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论王俭与“竟陵八友”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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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

作者简介：曹旭，复旦大学首届文学批评博士；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师大图书馆名誉馆长；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文史馆诗词研究社社长；国家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副会长；以六朝文学、古代文论、域外汉学及《诗品》系列研究享誉学术界。宋佳俊，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一般定义，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组成的“竟陵八友”，是南齐永明年间由竟陵王萧子良召集形成的文人团体。但其实，“竟陵八友”的雏形，早在王俭身居宰府，掌选职，又兼领国子祭酒时就已经初具规模。后来被王俭拉拢团结的萧衍、谢朓、任昉、萧琛等人纷纷转入竟陵王府，倒向竟陵王萧子良一边，最终形成“竟陵八友”。这其实是皇权和王俭士族相权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齐武帝忌惮王俭势力扩大，扶植二儿子竟陵王萧子良以打压王俭的一台好戏。探究“竟陵八友”的形成，可揭示永明年间皇权一面利用士族、一面又打压士族并取得胜利的历史过程。

关键词：王俭；齐武帝；萧子良；竟陵八友

“竟陵八友”不仅是齐梁时期十分重要的文学集团，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使诗歌走向声律化的重要的文学团体。但对于“竟陵八友”的形成，学界关注的焦点一直在竟陵王萧子良身上。肯定萧子良在“竟陵八友”形成过程中的历史作用，或从永明初年萧子良的官职迁调角度分析“竟陵八友”的形成，^[1] 都有道理。不可否认，“竟陵八友”的形成离不开萧子良。但“竟陵八友”中大部分文士在进入萧子良的西邸之前，或为王俭僚佐，或受王俭提携，或与之交游，其能聚集在一起，大都与王俭关系密切，值得深思。故本文试从永明年间宰相王俭政治地位的升降入手，探讨在“竟陵八友”形成背后与之相关的重大政治、文化因素。

一、宰相王俭的政治地位及权势影响

王俭，字仲宝，琅琊临沂人。他的祖父王昙首因助宋文帝登位而权倾一时，父亲王僧绰因参与废立太子刘劭失败而被杀。可见，王俭家族在南朝政治史上一直都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能左右皇权的倾覆和影响皇位的继承。这样的家庭背景预示着王俭自出生之日起，就将卷入南朝动荡的政治变革之中。

泰始五年（469）王俭起家入仕，正值宋末政治动荡之际,此时萧道成已有篡权夺位之心，他便投靠萧道成为右长史，后又迁左长史。萧道成进位太尉也是王俭所倡导，最后他直接劝说萧道成代宋建齐。如《南史》载：“后请间言于帝曰：‘功高不赏，古来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北面居人臣，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采内和。俭因又曰：‘俭蒙公殊眄，所以吐所难吐，何赐拒之深。宋以景和、元徽之淫虐，非公岂复宁济；但人情浇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复推迁，则人望去矣，岂唯大业永沦，七尺岂可得保？’”^[2] 王俭在推动宋齐易代的过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因此，萧道成十分信任王俭，史称“恩礼隆密，专见任用”。^[3]

萧道成代宋建齐，整个受禅仪式是由王俭主持的，相关礼仪造册也都出自王俭之手。建齐之后，王俭自然成了开国元勋，被封为南昌县公，年仅28岁就领吏部，掌管天下士人的选用。建元四年三月，萧道成死后，王俭又成了顾命大臣，遗诏中让王俭当侍中、尚书令（宰相）、镇军将军。此后，王俭一直都是尚书令，掌宰相之职。

部分学者认为，南朝皇帝多用寒人掌机要，宰相名存实亡，其实不然。据祝总斌研究，“南朝监督百官、奉行文书权还在尚书令、仆射手中，少数‘佞幸’名不正、言不顺，是无法干预的”。^[4] 所以永明初年，作为尚书令的王俭不仅大权在握，齐武帝还怕他劳累过度，甚至令王俭以家为府，三日一还朝，处理朝中政务。

此外，王俭又加侍中、卫将军职，南朝侍中多掌朝中机要，而卫将军府可广置僚佐。《南齐书》载：“卫将军……凡公督府置佐：长史、司马各一人，谘议参军二人……仓曹掾、户曹属、东西阁祭酒各一人，主簿舍人御属二人。加崇者，则左右长史四人，中郎掾属并增数。”^[5] 卫将军在诸多将军中排位靠前，享“金印紫绶，武冠绛朝服，佩水苍玉……东晋以后，尤为重要”。^[6] 其开府仪同公（仅低于太尉、司徒、司空，三公开府仪同三司）。王俭开卫将军府，便可广置僚佐，而这些僚佐文士被后世研究者称为王俭文学集团。这其实是一种政治集团，成为永明政坛上一股渐渐膨胀起来的政治势力。

除执掌宰相大权外，王俭还多次兼领吏部。吏部掌握官员升迁调任，王俭自建元以来几乎垄断了整个南齐的人事任免权。如《南齐书》载：“时王俭为宰相，属王琨用东海郡迎吏。琨谓信人曰：‘语郎，三台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当乞寒贱，省官何容复夺之。’遂不过其事。”^[7]

为了更加清晰地反映王俭在南齐政治地位的变化，我们梳理了王俭在建元元年（479）至永明七年（489）的官职变迁情况：建元元年，右仆射，领吏部。建元二年，左仆射，领选如故。建元三年，请解选，见许，加侍中，固让，复散骑常侍。建元四年，以本官，领加太子詹事。永明元年，侍中、尚书令、卫军将军、参掌选事。永明二年，尚书令，领国子祭酒、丹阳尹。永明三年，尚书令，领国子祭酒、太子少傅。永明四年，尚书令，领吏部。永明五年，尚书令，开府仪同三司。永明六年，尚书令。永明七年，尚书令，改领中书监，参掌选事。由此可见，11年间王俭有5年领吏部或掌选职。可以说，从建元至永明中期，王俭几乎把持了朝廷所有的人事任免权。

王俭选官的标准，既重门第，也重文才。如任昉《王文宪集》序云：“虽单门后进，必加善诱。”^[8] 《南史》载：“齐台建，迁尚书右仆射，领吏部，时年二十八，多所引进。时客有姓谭者，诣俭求官，俭谓曰：‘齐桓灭谭，那得有君？’答曰：‘谭子奔莒，所以有仆。’俭赏其善据，卒得职焉。”^[9] 因此，有才之士纷纷投身王俭门下，希望获得一官半职。其实，王俭最看重的仍然是门第，因为那是政治集团联合和士族利益壮大的需要。汪春泓认为王俭取士多重高门，是一个很深刻的结论。^[10]

齐武帝永明三年（485）齐废除总明观，恢复建元四年（482）所罢国子学，置生徒220人，诏公卿以下子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入学。由王俭任国子祭酒，即国子监的校长，也是国子生的老师，这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扩展了王俭的影响力。如这一年，撰写《诗品》的钟嵘就与其兄钟岏同入国学，为国子生，与王俭有了师生之谊。据‎《梁书》记载：“嵘与兄岏、弟屿并好学，有思理。嵘，齐永明中为国子生，明《周易》，卫军王俭领祭酒，颇赏接之。”^[11]所以，后来钟嵘撰《诗品》，论及齐代诗人的时候，把他老师王俭也列入《诗品》，与齐高帝萧道成、宋征北将军张永并为一条，并品评说：“至如王师文宪，既经国图远，或忽是雕虫。”^[12] 按说，一个把诗歌视为“雕虫小技”、整天忙于国家大事的人，一般是进不了《诗品》的，但钟嵘还是让他进了，就因为尊重老师。并且，钟嵘不仅把王俭列入《诗品》，且尊称他“文宪”的谥号，不直呼其名，文中则以“师”称之。由钟嵘的事例可以看出，王俭在担任国子祭酒时，笼络和影响了不少士人。

永明三年，王俭还兼太子少傅，成了文惠太子的老师，当时朝廷之中都以宾友之礼接待太子少傅王俭。王俭凭借太子少傅这一身份，和东宫文士保持了密切的往来和交游。^[13] 他经常辅助太子组织群僚的赋诗活动。如《南齐书》载，永明三年，文惠太子讲《孝经》完毕，“少傅王俭以摘句令太子仆周颙撰为义疏”。^[14] 可见，在这次祭奠活动中，王俭利用太子少傅之职罗织了不少文士，扩大了其在永明初的政治势力。

总之，由于王俭身处的位置和他团结士人的积极态度，至永明四年，王俭在人脉、人望和权势上都达到了令人仰望的地步。如《南齐书》载：“四年，以本官领吏部，俭长礼学，谙究朝议，每博议，证引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无能异者。今史谘事，宾客满席，俭应接铨序，旁无滞留。十日一还学，监试诸生，巾卷在庭，剑卫今史，仪容甚盛。”^[15]

二、“竟陵六友”与王俭关系密切

王俭在永明初居尚书省，又掌握天下大半士人铨选，因而许多文士纷纷齐聚于王俭府中，时人将王俭府比为莲花池。安陆侯萧缅曾与王俭书云：“盛府元僚，实难其选。庾景行泛渌水，依芙蓉，何其丽也。”^[16] 此时进入王俭府中的文士，就有后来“竟陵八友”的半数成员。

先说萧衍。梁武帝萧衍就曾入王俭府中任职。《梁书》载：“（萧衍）起家巴陵王南中郎法曹行参军，迁卫将军王俭东阁祭酒。俭一见，深相器异，谓庐江何宪曰：‘此萧郎三十内当作侍中，出此则贵不可言。’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17] 永明二年（484）七月，萧子伦为巴陵王，据此萧衍为王俭东阁祭酒当在永明二年之后。王俭的扬誉和提携，使萧衍声名大震，这也是萧衍一生中很重要的经历，王俭算得上是萧衍的贵人。后萧衍称帝建梁，令其子萧纲娶王俭孙女为妃。梁武帝此举，除拉拢士族高门外，也许有报答当年王俭提携的大恩。

二说谢朓。他与萧衍同岁，亦曾入王俭府任东阁祭酒。《南齐书》载：“朓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解褐豫章王（萧嶷）太尉行参军，度随王（萧子隆）东中郎将，转王俭卫军东阁祭酒，太子舍人，随王镇西功曹，转文学。”^[18] 这里有几个事实要说一下：一是永明元年（483），萧嶷进位太尉，谢朓起家太尉行参军当在是年。后谢朓又经东中郎将随王萧子隆转入王俭卫军东阁祭酒。据《南齐书》载：“永明三年，（萧子隆）为辅国将军、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明年迁江州刺史……东中郎将、会稽太守。”^[19] 可知，萧子隆为东中郎将在永明四年以后，故谢朓为王俭卫将军东阁祭酒在永明四年以后。二是永明七年（489）王俭病逝，此时谢朓迁为太子舍人，永明九年（491）谢朓转入随王府任镇西功曹，故谢朓任王俭东阁祭酒当在永明五年至永明七年间，暂定为永明六年（488）。柏俊才认为谢朓和萧衍同年为东阁祭酒，不妥。据《南齐书》载，卫将军府只设一个东阁祭酒。^[20] 又据前文萧衍永明初年的仕宦经历可推知，萧衍为王俭卫将军东阁祭酒在前，而谢朓在后。王俭死后，谢朓、萧衍又一同转入王俭女婿萧子隆府中任职，谢朓为镇西功曹，萧衍为镇西谘议，由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三说任昉。《梁书》载：“幼好学，早知名……永明初，卫将军王俭领丹阳尹，复引为主簿。俭雅钦重昉，以为当时无辈。迁司徒刑狱参军事，入为尚书殿中郎，转司徒竟陵王记室参军，以父忧去职。”^[21] 永明二年，王俭为丹阳尹，故而任昉为王俭丹阳尹的主簿当在是年。王俭十分器重任昉，《南史》载：“俭每见其文，必三复殷勤，以为当时无辈，曰：‘自傅季友以来，始复见于任子。若孔门是用，其入室升堂。’于是令昉作一文，及见，曰：‘正得吾腹中之欲。’乃出自作文，令昉点正，昉因定数字。俭拊几叹曰：‘后世谁知子定吾文！’其见知如此。”^[22] 任昉受王俭提拔和扬誉，声誉鹊起。永明七年，王俭死后，在家服阙的任昉编撰《王文宪集》，其序中真切地表达了对王俭当初“一言之誉”的感激。^[23]

四说萧琛。据《梁书》载：“（琛）起家齐太学博士。时王俭当朝，琛年少，未为俭所识，负其才气，欲候俭。时俭宴于乐游苑，琛乃着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检坐，俭与语，大悦。俭为丹阳尹，辟为主簿，举为南徐州秀才，累迁司徒记室。”^[24] 永明二年，王俭为国子博士、丹阳尹，故萧琛为王俭主簿在是年。萧琛以一种很夸张的方式，成功地引起了王俭的注意，并且顺利地进入王俭府中任职主簿。按《南齐书》载，卫将军府置主簿两人，^[25] 故永明二年，萧琛与任昉同时被辟为王俭丹阳尹的主簿，二人共职于其府。

综上可知，永明二年任昉、萧琛同时为王俭丹阳尹的主簿，而永明五年至永明七年间萧衍、谢朓先后担任卫将军王俭的东阁祭酒。但此后不久，任昉、萧琛、萧衍就转入了竟陵王府。“竟陵八友”中的半数成员在进入竟陵王府之前，都先在王俭府任僚佐，同时受到王俭的器重，且又有才名。因此，他们在此时相识、相交，为后来的“八友之游”做了前期的铺垫。

除了这“四友”之外，“竟陵八友”中的沈约和王融虽未曾入王俭府担任僚佐，但他们在永明初与王俭也有交游。

先说沈约。沈约曾作《和王卫军解讲》诗。^[26] “王卫军”即王俭，永明元年王俭为卫军将军，故而此诗当作于永明初年。另据《梁书》载：“太子居东宫，为步兵校尉，管书记，直永寿省，校四部图书，时东宫多士，（沈）约特被亲遇……迁中书郎，本邑中正，司徒右长史，黄门侍郎。”^[27] 永明初，沈约为东宫步兵校尉，管书记，而王俭永明三年领太子少傅，掌太子读书和受礼。沈约是太子最喜欢的府臣，王俭是太子的老师，二人此时有交谊。同年，文惠太子讲毕，沈约、王俭等11位文士还合写了《侍皇太子释奠宴诗》。另外，永明七年，王俭死后，沈约还为他做墓志铭，赞扬其品格：“德被九官，功苞十乱。帝图必举，皇猷谐焕，斯谓国桢，是维民干。”^[28] 接着，又写了《齐太尉王俭碑铭》。

再说王融。王俭是王融的从叔，王融起家入仕前王俭就为其扬誉。永明元年，王俭为卫将军时，王融作《赠族叔卫将军》以示祝贺，称其有周公之德。永明三年，王俭的叔父王僧虔卒，王俭上表解职，而这份《让国子祭酒表》就是王融代笔的，这既反映了王俭对王融的信任，也是他对王融才华的认可。又《南齐书》载：“从叔俭，初有仪同之授，融赠诗及书，俭甚奇惮之，笑谓人曰：‘穣侯印使可解？’”^[29] 暗指王融将代替王俭光大王氏家族，可见王俭对王融的器重。后王融转为竟陵王司徒法曹行参军，据林晓光推测，也可能是受到了王俭的推荐。^[30]

因此，“竟陵八友”中只有范云、陆倕和王俭没有交游。范云建元初年就入竟陵王府，为萧子良所赏识。^[31] 从建元初年起，范云基本上都在萧子良府中任职，此后虽多次迁转，但都是随萧子良的官职变动而升调的。萧子良对范云的器重，甚至引起了齐武帝的警惕。^[32] 鉴于萧子良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以及对范云的器重，范云没有转入王俭府为僚佐的必要。而陆倕十七岁举州秀才，初次入仕就入竟陵王府。^[33] 这或与其父陆慧晓有关，因为此时陆慧晓也在竟陵王府,与谢朏并为左右长史，深受竟陵王萧子良器重。^[34]

无论如何，“竟陵六友”或为王俭府僚、或与王俭关系密切，所以，在竟陵王萧子良之前，王俭府中已经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文学集团，可以说，这就是“竟陵八友”的“雏形”。而王俭之所以要团结、组织文士才俊进入他的政治文化集团，一是他自己事业发展、作为尚书令和选官工作的需要，二是重整王氏世族的需要，三是新王朝文化建设的需要。

三、永明五年后王俭失势

那么，这些才俊在王俭府中集聚、形成集团，为什么最终不能在此处形成“八友”，而是最终流向竟陵王萧子良府中成为“竟陵八友”呢？这是因为永明五年后王俭失势。

从王俭仕宦变迁来看，永明四年他的政治地位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此时的王俭居尚书令，自比谢安，领吏部，掌握天下士人选举。而身为宰相的士族王俭的权力在不断扩张，这意味着皇权不断被压缩。皇权和王俭士族相权的矛盾开始变得不可调和，以致愈演愈烈。在这里，我们可以举三个例子说明王俭所代表的士族对南齐新朝皇权造成的实际压迫。其一，《南齐书》记载，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欲重用张绪，被王俭以“南士由来少居此职”为由加以否决。^[35] 其二，萧道成想要重用南士沈昭略，但王俭只是把沈昭略转任为前军将军，最后萧道成也无可奈何，只能听从王俭的安排。^[36] 其三，永明六年齐武帝想要让自己的心腹胡谐之为侍中，王俭不答应，后来只让胡谐之做了太子中庶。可以说，萧氏父子两代君王都试图提拔一些自己人，以打破以王俭为代表的士族高门执掌官吏选拔的局面，但都被王俭所压住。

对于齐高帝而言，王俭既是旧识，又有拥立之功，在王朝初立时也就听之任之。但对于齐武帝而言，王俭是旧臣，位高权重，家族显赫，其存在对于齐武帝而言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同时，王俭不仅出身王氏第一高门，又礼贤下士，有很强的政治运作能力和提拔干部、管理事务的能力，这些也都是齐武帝所忌惮的。所以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打压王俭，把失去的皇权夺回来。首先，齐武帝提拔张绪，让他担任吏部尚书，后加给事中。给事中也有宰相之称。^[37] 南朝宰相一般都是多人共掌，提拔张绪为给事中，一是为了制衡王俭，二是为宣示皇威。《南齐书》载：“绪每朝见，世祖目送之。谓王俭曰：‘绪以位尊我，我以德贵绪也。’”^[38] 为此，王俭认为张绪是南士，不可重用，齐武帝偏要提拔其为给侍中。其次，为了与士族对抗，齐武帝大力起用寒人，使其执掌机要，行使皇权。^[39] 为了使他们能更顺利地为皇帝办事，齐武帝还专门下诏，表彰其忠勇，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以限制王俭。如《南齐书》载：“永明元年，除龙骧将军。明年，诏曰：‘茹法亮近在盆城，频使衔命，内宣朝旨，外慰三军。义勇齐奋，人百其气。险阻艰难，心力俱尽。宜沾茅土，以甄忠绩。’封望蔡县男，食邑三百户。转给事中，羽林监。”^[40] 王俭的确感受到了齐武帝这种令他被限制的举措，但却无可奈何，如《南史》载：“法亮、文度并势倾天下，太尉王俭常谓人曰：‘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41]

在提拔张绪等南人和庶族官员以外，对齐武帝而言，最有效的方式显然是培植自己的儿子。王俭之所以能把持朝政，其实不是王俭一个人，而是他代表了他身后的士族群体。齐武帝想要收回权力，必须培植自己的儿子，树立家族文化的代表，让他们成为清流的核心和言论的中心，去代表兰陵萧氏，最后取代王俭所代表的琅邪王氏，成为南齐思想、文化的统治者。而考虑到齐武帝的长子萧长懋是皇位继承者，次子萧子良自然成为最好的人选。

齐武帝登基之后，很快就提拔萧子良，使之从一个不起眼的皇子，在短短五年内迅速成为南齐思想、文化圈的风云人物，成为萧氏家族文化旗帜性的人物。如据《南齐书》载：“子良少有清尚，礼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倾意宾客，天下才学皆游集焉。善立胜事，夏月客至，为设瓜饮及甘果，着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贵辞翰，皆发教撰录。”“又与文惠太子同好释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笃，数于邸园营斋戒，大集朝臣众僧，至于赋食行水，或躬亲其事，世颇以为失宰相体。劝人为善，未尝厌倦，以此终致盛名。”^[42]

在政治地位上，永明元年，王俭加侍中；永明二年，萧子良也加侍中。永明元年，王俭为卫将军，广置僚佐，士人云集；永明二年，萧子良则兼司徒，同样广置僚佐。两者形成对峙局面。

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在思想、文化圈的影响，据《南齐书》载，萧子良还把大本营移到首都的“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43] 而此时，虽然王俭府中仍然宾客盈门，但人们都能看出竟陵王的政治地位高过王俭的趋势，^[44] 而且他在思想、文化圈的影响显然也要超过王俭。这也正是齐武帝扶持竟陵王想要达到的目的。

永明五年，成为王俭文学集团和竟陵王文学集团势力强弱的转折点。正月戊子，齐武帝让王俭加开府仪同三司，而萧子良为正司徒。看起来王俭的地位高于萧子良。但对于臣子而言，加开府仪同三司就意味着登上权力的顶峰，再往上就是皇帝。南齐的皇帝在登基之前，也大都曾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如齐高帝萧道成、齐武帝萧赜、齐明帝萧鸾等。显然，齐武帝此时给王俭加开府仪同三司，明为褒扬嘉奖，实际有“考验”、试探王俭的意味。因为，在永明初年，王俭的叔叔王僧虔就曾被加开府仪同三司，他立刻表现出畏祸之心，坚辞不受。^[45]因此，王俭同样坚决推让，不敢接受。永明六年，齐武帝又重申前命，王俭仍然不敢接受。直至永明七年，王俭再次上表请辞，齐武帝才放心地同意了。

永明五年后，王俭逐渐放权，而萧子良的影响力则与日俱增。待王俭死后，永明十年，萧子良为尚书令，成为宰相。而等到文惠太子死后，以王融为代表的一大批士人甚至准备拥立萧子良登位，只不过由于萧子良犹豫不决，错失良机，最后郁郁而终。可见，在永明中后期，尤其是王俭死后，萧子良无论在政治还是文化上都基本取代了王俭的地位。

当然，齐武帝也没能力将以王俭为代表的士族高门彻底拔除，以做到皇权的高度集中，因为此时他仍然需要王俭为他建设南齐的礼乐文化及笼络士族高门。所以，齐武帝一面重用王俭，另一面又打压王俭，从而形成了以上的格局。

四、“竟陵八友”的形成

因此，关于“竟陵八友”的形成，虽然学界多关注的是竟陵王萧子良，而少有人关注王俭，但其实，“竟陵八友”的雏形，早在王俭身居宰府，掌选职，又兼领国子祭酒时就已经初具规模。后来被王俭拉拢团结的萧衍、谢朓、任昉、萧琛等人纷纷转入竟陵王府，倒向竟陵王萧子良一边，最终形成“竟陵八友”。这当中发生的是皇权和王俭士族相权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齐武帝忌惮王俭势力扩大，扶植次子竟陵王萧子良以打压王俭的一台好戏。

本文关注王俭和萧子良在南齐政治势力升降背后的政治和文化因素，可以明显地看出，永明五年前，当王俭的政治影响如日中天时，文士纷纷集 聚王俭府。譬如任昉、萧琛、谢朓、萧衍等人都是在这一阶段进入王俭府中任职，并产生“化学反应”。但是，随着齐武帝对王俭日渐忌惮，处心积虑地扶持竟陵王萧子良，情况就发生了巨大变化。萧衍、任昉、萧琛、何昌宇^[46]、蔡撙^[47]、谢^[48]、陆杲^[49]、庾杲之^[50]等才俊之士，陆续转移到有更大发展空间的竟陵王府。

此外，据萧绎《金楼子》载：“竟陵萧子良开私仓，赈贫民，少有清尚，礼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倾意宾客，天下才学皆游集焉”，“我高祖、王元长、谢元晖、张思光、何宪、任昉、孔广、江淹、虞炎、何僴、周颙之俦，皆当时之杰，号士林也。”^[51] 其中，何宪是王俭十分器重的府臣，“时人呼孔逷、何宪为王俭三公”，^[52] 孔广、江淹也曾受到王俭的扬誉。^[53] 可见，竟陵王府大半以上的文士都来源于王俭府。

永明五年以后，竟陵王已逐渐引领学术风向，取代了王俭的地位，文士们为了自己更好的未来进行选择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才流动是政治的风向标，预示着权力中心的转移。比如前述王融，在王俭失势及去世以后，很快就倒向萧子良一边，并为其所倚重。如据《南史》记载：“武帝病笃暂绝，子良在殿内，太孙未入。融戎服绛衫，于中书省阁口断东宫仗不得进，欲矫诏立子良。”^[54]

永明七年，王俭最后一次上解职表，云：“晦往明来，五德递运，圣不独治，八元亮采。臣逢其时，而叨其位，常总端右，亟管铨衡，事涉两朝，岁绵一纪。盛年已老，孙孺巾冠。人物徂迁，逝者将半。三考无闻，九流寂寞……至于品藻之任，尤惧其阻。夙宵罄竭，屡试无庸。岁月之久，近世罕比。非唯悔吝在身，故乃惟尘及国。方今多士盈朝，群才竞爽，选众而授，古亦何人。冒陈微翰，必希天照。至敬无文，不敢烦黩。”^[55]其实，王俭逝世的时候只有37岁，他上这一解职表时不仅没有“老”，且还在“盛年”。他所谓“孙孺巾冠，人物徂迁，逝者将半。三考无闻，九流寂寞”，只是反映了他的心理疲劳和对自己命运的恐惧而已。此时的王俭，看着曾经齐聚于府中的文士最终都流向竟陵王府，心中难免有些感伤，故而有“徂迁”“将半”的感慨。同年，王俭作《和竟陵王子良高松赋》，在这篇赋里，他借咏松树，完完整整地写了自己的一生如何幸逢明主，如何受命于危难，如何操持政务，最后感叹自己总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56] 这正是王俭对自己在永明一朝的政治总结，可与他最后的解职表相参读。

总之，永明五年以后，萧子良的胜利是兰陵萧氏的胜利。从此，兰陵萧氏逐渐从一个次等的世族，成长为一个与“王、谢、袁”等同样显赫的家族。如《新唐书》载：“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57] 而王俭在永明五年以后的政治失势，则是自南朝以来，世族不断受皇权打压的又一个案例。在这场权力的争夺战中，则产生了“竟陵八友”这一文学集团。这既是历史的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

五、余论

综上，我们要关注“竟陵八友”对中国诗学的贡献、“竟陵八友”形成的意义，因为以沈约等为代表的“竟陵八友”是宫体诗的先导，是永明体到宫体诗转变的桥梁。但同时，我们还必须考察“竟陵八友”形成的过程，了解其皇权与相权、皇族与士族之间既互相利用又矛盾斗争的关系。这是刘宋以来政治斗争的延续，并一直延续下去。

在南齐的政治和文化舞台上，对于不拘一格地招延、团结、协调、组织、揄扬、培养人才，并在形成“竟陵八友”的过程中做出巨大贡献的王俭来说，无疑是一个过客和牺牲者。而对于成功的收割者竟陵王萧子良来说，则有“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必然。王俭比萧子良大8岁。王俭死后四年，齐武帝萧赜亡，仅再过一年，34岁的萧子良也逝去。他们都像彗星般一闪而过，却留下永恒的光芒，照亮了齐梁文学的夜空。

▲原刊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5期

（图片源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注释

1 李猛：《萧子良西邸“文学”集团的形成——从政治与职官制度的视角出发》，《学术研究》2019年第5期。

2 《南史》，卷二二《王俭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91页。

3 《南齐书》，卷二三《王俭传》，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484页。

4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3页。

5 《南齐书》，卷一六《百官志》，第350—351页。

6 《通典》，卷二九《职官》，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7页。

7 《南齐书》，卷三二《王琨传》，第641页。

8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卷四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202页。

9 《南史》，卷二二《王俭传》，第592页。

10 汪春泓：《论王俭与萧子良集团的对峙对齐梁文学发展之影响》，《文学遗产》2006年第3期。

11 《梁书》，卷四九《文学·钟嵘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94页。

12 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68—569页。

13 当时在东宫的还有虞杲之、范岫、周颙。此外，陆杲、孔襜、张充、袁昂、谢朏、高爽等都曾受到王俭的赏识和提拔。

14 《南齐书》，卷二一《文惠太子传》，第447页。

15 《南齐书》，卷二三《王俭传》，第486页。

16 《南史》，卷四九《庾杲之传》，第1210页。

17 《梁书》，卷一《武帝纪》，第2页。

18 《南齐书》，卷四七《谢朓传》，第913页。

19 《南齐书》，卷四十《武十七王传》，第788页。

20 《南齐书》卷一六《百官志》载卫将军府置佐：“长史，司马各一人……仓曹掾、户曹属、东西阁祭酒各一人。”第349页。

21 《梁书》，卷一四《任昉传》，第252页。

22 《南史》，卷五九《任昉传》，第1452页。

23 《全梁文》卷四四《王文宪集》序云：“昉行无异操，才无异能，得奉名节，迄将一纪。一言之誉，东陵侔于西山；一盼之荣，郑璞逾于周宝。士感知己，怀此何极。”第2840页。

24 《梁书》，卷二六《萧琛传》，第396页。

25 《南齐书》卷一六《百官志》载：“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镇军将军。中军将军。抚军将军。四征将军。（东、西、南、北。）四镇将军。凡诸将军加大字，位从公。开府仪同如公。凡公督府置佐：……东西阁祭酒各一人，主簿舍人御属二人，加崇者则左右。”第349—350页。

26 陈庆元：《沈约集校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32页。

27 《梁书》，卷一三《沈约传》，第233页。

28 陈庆元：《沈约集校笺》，第220页。

29 《南齐书》，卷四七《王融传》，第906—907页。

30 林晓光：《王融与永明文学时代:南朝贵族及贵族文学的个案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99页。

31 《梁书》，卷一三《范云传》，第230页。

32 《南史》卷五七《范云传》载：“子良大悦，因以为上宾。自是宠冠府朝。王为丹阳尹，复为主簿，深相亲任。……子良为南徐州、南兖州，云并随府迁，每陈朝政得失于子良。寻除尚书殿中郎。子良为云求禄，齐武帝曰：‘闻范云谄事汝，政当流之。’子良对曰：‘云之事臣，动相箴谏，谏书存者百有余纸。’帝索视之，言皆切至，咨嗟良久，曰：‘不意范云乃尔，方令弼汝。’”第1416页。

33 《梁书》，卷二七《陆倕传》，第41页。

34 《南史》卷四八《陆慧晓传》载：“后为司徒右长史。时陈郡谢朏为左长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谓王融曰：‘我府前世谁比？’融曰：‘明公二上佐，天下英奇，古来少见其比。’子良西邸抄书，令慧晓参知其事。”第1991页。

35 《南齐书》，卷三三《张绪传》，第665页。

36 《南齐书》卷四四《沈文季传》载：“兄子昭略，有刚气。升明末为相国西曹掾，太祖赏之，及即位，谓王俭曰：‘南士中有沈昭略，何职处之？’俭曰：‘臣已有拟。’奏转前军将军，上不欲违，可其奏。”第866页。

37 《通典》，卷二一《职官三》，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50页。

38 《南齐书》，卷三三《张绪传》，第665页。

39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八《晋书》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条：“齐武帝亦曰：‘学士辈但读书耳，不堪经国，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此当时朝局相沿，位尊望重者其任转轻，而机要多任用此辈也，然地当清切，手持天宪，口衔诏命，则人虽寒而权自重，权重则势利尽归之。如法兴威行内外，江夏王义恭虽录尙书，事而积相畏服，犹不能与之抗。”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82页。

40 《南齐书》，卷五六《幸臣·茹法亮传》，第1081页。

41 《南史》,卷七七《恩幸·茹法亮传》，第1929页。

42 《南齐书》，卷四十《武十七王·萧子良传》，第772、778页。

43 《南齐书》，卷四十《武十七王·萧子良传》，第776页。

44 李猛在《萧子良西邸“文学”集团的形成——从政治与职官制度的视角出发》中指出：“萧赜永明五年命子良正位司徒，还要进太尉豫章王嶷为大司马，加临川王映、王俭、王敬则开府仪同三司，在抬高子良地位的同时，还要对豫章、临川二长王，王俭、王敬则两位开国元勋加授开府仪同三司。这也意味着萧子良的政治地位已超过临川王映、王俭、王敬则，长沙王晃，仅次于太子和豫章王嶷。”第159页。

45 《南齐书》，卷三三《王僧虔传》，第660页。

46 《南齐书》卷四三《何昌宇传》载：“太祖嘉其义……王俭卫军长史。俭谓昌宇曰：‘后任朝事者，非卿而谁？’永明元年，竟陵王子良表置文、学官，以昌宇为竟陵王文学。”第848页。

47 《梁书》卷二一《蔡撙传》载：“齐左卫将军王俭高选府僚，以撙为主簿。累迁建安王文学，司徒主簿。”第322页。

48 《南齐书》卷四三《谢 传》载：“卫军王俭引为长史……迁司徒左长史，出为吴兴太守。”第 849 页。

49 《梁书》卷二六《陆杲传》载：“起家齐中军法曹行参军，太子舍人，卫军王俭主簿……以为司徒竟陵王外兵参军。”第398页。

50 《南齐书》卷三四《庾杲之传》载：“出为王俭卫军长史，时人呼入俭府为芙蓉池。”第683页。

51 萧绎：《金楼子译注》，熊清元、陈志平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461页。

52 《南齐书》，卷三九《虞玩之传》，第679页。

53 《南史》卷七二《文学传》：“王俭、张绪咸美之。俭常云：‘（孔）广来使人废簿领，匠不须来，来则莫听去。’”第 1170 页。《南齐书》卷四三《谢 传》：“世祖尝问王俭，当今谁能为五言诗，俭对曰：‘谢胐得父膏腴，江淹有意。’”第 850 页。

54 《南史》卷二一《王融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7页。

55 《南齐书》卷二三《王俭传》，第478页。

56 《全齐文》，卷九《和竟陵王子良高松赋》，第2840页。

57 《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中·柳冲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77—5678页。

编辑：梁钰妍 王雅梅‍‍‍‍‍‍

校对：李嘉君

审核：陈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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