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说法 | 当精神病人朝我们走来—评南京宝马肇事案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振海
“王季进作案时患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近日南京宝马肇事案的司法鉴定意见一出，社会舆论一片哗然。“为什么会想到要去做精神疾病鉴定?”“为何6月20日发生的事情，8月31日才作出鉴定结果?”“南京脑科医院是否具有鉴定资格?如何鉴定的?”、“什么是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有这个病么？”“我是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我怕谁？”“你是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么？离我远点，我害怕”……
看到网友的质疑和评论，一阵淡淡的忧伤涌上心头。当违法者肆无忌惮、当守法者战战兢兢、当“精神病”成为一种“免责金牌”、当大家争着充当精神病人……都成为一种导向时，我只想弱弱地问一句：说好的公平正义呢？
精神病可以减轻甚至免除刑事责任是世界不少国家的通行做法。其理论基础是刑事古典学派的意志自由理论，该理论认为人在意志自由状态下的恶行才是值得刑罚责难的对象。没有意志自由、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不具有可责难性。基于对这一理论观点的认同，根据精神病人的不同情形，我国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现实问题是，为了保护精神病人的权利牺牲被害人的权利，为了保障精神病人的“人权”而牺牲社会公众的“人权”，这样的理论真的人道、真的公平吗？
正是因为精神病人具有法律规定的超出一般国民的“优惠待遇”，所以一旦发生一些残忍至极、超出常人想象的犯罪行为，总有人提出“是不是精神病人”之类的疑问。也正是因为如此，申请精神病鉴定成为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最常使用的诉讼策略之一。由于精神病鉴定过程中可能存在腐败风险和暗箱操作，同时缺乏精确的数字化指标，大多依靠鉴定医生的主管经验，以至于不同医生鉴定可能出现不同的结论。前几年媒体报道的同一犯罪嫌疑人进行3次精神病鉴定出现3种鉴定结论就是实证。
有人说，在某种意义上讲，人人都是精神病人。尽管这种说法有失偏颇，但作为能够免除、从轻减轻刑事责任的精神病，其范围在立法上必须被严格限制。特定危害结果情况下（如行凶杀人），精神病甚至不能作为免除或者从轻减轻刑事责任的理由。否则，实践中经常见诸于报端的当街捅死女友的男友们、杀死（祖）父母的孩子们、“灭门”的杀手们……，他们哪一个在行凶时不是精神错乱、敏感多疑？如果仅凭事发前后的精神反常表现就鉴定为“精神病人”，仅凭被鉴定为“精神病人”就都可以逃脱刑罚的制裁，恐怕每一个“正常人”都可能成为精神病人们行凶的牺牲品，每一个受害人都可能成为精神病鉴定的受害者。这也许正是网民们质疑鉴定结果背后担心、恐惧的真正原因吧。
目前的刑事立法制度下，建议从两个方面进一步限缩精神病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刑事责任的空间：一是借鉴国外“原因中的自由行为”理论，将那些明知自己有精神疾病，故意或过失地导致自己陷入无责任能力或者限制责任能力状态，进而实施犯罪行为的人，不得从轻、减轻、免除处罚。二是统一精神病鉴定的机构、程序和标准，提高精神病鉴定医师准入门槛，尽量避免出现不同鉴定机构不同结果的情况。同时建立不同意精神病鉴定结果的复议、复核制度。当然，从长远来看，应当限缩精神病免责的法律规定，对于暴力性杀人、严重伤人犯罪，精神病人同样承担刑事责任。其他类型的精神病人，根据病情严重程度并结合被害人的意愿，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新闻链接
6月20日
南京石杨路和友谊河路交叉路口，一辆高速行驶的宝马车闯红灯，拦腰撞散一辆马自达轿车，导致马自达车内的男性司机及女性乘客当场身亡。事发当天和次日，南京市公安交管局连续发出两份情况通报，确认肇事司机闯红灯引发事故，但排除了肇事司机酒驾、毒驾嫌疑。
9月6日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通过其官方微博发布消息，南京“6·20”宝马肇事案犯罪嫌疑人王季进被鉴定“作案时患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
声明:
本文系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
（责任编辑：令铎）
扫描下图快速关注公众号：王兆峰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