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研究丨20世纪初留俄学生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本文作者：庄宇
20世纪初留俄学生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摘要：近代以来，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海外留学生群体逐渐在中国的社会思想文化中发挥重要影响力。20世纪初，正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探索国家制度的关键时期。此时，国内进步的知识分子早已对传承欧洲社会主义的俄国虚无党人有所关注。“十月革命”之后，苏俄更是在建设独立自主、反抗压迫的社会主义国家过程中树立了积极正面的形象。20世纪初留俄的中国学生凭借地缘优势，将俄国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详尽介绍给国内外的华人，成为社会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中坚力量，为正处于历史十字路口的中国带来了新生的希望。当时的中国留俄学生或以亲身经历或出于“以俄为师”的革命同路人之愿景，身体力行地为20世纪20年代中苏外交联盟的建立、社会主义和苏俄党政建设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搭建了良好的沟通桥梁。
关键词：社会主义；留学生；俄国革命；思想传播
19世纪上半叶，当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大门之时，诸多进步爱国人士已经意识到，必须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加以了解，来弥补自身之不足。这一时期的进步人士主要以编译及撰写介绍西方乃至世界地理、历史的书籍为首要任务。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开启了中国学子大规模海外求学的历史篇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教育认识西方，了解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达到强国的目的。在统计清末留学生派出数据时，不难发现其突出特点即大多被派往美国、日本及欧洲这类社会制度及科学技术相对发达的国家，而对于与清代中国大面积接壤的俄国，时至20世纪初，派遣留俄的学生才日渐增多。[1]此时，除却早期的中央官派留学生与地方（如东北、新疆等地）官派留学生，自费留俄学生人数逐渐攀升。据统计，自光绪二十三年（1897）以来，清廷的中央各部和地方各省向俄国派遣的留学生加上自费留学生共40多人。当时赴俄留学生的派遣规模相对于前往欧美及日本的可谓九牛一毛。随着20世纪的到来，特别是1917年“十月革命”后，中国留俄（苏）学生的数量开始有了显著提升。
20世纪初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风云激荡的时期，正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探索国家制度的关键时期。“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在中国知识界得到了广泛认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本身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二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苏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自此，苏俄在推动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一直扮演着积极角色。而思想的传播需要载体，当时的留俄（苏）学生因地理之便利，成为中俄两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与革命实践经验交流沟通的重要纽带。1920年前后，留学俄（苏）的中国学生对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中苏联盟合作等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此前学界对中国学生留学俄国及苏联的历程已有关照，但多侧重按时间顺序的历史梳理。本文尝试从20世纪初留俄学生推动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一新视角，来重新审视这段历史。
20世纪初，社会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由日本、俄国传入中国。本文中的留俄学生，包含20世纪初至20年代中后期在原俄国地区留学的中国学生。20世纪初“十月革命”爆发后，由俄国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俄”），以及1922年12月30日建立的苏联，其政权经过两次更名，因而造成了中文语境下对国名和政权表述的诸多不便。本文标题中的“留俄”更强调社会主义进入中国的路径源头，即由俄国传入。
一、革命联系的建立：刘泽荣领导的旅俄华工联合会与中苏建交的初步尝试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华工进入俄国修筑铁路。由于语言不通，加之俄国解体后国内政治混乱，华工的处境愈发艰难。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之后，大批在俄华工经受不住残酷的剥削和虐待，从西伯利亚、南俄和波罗的海沿岸等地逃难来到彼得堡和莫斯科。他们因为生活无保障而沿街乞讨，沦为“黄奴”，处境十分悲惨。看到国人的境况，留学生刘泽荣挺身而出，先是与当时中国驻俄领馆商讨遣送在俄华工回国一事，几经周旋未果，于是“刘绍周邀集当时在彼得堡的中国留学生刘文彬、张永奎、李宝堂、朱绍阳、伊里春、音德善和刘雯八人，共同商量救济和遣送同胞回国的办法”。[3]这一次商议的结果便是成立“中华旅俄联合会”。1918年底，正式更名为“旅俄华工联合会”（Союз Китайских Рабочих в России），同时创办《旅俄华工大同报》（Великое равенство，以下简称《大同报》）。刘泽荣在回忆旅俄华工联合会的创立时，曾感慨苏俄的社会主义革命为联合会的创建提供了时机：“遂几经有人设法提倡一适当之组织，终以俄人专制时代，碍难达到目的。不谓千载一时之机会，忽出现于一瞬，所谓此时机者，即西历一千九百一十七年俄罗斯革命是也……”[4]
旅俄华工联合会创立之后，得到了苏维埃政权的高度重视与支持。由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时中国官方驻俄领事已经撤离，且中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尚未组建，因此在苏俄外交部的建议下，旅俄华工联合会既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又承担了在苏俄境内保护华侨利益的责任。因此，该联合会的地位在苏俄进一步提升：“由于刘泽荣代表的‘旅俄华工联合会’以坚定态度支持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刘泽荣领导的这一华工组织一直受到苏俄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关注。”[5]随后，在苏联外交部的提议下，旅俄华工联合会搬至原彼得格勒中国使馆驻地办公。《大同报》的创立，源自苏维埃外交部的提议。当时，由于语言上的沟通障碍，苏俄很难推进在红军中对中国战士的政治宣传，而有了旅俄华工联合会这样的机构，恰巧为苏俄政府提供了以中文在军队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机会。因此，苏俄外交部向刘泽荣提议创办中文刊物，供红军队伍里的中国战士阅读，以了解苏俄境内正在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刘泽荣等人接到此任务后，既感到义不容辞，应当为中国的工人战士们出力，同时，又感到为难，因为联合会的成员们毫无办刊经验。最终，刘泽荣等人决定迎难而上，大胆尝试。为不给联合会的干事们增添过多工作，决定出版不定期报纸，定名为《大同报》。关于出版情况，后来刘泽荣回忆其详细情形如下：“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就决定试一试，办一个不定期的刊物。我们想了一个名称，叫《旅俄华工大同报》，根据我们的力量，拟定每月出一次，最多两次……我们是这样办的：大多数的材料是取自本地报刊的重要文章和消息，这些俄文材料的内容由我口述，孙言川用中文记录……材料编好后，孙言川亲自工工整整地写在大张纸上，然后送印刷厂用石印印出来（当时在彼得格勒没有能够排中文的地方）。《大同报》虽然不大，只有二开报纸的两面，可是孙言川得费大力才能完成这工作。该报每次出两、三千份，几乎全部都交外交部转送军事部门。我一份也没有带回来，不记得出了多少期，大概一共出了四、五十期（自一九一八年底到一九二〇年秋）。”[6]
《大同报》在华工内部起到了较好的消息传递作用，当时涉及中国与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新闻，如1919年7月25日苏维埃外交部发表的第一次对华宣言——《致中国人民和北方及南方政府的宣言》(Обращ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СФСР к китай-скому народу 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м Южногои Сев-ерного Китая)，其中文版由刘泽荣翻译刊载于《大同报》。
回顾《大同报》的办刊过程，刘泽荣认为当年由于经验不足，回过头来看，该报的内容仅限于苏俄境内新闻的编译，报纸的理论水平不足。当然，这也可能是刘泽荣自谦的说法，从其在共产国际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我们可以看到，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革命理论已经有了一定认识。此外，我们必须认识到，身处苏俄战争动荡的年代，刘泽荣与孙言川等人所创办的中文《大同报》几乎是当时苏俄红军队伍中中国工人战士的唯一消息来源。《大同报》对苏俄境况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介绍，切实鼓舞了战斗在异国他乡的中国战士，为他们指引了奋斗的方向、点燃生活的希望，其意义和深远的影响都是无可估量的。[7]苏俄外交部对于《大同报》的出版十分认可，此后刘泽荣被选为彼得格勒市苏维埃委员，作为中国工人在彼得格勒市苏维埃政权机构的代表，可以说，当时的苏维埃政权给予华工组织高度重视。此后，刘泽荣还作为旅俄华工联合会的代表三次会见列宁。
1919年3月，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刘泽荣以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小组代表身份列席旁听，并发表祝词，[8]其中已初见中国人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认知，即反抗压迫，追求平等自由，如“对于帝国主义的压迫，五万万中国人民感受特别深”以及“这个党领导的政府，为世界劳动人民的利益，为各国人民的自由而对世界帝国主义宣战”。[9] 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列宁亲切会见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刘泽荣与张永奎，对他们代表中国出席会议和为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做出的努力表示热情鼓励与感谢”，[10] 这是刘泽荣第一次见到革命导师列宁同志。1919年11月，恰逢列宁在欧洲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受阻，而中国的五四运动爆发，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东方友人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持鼓舞了列宁推进革命的信心，怀着这种心情，列宁第二次接见了刘泽荣，并与之共同商讨“旅俄华工联合会”工作事宜。刘泽荣在《回忆同伟大列宁的会晤》中记录下了同列宁见面时的深刻印象。当列宁同志在苏维埃外交部发给刘泽荣的证书上签下了“我在这一方面也请苏维埃各当局和机关给刘绍周同志一切协助。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时，他的这一举动令刘泽荣终生难忘：列宁同志“对我个人如此厚意的信任，使我感动到极点”。[11]
旅俄华工联合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境外社会组织，其活动的意义一方面体现为在境外保障了华人的权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旅俄华工第三次代表大会与接下来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上，这两次重要的会议对于中苏人民革命联系的确立起到了推动作用。刘泽荣1920年6月22日在旅俄华工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长篇报告中提出：“大会决议强调加强同俄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苏俄人民的联系的重要性，号召旅俄华工向他们学习并给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全面的支持。”[12]此次会议选举列宁和孙中山为旅俄华工联合会的名誉主席，并且，会后同为广东籍的刘泽荣接连向暂居上海的孙中山发出了两封电报说明情况。据此，俄罗斯汉学家齐赫文斯基（С.Л. Тихвинский）的研究认为，这次会议的举办“热烈地支持了苏俄政府想与中国人民建立友谊邦交的意图”。[13]此次会议的第二天即成立俄共（布）旅俄华工中央组织局，俄文名Центральное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е бюро при РКП（6），刘泽荣后来以中央组织局委员身份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目前，学界存在一种观点，即俄方学者认为，虽然旅俄华工联合会是中国工人组织，属于社会性组织而非政党团体，但俄共（布）旅俄华工中央组织局的组建使该联合会与中国共产党党员组织之间的界限变得非常模糊，简言之，二者之间的区别只是象征性的。[14]
1920年7月22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刘泽荣第三次见到了列宁。随后，刘泽荣在此次会议7月28日的第五次大会上做了发言，进一步展现了中国代表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运动的认识。当时刘泽荣清楚地用俄语介绍了中国国内的形势：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和帝国主义列强扶持的北洋政府正处于斗争中，《凡尔赛和约》签订后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决心愈加坚定，学生开始同新生的工人阶级合作组织抗议运动，上海成为革命力量的集中地——孙中山的拥护者，学生总联合会、工会和社会主义党“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反对北洋政府和资产阶级”，革命精神坚定。刘泽荣指出：“目前中国是进行革命宣传的广阔天地。第三国际的代表大会应该极其严肃地注意这一事实。支持中国革命不仅对中国本身，而且对全世界革命运动都有重要意义。”[15]刘泽荣的发言中还介绍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境内传播的情况，他列举了“不劳动者不得食”“世界是无产阶级的”等社会主义理念已经逐渐被中国人所接受。
为建立革命联系，苏俄政府曾于1919、1920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尝试恢复中苏外交。1920年刘泽荣致电孙中山后，同年10月苏俄外交委员齐切林再度致电孙中山，提议恢复两国经贸往来。孙中山审时度势，1921年正式回复苏俄，表达了对苏俄革命事业的关注。同年8月，苏俄外交部收到了孙中山的回信。尽管苏俄政府与孙中山之间联系的建立颇为曲折，但刘泽荣领导的旅俄华工联合会总算为两国革命合作、社会主义在中国境内的进一步传播搭建了联通的桥梁。
旅俄华工大同报
二、革命同路人身份确认：张西曼与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出台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张西曼应革命元勋万福华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敦促回到国内，随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创立秘密的社会主义研究会（系中国最早研究社会主义的革命团体，1920年后发展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毫无疑问，张西曼是当时中国最早接受和传播社会主义的进步思想家之一，并且，出于留俄经历，他更早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以列宁为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1919、1921、1922年，张西曼曾三次向孙中山建议施行联俄政策。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最终出台，张西曼回忆“曾于民八民十两次谒见国父于上海、广州，除表示个人血诚拥护中国革命的英明领导外，尽情痛陈了以往仅利用会党新军等薄弱基础为革命手段的错误和失败，积极建议向俄国革命学习和两大革命政权的相互承认与援助。国父实在觉悟到中国革命工作和诸般方法上的弱点，但因格于环境恶劣的障碍，顾虑甚多，不便就做断然的改革处置”。直到陈炯明政变后，孙中山“深切感到健全领导组织，巩固民众基础和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必要。于是正确地认识到在帝国主义的百年压迫和加紧的环攻中……争取国际的革命盟友苏俄，共同奋斗以求实现中国自由平等的伟大使命……此次（1922年）国父却下了最大决心，不但虚心参考了我所提供个人近年编译的苏俄党政建构的各种资料，而且英明奠定了民十二三的改造机会。同时指示了用尽一切力量促进两大革命国家领袖和民众间的相互认识与友谊，以期收到‘联苏决策’的预期的伟大效果”。[20] 1920年8月，张西曼翻译出版了《俄国共产党党纲》。这一中译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兴起、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6年，张西曼在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上以《十月革命怎样地感召了我》纪念“十月革命”胜利29周年，他饱含深情地写道：“十月大革命感召了我，使我能不畏任何艰难险阻，成为中国民族解放和民主宪政运动中的一战士，成为促进中苏永久友善和沟通中苏文化的前驱，虽然我精神仍在痛惜中国民众未能及时克服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的继续作祟。然而我仍要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节操，追随中国革命群众之后，在革命三民主义的大纛下，完成民族解放和民主宪政的任务。”[21]该文可以视为张西曼的政治宣言，他以一生的社会政治活动践行了自己的宣言。张西曼从未掩饰自己亲苏亲共的立场，国民政府时期亦无所畏惧。1935年他与徐悲鸿等人创立“中苏文化协会”，并出任协会常任理事，竭尽所能为中苏友好关系奔波。抗战胜利后，他继续以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民主斗士姿态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主斗士”的政治身份外，张西曼还以教授的身份活跃在20世纪初的中国高等教育建设中，培养了一批致力于反封建反剥削的进步爱国青年。如1919年回到北京后，张西曼同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组建社会主义研究会时发现，当时的中国严重缺乏俄语翻译人才。因此，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张西曼肩负起组建北京大学俄文系的任务，“立意培植专材，充分介绍这新兴革命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沟通两国的文化”。[22] 1925年夏，张西曼又创办国立中俄大学，但由于1926年4月张作霖入京，导致很多高校不得不中止办学，国立中俄大学也难逃被迫解散的厄运，最终并入北京国立政法大学俄文法政学系；国立政法大学1928年又并入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俄文法政系则并入俄法系，此后部分学生转入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俄文法政学系。虽事业未竟，但总有学生获益。张西曼执教国立政法大学期间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其中较有成就者包括李三楼、王季愚、宋之的、于伶等人。[23]此外，张西曼在编著俄文教材和词典方面也做出了相当多贡献，如1921年出版《俄文文法》，1923年出版《中等俄文典》，1925年出版《新俄罗斯》大学俄文读本。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文系李明滨教授曾撰文纪念这位中国俄语教学的先驱前辈，认为张西曼教授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三本俄语教学用书足以奠定张西曼在中国俄语教育史上的开拓者地位。[24]
张西曼编著《新俄罗斯》读本
1.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中国班”
1920年7月，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马林指出苏维埃政权俨然成为东方革命分子的朝圣地，并提出建立学校培养共产国际的生力军。1921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做出决定，为培养东方革命后备力量，建立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трудящихся востока，缩写КУТВ，简称“东大”)。1921年4月起东大开始筹建，同年10月21日正式开学。东大分国际部（A字部）和国内部（B字部），国际部设有波斯班、突厥班、朝鲜班、日本班、中国班、越南班、印尼班等，国内部则设有乌兹别克班、哈萨克班、格鲁吉亚班等。东大的校址位于莫斯科普希金广场附近的高尔基大街，学生均由东方各国共产党选送。东大最初制定的学制是七个月，1922年起改为三年，“学校创办初期，以讲授马列主义基础知识为主，课程包括《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联共（布）党史、国际共运史、政治经济学等等”。[25]随着学员队伍不断壮大，东大的课程也不断细化，根据学员的文化水平、生源地以及需求不同，“分为联共（布）党史、经济、历史、东方问题和唯物主义五个教研室，增开自然科学、语言学和军事理论课程”。[26] 东大的宗旨是为东方各国培养共产主义革命干部，在东方推进共产主义理想。
早在东大建立之前的1920年春，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及其翻译杨明斋来到中国，先在北京拜访了李大钊，后通过李大钊介绍又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为了输送革命青年赴苏俄学习，为中国共产党培养预备干部，在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的支持下，陈独秀等人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创办了外国语学社，负责人杨明斋，俞秀松任秘书。其学员主要学习俄语，同时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经过几个月的学习之后，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等20余人作为东大中国班第一批学员赴苏俄学习。此后，东大中国班的成员逐渐壮大，不断有中共旅欧支部派欧洲同学赴东大学习，“1922年3月到东大的学员有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熊雄、王圭、余立亚、袁庆云、高凤、陈九鼎、郑超麟、王凌汉等人；1923年11月有刘伯坚、李合林等十位；1924年9月有聂荣臻、李林、熊味耕、胡伦、范易、傅烈、穆青、饶竟群、彭树敏、廖仁先、陈家珍等27人；1925年初有李富春、蔡畅等5人”。[27]此外，1923—1924年间国内先后向莫斯科派出了“吴丽石、叶挺、张浩、李求实、吴化之、朱克靖、张宝泉、龙大道、颜昌颐、肖明、秦贻君、武止戈、严信民、关向应、江震寰等百余人”。[28] 上述名单中，不乏后来中国共产党内高层领导人员，许多第一代革命家就出自这所大学，他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顽强奋斗，做出了卓越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1925年李大钊同志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曾在东大教授中国近代史、中苏关系史，并为东大中国班的学员介绍中国境内最新的革命动态。此外，中国共产党著名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同志曾担任东大的助教。东大的中国学员主要来自中国共产党，为进一步推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25年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为国、共两党培养革命干部，这所大学的命运同中苏两国国内政治斗争紧密缠绕在一起。
2．留苏黄金时代的莫斯科中山大学
相似的历史进程，是苏俄在中国境内进一步推动政治合作与传播社会主义的强有力基础。辛亥革命爆发之后，1912年11月，列宁在俄国《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新生的中国》指出：“先进文明的欧洲对中国的新生不感兴趣。4亿落后的亚洲人争得了自由，开始积极参加政治生活了。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可以说已经从沉睡中醒来，走向光明，投身运动，奋起斗争了。”[29]“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首先向中国发布通告，宣布放弃沙俄在中国的特权和不平等条约。1918年春，孙中山对苏维埃的胜利给予了热情回复：“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30] 据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盛岳回忆：“孙中山显然是第一个公开对俄国十月革命表示热忱并想方设法和苏俄建立关系的中国要人。正因此，孙博士在一九一八年从上海致电列宁和苏俄政府。他在电文中称中国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有着共同的目标。他预言，俄国和中国革命将联合起来，共同致力于解放一切被压迫人民。”[31]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苏两国最终走向外交联盟并非一路坦途。如前所述，1918—1920 年间，苏俄政府通过外交部、旅俄华工联合会不断联系孙中山，致力建立革命同盟；中国方面，曾经留俄的社会活动家张西曼也多次尝试游说孙中山与苏俄合作。而孙中山在此期间一直犹豫徘徊，思考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直到1921年，孙中山才正式回复苏俄外交部，开启了革命同路人的紧密合作时期。
1921年，共产国际派特使马林与孙中山会晤。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联名发表《孙文、越飞宣言》，标志着孙中山所代表的国民党与苏俄的联盟宣告成立，也是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一政治政策的实施。同年，鲍罗廷到达广州，担任国民党改组顾问。1924年，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正式开始。
不幸的是，1925年孙中山因病逝世，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及共产国际领导人季诺维也夫纷纷致电吊唁孙中山的离世。电文中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孙中山未竟的事业具有伟大意义，永世长存。为纪念革命战友孙中山先生，1925年10月7日，“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六十六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建立中山大学”，[32]随即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展开留学人员招募活动。在广州的留学生招募是公开进行的，招募的学员90％以上都是国民党员；而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的招募，由于历史原因只能秘密组织，由中共党组织进行推荐，此三处招募的多为共产党员。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第一批学员共计340余人分别从广州、上海等地出发，陆续于1925年底及1926年初到达莫斯科。
在课程设置上，中大的课程设置延续了东大的传统，但更注重实践。中大学生盛岳回忆说，“我们的实践教育主要包括游览、旅行和下工厂实习”，[35]此实践教育即“休学旅行”科目。每逢假期，中大便会组织学生到苏联名胜古迹游览。他说的“下工厂”，则是“派我们去参加工厂的会议，使我们可以亲身体验产业单位的基本经营情况和更好地感受无产阶级精神”。[36]中大教学法的特别之处在于，把理论和实际有效地联系起来。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大建立以及运行的资金完全由苏联政府提供，没有向学生收缴过学费，对所有学生免收膳宿费，甚至还给学生发放服装和零用钱，给困难学生发补助以帮助他们在中国的家庭。
另外，提及中大的教师，革命活动家卡尔·拉狄克（Карл Радек, 1885—1939）深受中国学生的喜爱，“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学者，是一个哲学家；是中国问题专家。一传十，十传百，他便无形中成了中国学生的偶像。他的头脑很冷静，思考很周密，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37]他被中大学生誉为“中国问题专家”。但“在1922—1923年前，拉狄克本人的活动同中国问题毫不沾边。拉狄克曾积极参与欧洲社会民主运动，曾与波兰、德国、瑞士、俄国左翼阵营媒体合作。他并不懂中文，而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也是在1923—1927年带着极大的热情集中进行研究学习的，尤其是1925—1927年担任中山大学校长这一时期”。[38]
拉狄克在中山大学教授“中国革命运动史”，“这是孙大最叫座的一门课，也是唯一的各班合堂的课程。每周讲一次或二次，每次二三小时。每逢此课，孙大的礼堂总是塞满了。东大的学生来了，许多所谓研究中国问题的俄国学者或专家，也多赶来听讲。另外跟他跑的也有一批人；但不是保镖或特务，而是他的速记和捧参考书（每次都带几十本参考书）的人，有如众星拱月，派头相当壮阔”。[39]拉狄克凭借其个人魅力吸引了大批中国学生聚集在其周围。总体来讲，拉狄克是中大四位校长中（另外三位分别是米夫、威格尔和基萨诺娃）最受学生欢迎的一位，虽然他任中大校长仅仅两年时间。
1927年5月，拉狄克因其“托派”身份被撤职。但从当时留俄学生的回忆来看，拉狄克对中大学生的影响是最深远的。由于他的托派立场，中大原追随他的学生中“部分学生在大革命失败后都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40] 1927年，“四一二”政变爆发后，鲍罗廷从广州返回苏联，中大的学生曾要求鲍罗廷报告中国的形势和共产国际代表在这一形势中所起的作用。随后鲍罗廷在中大附近一个小礼堂进行了一场不成功的演讲，仅仅一小时左右，内容避重就轻，并且他拒绝回答中大中国学生的问题。当时的中国学生盛岳记录下鲍罗廷演讲的反响：“经过这一事态发展后，我认为中山大学学生很少有人感到中国革命的道路非依赖共产国际和苏联领袖们的英明领导不可了。”“这种局面当然为对托洛茨基寄予同情的学生和教员改善了处境……托洛茨基主义在中山大学获得了最初的冲劲。”[41]据盛岳的观察，当时中国学生中较为积极推进托洛茨基事业的人中就有蒋经国。1927年11月7日，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十周年的游行照例在红场举行，中大学生也组织了队伍参与这次游行活动。令人吃惊的是，在接近列宁墓时，“一些中山大学的学生都高呼拥护托洛茨基和支持游行队伍前面被围攻的俄国托派分子的口号。他们拼命大声呼喊，比俄国托派分子喊得更响”。[42] 这一事件的爆发加速了苏联政府在中大的清党运动，很多中国托派分子就在这一时期被遣送回国。回国后，这批人继续在中国传播托洛茨基的思想。但是，随着苏联清党运动结束及苏联境内托派分子基本被肃清，中国的托派分子也没能长久地活跃下去，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43]
经历了反对托派分子及第二条路线斗争、江浙同学会事件后，苏联政府越发感到难以掌控对中大的管理。如前所述，中大建立的政治功能大于实际教学功能。因此，1930年3月25日，联共（布）中央宣布中大停办，学生中的大部分国民党员回国，而其余的中共党员则分散到苏联其他院校继续学习。至此，承载了当时无数中国革命者梦想的圣地默默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中大从建立到结束虽只经历了短短五个年头（1925—1930），其发展历程却贯穿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始终，见证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与苏联党内斗争。不可否认的是，中大培养的学生在国际共运、中国革命进程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留下了深远影响。中大“在中国留苏教育史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它总共接受了来自国共两党的859名留学生”。中大建立前后的时期，被誉为中国近代留俄黄金时期或全盛时期，[44]大批的中国学子涌向红色的革命圣地朝圣，从那里带回了先进的革命理论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据张泽宇对中大毕业生的研究分析，“其毕业生多数在国共两党担任要职，如中共一方的邓小平、张闻天、杨尚昆、叶剑英、乌兰夫、林伯渠、董必武、伍修权、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王稼祥等，国民党一方的蒋经国、郑介民、邓文仪、张镇、谷正纲、谷正鼎等，他们的留学生活对其日后的政治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45]又据李里峰统计，自1925年中共四大起，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中开始出现留俄学生，到20世纪30年代，留俄学生在中央核心领导层政治局中所占比例逐渐增多，毋庸置疑，这一群体在中共党建队伍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46]
四、结语
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部分中国留俄学生受困于教条主义，偏离了社会主义中国化的轨道。正如张泽宇在《留学与革命——20世纪20年代留学苏联热潮研究》中所述，在这些留俄学生身上明显表现出基于中苏政治文化差异的矛盾对立。但令人欣慰的是，大部分留学生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最终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百年之后，回顾当时留俄学生的经历，我们既感慨于他们所处时局之艰辛，同时也羡慕20世纪初所特有的革命激情。虽生于动荡年代，他们却用自己的革命实践活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他们的经验和成就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原刊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6期
（图片源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注释
1关于中国学生留俄（苏）历史的相关研究可参见黄利群：《中国人留学苏（俄）百年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奚博铨等译，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张泽宇：《留学与革命——20世纪20年代留学苏联热潮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刘振宇：《清末民初中国人留学俄（苏）活动的历史考察》，《俄罗斯研究》2013年第1期；肖玉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留俄学生》，《世界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11辑；等等。
2刘泽荣，字绍周，祖籍广东高要县，1892年生于广州，1970年病逝于北京。1897年，其父刘兆鹏（字峻周）应俄国商人波波夫之邀，去高加索巴统市指导制茶工作，年仅5岁的刘泽荣也随家前往巴统市。从小在俄国长大的刘泽荣在巴统中学毕业后，于1909年来到当时俄国都城圣彼得堡，进入彼得堡综合大学数学物理系，毕业后曾短暂任中学数学教师，1916年再次考入彼得堡工业大学建筑工程系学习。1917年俄国革命期间，刘泽荣正在当时的彼得格勒（即圣彼得堡）读书。
3黄利群：《中国人留学苏（俄）百年史》，第24页。
4刘泽荣：《中华旅俄联合会的成立及会章》，载列夫、王易：《刘泽荣传略》附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241页。
5徐世强：《最早活跃在共产国际舞台上的中国代表》，《广东党史》2010年第3期，第35页。
6刘泽荣：《十月革命前后我在苏联的一段经历》，载《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21卷（第60、61、61辑合订），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6—187页。
7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50年代，《真理报》两位记者诺沃格鲁茨基（Г.С. Новогрудский）、杜纳耶夫斯基（А.М. Дунаевский）计划撰写一本以曾经参与过苏俄红军、俄国大革命的中国战士为主题的纪实文学《中国战士同志》。他们在《真理报》的一篇报道中找到了给中国战士的中文宣传单相关内容。当时两位作者对旅俄华工联合会及刘泽荣所知不多，因而辗转列宁图书馆、全苏中央书库、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档案馆、苏联外交部档案馆多地，在苏联汉学家的协助之下，最终在外交部档案馆找到了1920年4月1日出版的《大同报》。据两位作者介绍，这是苏联外交部档案馆仅存的一份内战时期出版的文报纸。由于《大同报》出版于战乱年代，出版条件艰苦，苏俄无法对中文进行排版印刷，只得采用手写后石印印刷。据刘泽荣回忆中所述，当时报纸发行量不大，印好后全数交给苏俄外交部转军事部门。《中国战士同志》一书中文版1961年出版，2019年再版。根据笔者目前搜集的有关《大同报》及刘泽荣本人的研究，如李永昌的《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列夫、王易的《刘泽荣传略》,王易编的《刘泽荣事迹选编》（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年版）等中所引用的关于《大同报》的内容均来自诺沃格鲁茨基和杜纳耶夫斯基所撰写的《中国战士同志》。因此，《大同报》的保存情况至今不明朗，难以围绕该报纸展开进一步具体的研究。
8刘绍周：《中国代表的祝词》，载《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76－78页。
9刘绍周：《中国代表的祝词》，载《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76－78页。
10徐世强：《最早活跃在共产国际舞台上的中国代表》。
11《回忆列宁》，第五卷，侯焕闳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8页。
12列夫、王易：《刘泽荣传略》，第73页。
13Тихвинский С.Л. Об оьношении Сунь Ят-Сена к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1917–1925 гг.)//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 12. Декабрь 1963. C. 75.
14Ларин А.Г. Китайцы в России вчера и сегодн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С. 88.
15刘绍周：《中国代表刘绍周在第五次会议上的发言》，载《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
16张西曼，字百禄，1895年6月15日生于湖南长沙东乡，1949年7月于北京病逝。早年受父兄进步思想的影响，张西曼1908年经宋教仁、谭人凤介绍加入同盟会。1911年，其父为免张西曼遭清廷迫害，秘密将他送往俄国远东地区海参崴，进入帝国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学习政治经济。在此期间，张西曼与俄国思想进步青年多有接触。
17张西曼：《辛亥招募革命骑兵记》，载《现代史料丛刊：历史回忆》，东方书社1949年版，第101页。
18张西曼：《辛亥招募革命骑兵记》，载《现代史料丛刊：历史回忆》，第107页。
19阳翰笙：《英勇无畏的文化战士张西曼》，载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张西曼》，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版，第93页。
20张西曼：《二十一年前与今日的联苏（俄）决策》，载李长林、张小曼编：《张西曼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1—82页。
21张西曼：《十月革命怎样地感召了我》，载李长林、张小曼编：《张西曼集》，第198页。
22张西曼：《北大俄文系的厄运》，载《现代史料丛刊：历史回忆》，第3页。
23张西曼：《中俄大学的变迁》，载《现代史料丛刊：历史回忆》，第7—8页。
24李明滨：《纪念俄语教学前辈张西曼教授》，载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张西曼》，第139—140页。
25张泽宇：《留学与革命——20世纪20年代留学苏联热潮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页。
26张泽宇：《留学与革命——20世纪20年代留学苏联热潮研究》，第115页。
27黄利群：《中国人留学苏（俄）百年史》，第41页。
28黄利群：《中国人留学苏（俄）百年史》，第41页。
29列宁：《新生的中国》，载《列宁全集》，第22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8页。
30魏宏运：《孙中山年谱1866—1925》，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3页。
31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奚博铨等译，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32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7页。
33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33页。
34ЧжанЮйсинь. Обучение китайских студентов в систем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образвания в СССР(1921-1930 гг.)//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канд. ист. наук. М.: РАНХиГС, 2017， С. 90–92.
35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84页。
36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87页。
37王觉源：《留俄回忆录》，三民书局1974年版，第54页。
38Юркевич А. Карл Радек о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1（2007）， С.184.
39王觉源：《留俄回忆录》，第54－55页。
40张泽宇：《留学与革命——20世纪20年代留学苏联热潮研究》，第119页。
41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33页。
42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13页。
43中国的“托派”分子相关研究，可参见唐宝林：《中国托派史》，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孙会修：《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托派研究（1926—1930）》，《苏区研究》2021年第4期。
44王觉源：《留俄回忆录》，第3页；萧赞育：《六十年来中国留俄学生之风霜踔厉》序，《六十年来中国留俄学生之风霜踔厉》，中华文化基金会1988年版，第3页。
45张泽宇：《留学与革命——20世纪20年代留学苏联热潮研究》，第118页。
46李里峰：《中共中央领导层中的留学生群体分析1921—1949》，《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编辑：梁钰妍
校对：李嘉君
审核：陈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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