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谁才是真正的隐瞒者？——迄今为止对疫情追责问题最深度研究
看完全文，尤其本文最后，你就可以清晰地知道所有瞒报的罪过是什么了。
一、真正的追责
几天前我的文章“为什么我不赞成太多讨论追责问题”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网友对该文大致分成三种观点。一是认为我是真正的明白人，分析客观冷静。二是即便支持我的人也感觉该文可能给人造成“不追责”的误解，因此善意提醒。三是认为该文是“主张不追责”，因此情绪上有激烈反应，批评和谩骂的都有。仅选一代表性的网友“hainayibian”意见：“反对文章的观点，追责是还社会公平正义所必需的，没有责任的人，必须抛弃，否则民族没有希望…” 其实看到反对甚至强烈反对该文观点的网友我是非常理解和同情的。只有看我的文章和书时间较久的网友才会真正理解我的观点，该文不仅是主张追责（标题是“不赞成太多讨论追责问题”，不是主张“不追责”），而且是主张在新型传染病问题上有违法的人最高应当判处极刑。因此，我是所有讨论追责的人中对追责最严肃，并且是对追责最强烈、但又理性和科学的人之一。如果在现有法律框架下，简单谈追责的结果事实上让真有违法责任者逃避责任，或太过于从轻处罚了。该文这样写的目的有两个： 一是作为以测量为基础的舆论测试。我把标题设计为“不赞成太多讨论追责”，前半部分内容是从法律上谈追责最多会追成什么样，后半部分是谈我的真正观点。只有认真看完全文的读者才会透彻理解我的观点，而那些只看标题，甚至还没看清标题就作结论的就一定会产生误解。大家都知道我对科学的定义是以数学和测量为基础，我在大学读测量专业时，毕业论文课题是“强噪声环境下的信号检测”。我们目前在国内遇到严重疫情的情况下，对相关问题的看法会存在人自身情感上的、同时也是社会环境上“强噪声干扰”，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坚持客观认识问题，可以评判一个人理性思维的能力。 二是因应这几天网络上特别热的几个舆论点。主要是近期华生教授的追责系列文章和采访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的文章《发哨子的人》。与一般因应他人文章形成对立观点不同，我事实上是相当大程度上同情、理解甚至赞同这两方面文章的。但是，这两方面的文章有一些细微的问题，如果不注意的话可能会带来巨大的错误。如果人们把这两个方面的文章结合在一起仔细地看明白，并且进一步结合其他更多相关信息和更多层面的综合分析，会对事情的真相有清晰得多的了解和理解。否则的话，可能带来严重的误导甚至错误。 事实上，在整个疫情的发展过程中，各种追责的对象不断轮换，有些基本上已经澄清，无人再追了（例如“武汉P4实验室泄露说”），而有些还在争论之中。
二、关键问题在哪里？
华生教授的文章从第一篇“如果群殴高福是搞错了对象，我们要从新冠病毒疫情真正总结什么”开始，就很清楚地表明，他是要给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做辩护。在此之前人们对疾控中心，以及专家们最初的一些误判进行了强烈的质疑和批评。事实上，我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对疾控中心和到武汉的权威专家过多指责。但是，华生教授想以将责任完全定位到当地政府头上来做这种辩护，又是以错误的方式走向另一个极端。他在文章中甚至进行这样的设想，让人感觉当地政府就像神仙一样，从第一个病例出现开始就非常清楚疫情发展的全过程，并且从一开始就精心设计隐瞒实情，认为这不是任何天灾，完全是人祸。这样的定位是非常致命的。问题在于将这个疫情完全定位成当地官员的“人为错误”，甚至“故意精心设计的隐瞒行为”，将造成这样一个后果：当地政府领导同时也是中国人，如果完全是他们“精心设计策划”造成的错误，那很容易就变成是“中国人”的责任。尤其国际上从一开始就不断有人成心将全球疫情强烈甩锅给中国的大背景下，在国内把这个疫情完全定位成“中国某些人的错误”，就很容易在国际上无限近似地被定位成完全是“中国人的错误”。 当然，如果真是部分中国人有责任，我们不仅应当追责，也应当承担起来相应的责任。但后面我们将系统地分析到，这次疫情远远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不要认为追责就一定是追别人的，站在全球大环境下，被追责的人也很可能包括你自己，都在因“中国人的错误”而成为需要“受罚”的对象之列。尤其现在中国的疫情已经迅速缓解并趋向内生确诊病例消失，转为输入病例防范阶段，而海外疫情正处于大爆发的情况下，很容易让中国人自己惹火上身的时候，更应该冷静客观地分析清楚这个问题。本来这段时间在海外的华人就大量受到歧视，如果我们就轻率地在舆论上自己将这个疫情定位成“完全是人祸”，也就等同于自己傻呼呼定位成“完全是中国人的人祸”，这无疑是我们自己在国际上对海外华人和中国人的歧视主动提供最强大的炮火。
特朗普在最近的推特中将SARS-CoV-2称为是“中国病毒”。
2020年3月13日，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律所（The Berman Law Group）博卡拉顿（Boca Raton）办公室代表佛罗里达州四个当地居民以及一个棒球训练中心就新冠疫情在佛罗里达州南部地区法院对我国提起集体诉讼。该诉讼指控我国未能遏制新冠病毒，并使其扩散至全球，从而使其成为代价高昂的全球性大流行病，引发人员伤亡和其他损害。
2020年3月10日，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在社交媒体上使用“中国冠状病毒”一词，共和党籍参议员科顿甚至声称“中国要对这次的病毒扩散负责。”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当地时间2020年3月6日在接受CNBC采访时竟然声称，中方向美国提供的有关新冠病毒溯源方面的数据“不完善”，从而导致美国未能及时应对疫情，陷入了如今的被动处境。他多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将SARS-CoV-2病毒称为“武汉病毒”。
美国福克斯新闻台主持人杰西·沃特斯公然要求中国为新冠肺炎疫情“正式道歉”。
2020年3月8日，美国众议院议员保罗·戈萨拉在社交媒体上新冠病毒称为“武汉病毒”。
美媒体称中国是“亚洲病夫”。
2020年1月31日，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称SARS-CoV-2病毒是武汉实验室泄露的生化武器。
客观原因。这次的SARS-CoV-2作为病毒中的“隐身战斗机”，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这很容易造成人们认知上的误判。
国内方面的失误、错误甚至负有刑责。可能的对象包括个别政府官员、专家、医护人员、海鲜市场的人员等。
外来输入。可能的原因包括无意中携带的病毒输入，甚至可能是人为投毒等。
认知缺陷。在应对新型传染病上的认知不足，法律法规欠缺，对城市环境以及气候变化等因素与传染病的关系认识不足等。
其他。
三、“外来输入说”不能再简单地看作阴谋论
如果过去外来输入说只是一种学术猜测或当作阴谋论来谈的话，那么现在有一半已经正式露出水面了。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在2020年3月11日举行的众议院听证会上首次承认“一些‘流感’死者可能实患新冠肺炎”后，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2日晚在推特上用中英双语连发5条推文“怒怼”美国：“美国疾控中心主任被抓了个现行。零号病人是什么时候在美国出现的？有多少人被感染？医院的名字是什么？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这一推文可以看作是赵立坚的个人言论，但是他外交部发言人的特殊身份又很难简单地当作个人言论来看待。美国就此向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提出抗议后，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源头问题是个科学问题，最终需要听取科学和专业的意见。他回答一位记者提问时还这么说：“你问我赵立坚最近在推特上的言论代不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不如你去问问美国政客最近攻击、栽赃中国，代不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 赵立坚作为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职业身份，如果背后没有相当强的科学证据作支持，他个人断然没有这个胆量讲这样的话。况且他讲出这个话后，中国官方正式的回复不仅没有任何要他撤回乱讲话的意思，而且给予了事实上的支持。
更进一步，在美国朝野对该推文一片哗然的情况下，中方不仅没有丝毫退让，3月14日，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张霄发脸书、推特， 回击美方将新冠病毒污名化的行为。因为“驻哈萨克斯坦大使”这个身份国内很少人关注，因此张大使的这个表态也极少有人注意到。还有其他几位驻外大使，也以个人帐号加入回击行动。张大使说，你们的研究人员已经证实，存在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被误诊为普通流感的情况，实际确诊死亡人数应远多于此。你们统计数据水分如此之多，谈何透明？......各国专家正在对病毒起源进行研究，真相早晚会浮出水面，你们仓促下结论不禁让人疑窦丛生。以张霄大使的身份来进行表态，显然不是他个人的行为，而是一方面以较为低调的途径体现，不让这个回复激化舆情，另一方面是再次的对赵立坚的推文表示肯定和支持，但还是通过张大使个人身份来作这种表态，这又使中国官方留下转圜的余地。 中国外交系统的这一系列强力出击，可以认为仅仅是一个舆论战的手法，但从另一方面说，赵立坚直接说出“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这话可不是随便讲的，中方如果没有相当强的实锤在手上，是不会轻易把话讲得这么明，语气这么硬。 事实上，在上次出现SARS之后，就有一些观点认为SARS是非自然起源的。作为该观点代表性的有中国第四军医大学军队流行病学教研室教授徐德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防疫局副局长李锋主编，由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非典非自然起源和人制人新种病毒基因武器》。参与该书编写的有近20位军队与地方医学界有相当权威性的教授、讲师、博士等专业人员。徐德忠教授在一篇论文中系统研究了SARS疫情前后期间大量不同病毒样本的基因，发现了很奇怪的“逆进化”现象。
关于这个问题，我个人也在一个月前也参与了国内学术界的相关讨论。最初有人以2019年10月份的武汉第七届军运会上，美军运动员成绩太差（总成绩仅为第35名，一枚金牌也没有）为由产生怀疑，但我立刻查询了前面4届（四年一届）运动会美军运动员成绩，名次差不多也都在这个范围。一般就1到2块金牌，总成绩名次也都在非洲和南美小国后面，这次一块金牌没有也不能算任何的不正常，美军向来不太重视这个运动会成绩。因此运动成绩不能作为任何确实的理由。真正实打实的证据应当是对武汉最早期的病例进行的流行病学调查，以及当时美军运动员活动轨迹的调查。 此次疫情一开始，美国大批企业应该说是捐了很多钱和物资的，对比，我们应当永远记住美国朋友们的友善和恩情。但是，美国政府在1996年中国发大水时好歹还捐了2.5万美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半年的税前工资）做做样子，而这次在一个美分钱物都没捐的情况下，却一再强烈要求“派专家参与救治”，中方始终予以婉拒，这无疑是持“防人之心不可无”态度的。美国政府却对此一再抱怨和指责。别人有难你帮不帮都没问题，你要想帮也得尊重下主人的意见。你捐个一万、两万美元装装样子也无谓，不让你来人你一定要来人，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本次疫情最早学术上出现与外来输入说有相关性的事件是印度学者，2020年1月31日他们提交到bioRxiv上的一篇预印本论文“Uncanny similarity of unique inserts in the 2019-nCoV spike protein to HIV-1 gp120 and Gag”。该论文发现病毒基因中嵌入了一段与艾滋病高度相似的片段，暗示该病毒基因可能非自然产生。但是该论文受到学术界强烈质疑很快撤回。 不久，《柳叶刀》杂志在线发表一篇通讯文章。来自8国研究机构的27名病毒学、流行病学等领域的科学家联名，反对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阴谋论，全力支持在中国抗击COVID-19的科研、公共卫生及医务工作者。这个声明在当时看起来应当是为中国在辩护，并且是反对“武汉P4实验泄露说”的。 2020年2月20日，中科院西双版纳植物所在chinaxiv上提交了一个英文版预印本论文，中文标题是：基于全基因组数据解析新型冠状病毒的演化和传播。
四、当地官员的责任如何界定？
这个看似非常复杂，其实也很简单。第一个问题是有没有瞒报？从目前看，存在瞒报行为是逃不掉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当地政府官员是从什么时候才开始知道疫情的存在，从而开始瞒报的，又是什么时候截止的。这些是其责任大小界定的关键问题。 正式公认的最早发现该疫情的是武汉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张继先，她是在2019年12月27日早上从前一天26日收治的3位病人症状上发现异常。至27日下午发现有4个肺部表现相同的病人，其中3人是一家人，一个是华南海鲜市场的商户。当日，张继先就向院领导及相关部门做了汇报，医院立即上报给江汉区疾控中心。28、29日门诊又陆续收治了3名同样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人。张继先敏锐地意识到情况不对，她再次向医院报告了病人的收治情况。院领导决定召开多部门会诊，并再次向区里和市里进行了报告。12月29日下午，医院召集了呼吸科、院感办等10名专家，对这7个病例进行了逐一讨论，影像学特殊，全身症状明显，实验室检查肌酶、肝酶都有变化。专家们一致认为，这种情况确实不正常，要引起高度重视。当与其他医院同行沟通信息时，了解到同济医院、协和医院也有相同症状的病例，留下来的地址也是华南海鲜市场后，医院立即向省、市卫健委疾控处报告。29日，省卫健委疾控处和市卫健委疾控处当天指示武汉市疾控中心、金银潭医院和江汉区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到医院，开始流行病学调查。30日发出《市卫生健康委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而这份通知被人传到网上，并被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看到，连夜上报并开会决定第二天派专家到武汉。 在《发哨子的人》一文中，中心医院的艾芬说“去年12月16日，我们南京路院区急诊科接诊了一位病人。莫名其妙高烧，一直用药都不好，体温动都不动一下。22号就转到了呼吸科，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外面做高通量测序，后来口头报出来是冠状病毒。紧接着12月27日，南京路院区又来了一个病人，是我们科一位医生的侄儿，40多岁，没有任何基础疾病，肺部一塌糊涂，血氧饱和只有90%，在下面其他医院已经治疗了将近10天左右都没有任何好转，病人收到了呼吸科监护室住院。同样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检测。” 艾芬在谈2019年12月16日中心医院的第一个病例时没加任何更多的说明，她也不会认为16日中心医院接到这个病例后没有直报存在责任问题。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包括中心医院在内的其他医院没有最先发现并上报这个疫情。因为在12月27日张继先正式上报之前，中心医院只有一例病例。在此之前，其他医院也有零星的病例。让艾芬耿耿于怀的，只是12月31日早上被“前所未有的严厉训斥”，并且至今没有任何说法。 华生教授在其系列文章中极力想证明在2019年12月中旬之前，甚至12月1号，武汉当地政府领导就已经知道这个疫情了，他们应当在12月10日，最迟15日就应当直报的，但却“精心”隐瞒了疫情。《让事实说话——我们要从这次疫情真正总结什么》中是这样表述的：“这次疫情即使按武汉市卫健委12月31发的通报，武汉12底之前发病例已经达27例。武汉市有关如果早就每天申报了，那么，12上中旬就会引起中国疾控中关注，最晚12月13日前后病例达5例时，北京就必须派去核查。真这样的话，就如高福所说，只会有病毒，哪会闹成这么大的疫情？” 但是，必须清楚一点，在12月31日左右被认为武汉总共有27个病例，是分散在不同医院的，按照规定3例必须直报的要求，直到12月底，绝大多数医院都只有1、2个病例，他们难以察觉到这是一个新的疾病。张继先之所以能够首先察觉到，一是她参加过SARS抗疫经历，有经验并且警惕性高，二是她正好连续在三天内遇到7个病例，她一个人遇到的病例数就占了当时武汉所遇到全部病例的近三分之一。最重要的是第三点，她所在的中西医结合医院距离华南海鲜市场非常近。在12月中旬之前，疫情应当主要是在整个武汉市各处零星的传播，这样武汉市内分散到各个医院就诊的病例总数虽然可能超过5个甚至10个，可是对应每个医院只有1、2个，他们怎么确认这是一个群发的新疾病？但在12月中旬或更早一点情况发生了变化，疫情传到了华南海鲜市场，并在这里呈现爆发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在12月26日开始，只有武汉中西医结合医院突然间成规模地接收到病例了。 当然，人们会说12月底的27例总数只是表象，真实的病例当时很可能远远超出这个数字。这个判断我完全赞同，但是当时很多人、尤其轻症的人自己都以为这只是普通感冒，并且出现一段时间症状后自己就好了。病人自己包括医生都不知道，当地政府领导怎么那么神仙提前就知道了呢？华生教授在文章中也极力想证明分散在不同地方进行基因测序，也是当地领导提前统一精心安排的。但从最早病例提供样本测序的时间点看，基本上都在26日左右。在此之前，根本就不存在当地政府领导精心设计隐瞒的空间。
我认可他在系列文章中对高福院士几乎所有的辩护，也感谢他收集到的很多事实。但是，无论如何我也找不到他是怎么证明和做出“当地政府远在早于12月27日前知情”判断的客观依据。而这一点，才是所有瞒报事实澄清，以及进行追责问题的核心和关键所在。关于“第一时间”的说法，在该文的前面是这么说的： “第一财经记者31日早间拨打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热线12320。12320热线工作人员回应说，‘武汉市疾控部门第一时间前往救治采集患者标本，具体是何种病毒仍在等待最终的检测结果。’”但当地区疾控中心是27日第一次接收上报，29日再次从张继先她们那里获得更详细的正式上报。27日获得上报后第一时间就开始采集样本，于30日送交当地P4实验室。12320说的第一时间是指27日，最迟是30日。 华生教授认为样本送到多个不同实验室去检测是当地政府精心安排的，“特别是12月20日之后，他们‘第一时间’决定让各相关医院，避开整个国家卫健委的系统，不约而同地向不同的省市和不同的公司，递送不明原因肺炎患者标本去检测，根本不是有人为他们狡辩的所谓医院的‘常规行为’。”这实在难以解释，如果要保密和隐瞒，应该交给一个关系最好，靠得住的实验室。送给一大堆不同省份、不同的实验室，是为了隐瞒却又怕知道的人太少吗？事情其实很简单，检测是要给钱的，不同医院，甚至同一医院不同部门都有自己的关系户。有“生意”有“业务”当然得交给自己关系好同时价格又便宜的公司做了。作为经管学院院长的华生教授，对这一点应该不难理解。华生教授不断在文中强调他们要求检测的单位保密，以此暗示“想隐瞒”的行为。这个要找到证据真的是很容易的，因为签检测合同时一定有保密协议或保密条款，但有哪个商业合同不签保密协议和保密条款的呢？作为经管学院院长的华生教授不知道这一常识吗？事实情况是事情公开后，曾经检测样本的单位谁都没保密，因为情况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已经属于不可抗力出现，即使签了保密协议也不再有效，他们都抢着要显示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做过的工作，因此都极力想把自己做工作的时间往前说，恨不能证明自己是第一个发现者，而不会是往后说。可是无论哪个参与检测的实验室，时间最早都没超过12月24号。 无论是采访艾芬的文章《发哨子的人》、华生的系列文章、还是其他人的文章，我们都没有发现12月26日前当地政府知晓此事，并且隐瞒的任何确切证据，并且这也不太符合情理。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未来可能会暴露出新的相关证据。如此说来，当地政府在12月26日之前几乎就没有隐瞒疫情的空间存在，那为什么我本节一开始要说当地政府存在瞒报行为是“逃不掉”的呢？ 一个更合理的解释是：2019年12月27日张继先她们上报区疾控中心之前，整个湖北和武汉当地政府正沉浸在军运会成功举办的喜悦之中，所考虑的问题只是成功举办军运会后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是：2020年1月10日-17日要召开湖北和武汉政协及人大两会。这个会议不仅要制定以后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发展计划，而且很可能有各级领导人的人事任免。
华生教授的文章中不断埋下“深喉”的伏笔纯属故弄玄虚，这都快写成谍战小说了。类似各部门内的文件一般情况下很少人去关心，可是这样的以“紧急通知”字样在整个武汉市内各医疗机构传达，马上就会引起所有医护人员的注意，本来这个文件也就是会要求传达到所有医院的所有医护人员的。这文件在12月30号刚一发出，特别是当天就与从艾芬处传出去的疑似SARS这样具有爆炸性和社会震撼性的诊断书两个信息合在一起，整个武汉医疗机构、所有医护人员和他们的家人们瞬间就会炸雷了，那还需要什么级别很高的所谓“深喉”。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文件的发出本身就是在一个完全未成熟考虑的情况下做出的。武汉市卫健委的人应当深知此时如果不立即直报是严重违规的，但在上级领导的痛骂下那还敢再提专业意见。况且你要上报也得把情况搞清楚再上报才能不被骂是不是？否则又可能得负“谎报”的罪名。所以，请注意这个文件第一句就是“根据上级紧急通知”，这明摆着是为未来甩锅做准备的。也就是这个在没有先直报情况下发出的、不合流程的文件不是我武汉市卫健委自己要发，而是根据上级紧急通知“要求”发的。 可是就在第二天的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的专家们在前一天深夜被紧急召集乘第二天第一趟航班到武汉，当天做出初步的判断是这个病“传染性不强”，尤其是此时已经有部分基因测序的资料，可以肯定不是SARS。这个信息一出来，武汉市卫健委的人当然得立马汇报给湖北省和武汉市主要领导。可想而知，又是被一痛臭骂：早说嘛，怎么可能一上就是几十个SARS这么倒霉的事情。此时领导的心目中这就是一个大号的流感。所以，2020年1月1日给权威电视台的训诫8名造谣者的新闻稿用词是相当的得意和信心满满，“做出错误的疫情判断（误认为是SARS）也是不对的，其教训是深刻的”。前一天还是从天上掉进地狱，仅仅一天后又从地狱飞到天上了。此后马上要开两会，迎新春、庆祝成绩，主要领导就是要控制住这个大号流感的“小事情”不要影响“大局”。从2020年1月18日第三批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的多次讲话中，明显表达出当时情况有隐瞒，是他强烈质问、并且从广东等其他地区了解到人传人的情况后，才追问出一些真实信息的。钟南山院士在很多公开场合的讲话中，都丝毫不掩饰这些观点。他直陈2020年1月中旬的实际情况比当时公开的要严重得多。这些有公开的权威人士作证人的证词为凭，至少说存在隐瞒行为是有根据的，不是写谍战小说。 从以上有确切证据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地政府存在隐瞒问题的主要有两个： 一是2019年12月27日接到中西医结合医院上报后没有立即启动直报，而是发出一个盖着红头文件的紧急通知。这个通知的处理方式不符合流程，而且明摆着是给当地政府领导存在瞒报行为自己立下了一个天大的证据。因此，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精心设计的瞒报，而是当时的本地领导在突然接到情况汇报后惊慌失措下的混乱行为。国家卫健委心里真正非常郁闷的事情，就是这个文件根本就不是要对卫健委“隐瞒”，而是根本就没把卫健委的直报流程考虑在内。难怪近来有“卫健委疾控中心”级别太低的抱怨。比被隐瞒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被“直接无视”。 第二个错误就是在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到达武汉后，因为得知“不是SARS”，心里一下又放松了，精力全用在为当时的头等大事两会做准备，把疫情抛到脑后，并且尽可能以“低调”方式处理。这也是让国家卫健委疾控中心以及相应的专家组们恼火的地方。 我相信当地政府领导存在瞒报的行为是因为有确切证据，甚至是他们自己立下的天大的证据。但我也相信他们说的只是在12月29日（主事的领导），最早27日（区疾控中心领导）才知晓此事，因为我相信无论处在什么领导位置，他们都是人而不是神仙。 当然，在谈瞒报责任的问题时，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环节：谁应该为没有直报负责任呢？这个事情所有人谈起来心里都会非常痛苦和忌讳，这也是涉及该问题时，所有人都绕来绕去、绕得云天雾地不知道在说谁的原因所在。因为第一个符合直报条件，却又没有直报的单位，正是第一个发现并上报的中西医结合医院，只有他们第一个达到了超过3例的直报标准，其他医院当时都没达到这个标准。可是现在谁敢去说他们的责任？人家是在最短时间内第一个发现并上报的最大功臣，只是没有直报给国家卫健委疾控中心而已。所以，国家卫健委疾控中心的人心里何等的有苦难言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为什么没直报？或者不是他们不报，而是有人不让报。或者是他们电脑上的报表还没填完，国家卫健委就行动太迅速、直接来人了。都当面报过了，直报不直报还那么重要吗？反正无论如何，你找不着人家张继先和中西医结合医院的问题，况且谁敢去找人家的问题，那还不是自己找死。那么还有人说2020年1月初有直报，而后来有段时间又没有直报了。说这话有一点点良心吗？1月和2月份武汉当地医护人员自己的命全都快搭进去抢救人了，国家卫健委已经来人，在电脑上填报表与救人和保命哪个更重要？所以，追究当时的直报责任问题，认真追到最后，相当程度上会成为一笔糊涂账。 因此，湖北和武汉当地政府存在的瞒报行为，其时间点就是从2019年12月27日开始，到2020年1月18日半个多月的时间，这当然也是罪过。但从这个分析可看出，显然不存在“如果早一点报，疫情本可以避免”之说。根本不存在提前的客观可能性，撑死了最多也就是提前一、两天的时间。他们的确有可能在2020年1月初延误了一、两个星期的时间。但如果人们坚持要认定完全是因为他们一、两个星期的延误而导致了疫情的漫延，那也太小看SARS-CoV-2这个病毒中的隐身战机能量了。事情的麻烦之处更在于，当地政府存在瞒报行为的时间段，基本上与国家卫健委已经知情（无论是以什么方式知情），并在当地开展工作的时间段几乎是完全重合的。这个隐瞒的责任一定要认真追究，在一定程度上也会追成一笔糊涂账。 那么，当地主事的领导被撤职是因为他们瞒报吗？这是一个原因，不过，在突然遇到这样全新的一个病毒袭击的重大挑战下，出现一个短暂的混乱期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每个人都不是圣人，也不是神仙。但是，遇到重大的危机，即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会。它会让真正具备潜力的人脱颖而出，也会让能力欠缺的人很快显出原形。真正对当地主政领导致命的问题在于，他们在遇到重大危机的挑战时，完全乱了方寸。尤其在2020年1月18日及其后从专家组那里得知疫情的真实严重性，以及封城的建议时，再次从天上被打入更深的地狱后，接近于六神无主的状态。对于非常熟悉的事情处理起来可能还能称得上是得心应手，但对全新的事物，不能快速学习和深入一线获得第一手关键资料、积极通过各种途径寻求真正解决问题办法的毛病就暴露无遗。例如，都已经封城很长时间了，对当地关键资源的口罩产能是多少，当时的日产量是多少的数据居然能说出上百倍的差距。在公共场合一个领导说当地各医院防疫物资非常充足，可完全放心，另一个领导却马上说非常紧缺。这说明时间已经那么久了，他们对最关键性的情况和数据本身完全就不了解，甚至根本就抓不住重点，没意识到哪些是最关键性的情况和要害，这还奢谈什么隐瞒啊？这怎么能让人放心地把抗疫的重任还让他们继续来承担？说他们隐瞒是稍微有点高估他们的能力了。把他们想象成神仙一样的隐瞒者，最多不过说明写文章的人自己能力与他们差不多而已。他们被撤职不是在出现隐瞒问题并被发现的时刻，而是封城之后一个月的时候，这已经充分说明问题了。 可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中国的舆论上出现拼命要无限夸大当地政府瞒报罪过呢？因为其唯一目的就是要掩饰真正的超级瞒报者，整整瞒苦了全世界半年多，直到现在还在隐瞒的政府。人家才有那个瞒报的“本事”！
作者简介
汪涛
"人类第三次科学革命"倡导者，纯科学理论体系创始人，
历经30多年研究和实践形成科学经济学体系。
上海析易船舶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总经理
云铝股份（000807）独立董事
浙江宇视科技 顾问
中央民族大学客座教授
作品：
《防疫大战与医学革命》（即将出版）
《科学经济学原理——看见看不见的手》
《实验、测量与科学》
《超越战争论——战争与和平的数学原理》
《即将来临的粮食世界大战》
《纯电动：一统天下》
《生态社会人口论》
《通播网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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