁 5 号线进水，当天晚上 9 点多领导就派我去现场，同时后方的同时已经开始进行电话采访。当时飞机取消，高铁停运，我次日凌晨 4 点到机场，乘坐最早一趟航班到西安，然后从西安开车进入郑州。这两年，媒体转型，众多媒体机构开始进军国内新闻，遇到重大灾难事件，相互之间拼抢十分激烈。最快到现场，最早联系采访对象，最先建立报道逻辑，就意味着掌握主动权，在同题竞争中胜出。灾难报道往往有四个方向：救援宣传，逝者报道，追责调查和灾难下的众生相书写。河南暴雨新闻的核心是地铁 5 号线事故，所以我很快确定了逝者报道和追责调查两个方向。西安到郑州的车上，我开始联系采访对象，10 多个电话翻来覆去打，寻找可能深入采访的人。车开了 7 个小时，在 7 月 21 日晚上 8 点多，进入郑州城区。下雨、停电、断网。我最先感受到的是导航停转，失去坐标，车战战兢兢地往里开，随处可见积水、淤泥和横七竖八的汽车，高架桥不再是快速通道，成了停车场和安全地，很多市民携全家来此过夜。但是，来不及感叹和喘息，也没时间想住哪里，吃什么，同行的视频记者开始直播，而我必须得想办法赶到医院，与采访对象见面。晚上 11 点到医院，采访结束是 22 日凌晨 1 点多，步行回酒店是凌晨 2 点，吃一桶泡面，睡 3 个小时，早晨 5 点起床写稿，中午 12 点多提交了第一篇报道——《郑州地铁 5 号线失联者与遇难者》。原以为第一篇报道的辛苦程度已经到达极限，没想到之后的每篇报道都在刷新这种极限。重大突发新闻事件随时都会出现新动态，我们的机构要求是不仅要追热点新闻，还要推出深度调查报道，所以在现场根本没有停歇的机会。白天，我通常要辗转多个新闻现场采访，晚上熬夜听录音，写稿，几乎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最多时候，我一天同时采访 5 个不同方向的新闻。正是这样，我一边做《雨衣爸爸》系列报道，一边完成了调查报道《郑州地铁 5 号线“进水口”调查》。前者全网是独家首发，让大家了解了这位失去女儿的父亲的故事；后者独家披露通报之外的两个进水点，也提出了地铁停车场区域位置低洼，建筑存在问题的实际情况，后来这篇报道为国务院调查组提供了很多帮助，最终事故调查报告也证明了报道中地铁停车场的问题。我面试进三联的时候，正逢包头空难，所以后来的主编李鸿谷就问我一个问题，如何到达灾难现场？我回复，打车去啊。先到包头飞机场，然后打车去事发地点。现在想想还是很好笑，但其实也没有错，后来无数次去灾难现场，都是这种类似流程，在陌生的城市，搭上一辆陌生的车，往灾难现场而去。我在三联工作的时期，杂志社的宗旨是报道一切，所以几乎所有的灾难不能回避，加上编辑部男记者不多，所以我采访过多种灾难类型，无论是台风，泥石流，洪水，暴雨，地震等自然灾害，还是有人为影响在内的火灾，空难，几乎都碰到过，唯一没有采访过的灾难类型大概就是海啸，东南亚海啸发生时，我还没有在三联工作。我们是周刊，所以相比起日报来说，有一定的腾挪周期，但其实也不长，基本上要求在三到五天时间内完成采访到写作的整个过程，而且篇幅要求比日报长，一般五千字，而且要有自己突出的亮点，所以，这个周期其实非常紧张。印象最深的是去 2008 年的汶川地震采访，我们杂志人少，宾馆的房间隔壁住的南方都市报大批记者，他们就很清晰，一个人，负责哪一片，每天发多少字，这样的话基本没有遗漏，报纸提供了全景式的报道，各种信息比较全面，既有地震中的民众采访，也有救援者的采访，还有负责指挥全局的官员采访，也有专家采访，我们则不行，一个记者去一个地方，什么信息都要捕捉，然后在一堆信息中选择核心信息，我记得我的地震采访，是自己徒步往北川走的路上，所有的人都是我的被采访对象：逃难的群众，救援的战士，还在地震现场找人的家属，以及医院的医生，这些人其实不分谁是最重要，谁是第二重要，在我们眼中，每个人提供一块事实，最后构成巨大的拼图，自己在接下来的时间完成拼图。我采访过两次空难，伊春空难，以及在俄罗斯采访波兰总统空难事件，伊春空难采访的时候，我已经是成熟的记者，所以领导一定要我带着同事一起采访，我们从北京一路奔波，大概半夜三点多才到伊春，小城市满城的宾馆都已经住满，只能乱找地方睡觉。因为有两个人，所以采访可以分工，同事堵在遇难者家属的宾馆门口，专门采访死亡者家属，我则去找救援者——救援者其实可以还原很多灾难现场，包括救援经过，在我们看来，一篇好的杂志报道，应该是全景式为基础，在此基础上，有突出的点进行突破，就能成为好的报道，所以我们在白天采访之外，晚上回宾馆，还要发动同事帮我们找航空专家，飞行员进行分析，一篇好的报道，可能需要二三十个采访对象，才能做成拼图。伊春是个小城市，刚开发旅游，所以飞机上的乘客，大半是去这个森林小城开会的，一小半是本地人，本地人中居然有三个是回家乡参加家人葬礼的，可能在那个年代，有急事才需要坐飞机，没有想到遇见这么可怕的事故，这就在一场空难中增加了更多的死亡阴影，这像是某种命定，很可怕。温州的动车出轨，我和另外一名同事专门去写遇难者的故事，在我们看来，这属于整个灾难报道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任何一个个体的死亡，不会是数字，而是一个生命的丧失，所有一定有来龙去脉，我们就是要让这一个个个体的生命被记录，才能让这些死亡不仅仅是官方宣布的一个数字。在我刚工作的头几年，媒体在灾难报道里还稍有空间。机构几乎不计成本的支持记者抵达现场，领导常用的话是“吃干榨净”，任何一个现场和角度你都不能放过。如果要举例的话，2015 年的“ 8·12 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是我抵达过最惨烈的现场。爆炸发生在晚上将近 11 点，已经快到了睡觉时间，但看到线索后，几乎所有热点的同事都参与进来，新建的项目群很快扩充到四十多个人。我们有三、四个同事也很快出发，印象里一位资深的女编辑，已经不跑现场许多年，当时夜里跟完版，也开着车直接去到了滨海新区。为了及时跟进消息，我和三四名同事开始打电话连线采访，包括网络上的目击者、医院、消防、地图上能看到的工厂、饭店、商家。凌晨三四点，第一批同事到现场后，反馈了现场的惨烈，他们看到很多烧焦的尸体，领导要求这样的照片一律不能传播。考虑到滨海新区离北京近，经验判断医疗资源不够充分时，可能有伤者会送到北京，我也从家出发，去到积水潭医院急诊蹲守，期间也继续给前方打电话，其中一个消防员告诉我，他的几名同事牺牲了。我在医院待到第二天上午 11 点，单位也陆续派去了第二波、第三波记者支援。我从医院直接回到了报社，继续开始整理采访。那个时候，群里的几十位同事都是一夜没睡，前一晚没看到消息的同事也都来接力，没过几个小时，三里屯发生了一起砍杀案，我们在京的同事已经不多了，我又去了另外一个现场。当晚回来休息几个小时后，第三天我继续去到天津。那一周，我们有十几名记者在现场，有人调查涉事企业、有人在医院跟进伤者与逝者的情况、有人去听发布会、有人做解释性报道、有人去到被爆炸波损坏的小区一家一家探访......不只是我们，很多同行在现场，很多报道都扎实充分。现在，我们已经很难再看到这样的尺度与报道规模了。在做涉及到灾难事故的新闻报道时，你个人或供职的机构有哪些实践准则或新闻伦理手册吗？比如做当事人或其家属采访时，该考虑哪些因素？
@唐建光，曾任成都商报社会新闻部主任、中国新闻周刊主笔及时政社会新闻部主任、看历史杂志主编。
灾难采访对于记者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除了勇气之外，更重要的是专业素养，并且也需要遵守相关的伦理。中国媒体参考国际媒体准则，也形成了相应的灾难新闻伦理。比如，充分尊重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意愿、情感和隐私，在采访和报道中避免二次伤害，对血腥画面和文字描述的处理原则等。但这并不意味在灾难新闻中不能对受害者及其亲属进行采访报道。灾难报道并不仅仅是关于事发现场、事发原因和伤亡损失的冰冷数据和理性分析。我们之所以关注灾难，首先是因为它是对人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害，灾难中失去的不是某个数目的“人数”，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并不是死了两万人这样一件事，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两万次”。一方面，那些关于生命的故事，本身就是灾难中最重要的事，另一方面，只有我们看到生命在灾难中所受到的损害，才会对灾难更加重视，采取更多措施救助损失和预防灾难再次发生。我曾经在美国参观过纽约“911纪念馆”和“俄克拉何马大爆炸纪念馆”。在这些纪念馆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关于灾难的文字和数据，更重要的，能看到很多活生生的人以及他们的故事。这里陈列着很多受害者的生前影像、他们的遗物、他们的生平故事，播放着他们的音容和声音。看到这些真实的生命，我们才会更加为灾难而痛惜。在纪念馆，我们也能看到很多幸存者和受害者亲友、同事的口述，讲述那些曾经与他们为伴而业已逝去的生命。事故发生后，多数受害者的亲友渴望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既是对逝者的纪念，也是对幸存者的抚慰。在我看来，每一次灾难报道中，最宝贵的就是这些逝去的、受损的人的生命故事，如果他们的故事没有被讲述、没有被记录、没有被分享，那么那些逝去的生命就像从来没有存在，灾难似乎从来没有发生。温州的动车事故的采访，让我有了新的经验。尽管这已经是我做记者的多年后，因为这次采访就是写亡者故事，所以我一直守在殡仪馆，任何一个记者，都会有采访遇难者家属的心理障碍，因为按照常规想法，家属，或者好友都处在悲痛中，叨扰不合时宜，但是我发现这只是假设，很多家属急于找人倾诉，讲述自己遇难家人的故事，包括他是什么人，怎么上车，怎么打最后一个电话，现在人怎么就突然去了，记者可能是第一个他的缓解痛苦的渠道，官方解决的很多是赔偿问题，但家属需要的不仅是赔偿，还包括大量的情感倾诉，信息补充。在温州动车事故中，我还采访了一个死亡的大学女生的同学们，既包括高中同学，也包括大学同学，这些同学的回忆，让个体的故事丰满起来，让这个逝者有了被记忆的点，也被她的同学们感谢和铭记，某种程度来说，不仅名人需要悼文，灾难中的普通人也需要。《三联生活周刊》属于人文类的周刊，很少有专门的准则发放给记者，但是大家在学习前面记者的采访中，自然而然获得了采访的若干戒律：一，不伤害被采访对象，如果采访对象拒绝采访，要求化名，并且要求看稿件，都要满足；二，不接受付费爆料，采访对象提出一定报酬，我们没有这项支出，一定不接受，我们生产的更像公共文化产品，有使命感，所以不陷入混乱的采访局面之中；三，以公共利益为准则，这种公共利益，不是抽象的，而是非常具体的，比如一场灾难中，人为因素是什么，需要进行追问——著名的北京大雨事件中，逝者的死亡原因，既有暴雨突然的缘故，也有人为造成的原因，都要追问，不能偏颇。在探究 who 的过程中，我们自然要想办法找到当事人家属或者幸存者。我的准则是一般对方拒绝就不再问了，留下联系方式，如果对方有需要让 TA 再联系我。红线就是不要让对方不舒服，如果对方有诉求，自然会倾诉，不想说的话纠缠也没有意义。比方说，天津大爆炸后，很多编外消防员希望被平等对待，他们非常希望媒体帮助发声。可能初代网友都没有见过媒体与当事人合力推动问题解决的案例，这几年确实几乎没有了。我所供职的媒体会有新闻操作手册，没有专门的灾难报道手册，通常入职后会有老记者做若干实操分享，然后老记者带着你实践几次，印象会更加深刻。但尊重采访对象意愿，核实直接引语、交叉确认等等要求是普适的。个人觉得早些年很多当事人家属、幸存者向媒体倾诉的原因是希望引起公众关注、向有关部门施压尽快调查清楚灾难缘由、找出是否存在失责的监管方，为我或者我的亲人讨个说法，避免灾难再次发生。而今天，很多人已经对这些不报希望，倾向于独自消化苦痛，而且任何发声都可能带来巨大的网暴压力，种种原因让很多普通人认为倾诉和报道都是没有意义的徒劳。我采访过很多遇难者家属或者事故幸存者，刚入行的时候打这种电话需要做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甚至拨电话时都在深呼吸，因为总觉得他们正在难过绝望中，打扰他们不道德。后来，我慢慢发现只要你真诚，考虑对方感受，就会和对方建立信任。因为一个重大突发事故发生后，遇难者家属信息也很匮乏，他们想要知道事故信息，想要知道其他受害者信息，想要一个依靠能让他们有话语权和相关部门谈判，记者这个时候就能给他们提供帮助。以郑州暴雨为例，我和很多遇难者家属都建立了信任。因为前期我会和他们互通信息，帮助他们在遇难者家属间建立联系，甚至到医院咨询帮他们找亲属遗体。我在现场会根据现场情况进行采访，比如刚开始可能先采访外围的亲友，了解基本情况，等过直系亲属情绪缓和，有倾诉欲时，我再采访他们。当然采访他们也要注意分寸，不能占有太多时间，所以我会在外围采访的基础上问一些更深入的问题，特别是只有他们了解的事情。有一些可能会刺痛对方的问题，我会提前征求对方意见，他们们可以选择不讲述，不回答。这几天，网上充斥记者吃人血馒头的论调，我其实也感到挺心酸的。因为这几年，关于“新闻已死”、“调查记者消失”的论调不绝于耳，但每次到新闻现场，我都能看到和我一样充满热情和理想，不顾一切突破采访，拼命写稿的同行。我知道我自己，我也相信他们，做灾难报道其中都想追问真相，记录这个时代。现在想不到很好的例子，因为尽管认同逝者报道的意义与正当性，但每次采访遇难者家属时，我的心里其实也会有悲痛和纠结，我需要做心理建设，才会拨通那个电话、或者走到当事人的面前，尺度也很依赖于家属的状态。但可以分享的是，我会清楚的表达自己的机构身份，用足够温和的语气来与遇难者家属交流，不给对方造成压迫感。最重要的一点是，完全尊重当事人的感受，告诉他/她有权利拒绝我，但如果有可能，我会愿意成为他们的倾诉对象。如果是现场采访，我可能会采用陪伴式的方式，先与家属接触，不急于提问，尽量感同身受的站在他们角度想问题、面对问题，循序渐进，或许会获得他们的信赖。供职的机构常常会有与新闻伦理相关的讨论，有舆情后也会有层层的复盘，但印象中没有针对伦理问题有非常细致和具体的成文。我认为分寸其实是善意、经验、认知的综合，你不能一味的同情、比家属还脆弱，也不能有情绪上的冒犯，你需要对人性有洞察有理解，在对客观事实陈述上也必须有严格的职业要求。总之，这个尺度，就是你的采访都能问心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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