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与外界的交往是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其文明成熟的标志之一。笔者是学非洲史的，对非洲华侨华人史的研究从入门到稍有积累。因从事华侨华人史研究的缘故，开始关注中外关系史。如果从海外留学开始收集资料算起，30余年的经验告诉笔者，在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中，史料为重中之重。
在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中，考古发掘和历史记载无疑是最重要的资料。1993年，奥地利科学家在研究埃及第21王朝时期（公元前1070—前945）的一具女尸的头发时发现异物，经分析是蚕丝纤维。当时只有中国能生产丝绸，可以认定这是中国的产品。埃及人从阿拉伯人手中取得通过陆路和海路运到古罗马帝国的印度商品，其中就有大量中国丝绸。丝绸优美典雅的质地使人爱不释手，成为罗马帝国的主要商品之一。中国丝绸之路带来的贸易不仅使印度和阿拉伯商人沾光，也使得当时的安息帝国和古罗马帝国为控制这条商道而竭尽全力。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穿的丝衣据说就是用中国的丝织成。克勒斯奥兹和赫德逊详述了中国丝绸如何丰富了罗马人的生活，提高了罗马妇人的品位，却最后成了罗马帝国经济枯竭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短命的帕尔米拉帝国（240—270）的对外贸易中，丝绸是重要的商品。当地考古发掘的大量中国丝制品中有很多材料、质地、颜色和工艺都非常出色。这些丝绸可能是直接从中国来的进口商品，也可能是要继续西行的货物。这些发现说明早期中国特产已运至埃及。
值得注意的是，陕西考古研究所1971年和1991年在陕西泾阳县兴隆乡高家堡进行了有关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000年）墓葬的6次考古发掘。最有意思的是在二号墓和四号墓的两件簋底下保留着草制品的痕迹。该草制品由极纤细的草篾构成，绵薄如丝絮，有的部分篾条叠压紧密，纹理纵横有致。草篾排列规整，如细草席而无编织交错之象。经轻工部造纸研究所高工王菊华女士鉴定，其原料为草本叶脉植物。草篾宽约0.1～0.2厘米，规则地排列为上下两层，一层横排，另一层竖排，未有纺织痕迹。王菊华认为，标本的结构形态和制作方式，类似古埃及的“纸草纸”。主持此项考古研究的戴应新先生认为，古埃及的纸草纸是公元前3000—前1000年流行于当地的重要制品，后在地中海一带不断利用，颇似中国的丝制品。他认为，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的造纸史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当时埃及纸草纸的传播地区很可能已经从地中海西岸延伸到了华夏大地。
1930年曾在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北部的居延都尉与南部的肩水都尉所属地段发现汉代简牍，在随后的发掘活动中，共发掘出汉简一万余枚。劳贞一先生对这些汉简进行了适当整理，张春树和杨希枚两位进行了研究。在涉及60人的记录中，肤色明确标有“黑色”“黑”的共有46例，若加上亲属，黑肤人达50余人。在这些个人记录中，尚有妻子儿女“皆黑色”。居延汉简上出现的这些有关肤色的记录，引发了一场有关汉代是否存在黑肤人的学术争论。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广州共发掘出1000余座汉墓，共发现152个土人俑，其中有些看似黑人。对这些黑人的族源有各种不同的分析，有学者依据深目高鼻的体型特征认为来自西亚和东非。 如果充分利用这些汉简和考古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古代中外关系史应该不断会有新的结论。
笔者曾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觅得由著名考古学家雷蒙•达特（Raymond Dart）写的两篇文章。一篇是他1925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文章，文中提到在南非的岩画中发现戴斗笠的人像，而斗笠是中国南方的一种常用雨具。雷蒙·达特将此人戴的帽子用英文标记为“中国帽”（Chinese hat），认为这可能是中国文化的影响。另一篇是他发表在1939年《南部非洲科学杂志》上的文章。雷蒙·达特一直专注于当地与外界的文化交流。他在20世纪30年代发现了另一种物证。当时，中国教育代表团访问位于南部非洲的罗得西亚（其北部是现在的赞比亚，南部是津巴布韦）。代表团在当地官员陪同下访问内陆。在南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的恩达兰格瓦（Ndarangwa），墙壁和碗上流行以“田”字作为装饰。这一现象引起一位中国代表团成员的注意。当地官员问他为什么会如此关注，这位成员回答：它看上去很像我的姓氏。他的回答令当地陪同者十分诧异。回到中国驻南非领事馆后，这位成员将自己的姓名（田中修）和籍贯（山西稷山）的中英文留下来作为凭证。这一史实引起了雷蒙·达特的注意，他认为这一装饰物有可能标志着中国文化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利用外文史料时不能是“拿来主义”，要格外谨慎，中外文献的互译须认真辨别。笔者在研究中遇到过几种情况：或是因为作者的立场和观点影响了研究的客观性，或是因语言不谙而导致翻译错误，或是作者本身存在偏见致使翻译不确。第一种情况以肯尼亚的塔夸（Takwa）考古为例。为了确定外来者创建沿海城市的年代（这种选址本身就受到“文明外来论”预设观点的影响），进口陶器曾被作为确定年代的最好证据。按照进口陶器确定的年代为16—17世纪，但这个遗址中也同时出土了11—13世纪的中国青瓷和伊斯兰单色画（Chinese celadons and Islamic monochromes）。然而，对非洲文明带有殖民偏见的研究者武断地认为，“在来自设拉子等地的外来者到来之前，这个地区根本不存在定居点”。在实际考古发掘过程中，这里发现的500万块当地制造的陶器碎片与500块进口陶器片说明：塔夸遗留至今的物质文明应该属于土生土长的当地农民。不幸的是，为了迎合这一定居点在某一特定人群迁入之前不存在的预设结论，以碳-14年代测定的中国和伊斯兰输入品的数据被考古学家做结论时忽略。
第二种情况是外国学者在研究与中外关系史有关的中文典籍时因理解有误而导致翻译错误。例如段成式在《酉阳杂俎》里描绘的拨拔力国“其妇人洁白端正”，中文意思指肤色为白，面容姣好。夏德作为有名的汉学家，对中文的理解仍然有误。他将“洁白端正”翻译为“clean, white and upright”（干净、肤白和诚实）。后来，夏德和柔克义两位汉学家又将“洁白端正”翻译为“clear-skinned and well-behaved”（皮肤干净和行为端正）。这显然与中文原意不符。戴闻达对“洁白端正”的理解更有意思：“我认为其意是‘洁’（大概是指没有花柳病）和‘贞节’，这两种品质均将提高其市场价格。”这种牵强附会的解释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而对戴闻达这样一位资深汉学家来说就更不可理解。关于拨拔力国的位置，一般学者都认为即今日索马里之柏培拉，张星烺认为这一观点可与宋代《诸藩志》所记载的“弼琶罗”互相印证。英国学者弗里曼·格伦维尔独持异议，他认为段成式《酉阳杂俎》所描述的拨拔力人“格外准确地描绘了马萨伊部落的生活习惯和服饰”。格伦维尔的观点在相当程度上与夏德等人的翻译直接有关。格伦维尔不谙汉语，他只能依照夏德等人的翻译。正是在这种误译的引导下，他将拨拔力人推测为马萨伊人。
中国台湾学者陈信雄先生的大作《唐代中国与非洲的关系——间接而强势的海路贸易》对唐代中非关系的研究有所贡献。然而，他在引用杜葆仁先生发表在《文物》1979年第6期上的文章时多处出错。首先是名字错误，“杜葆仁”变成了“林葆仁”。其次是文章标题出错，《从西安唐墓出土的非洲黑人陶俑谈起》变成了《从西安非洲黑人俑谈起》。再次是裴娘子卒年出错。原文“裴氏小娘子小字太，卒于大中四年（850年）……”，在陈信雄的文章中变成了“西安出土大中十四年（860A.D.）裴小娘子墓……”。他还引用弗里曼•格伦维尔论及坦噶尼喀历史的著作中有关马萨伊人的情况，认为与段成式《酉阳杂俎》中有关拨拔力人的描述相似。9笔者在《非洲华侨华人史》写作过程中未找到格伦维尔的原著，故引用了陈信雄先生大作中的有关译文。后来，笔者找到格伦维尔的原著后加以核对，发现译文不全，而且有错，故在《非洲华人社会经济史》中又用了自己的译文。
更有一种情况是作者对中国的偏见导致其对中非关系史资料的翻译不确。中国地域辽阔，气候和食物种类因地而异，外地人在新到一地后，在适应当地食物时会出现腹泻的情况，我们习惯称之为“换肠（胃）”或“水土不服”，即对当地食物有一段适应过程。美国学者怀亚特在《前现代中国的黑人》中通过朱彧《萍州可谈》的例子来研究中国的黑人。他的观点是要证明中国普遍存在贩卖黑奴现象。他指责中国存在“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其中一个例子是他对“换肠”的翻译和解释。他引用朱彧《萍州可谈》中提到一些习惯吃生食的家奴被买到主家后，让其吃熟食而腹泻的个案。朱彧写到他们平时吃生的东西，“采得时与火食饲之，累日洞泄，谓之换肠”。张星烺将“换肠”译成“renewing their entrails”。汉学家夏德和柔克义的经典译本将“换肠”译成“changing the bowls”, 荷兰汉学家冯客沿用 “changing the bowls”的译法。怀亚特却别有用意地将“换肠”中的“换”用“converting”代替“changing”,译成“converting the bowls”，以符合他将“换肠”这一传统做法作为中国“文化帝国主义”的论据。这种翻译和解释实在牵强，其研究的偏见或政治化倾向过于明显。
从中非关系的角度看，除英法文之外，曾在人类历史上称霸的诸帝国应该保留了各种史料。古埃及文明延续数千年，后产生断裂，两千余年间历经波斯（公元前525—前332）、希腊—罗马（公元前332—前30—641）、阿拉伯帝国（639—1517）和奥斯曼帝国（1517—1914）的统治，这在文化融合和人种混血等方面对埃及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中国与亚里山大城的交往历史悠久。这些帝国的文字记载留下的有关中外关系史资料值得挖掘。有学者认为，东非中世纪的历史由中国瓷器写成。著名阿拉伯地理学家摩洛哥人伊德里斯（al-Idris，1100—1154）对地理学做过诸多贡献。1154年，他在信奉基督教的西西里国王罗杰的宫廷写出了著名的《地理志》。根据他的记载，东非早期曾出口铁到印度；作为奴隶进入印度的非洲人后来地位显赫；中国人曾居住在桑给巴尔并与当地人进行贸易活动。这些中国人在中国或印度出现动乱时会将贸易活动转到桑给巴尔或附近岛屿。“这个岛屿（桑给巴尔岛）有许多连接在一起的建筑，岛上许多村庄也养牛。他们栽种稻谷。这里的人商业活动频繁，每年进口的商品种类繁多。据说，一旦中国国内发生叛乱或是在印度发生不法情事和暴乱，中国人就会将主要商务活动迁移到桑给巴尔及附近岛屿。中国人对与岛上居民开展贸易关系感到非常愉快，因为岛上的居民处事公道，经营方式令人喜爱，跟他们做生意也很轻松。由于这一点，桑给巴尔岛繁荣了起来，旅行到这里的人也相当多。” 笔者相信，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阿拉伯帝国应存有诸多中外关系史的资料。这些资料的合理运用还需中国学者的努力。
近现代史的资料主要是靠官方档案和旅人笔记。官方档案由于近代历史的特殊，相当多的记载只能保留在殖民宗主国的档案中。笔者曾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英国国家档案馆(Kew Garden)、加纳国家档案馆(Accra)查资料，但对其他档案馆情况知之甚少。查阅殖民政府档案应注意两点：一是其立场必然会影响其资料，观点上不能全盘照收。二是其关注点多在政治和经济，其资料必有偏颇。近代以来，通过文字保留下来的外国人游记虽然重要，但须注意分辨真假。《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收录有《三洲游记》。作者详尽描绘了东非地区内陆的政情民风，对非洲国王的相貌特征及兵马情况描写颇为细腻，对当地村庄、双方争斗、教堂巫术等各方面多有叙述。国内对这段“史料”多有引用。然而，张治博士在阅读中发现此篇文献中有多处疑点，经过考证，认为此书“实为斯坦利著作的改写，其中保留了大略真实的地理风俗特征,使之一度成为中国人最早到达非洲腹地的证据。今可知其为伪作,即使更为翻译作品,其价值也不及《黑蛮风土记》《李文司敦斐洲游记》之属”。 从另一个方面看, 此作品反映的时代特征颇有意义。《三洲游记》反映出19世纪60年代以后参与报刊笔务的中国文人一方面热衷于西学的传入，另一方面又愿意保持中国传统文学的写作特点，故而使这一时期的报刊文章或翻译作品呈现出文学性与新闻性以及虚实共存的两个维度。对中非关系而言，《三洲游记》虽是伪作，其翻译、刊登和引发的兴趣不仅说明中国对世界（非洲）的关注，也增加了国人对非洲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所在国华人社团的档案以及华人的报刊资料也是研究近现代和当代中外关系史的重要资料。一言以蔽之，史料实为中外关系史研究中的重中之重。
中外关系史研究对澄清一些片面认识也多有裨益。国内有学者认为，“中国人总体上没有世界主义的世界观，基本是小农看世界，自私，趋利，排外而又自卑”。就中外关系史的演变及研究成果而言，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政治关系有密有疏，经贸来往有升有降，文化交流有起有落。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与佛教的传入，唐代景教沿丝绸之路的传播入境，宋代瓷器远输非洲，元代也里可温教的盛行，或官府所使，或民间所为，无一不表现出中国对外交流持续之史实。笔者想用几部中外关系史的著作来说明这一点。陈垣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1924）仅8万字，其影响力远超诸多历史著作。他解释“西域”及“西域人”，“惟畏吾儿、突厥、波斯、大食、叙利亚等国，本有文字，本有宗教，畏吾儿外，西亚诸国去中国甚远，非东南诸国比，然一旦入居华地，亦改从华俗，且于文章学术有声焉，是真前所未闻，而为元所独也”。看来，陈垣先生的所谓“华化”者，乃文化之影响、吸收、接受或认同。该书作为“现代中国元史研究的开拓性著作之一”，既得国内史学大家好评，亦享有日本汉学家桑原骘藏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之赞誉，被译成英文（1966）在洛杉矶出版，1989年又在德国再版。桑原先生在评价此书时表示，其最重要之处在研究中国与外国关系方面。此前中国学者“研究关系外国之问题，皆未能得要领”，“能如陈垣氏之足惹吾人注意者，殆未之见也”。 中国学者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在国际学术界之受重视，以此为先。吴玉贵先生所著《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1998）意在理清漠北草原突厥游牧政权与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农牧政权间交往的历史脉络，“以加深对中华文明多样性的认识”。他翻译美国汉学家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的《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原版1963年，中译本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该著作提到大唐盛世时的外国人和外来居民、商船与海路、商队与陆路、进贡与胡风及文学作品中的舶来品，特别是170余种外来之物，“所有这些，都为盛唐文化的美酒增添了新的风味，而它们自身也混合在了这美酒之中，成了供酒君子品尝的佳酿中的一剂甘醇的配料”。上述这些著作反映的均为中外文化交流之内容，均成中外关系史之名著，书中所述中外交流的规模、范围和深度不正是一种世界主义吗？由此看来，中外关系史对厘清一些模糊观点、正确认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颇有裨益。
最后就中外关系史的学科建设方面提四点建议，涉及史料、人才、视野和内容。第一，史料为重中之重。没有史料，研究成了无本之木。史料对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极其重要，应该加强挖掘史料来源和组织翻译史料。由于史料来源多元，史料的挖掘宜中外并重，官民并重。冯承钧、张星烺、陈翰笙、朱杰勤、耿升诸位先生在翻译推介外国史籍方面贡献卓著。这一工作应该继续坚持。翻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著名研究专著的翻译，二是原始史料的翻译。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中，西域是重点，涉及被忽略的历史上主要帝国的相关古代外文资料（如埃及语、波斯语、突厥语、阿拉伯语、盖兹语等），犹如多座尚待发掘和辨识的富矿。第二，无人才无研究，应加强人才培养。目前逐渐出现一批乐于坐冷板凳的青年学者，及时发现好苗子，培养兼备语言、史学素养和多学科知识的青年人才是加强学科建设的根本。唯有如此，中国对外关系史才能逐渐改变现有状况。第三，中外关系史研究应分别具有中国史和全球史的视角。中外交往的历史往往与当时全球局势的发展以及中国局势的稳定程度紧密相连。当时世界局势的主导力量及发展趋势是什么？中国的周边环境如何？中国的国内局面是否有利于对外关系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技术水平达到何种程度？中国对其他国家的看法以及发展对外关系的态度如何？这些均与中外关系史密切相关。第四，中外关系史的研究领域除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外，移民是重要因素。移民、混血和文化交流现象是人类社会自然演进过程的产物，民族多元社会既是历史产物，也必将长期存在；因移民产生的文化交流催生多元文明。然而，主流社会对移民群体的歧视将长期存在。在中外关系史中，移民中存在的多重身份，特别是主体认同和客体认同的现象，将直接影响移民社群与主流社会的互动。人类呼唤一个平等、和谐和理想的多元社会，这应该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所在。
“浅倾西国葡萄酒，小嚼南州豆蔻花。”中外文化交流将随着物质交流而日盛。笔者相信，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及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中外关系史研究前途无量。
中外关系史才是真正的世界史— 李雪涛 —
最近两年笔者给北外的本科生和部分研究生上“中外关系史”的讲座课，除了讲述一些中外关系史上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史实之外，我想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们认识到所谓的历史，并非仅是一种有关某一国家、地区的静态知识，而且是从一个广阔的相互关系情境中来理解和考察的动态知识。
“世界史”（world history）这一概念存在的前提是世界同属一体的想法。无论是作为一个整体，还是就某些可选择的方面而言，它都是关于人类内在联系的历史。这种思想的基础就是人类历史上存在着一些所有人共有的东西。世界史当然不是一部编年史或者关于所有地区和民族的资料汇编，它涉及一些特殊的、关乎整体人类的问题史，涉及用独特的观点去研究和阐述在某些方面人类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
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 1917—2016）认为，与外来者的交往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力。他指出：“一旦文化冲突的前进在一些交通枢纽地带产生，文明社会就容易发生持续的变革：获取新的技能，增加财富和权力，侵扰四邻。……如果按照这种思路去建构世界历史的概念，不同文明就变成了世界历史的主角，它们接受或是抵制来自远方的新的生活方式，但不论接受还是抵制都会改变原有社会的一些惯例，因为对这一种具有吸引力的或是威胁性的新奇事物的成功抵制，需要在内部实施变革，变革的程度或许不亚于照搬新奇事物。”
其后的历史学家更提出了以“互动”来替代以往“主导—传播模式”，亦即以西方为尺度来衡量全世界，并且强调互动者互为主体。
一、器物的交流
下面笔者从器物史的方面举两个例子，来看一下究竟有没有一种所谓的纯粹意义上的“国别史”。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作为西洋乐器的“小提琴”（Violin）。如果你熟悉欧洲音乐史的话，就会知道16世纪中叶在意大利出现了第一把现代意义上的小提琴。在萨尔茨堡的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1791）故居中，就展示着这位音乐天才小时候使用过小提琴。人们当然觉得“小提琴”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欧洲乐器。但小提琴由琴身和弓构成，琴身作为单独的弹拨乐器早在公元前15世纪的埃及壁画中就已经出现，中国从秦代开始也流传着一种圆形的、带有长柄的乐器——琵琶，欧洲的竖琴（Harp）也属于此类乐器。根据音乐考古学家的发现，小提琴的弓是8世纪的时候由在于田的音乐家发明的。12世纪的时候，弓被葡萄牙的旅行者带到了欧洲。这样才促成了后来小提琴在意大利的“发明”。这样看来，作为欧洲乐器的小提琴也并不那么纯粹。
美国加州大学的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 1958—）在研究日常生活史的时候举过有关“香波”的例子，笔者觉得也是很具有说服力的。18世纪的时候，在南亚次大陆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官员们发现当地有身份的印度人是不跟他们来往的，因为英国人不习惯每天洗头、洗澡，高级种姓的印度人认为英国人身上太臭。后来这些英国商人发现当地婆罗门贵族每天都用一种被称作चाँपो（shampoo）的植物精华洗头，因此他们身上始终有一股香气。当东印度公司的这些英国人用shampoo洗掉了自己身上的臭味之后，他们很快被印度人接受。这一来自印度的“身体实践”（bodily practice）不但被英国人采纳，之后逐渐被认为是西方的习惯（如果我们今天在德文网站上找shampoo一词的话，找到的大都是金发碧眼的欧洲人头上擦有shampoo泡沫的照片）。这之后，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用shampoo洗头既象征着基督教的圣洁，也是文明程度的标志。到了19世纪下半叶，这些源自殖民地的习俗，摇身一变成为西方声称要输出的“文明”的内容之一。可见，包括西方在内的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全球的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竞争、交融、碰撞以及力量的对比关系是推动全球发展的动力。表面上我们认为是西方“文明”的传统，实际上其来源很有可能是非欧洲的传统。
二、物种的交换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物种迁移的例子。物种的繁衍和迁移，如果由其本身来进行的话，会非常缓慢，并受到时间和空间跨度的限制。人类的跨地域活动会大大加快这一迁移的速度，尽管这一“人为干预”活动也给迁入国家和地区带来疾病以及其他从未有过的隐患，但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迁移也会有利于物种的演化，推动生物物种杂交，从而增加生物的生存机会。而有关外来物种迁移的研究则会打破以往民族国家的界限，从而将研究对象置入一个全球相互关联的情景下加以考察。笔者根据清华大学张国刚教授最近出版的《中西文化关系通史》中的三个表格，合成表，大家可以看到至今我们每天遇到的这些食用、药用、观赏植物的真正“出身”：
今天看来，表1这些物种早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生姜”变成了中药，“鱼香茄子”变成了川菜中具有代表性的名菜，甚至连棉花都是在宋元时代才传入中国的。
三、“纠缠的历史”与现代世界史
世界史理应是一种所谓的“纠缠的历史”（Entangled History）。其实今天的世界史研究，对于破除主流方法论中的民族主义局限性至关重要，简化的民族历史和欧洲中心主义观点对于这样一种研究完全不适用。在一个永久性的交互过程中，所讨论的对象和对它的看法是相互构成的。一方面的发展可能是另一方面发展的结果。 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贝利（Christopher Bayly, 1945—2015）确定了一个多中心世界体系，例如在世界范围内政治和文化结构相似的出现中，中国和伊斯兰帝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以往的认识，即知识的迁移仅仅是从欧洲流向非欧洲地区，不断遭到挑战。
其实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产生今天意义上的世界史观念，它源于有关现代性和现代化的讨论，包括世界上完全不同的发展形式和发展道路。1963年威廉·麦克尼尔出版了极富影响力的《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在书中他从西方的传统出发，认为现代世界完全是西方的产物。无论如何，世界历史自20世纪60年代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特别是在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层面，如合理化、世俗化、科学化、技术化和城市化等。还有经济史方面，诸如在英国和中国的工业化及其可能的原因和取得的各种突破方面。
施穆尔·艾森斯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 1923—2010）所提出的“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观念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其自身的文化条件和目标决定了发展的速度。何谓“多元现代性”? 艾森斯塔特写道：“现代性的历史，最好看作是现代性的多元文化方案、独特的现代制度模式以及现代社会的不同自我构想不断发展、形成、构造和重构的一个故事——有关多元现代性的一个故事。”多元现代性的多元世界构建了人们活动和创造有效历史事件的框架，并通过这种方式让观察者们更容易理解。可见，“现代性”并非孤立地发展，它是在与所在文化、传统的不断互动中得以实现的。
四、结论
其实中国学者吴于廑（1913—1993）也曾提出对世界史的整体关照，他认为，世界史是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为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所进行的系统阐述。其实今天看来，所谓的世界史，应当是包括中国在内，超越了国别史的视野，从互动来理解世界变迁的关系史。
美国历史学家本特利（Jerry H. Bentley, 1949—2012）在界定“新世界史”时指出：“它（指世界史——引者注）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必须考察世界各民族有史以来的全部历史，当然也不意味着必须考察某一时段所有民族的历史，而是指一种历史研究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跨越社会的边界来清晰地比较历史经历，或者考察不同社会人们之间的交流互动，或者分析超越多个个体社会的大范围历史发展模式与进程。”在谈及世界史具体考察的领域时，本特利指出：包括气候变迁、物种传播、传染病蔓延、大规模移民、技术传播、帝国扩张的军事活动、跨文化贸易、各种思想观念的传播以及各种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延展。很明显，本特利所谓的世界史，其实就是一种关系史。反过来讲，多年来我们所从事的中外关系史的内容，也正是世界史的内容。
如果说18世纪的普世史得益于启蒙运动积极向上的精神，19世纪的世界史则建立在哲学和以不同文明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上，更加注重所谓的历史规律。到了20世纪，世界史则沿着有关现代化讨论的路径得以迅速发展。而21世纪以来，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必然是建立在全球化的经验之上，更加注重各民族之间关联性的历史。历史进程是相互联系的，由各地区和民族的相互作用而构成。目前研究世界史的新趋势主要包括世界经济和世界体系、对文明的分析以及全球化史。今天的世界史，其实是世界关系的历史。
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四十载所见所思— 陈佳荣 —
一、问题缘起、历史回顾
光阴荏苒，转瞬间中外关系史学会已届不惑之年。尽管笔者自己已随之度过了近半生，唯回想学会创立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恍若隔日。1981年5月，笔者以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讲师身份，有幸回到母校厦门大学，出席全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暨学术讨论会。然和与会的韩儒林、傅衣凌、孙毓棠、朱杰勤、姚楠、韩振华诸多前辈相比，实为忝陪末席，在集体合照中站在最后一排。不过，重温旧像，发现幸存者寥寥，仅谢方、蔡鸿生、沈福伟等十数位学长耳，不禁令人唏嘘。当今，学会正策划研究回顾，笔者以老迈之躯，也想再尽绵薄之力。
在学会成立之初，会员主要来自传统的中西交通史和南海交通史研究领域，即所谓“西域南海史地研究”范畴。笔者之与会也和此有关。本来，在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笔者主要讲授世界近代史，然在“文革”后期因感中外隔绝、不易找到原始资料，故想改变研究路向。可是完全转入中国史又觉起步过迟、心有不甘，于是考虑转入母校老师所教导的南海交通史。这在当时属于被批判的“钻冷门”之举，其实只是想在夹缝中求生存，或谓之寻找突破口、通过结合点、攻克薄弱环节。于是着手编辑古代南海地名，并自定从较生疏的大量古籍入手。当时何曾想到会进入中外关系的艰难探索。
笔者想，许多后生学友同仁也会有类似或互有异同的经历。从学会参加者来看，也经历了不同阶段的成批转移：自1981年起，许多会议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召开，如厦门、宁波、北戴河、扬州、深圳、杭州、澳门、上海、珠海、三亚、蓬莱、泉州、海口、广州、南澳、大连、青岛，突出了海外交通史的主题；1997年东兴会议起，大批汉学研究者投入，增加了一大批生力军，2014年甚至向巴黎延伸；2000年兰州会议召开，正统的丝绸陆路研究专题再提上议程，乌鲁木齐、喀什、阿拉尔、榆林、新和、西安、银川、西宁、敦煌诸会有声有色；2001年昆明会议的“炒三丝”，令陆路、海上、西南三条丝绸之路均受重视，随后又有蒙自、广汉等会，茶马古道亦受注意；2005年起的延吉、沈阳会议，以及2017、2019年的黑河会议，视线转至东北乃至边疆问题；由2013年石家庄会议开始，紧跟着又有郑州、北京等会，连中原地区乃至首都也都尽入本会议论地域的箇中了，号称“全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可谓实至名归。如此这般的40年，精彩纷呈、毕现，其经验教训实在值得认真总结和反思！
二、成绩辉煌、问题尚多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Chines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缩写CSHCFR)源于1979年4月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史学规划会议上的倡议，正式创立于1981年5月15日厦门大学召开的成立大会暨首次学术讨论会，旨在发展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提高本学科的专业水平。40年来，学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对此，万明会长已在其《亟待加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建设》一文有所概括(载《“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建设”笔谈》，《中华文化论坛》2020年第2期)。此处想从学会规模的壮大方面，再不厌其烦地予以补充：在成立大会上参加代表仅58人，到了21世纪初会员已号称“八百壮士”，若据网上的会员名录则已破千有余，他们都是大学讲师或硕、博士候选人以上的学者；学会的理事会已选过九届，理事长或会长先后有孙毓棠、韩振华、夏应元、耿昇、丘进、万明等；学会现设有中外文化交流史、丝绸之路史、中日关系史诸专业委员会；自1981年5月至2020年底，在海内外共召开了55次学术研讨会；学会自1984年起至今已出版了“中外关系史论丛”30多辑、“中外关系史译丛”5辑；学会自1981年12月至2010年12月出版有学会通讯第1—25期，后因电子媒介兴起，在2011年5月成立30周年之际建立本会专属网站，由2014年10月起创建本会的微信网群,至今已有370人以上参加。
由上述可见，学会不仅发展规模渐次扩大，而且学术讨论的范畴由传统的“中西交通”即“西域南海研究”转至东、西、南、北四至的“中外关系”，真正凝聚了全国的相关学者。但毋庸讳言，无论是学会的运作或中外关系专题的研究，都还存在不少的问题。
首先，为何研究者渐多、渐新、渐散，产生“成批迁徙”的现象？盖“中外关系”研究方向太大、太杂、太泛，而学会议题、目标本身不明确，多会泛泛而开，以致会员兴趣渐渐索然。例如，最初的西域南海交通研究者，后来纷纷更加关注中亚、东南亚或海外交通等专门学会。
其次，最主要的是有些研究的著述水平不高，如论文大而空，注重宏观的大架构，缺乏微观的细分析，与海外比较未能孜孜搜证，流于空泛。研究者或急于求成、敷衍了事，或跟随政治目标而频繁转移方向，不重视毕生专注某专题的研究。有个别人先后由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台湾统一，再转为“一带一路”的追求。有些则表现了“文革”的遗留征候。
其实“文革”贻害还表现在“十年不招生”造成的人才短缺及其副作用，包括个别研究者的妄自尊大。笔者早前为庆贺学会另一创会会员、北京大学陈炎教授九十华诞，曾写过《弘扬尊师重道的精神》，谈及此问题，这里愿意重引其中一段和大家共勉：“犹记‘文革’甫终之际，同仁论及学界未来，最担心的乃十年不招生、恐后继无人。不过，此实多余之虑，因为很快就有一批青壮年，填补了学士、硕士、博士的空档，担负起承前启后的历史重任。这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佼佼者，可谓山沟里面的秀才。他们一面从事艰辛的劳动，一面捧着词典苦读外文、古文，终于解决了学林接班的大问题，实在难能可贵、贡献良多，印证了自古英雄出少年、后起之秀实可畏的真理。可是，由此也派生了新的问题：学问文章固然薪传有继，尊师重道学风又能否长承？毋庸置疑，在新起的年轻学者中，大多数均能道德、文章并重，成为文化界的栋梁之材。然而亦有少部分人产生了骄傲的情绪，出现目空一切、文章浮躁的不良倾向。原来学界如同武林一般：无师自通易骄傲，半路出家忌狂妄。有些人自幼失学，当年在披星戴月、战天斗地之余，端靠自己勤奋努力，终于自修成才、出人头地。正由于他们起初并无师承关系，完全是自己练就独门功夫，因而容易自我欣赏、目无旁人，看不起所谓的‘正统门派’。此外，凡自创门派的怪杰，多有一般人不易招架的怪招。他们与人较量，常不顾章法、规矩，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一记闷棍把有数十年修为的老家伙，打得落花流水，简直阴沟里翻船——栽了。自修成才者固然有过人聪明之处，唯其学识基础往往不广博或不系统，逻辑思维容易片面及走极端，又缺乏名师指点，不了解必要的学术规范；如能虚心好学、扬长避短，长此以往必渐入佳境，前途未可限量。然有少数人长期仗恃小聪明，到处卖弄，结果将会碰得头破血流，并给学术界带来不必要的损失。试观许多年老学者厚积薄发、大智若愚，他们与人过招讲求实证及规范，即使一时被批评指责，终将依靠正统功夫取胜。他们的门徒一般也轻易骄傲不起来，盖有乃师在此，岂容撒野！”
“文革”影响对学术研究的贻害全国皆然，而于中外关系史学尤不可忽视。下面将结合学科未来的探讨，再作申论。
三、扎实研究、注重人才
1.学科定位及系统建设
目前对于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建设，提出了定位问题。愚见过去学会虽无明文规定，但大致还是清楚的，即以“中国古代对外交流”（远古至清末）为本，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流及交通来往。这与“世界各国关系史”“中国现代外交史”“中西交通史”“海外汉学史”“中国边疆史”及国别史、专门史相区别，但又积极与之配合。因学者多出身各种专业，就算是中国史或断代史、世界史或国别史、专业史或物类史，都有向“中外关系”领域跨界努力的问题，只有通力合作才能共同完成学科的建设及繁荣。
2.基础研究宜加倍注意
鉴于中外关系史涵盖中外古今，研究难度较大，可先不忙提倡学科系统建设。对此可以倡议、讨论，但应专注各专业的基础研究。凡事有问题则有人，有人则出成果，成果扎实自然大功告成。因此可设立诸种专题，有目的引导中国断代史、国别史、专门史学者纳入本学科范畴，并予以学术乃至物质上的帮助。应造成文献、考古、科技人才三结合，彼此交叉、会聚、共商，克服断层、冷门、缺口等现象。除两汉开通西域、盛唐交通海外、郑和下西洋，如一陆一海丝绸之路史，丝瓷茶的外销，中国古代沉船研究，中国陆疆海疆防御等，可考虑设立或增加若干专门分会外，其他也应提倡从自己专业出发，务求对准学科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多出成果。
3.史论结合及资料搜辑
为克服“文革”祸害，应大力倡导史论结合，反对假、大、空的学风。一切结论应源自史料研究之后，而非先定框框才找材料印证自己的思维。由于相关领域学者都有自身的专业性，一旦投身中外关系史领域，就须利用共同所需的史料，或弥补自身之不足。例如中国史学人要了解外国情况，外国史学者须研究中国全局或断代的资料，丝瓷茶等专门研究者应知中国断代或世界国别情况。其中，中外古籍中有关地理风情、交通往来等资料，则应有系统地加以汇集，为学人提供方便。过去学界已有一定的学术积累，今后仍应大力加强。
4.“天朝”民粹论皆可休矣
在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中，应特别防止世界各国的一些理论偏见。中国古代以自己为“天朝上国”的朝贡体系自应破除，世界史中的“欧洲中心论”或近代以来的崇洋媚外也要摒弃。在中国内部，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纠正地方民族主义。当前，民粹主义（populism，或译平民主义、纯粹平民主义、极端平民主义）观点泛滥，对此尤应加以警惕。
5.文史融合的人才培养
正因为是中外关系史研究，既要了解中国古籍，具备某些专门知识，尤须掌握外语的工具，如需认真研究及印证外国史料（梵文、马来文史著等）。因此，融合历史、外文或其他专门知识的人才培养就成为当务之急。但因为此等人才来之不易，在大学本科阶段很难养成，故在大学本科阶段未必或也难以设置“中外关系史”专业。可在中国史专业副修外文，在外语或世界史专业副修中国史或各种专门史。等到了硕士、博士阶段，再由各专业人才直接修读“中外关系史”。
综合上面拙见，只有学术作风端正，基础研究扎实，专业人才养成，中外关系史学科的系统建设才能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地提到日程。吾人应为此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