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锡球：明代唐诗学对“ 诗变” 外在因素的观照

原刊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作者方锡球/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诗学研究。

内容摘要明代弘治以始，诗学不仅对诗变内在因素，诸如创作主体、艺术范式、诗歌理想、诗歌传统进行了深入论述，而且面对一个时代不同阶段诗歌的审美差异和历史连续性，经过探索，发现了诗歌变化的时代和社会原因，及其衍生的如社会心理、文化性质、大众传播、经济方式、审美传统等众多因素，这些因素以单一或多重的方式影响着诗歌内容和形式上的演变。这几乎是复古论诗学和师心论诗学的共同发现。文章主要分析影响“诗变”较多的政治、生活方式和文化群体等因素。

一、“诗变”因素的发现与唐诗研究视角

明代弘治以始的唐诗研究，从多个视角、多重层面、多种范式展开，使诗学和批评深入到唐诗文本的内部，在全方位和多层次的观照中发现了唐诗各个不同阶段的审美风貌，为“诗变”因素论的提出提供了文学实践支持。

从高棅开始，唐诗研究就出现多个视角。高氏从“世变”“审音律之正变”与“别体制之始终”三个角度划分“四唐”，并以时代为依托、结合音律和体制论“四唐”诗歌特征，以分清不同时代诗歌之间的关系，发现了唐诗演变的情况。或者说，高棅在考察不同时期唐诗话语体制和音律特征时，发现了它们所显示的风格特点、质量高下和体制之间的差异。可见从多个视角看唐诗比较容易看出不同时期诗歌的变化。不仅是高棅，这一时期的诗论家关注唐诗流变，基本上都是因为多视角而得出唐诗流变的状况，进而发现了一些“诗变”因素。

对唐诗变化状况的发现，还因为对唐诗进行评论时，诗论家们从多个层面展开。比如“前七子”格调论“诗变”观不仅在文本层面，还表现在对盛唐范型变化的探悉。他们运用“四唐”概念分析唐诗“体制”，确立了初、盛唐理想范型与时间性概念结合的研究范式，为“诗变”论的展开开拓了空间。接着，王廷相运用诗人“才情”和“格调”双重标准考量唐诗、徐祯卿协调“情”与“格”的关系，这些做法都具有“诗变”发现的意义，带来“诗变”认识的第一次转折。而徐献忠和胡瓒宗以盛唐为中心看“诗变”，以盛唐诗歌发展为典范，探讨了“诗变”根源；陈沂以“气格”“声调”的变化判断唐诗的流变和盛衰，同时重兴象、体制特征的变化，开唐诗学“诗变”论从形象整体观诗歌变化的先河。郑善夫从强调杜诗的“变体”特征入手，体现格调论唐诗学的特色。黄佐的“审音观政”，从诗人情感观察政治的变迁，并将音声表现与时代变迁联系起来，观照唐诗之变，其中包括对诗变原因的探讨。而理学唐诗学的崔铣、姜南、米荣、黄姬水、都穆、张琦、夏尚朴和薛应旂等人，从崇尚教化和艺术本质的双重视角关注唐宋诗之别，但又吸收了“四唐”概念，根据“元声在天地间一气”而发“性情之真”的诗歌本体论，从不断变化的天地之气看“四唐”诗歌变化。上述诸家在与格调论的相互比较和斗争中，从文学本体的层面申述着自己的“诗变”观。接着，杨慎对唐诗做了大量资料考证工作，发现唐诗和六朝诗歌之间的直接关系，建构以“艺”为中心的诗歌发展观来强调六朝对唐诗的开启意义。

这一时期的“诗变”发现，与唐诗研究范式多种多样有密切关系。这一时期的唐诗评价模式或诗评研究范式也多种多样。除从选本、编集取舍间接了解到当时的唐诗评价外，还有注释、考证、圈点、诗评、诗论等途径，此外还可以从当时的诗歌创作中看出诗人对唐诗话语中某些因素的审美认同和价值取向。可见，当时对唐诗的评价，有直接的评价，如注释、圈点、诗评、诗论；也有间接的评价，如选本、考证和诗歌创作中透露的消息。若从诗歌活动的要素立论，当时的唐诗研究已经面对诗歌文本、诗歌创作主体和诗歌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因为研究主体和评价主体在选、编、注、考、点、评、论、作中面对的都不仅仅是唐诗文本和唐诗作者，他们热爱唐诗，还与对盛世的缅怀有很大关系。在诸种唐诗评价模式中，其取舍和价值取向也与研究主体自身的文化生态息息相关；他们是在时代的氛围中对唐诗进行选、编、注、考、点、评、论的，是在他们生存其中的时代语境中规摹唐诗并进行创作的。

比如“后七子”。李攀龙以“正体”为关键词建立了诗体流变论。随后，谢榛提出“文随世变”的观点，在“诗变”原因的剖析方面认识到诗歌继承、技巧运用、主体才能、诗歌范型保守性对“诗变”的正面或负面作用，比李攀龙的“诗变”观深入一步。王世贞的核心“诗变”观是“诗之变由古而近，则风气使之”。“风气”不单纯指时代政治风气，还包含社会心理、民俗、艺术创作的价值取向等方面，实际上是从整体风貌和审美特征视角关注“四唐”诗歌的变易。王世贞的“诗变”论还体现在他以“辨体”发现“诗变”，并将“诗变”归于“体”之变化。这一做法，后来在胡应麟、许学夷等人那里得到承续并发挥到极致。可见，后七子“诗变”论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旧有“格调论”“诗变”观执着于话语规范的角度谈论“诗变”，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建构起以“诗体”、主体“悟入”、“日新”、“出入诗法”、唐诗“神情”为核心的“诗变”观，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前七子和李攀龙等人的偏执；二是以诗人“才情”和唐人“格调”的互动关系论析“四唐”诗歌变化，并从内部规律方面论证了诗歌变化的必然性；三是高棅以降，过分强调“四唐”差异，似乎在诗歌变化上界限崭然，陷入绝对化的境地。后七子在力主盛唐之音的同时，对盛唐范式进行拓展，使“诗变”论由突兀绝对走向相对变化或逐渐变化，磨合了“四唐”之间的联系，注意到唐诗演变的规律性，后来成为格调派的共识。这三方面，成为唐诗学“诗变论”发展的鲜明标志之一。

唐诗文本研究的成果，使得这一时期的诗论家在批评实践中提炼出大量的新鲜术语和新颖的概念，或者赋予已有概念以新的意义。这些术语、概念本身蕴涵丰富的“诗变”认识，而这些术语、概念的运用易于产生诗歌发展的观念和对“诗变”因素的发现。

弘治以始，诗学不仅对诗变内在因素，诸如创作主体、艺术范式、诗歌理想、诗歌传统进行了深入论述，而且面对一个时代不同阶段诗歌的审美差异和历史连续性，经过探索，发现了诗歌变化的时代和社会原因，及其衍生的如社会心理、文化性质、大众传播、经济方式、审美传统等众多因素，这些因素以单一或多重的方式影响着诗歌内容和形式上的演变。这几乎是复古论诗学和师心论诗学的共同发现。限于篇幅，这里将主要分析影响“诗变”较多的政治、生活方式和文化群体等因素。

二、政治与诗歌变化、发展

明弘治以始，政治生活受到士人和民众的特殊关注，这也自然影响到他们对诗歌文本和诗歌现象的研究。这一时期的诗论著作中，出现关于唐代帝王、皇室成员和上层官员参与和从事诗歌活动的评述，对他们在诗歌活动中的作用进行了大量记述，明代诗学对这一文化现象多方面的论述，包括帝王和帝室成员与诗人、与诗歌活动的关系，及诗人与幕府、诗歌与科举、诗歌与政治文化等方面，从而明确提出政治主体、政治活动和政治体制对诗歌形式和内容变化的重要影响。

这时的诗歌理论认为，某种诗体的形成往往和统治者的喜好相关。郝敬说:

唐古诗如李白、杜甫、韩愈，数子之作，驰骋突兀，皆作俑于汉乐府郊庙、铙歌。后遂猖獗耳。世竞趋此途，谓逼真骚、雅。诋晋、六朝以后无诗。向使无汉乐府，唐人不敢决藩，即有汉乐府，不遇武帝好奇，相如、李延年辈无所售其伎俩。古今文章变态，时使之然耳。^[1](P5936)

此处论文学的变化，虽归结于时代，但主要是从时代的政治主体角度，即最高统治者的喜好切入，论述这种喜好所形成的文化语境对艺术家及其创作文体产生的影响。而后世继承或汲取这一类诗歌的营养，也同样有类似的政治上的原因。政治对“诗变”的影响:

第一，表现在诗体变化和范式形成有时与统治者的亲自参与、传递和推动有关。唐代诗歌在这方面尤为明显。胡震亨分析过这方面的问题:

有唐吟业之盛，导源有自。文皇英姿间出，表丽缛于先程；玄宗材艺兼该，通风婉于时格。是用古体再变，律调一新；朝野景从，谣习寖广。重以德、宣诸主，天藻并工，赓歌时继；上好下甚，风偃化移，固宜于喁偏于群伦，爽籁袭于异代矣。中间机纽，更在孝和一朝。于时文馆既集多材，内廷又依奥主，游燕以兴其篇，奖赏以激其价。谁鬯律宗，可遗功首?虽猥狎见讥，尤作兴有属者焉。^[2](P281)

关于唐诗的繁盛，此处点出政治上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表现在帝王参与，朝野景从，不断扩大诗歌队伍，将诗歌创作气氛推至高潮；二是帝王对诗歌创作的提倡和奖掖；三是文馆等机构的设置，在制度上保证了稳定的作者队伍，也使部分作者将高层政治体验融入诗歌话语，使诗歌风格别具新的气象。而诗歌作者人数众多，难免在宴集和大型活动中出现诗歌活动，也就难免在创作中出现竞争的局面。可见帝王的参与，带有导向性质———中国文人的文化性格决定了这一语境会使众多士人景从帝王的爱好。《唐音癸签》卷二十七《谈丛三》第946则就证明了这一现象:“太宗作诗，每使虞世南和；世南死，即灵座焚之。开元帝制《春雪》、《春台望》等诗，舍人蔡孚称美，请示百僚，编《国史》。孚撰《偃松篇》，帝亦令群臣尽和之。”又，《唐音癸签》卷二十七第947则载:“翠华殿赋诗，武德七年四月宴王公亲属；内殿赋诗，八年五月宴五品以上及外戚。”《唐音癸签》卷二十七第948则又载:“太宗中华殿赋诗，贞观二年十二月宴突利可汗及三品以上；两仪殿赋《柏梁体》，五年破突厥，宴突利可汗；幸庆善宫赋诗，六年润八月宴三品以上，又九月宴从臣；积翠池赋诗，十一年十月宴五品以上，各赋一事。”此类帝王参与的宴集赋诗在唐代不胜枚举，太宗、中宗、玄宗、肃宗、德宗、文宗、宣宗朝更是繁盛。可以看出，帝王的参与，特别是其爱好以及他们对诗人的重视，应是唐诗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表现在唐代帝王在推动诗歌发展方面，自觉意识很高。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唐代诗集多是皇帝下诏编纂的:

唐人诗集，多出人主下诏编进。如王右丞、卢允言诸人之在朝籍者无论；吴兴昼公，一释子耳，亦下敕征其诗集置延阁。更可异者，骆宾王、上官婉儿，身既见法，仍诏撰其集传后，命大臣作序，不泯其名。重诗人如此，诗道安得不昌?^[2](P284)

帝王对诗歌文献有意识的保存，无疑对广大诗人是一种鼓舞。而且唐代帝王对诗人编纂诗集的选择，并非只选那些位高权重或身边的臣僚，一般是不分贫富贵贱、远近亲疏。即使像骆宾王、上官婉儿那样获罪之人，也一视同仁，并不因人废言。那么，其选择就只有一个标准———诗歌的质量和价值。这种做法本身对众多诗人来说就是一种引导、一种鼓励性的措施。所以胡震亨认为这是对诗人和诗歌的重视，必将促进诗歌活动的兴盛和诗歌的繁荣。

第三，表现在以诗取士及其所形成的文化惯性上。比如，进士行卷这种文化惯性，无疑对唐诗发展导向和内容取向具有影响。帝王往往注意到这类诗歌的倾向和作用，《唐音癸签》卷二十七《谈丛三》第956则云:

唐才人艺士行卷歌篇，不知何缘多得传彻禁掖，如韩翃、冯定、戎昱、钱起诸

诗句之类，人主往往能举之。岂一代崇尚在此，尝私采之外庭资乙览故焉?兴起诗教，又不独在情恰赓歌一节也。^{[2](P283~284)}

对帝王关注行卷歌篇，胡震亨推测了两种可能性:一是“一代崇尚在此”，可能与社会风气、这类诗歌体制和取得的成绩有关，故而帝王特地派人采诗宫廷之外，以便于阅览；二是“兴起诗教”，倡导“行卷歌篇”的导向，引导诗歌创作。不论胡震亨推测是否合理，都说明明代理论家已经认识到政治，尤其是帝王政治对诗歌发展及其方向的意义。

其实，胡震亨并非妄加推测。唐代帝王确实对诗歌发展方向十分重视，从科举对所考试题的内容要求和体裁选择以及帝王对此的态度即可得到印证:

唐试士初重策，兼重经。后乃倚重诗赋。中叶后，人主至亲为披阅，翘足吟咏所撰，叹惜移时。或复微行，咨访名誉，袖纳行卷，予阶缘。士益竞趋名场，殚工韵律。诗之日盛，尤其一大关键。^[2](P284)

胡震亨这里谈到“诗之日盛”的“一大关键”，不仅是现在大家常指的“以诗取士”，而且是包括“以诗取士”这一政策制度所包含的体制性内涵，其中有试题所使用的体裁，以及完成试题应有的内容规定、审美选择。特别是人主在批阅试卷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立场、态度，不仅“翘足吟咏所撰，叹惜移时”，而且“或复微行，咨访名誉，袖纳行卷”。这种做法本身的意义固不必说，在现实层面上，无论如何都会使事功心态很强的唐代士人“益竞趋名场，殚工韵律”，对促使“诗之日盛”及某种诗歌发展方向的形成确实非常关键。

第四，唐诗的发展繁荣与唐代政治环境宽松，有法定节假日，而文士又能够利用节假日从事文化活动有一定关系。这一“诗变”因素，也为这一时期的诗论家发现。胡震亨说:

唐时风习豪奢，如上元山棚，诞节舞马，赐酺纵观，万众同乐。更民间爱重节序，好修故事，彩缕达于王公，粔籹不废俚贱。文人纪赏年华，概入歌咏。又其待臣下法禁颇宽，恩礼从厚。凡曹司休假，例得寻胜地燕乐，谓之旬假，每月有之。遇逢诸节，尤以晦日、上巳、重阳为重。……所游地推曲江最胜。……凡此三节，百官游燕，多是长安、万年两县有司供设，或径赐金钱给费。选妓携觞，幄幕云合，绮罗杂沓，车马骈阗，飘香堕翠，盈满于路。朝士词人有赋，翼日即流传京师。当时唱酬之多，诗篇之盛，此亦其一助也。^{[2](P284~285)}

这里谈及唐代政治集团对文化活动的支持对于诗歌发展所具有的多重作用:一是统治者对大型活动的推动及其对活动中多元价值取向的鼓励；二是将假日法定化，使文士和士大夫的燕游极易集中并形成风尚；三是法度宽松，使自由言说空间增大；四是官方提供场所，使文化活动物质上有刺激、有保障。而这些大型活动无疑离不开诗作唱和，在这样的大型集会上唱和的诗篇往往又能传递极快:“朝士词人有赋，翼日即流传京师。”这不仅对形成诗歌活动风气有极大推动，而且这种有切磋、比赛性质的诗歌酬唱更具有提高创作水平、扩大诗歌影响之效，所以胡氏言当时诗歌繁荣与“唱酬之多”有极大关系。正是如此，他断言“诗篇之盛，此亦其一助也”。

第五，与当时众多士人能够出入宫禁、进入幕府有关。将事功精神转化为实际行为，得到唐代士人最为广泛的认同。这种广泛参与政治的热情，使得诗歌及其变化不能不受到政治的较大影响:

唐词人自禁林外，节镇幕府为盛。如高适之依哥舒翰，岑参之依高仙芝，杜甫之依严武，比比而是。中叶后尤多。盖唐制，新及第任，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缘幕府，蹑级进身。要视其主之好文何如，然后同调萃，唱和广。《摭言》称：李固言在成都，有李珪、郭圆、袁不约、来择诸诗人从公，为一时莲幕之盛。惜其诗不传。惟裴度开淮西幕，有韩愈、李正封郾城联句诗。^[2](P285)

唐代幕府制度使文士在取得功名后，很快就能够接触民间和具有特征性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使诗歌内容的时代特质尤为鲜明。幕府为文人集结提供了方便，加之幕主的提携，一般都能较快得到奖掖提拔，诗歌创作主体地位的提高，促进了诗歌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升。

第六，还表现在王公大臣私人对诗歌人才的聚集。例如:

唐朝士文会之盛，有杨师道安德山池宴集。预宴赋诗者有岑文本、刘洎、褚遂良、许敬宗、上官仪及师道兄绩。于志宁宴群公于宅。其人有岑文本、杜正伦、令狐德芬、刘孝孙、许敬宗、封行高，各赋一字。高正臣《晦日置酒林亭》、《晦日重宴》及《上元夜效小庾体》等诗。《晦日置酒》，有陈子昂、王勔、张锡、解琬、长孙正隐、崔知贤、高绍、高球、郎余令……二十人，同用华字。《重宴》……七人，同用池字。《上元夜》……同用春字。并吟流之嘉赏，承平之盛世。师道尚桂阳主，官侍中；主亦工为诗。志宁天策学士，后入相，爱宾客，好接引后进。……开元、天宝间，宁、薛诸王驸马豪贵家，多好客，时王维诗名为盛，无不拂席迎之。肃、代而后，勋绩富贵称郭令公；元和以来，裴令公尤为煊赫。郭少子暖尚代宗女升平主，贤明有才思，尤嘉诗人，钱起、李端十才子，俱以能诗出入其门。每宴集赋诗，主坐视帘中，诗之美者，赏百缣。……裴居守洛都，筑园，名堂绿野，时出家乐，与白居易、刘禹锡、李绅、张籍、崔群诸诗人游燕联句，缠锦既奢，笺霞尤丽。所云“昔日兰亭无艳质，此时金谷有高人”者，至今可追想其盛。他林泉社会，文字雅饮，虽诗篇同诧，而人地非匹，未足为豪，羌可无缀。^{[2](P285~286)}

王公大臣专门建筑园林等宴乐之所，此为文会之盛的物质基础。它聚集诗歌人才，宴乐赋诗，成为当时令人瞩目的景观。所赋诗歌，韵律方面有严格要求，而内容上则是“并吟流之嘉赏，承平之盛世”，既促进音律等形式朝着成熟的规定性发展，也使诗歌价值取向朝着“盛世之音”的气象前行。且其间达官权贵时有重赏。这些大型诗歌活动及其机制，一方面对诗歌生产、消费和传播起到催化作用，提供了畅通的传播渠道；另一方面，还有人才聚集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不同审美追求的艺术家互相激发，取长补短，进而起到形成风习的作用。

可见，政治对“诗变”的意义是非常巨大的。故而袁宏道说:“夫诗与举子业，异调同机者也。”^[3](P116)在这个意义上，冯复京将政治家的气运和诗歌特征同构了:

太宗初唐也，玄宗盛唐也，德宗中唐也，文宗宣宗晚唐也。五帝制作，与气运推移，而历朝篇咏，又承上好升降。^[4](P7245)

冯氏将“气运”变化与诗歌变化同构，其实是将政治“气运”作为“诗变”的关键性因素。在《说诗补遗》卷五第362则就将唐代诗歌的发展归于这一因素，进一步强调诗歌变化与帝王的气运一致。为了证明这一观点，他举例说:

高宗诗，但能骈整，飚焰阙焉。中宗童昬老耄，岂解属词。其诗或是上官昭容代草，然崇修文之选除，考众艺之殿最，凡宴赏临幸，绮席属车，流连唱和，才华蔚茂，意度雍容。七言律五言排律始盛，沈宋并兴，一变而加以气韵，剂以清空，即成盛唐。然则兴起斯文，帝亦不为无助也。^[4](P7245)

冯复京说中宗不会写诗，需要考证。若真是代笔，代笔者一定会揣摩中宗的意图和当时诗歌取得的成就，并按中宗的意图写出诗歌。这样做，理所当然地也能有助于诗歌发展。这里还涉及帝王在文化活动中的审美取向对诗歌走向盛唐的意义。从初唐至盛唐，沈、宋是关键。其七言律和五言排律“一变”“加以气韵”，即能进入盛唐。需要思考的是，在沈、宋的基础上，“气韵”是通过什么方式加上去的?为什么加上“气韵”，诗歌就能走进盛唐?冯复京的意思是:这无疑与中宗时代及中宗的审美取向有关。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帝王诗歌品质与诗歌盛衰息息相关:

德宗尝与学士言诗《浴堂殿重阳日考第诗》等与宋若昭诸女郎唱酬，《唐语林》谓宪宗诗合前古。文宗甲夜视事，乙夜观书，出目览卷，又欲置诗学士。宣宗好进士及第，至自题曰“乡贡进士李道隆”。则此四君，皆笃好吟咏者。然德宗诸五言古律，虽列星榆之众象，无月桂之孤光，仅得句云“松院静苔色，竹房深磬声”，亦是刘钱以下口吻。文宗《辇路生春草》一绝，意气凄尽，亡国之音。宣宗《吊白居易》，以至昭宗《凤翔》之作，浅陋怒张，风雅澌灭，而唐祚亦讫矣。^[4](P7246)

帝王诗歌往往是一个时代诗歌兴衰的征兆。原因可能是帝王的正面推动，使一代诗歌活动走向繁盛；而随着时代语境的变迁，当社会文化风尚转向时，帝王即使再有使诗歌进步发展的意愿，也回天无力了，更难免在自己的诗歌中表现出这种转变来。正是帝王诗作的这些变化，会使一代诗风产生改变，盛世和衰世皆然。这一点，也为钟惺所认识，他在总评唐玄宗时说:“六朝帝王鲜不能诗，大抵崇尚纤靡，与文士竞长，偏杂软滞，略于文字中窥其治象。至明皇而骨韵风力，一洗殆尽，开盛唐广大清明气象。真主笔舌，与运数隆替相对。”^[5](P7342)

三、 生活方式转变与“诗变”

明弘治以始，唐诗学对唐诗文本的发掘，无一例外地都注意到生活方式变革对诗歌的影响。而明代生活方式的变革，影响到当时的社会心理、诗学理论的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从而使诗学在面对诗歌文本和诗体变易时，在这方面往往有规律性的发现。

突出的一点是，诗论家能够从诗歌主体角度，考察生活方式与诗歌时代性的关系:

贞观中，人材半是隋室遗老，至高武二朝，隋风未殄，往往作风尘软媚语，如世南《中妇纤流黄》云:“衣香逐举袖，钏动应鸣梭。”褚亮《咏花烛》云:“靥星临夜烛，眉月隐轻纱。”又谢偃云:“裙轻才动佩，鬟薄不胜花。”……俱陈隋诗，非唐绝句也。^[4](P7251)

这里冯复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唐人所作诗歌而非唐诗。说明时代虽然进入唐代，但绝句艺术并没有成熟，其原因是初唐时期，受陈隋文学惯例影响，文学的既有模式和话语结构具有保守性，不打破这种保守性，文学就难以进步。为什么当时不能打破这种保守性呢?一方面固然因为文学承传是文学自身的规律性，不都是因时代变化而改变。这其中还有另外的消息没有言明，只要对冯氏所引文献稍加注意，就可以看出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诗人“半是隋室遗老”，时代虽然变化，其生活方式并没有多少改变。其诗中所表现的内容，仍是陈隋时代的生活方式，对这一生活内容的审美观照，也就依然是陈隋时期的视角和方法。这就影响到诗歌的性质与唐诗精神的形成无关。

在冯复京看来，生活方式也能够使一代诗歌趋于消亡，使诗道遭遇“大厄”。“诗至玄晖，古意已尽。然风韵自高，淫风未播。至于王氏诸王，雕章剪采，对景则风云月露，入其品题。叙情则脂粉绮罗，供其染绚。甘意摇骨体，艳词动魂识。一时驱扇，遂成风俗。不闻大雅之音，无复丈夫之气。

继以陈主徐江，狎客裁篇，妖姬弄墨，集玉台之盛藻，奏瑷树之妍歌，所谓亡国之先徵，良亦诗道之大厄也。”^[4](P7225)“诗道之大厄”，应是违背诗道、难以推动诗歌进步的诗歌活动。从这则的语境看，说玄晖古意已尽，是因为在冯复京眼里，走向柔婉绮靡之作，皆为诗道衰落之兆，因此，他所谓诗道衰落，实际则是诗歌体制和范式的改变或变化。就诗史实际看，诗歌由刚健走向绵婉，虽然不再遵守已有的“诗道”，但在审美实践中却形成了新的“诗道”。其中原因，在于“风俗”。这种“风俗”，使得诗歌创作主体不是“狎客”就是“妖姬”，他们或“裁篇”，或“弄墨”，都是“集玉台之盛藻，奏瑷树之妍歌”，其结果是“叙情则脂粉绮罗，供其染绚。甘意摇骨体，艳词动魂识”。可见生活方式亦是造成“狎客”“妖姬”这样的主体及其创作特征的因素，因此诗道遭遇“大厄”应该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因不同地位的主体生活方式不同，当时诗论家对诗歌创作主体社会地位与“诗变”关系有所认识，从一个侧面说明他们意识到不同生活方式会影响诗歌话语及其意味的特征。“今之为官者皆讳言诗，盖言诗往往不利于官也。不惟今时为然，即唐以诗取士，诗高者，官多不达。钱起有云:‘做官是何物，许可废言诗’，其意远矣。”^[6](P7145)徐火勃提起唐代以诗取士的一种现象，即“诗高者，官多不达”，说明一个时代只有以普通人的生活方式，或者带着常人的真感情去创作，才能带来诗歌的繁盛；反之，则会导致诗歌的衰退。这一结论虽然有些武断，但其中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即主体由于生活方式不同会造成诗歌的变化:

开元以前，词人鲜弗达者，天宝以后，才士鲜弗穷者。即间有之，然弗数见也。第今制作行世，则景龙、垂拱，百不二三；大历、元和，十常五六。造物乘除亦巧矣。辄据唐人杂说，类次数条，以见其概云。^[2](P292)

盛唐诗人达者众多，说明政治已经与文学活动处于一种和谐状态，政治为文学的进步提供了很好的文化氛围和发展空间。同时，也说明诗人大量参与政治，使其生活方式有了极大改变，带来更加健康的心态，使文士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结构开放、活跃，从而在诗歌话语及其气象方面形成了特别宏大深沉的境界。

生活方式与诗歌变化的关系，还可以从唐代文士生活的特殊情境中窥见一斑。《唐音癸签》云:

《唐书》云:太宗以海内渐平，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待四方才俊，与选者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陆德明、于志宁、苏世长、褚亮、姚思廉、孔颖达……世谓十八学士，拟于登瀛洲焉。^[2](P292)

文学馆与假日宴游场所有相似的一面，亦有差异之处。但它是常设机构，一如汉代乐府机关推进了乐府的创作。它的意义不仅在提供条件，进入文学馆显然标志生活的变化，意味着诗人们生活方式内涵的改变，将影响到上述文士创作心理的变易。这一点，已经为诗史证明。而且，进入文学馆是当时文士的追求目标，它具有暗示和隐喻的导向作用，因为文学馆是实现自身理想和人生价值的理想场所。具有文学馆经历的文士，后来显达者不乏其人。所以，一般文士在进入文学馆前后，诗风都会有变化。胡震亨举例说:“玄宗开元中宰相至十数人，皆文学士也。……古今词人之达，莫盛此时。”^[2](P293)其间固然亦有不少穷者，但无论如何都有收获，其中包括高层政治体验对其生活方式和审美方式的改变。可见，盛唐之为盛唐，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所以胡震亨在赞同胡应麟有关言论的同时，断言生活方式影响到诗歌活动的方方面面:“胡元瑞尝考唐人父子兄弟文学并称，及诸家生平遘遇穷达之不同，载《诗薮外编》。读者观其人而论其世，家之盛者，固可慕；遇之穷者，犹可引而自慰也。”^[2](P289)可见不同生活方式对文学活动的风习、价值取向、文学质量及文学演变皆具有一定的意义。对此，江盈科亦有类似见解:

白香山诗，自言久宦苏州，不置太湖一片石。余以语张伯起，伯起曰:“如此累心事，香山不做。”余深服伯起此言。然则天下事累心者多矣，都丢下不做，可使心不受累。^[7](P5852)

香山诗中言自己不置太湖一片石，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至明人则与“心”联系起来，“累心”的生活方式的确是白居易极力摈弃的，其诗多是豁达之作，其人生亦是放达。江氏以此言诗，见其对心灵自适生活方式的重视。在公安派看来，自适，乃是诗歌超越抄袭模拟的本质要求和基本条件。在此基础上，江盈科把生活方式与诗“趣”、诗“调”等诗歌的变量因素联系起来:

在昔品人物者，谓真仙第一，激流勇退者次之。然则激流勇退，不有仙风道气，其能之哉!……盖诗有调，有趣，调在诗之中，有目者所共见。若夫趣，则既在诗之中，又在诗之外，非深于诗者不能辨。故夫以调似靖节者，凡效陶之辈皆能之，如优孟学叔敖，衣冠笑貌俨然似也，然不可谓真叔敖也。若先生(符卿先生)之似靖节，殊不在调，直以趣似。^[8](P5850)

“调”可学，而“趣”难求，当然更不可学，可见江氏以为诗之精神在“趣”，而“趣”之难学乃是人人求“趣”不同，包括方式、取向以及趣之构成不同；既然人人有别，也就代各有异，这里暗含诗歌内蕴生生不息的历时性变化。这些，皆由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生活情境造就，所以生活情境实际是“诗变”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至于文化群体与“诗变”的关系，包括地域、家族和创作思想近似的作家群体对“诗变”的作用，既表现在对创作规模和创作影响上，也表现在于相互比较中提高创作质量或改变诗歌取向，这就必然在“诗变”方面亦有所表现，并成为诗歌变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 1 ] 郝敬 . 艺圃伧谈[ A ] . 明诗话全编( 第 6 册) [ C ] .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 9 9 7.

[ 2 ] 胡震亨 . 唐音癸签[ M ]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 9 8 1.

[ 3 ] 袁宏道 . 郝公琰诗叙[ A ] . 江问渔 . 三袁随笔[ C ]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1 9 9 6.

[ 4 ] 冯复京 . 说诗补遗[ A ] . 明诗话全编( 第 7 册) [ C ] .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 9 9 7.

[ 5 ] 钟惺 . 唐诗归[ A ] . 明诗话全编( 第 7 册) [ C ] .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 9 9 7.

[ 6 ] 徐火勃 . 重编红雨楼题跋[ A ] . 明诗话全编( 第 7 册) [ C ] .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 9 9 7.

[ 7 ] 江盈科 . 白香山[ A ] . 明诗话全编( 第 7 册) [ C ] .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 9 9 7.

[ 8 ] 江盈科 . 璧纬编序[ A ] . 明诗话全编( 第 7 册) [ C ] .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 9 9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