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丨1949—1979年中国作家想象的三种西方形象
本文作者：赵小琪，广东培正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949—1979年中国作家想象的三种西方形象
摘要：1949—1979年中国作家想象的西方，既是对于西方国家意识形态霸权持续冲击的回应，也是一种中国式现代性焦虑的延续和发展的表现。在这一时期中国作家的作品中，西方政治、社会、道德等方面的负面性被放大和强化：西方的政治是狭隘、虚伪的；西方的社会是混乱和充满矛盾的；西方的道德是自私、腐朽的。可以说，这一时期作家作品中的西方形象是依据历史经验和现实要求而构建的差异化的他者，熔铸了作为建构者的中国作家的历史记忆和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和情感倾向等多种因素。它既展现了中国作家以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取代、驱离西方意识形态的文化理想与变革冲动，又强化了作为自我的中国与作为他者的西方的二元对立。
关键词：1949—1979; 中国作家；想象；西方形象
长期以来，1949—1979年中国作家建构的西方形象一直被看成单一时代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产物，而事实上，这一时期西方形象的生成并非像人们习惯认识的那样简单化和单一化，而是有着较为复杂的原因。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人对西方科学理性、自由与民主等现代性精神和文化因素的引入和推崇，其目的并不是在中国社会原样地复制这种西方的现代性文化，而是希冀借助这种完全异己的他者文化来促进、改造、重建“自我”文化，从而创建一种带着强烈自我色彩的现代性文化。可以说，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新型国家，既是中国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现代性进程的主要目标，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确立自己作为现代性主体的不可或缺的元素。从这个角度看，西方与西方现代性文化被1949—1979年期间的中国作家进行他者化处理，并不完全是在政治权力强迫下的无奈选择，而是一种中国式的现代性焦虑的延续和发展。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被分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阵营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由于新中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自然被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视为意识形态的敌人。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中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日趋紧张。在冷战意识的驱动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各种可能的手段对新中国形象进行了歪曲，将新中国塑造成了一个令人恐惧的存在。
1949—1979年期间中国作家想象的西方，就是在西方国家意识形态霸权持续冲击的回应中出现的。对于新中国领导人和作家而言，为了新中国及其现代性文化的健康发展，中国需要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文化差异化和他者化。在这一时期中国作家的作品中，西方政治、社会、道德等方面的负面性被放大和强化：西方的政治是狭隘、虚伪的；西方的社会是混乱和充满矛盾的；西方的道德是自私、腐朽的。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作家作品中的西方形象是依据历史经验和现实要求而构建的差异化的他者，熔铸了作为建构者的中国作家的历史记忆和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和情感倾向等多种因素。它既展现了中国作家以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取代、驱离西方意识形态的文化理想与变革冲动，又强化了作为自我的中国与作为他者的西方的二元对立。
一、狭隘、虚伪的自由与民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既在硬实力方面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角逐，也在软实力方面对其他国家进行了轰炸式的政治意识形态输出。其中，自由和民主成为西方最主要的政治意识形态输出工具。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美国对中东、非洲、古巴的武装干涉等一系列事件中，西方国家都企图借助自由和民主的招牌，打造西方意识形态霸权的合法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西方的这种政治意识形态输出战略直接威胁着新生的共和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针对这种情况，新政府发动了一系列对知识分子思想进行改造的运动，希图中国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西方的政治意识形态进行分析、批判，解构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在国家意识形态权力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下，1949—1979年的中国作家对西方自由与民主进行了质疑与批判。
西方国家将自身的自由、民主看成具有“普世价值”的政治思想，那么，西方的自由和民主真的有那么完美吗？西方的自由、民主的实质又是什么呢？
首先，什么是自由？以赛亚·伯林认为，自由分为两种形式：“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1]所谓“消极”的自由，指的是一个人或者群体不受外在力量干涉的自由；所谓“积极”的自由，指的是一个人或者群体可以自主地说什么和做什么的自由。前者强调的是个人或者群体拥有自由的权利；后者强调的是个人拥有自由的能力。
极为吊诡的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一方面赋予个体以自由权利，另一方面又对个体行使自由权利的条件和能力的差别漠不关心。而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能力、生存环境的差别确实是存在的。这种差别导致了不同阶层的人们占有社会资源和财富的极大不平等。“在西德，一面是绝大多数人过着饥寒交迫的痛苦生活，另一面却是少数人过着穷奢极侈的荒唐生活。”[2] 在英国，“街上潮湿，成群的垃圾没人收拾。要饭的孩子成群，酒吧间里很多卖淫的妇女”。[3] “在他们这些国家里，看戏只是一些有钱人的玩意儿。票价贵得吓人，要占一个有普通职业的劳动人民每月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这样高的票价，无形中在劳动人民与戏剧艺术之间筑了一道墙。”[4] 对于这些西方贫穷的人来说，自由的权利不过是一个空洞、抽象的名词，对于他们的实际生活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如果说这些穷人与那些富人拥有同等的自由，那么，这只能说是对西方自由的尖锐嘲讽。
更为可怕的是，西方当政者不仅没有想方设法去努力消除这种因为能力、现实环境导致个体拥有自由的差别，反而以制度化形式将这种差别固化起来。在西方，私有财产权一直被看成个体不可侵犯的基本人权，得到资本主义法律的保障。弱肉强食，财富由富人垄断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合法的。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看来，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缺乏行使自由的能力，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具有很强的行使自由的能力。由此，“对于美国广大的劳动人民来说，他们除了有受压迫、剥削和失业、贫困的‘自由’外，又能获得什么自由呢”？[5]
而当西方的这种自由蜕化为西方社会政治自由实质不平等的再生产机制时，那些因缺乏行使自由能力而不断走向生存困境的穷人就自然会丧失对自由和自由权利的信任感，从而质疑西方政治体制的公正性。
在谷埃的《“民主”美国的两幕话剧》中，梅茜的未婚夫贾克逊对西方自由的虚伪性进行无情的揭露和强烈的抨击：“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监狱，在这儿我们能找到真正的自由吗？能找到真正的民主吗？有的只是阴谋和屠杀，只是破坏和战争。”[6] 贾克逊认识到，对于穷人来说，抽象的自由是没有意义的，自由不是西方政客们所说的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需要靠后天积极争取才能获得的东西。穷人只有通过行动才能改变不自由的困境，争取到生命的自由。
西方的自由既然是狭隘、残缺不全的，那么，西方的民主又怎么样呢？
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常常将民主看成超时代、超阶级、超民族的不一样，这一时期的中国作家往往将民主看成历史的和具体的，把西方民主放在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进行考察，展现其不同时期的差异性和共同性。
毛泽东以一种动态、发展的思维，将西方民主纳入不断变化着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进行考察，认为民主是在历史中形成也在历史中发展的东西。他说：“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7] 他主张利用西方民主的合理因素来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种对西方民主的历史价值给予一定程度肯定的观点，在20世纪70年代郭圣铭的著作中也有体现：“《独立宣言》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它是反抗殖民压迫和封建压迫的宣言，当时在政治上起了很大的动员作用，并成为后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所发表的《人权宣言》的范本。所以，马克思称《独立宣言》为‘第一个人权宣言’。”[8]
但是，郭圣铭等认为，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上，西方的民主都存在着极大的问题。
民主运行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所有公民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拥有平等的权利。这种平等权利的实现往往由公民行使权利的能力所决定。但是，在西方国家，公民行使经济权利的能力差异导致了他们行使政治、社会权利能力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使得西方民主运行的前提极不可靠。民主在古希腊语中原本指涉“人民统治”的意思，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统治”转化为少数权力精英的统治，而占人民绝大多数比例的劳动阶级却成为被统治者。陈静仪说：“我现在已认清了美帝国主义的真面孔，所谓‘民主’只是少数人的事，大多数人是根本没有民主与自由的。”[9] 在郭圣铭看来，这种民主本质的异化，不仅在现实中的西方国家存在，而且在历史上的西方国家中早已存在。“实际上，《独立宣言》中所说的‘人民’只是指资产阶级；而它所说的‘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从‘财产权’引申而来，是替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打上合法的印记。”[10]
民主运行前提的不可靠也使西方民主政治的运行过程充满着问题。代表着不同垄断集团利益的资产阶级政党，在竞选中为了各自的利益确实会相互攻击、相互搏杀，但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利益的问题上，他们又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在《“温和派”艾奇逊升官记》中，袁水拍借助美国当时的国务卿艾奇逊之口，对西方多党选举的骗人把戏进行了揭示：“好吧，既然是自家兄弟，那就不必隐瞒，/我艾奇逊绝不是什么‘温和派’，/‘自由主义者’，/‘对苏妥协者’，/我和诸位参议员先生就像/一颗豌豆的两瓣。/你们是反共专家，/我也是反共能手；/⋯⋯你们畏和平如虎，/我也恨和平入骨；/你们被人民骂作战争贩子，/我实际上也是战争贩子；/你们听华尔街老板的命令，/我也服从华尔街老板的指挥。”[11] 朱彤则将西方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多党选举形容为地主家庭几房媳妇既争斗又合作的闹剧：“这种情形，用粗浅的比方说，就好像一个地主家庭的几房媳妇，大家对于佃农的态度是一致的，坚决的，但是对于怎样瓜分剥削来的地租，大媳妇和三媳妇就会各有怀胎，二媳妇或者另有私心，吵闹不休。”[12]
于是，西方的选举民主成了“权主”。选举完全地被资本权力所控制，成了服从于资本权力的工具。无论哪个政党上台，都是资本家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在掌权。资本家利益集团利用这种选举，调整本阶级不同集团的利益，协调本阶级不同集团的相互关系。而其他的阶级、集团和国家，都被这种资本权力视为潜在的威胁。
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巩固本阶级的统治地位，“资产阶级可以通过一些它自认为‘适当的手续’剥夺人民的公民权”。[13] 许多“被投入监狱或处死的人都是由垄断资本家掌握下的法院完成其最后的‘法律手续’的”。[14] “‘禁止共产党活动法案’已由总统签署，/马克·吐温的著作被列进禁读书目，/卓别麟永远不准再回好莱坞⋯⋯/这些嘛，统统都叫‘民主’。”[15] 在《黑暗的审判——为抗议美政府非法审讯11位美国共产党领袖而作》一诗中，袁水拍针对美国政府对美国共产党领袖的审讯进行了辛辣的反讽：“被告席上坐着11个劳动人民的优秀儿子，/他们的罪孽是思想、著作、演说、集会。/这还算是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这是十足的法西斯德国的翻版！//今天审判共产党，明天镇压全体人民，/后天烧书，烧人，集中营，侵略战争，/法西斯的德、意、日、西班牙走在前面，/——走进了坟墓，现在你美国在后面紧跟！”[16]而在《罗森堡夫妇》一诗中，蔡其矫在对被美国政府以“原子间谍罪”判处死刑的罗森堡夫妇表达深深敬意的同时，也深刻地揭示了西方民主的虚伪性：“一个养育流氓的巢穴，/一个制造强盗和匪徒的国家，/一个习惯于受贿和撒谎的政府，/整死一对拥护和平的公民、诗人，/只需一个捏造的罪名，和三个骗子的‘见证’。”[17]
宽容，既是政治民主的重要支柱，也是衡量现代政治民主的重要标准。而政治宽容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持有不同观点的个人和集团的政治权利的尊重。一个真正现代化的民主国家的当权者，可以不同意某些人的政治观点，但一定会尊重他们的政治权利。然而，在西方资产阶级政府对罗森堡夫妇等左翼人士的审判和屠杀之中，蔡其矫、袁水拍等中国作家没有发现它具有现代民主政治应有的伦理品质，反而发现它具有前现代社会的政治野蛮性和残忍性。政治权利是公民享有的最基本的民主权利。在蔡其矫、袁水拍等中国作家看来，一个公民在何种程度上享有这种权利，往往是判定一个国家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准。一个凭借着“捏造的罪名”，就可以随意剥夺罗森堡夫妇等左翼人士最基本民主权利的国家，不但不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国家，反而是“十足的法西斯德国的翻版”。
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不仅在国内以种种借口剥夺民众的公民权，而且在国外经常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粗暴践踏他国主权,肆意侵犯他国民众的人权。“他们向旁人的国家喊着：/‘这港口，我们要自由出进’，这基地，我们要自由驻兵，/这富源，我们要自由开发和占领’。”[18] “是的，全世界受到你帝国主义瘟疫的毒害。/你管了‘国内的防务’，/还要去管‘国外的基地’；/扩充了自己的武装，/还要去扩充别人的武装；/镇压了自己的工人，/还要去镇压别国的人民。”[19]
主权，是一个国家最重要、最基本的权利。尊重他国主权，是现代国际法确认的最基本的原则。世界上的主权国家，采用何种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理应由其本国的人民独立自主地决定，其他国家无权以任何理由加以干涉。然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常常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以战争的方式侵犯他国主权，损害他国人民自主选择的民主权利。“脱去你身上的工人装，/穿起免费的卡其衫/一支冲锋枪，/几百毒气弹。//去打各地的‘叛国者’/去打‘龌龊的苏维埃’。/谁要是爱自己的国家，/我们就打谁！//我们的边疆在希腊/我们的国界在挪威，/我们的前线在非洲阿尔及利亚，/一直到长江和台湾。”[20]
那么，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以“民主”“人权”为借口对他国发起系列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他国人民获得自由与民主的权利？还是为了自己谋取政治、经济、军事的利益？在袁水拍等中国作家看来，后者才是不断以武力干涉他国内政者的真正目的。在《昨天的战争》中，当被俘美军上校提及自己拥有百万家财，希图“从飞机、坦克、大炮的投资里赚取利润”时，志愿军军长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西方国家军事干涉的真正意图：“美国有一个军界-工业界集团，也就是军火垄断集团。像这个家伙，算不上是一条大鱼，但要算是这个集团里的一员，仗打大了，对他是有好处的。美国资产阶级养了一批政客和将领，这些人有一些既得利益⋯⋯他是一个军事计划人员，同时又是军火商和军火商的代理人、推销员。他是用他的战地报告、军事知识、战地计划，来为资本家谋利益的，是一个十足的帝国主义分子。”[21]
应当指出，孟伟哉等中国作家在揭示西方自由、民主问题的时候，并没有完全否定自由、民主本身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质疑的不是西方自由、民主的理念，而是西方民主的具体实践。西方国家不是完全没有自由、民主，但是，在历史上，这种自由、民主实质上更多地与资产者有关，而与无产者无缘，表现出狭隘性、残缺性的特点。在现实中，权贵依靠雄厚的政治、经济资本不仅操纵了西方国家的国内政治，而且给被其干涉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这又表现出西方自由、民主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的特点。虽然这一时期的中国作家在谈及西方自由与民主的时候，习惯于运用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方法将它们置于政治意识形态框架之内进行阐释和评判，凸显和放大了西方自由、民主的一些负面性因素和特征，使得他们的阐释有时显得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但是，只要西方国家财富和政治事务仍然由精英阶层所垄断，那么，西方的自由、民主就不可能在根本上制约西方社会不平等趋势的发展。因此，这一时期中国作家关于西方自由与民主残缺性、虚伪性的一些观点，在今天仍然有一定的解释力和说服力。
二、对立、对抗的社会关系
高度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不仅使民众对西方的自由、民主充满怀疑，而且对西方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公平性丧失信心。而当这种严重不平等在政策的支持下成为一种日趋恶化的现象时，民众对社会的愤懑、敌对的情感就会日益高涨。于是，不同阶级、种族不断发生严重冲突、斗争便成为西方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分裂、动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同阶级、种族占有和支配的社会财富不同引起的。马克思指出：“一切真正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生产力的界限。” [22]如果说财产的占有关系体现着一个国家最基本的社会关系，那么，西方国家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就使得社会中不同阶级、种族的关系成为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因而，只要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被消除，民族压迫、剥削就会随着阶级压迫、剥削的消失而消失。“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23]
作为一种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极强解释力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为这一时期中国作家提供了一种观察、阐释西方社会阶级、种族冲突和斗争的理论武器。他们依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西方社会阶级、种族冲突和斗争的根源以及被压迫阶级和种族解救自我的方式、途径和目的进行了颇富时代特色的阐释。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种族冲突和斗争的根源是什么呢？宣学经、纪隆等认为，是资本家为追逐利润最大化而导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资本家为了获取更高利润，总是想方设法借助机器等生产方式的变革来提高生产率。“不错，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为了获得利润和积累资本，曾经在相互之间展开了剧烈的你死我活的竞争，因而改进了生产技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发展。但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事情的另一面是由于资产阶级获得利润、积累资本是建立在千方百计地榨取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基础之上。”[24] 因而，在西方国家，机器等生产技术的变革“并不是帮助工人摆脱繁重的劳动，而往往是剥夺了他们参加劳动生产的机会”。[25] 于是，在西方国家，一个极为怪诞的现象出现了：工人制造了机器，机器却成为工人的竞争者。资本家对机器的大量使用，一方面，分解和简化了一部分在职工人劳动过程的各种职能，使他们异化为了机器的附属品，造成他们劳动力的贬值；另一方面，也迫使一部分工人成为过剩人口，使他们陷于严重的生存危机之中。由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西方社会的两极分化现象就越严重。巨大的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极少数资产阶级手中，而真正创造这些财富的无产阶级占有的社会财富却越来越少。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鸿沟日趋加深。“据说西德现在有数百万失业工人，如果这数目是准确的话，那末至少有数百万人正在西德过着这样消沉绝望的生活。再从这许多无人过问的战争痕迹来看，这几百万失业工人的前途是不难想象的”，然而，西德的“舞厅里照样挤得水泄不通，连舞池里也摆满了座位。在这里玩的，有钱庄老板，有美钞贩子，有妓女。这些人类的残渣，在阴暗的绿色灯光下挤来挤去地跳着狂乱的舞步。他们在这里一掷千金，毫无吝色，正好和白天所见的那个困苦家庭形成鲜明的对比”。[26] 而在美国圣路易斯的黑人区，“我们看到一幢一幢灰暗的房屋和未经粉饰的墨黑的砖墙，这种房屋很像一些巨大的箱匣，在这里的确可以容纳大量躺卧的肉体，可是人们无法在其中生活”。[27]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虽然同处在美国、西德等西方国家的天空下，生活境遇却有着天壤之别。在谷埃的《“民主”美国的两幕话剧》中，中央联邦调查局将军法斯特等资产阶级政客牢牢占据社会优势地位，将美国粉饰成充满诗情画意的“资本主义的乐园”，极力维护这个社会既定的秩序。而贾克逊、恩罗等被压抑、剥削的工人则无情地戳穿这个所谓“乐园”的面纱。贾克逊用直言不讳的语言述说了美国社会的恐怖，即对于贫穷的无产阶级而言，美国不过是“华尔街战争贩子的美国”，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监狱”。[28] 而在失业三个月后连最基本的生活费都支付不起的恩罗看来，“资本主义的乐园”不过是虚幻的海市蜃楼，它遮盖的是无产阶级无法逃脱穷困命运的悲剧现实。他悲愤地控诉道：“明天和今天，不会两样，有钱的还是有钱，穷的还是穷！懂吗？还是穷！”[29] 对于法斯特等人来说，他们是机器大生产的既得利益者，所以，私有制社会是作为一种具有强大肯定性力量的存在。而对于贾克逊、恩罗等受到机器大生产极大冲击的工人来说，私有制社会则是作为一种具有极大否定性力量的存在。因而，贾克逊、恩罗等不仅戳穿西方资本主义建构的“乐园”神话的虚幻性，而且否定了法斯特等资产阶级政客为其保驾护航的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合法性，表达了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压迫、剥削的怨恨和反抗。
不过，在谷埃等中国作家看来，即使恩罗等为了争取基本的生存权利向压迫者和剥削者进行了激烈的反抗，这种反抗还只是一种人的自发性的行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应该是一种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政权为根本目标的自觉意义上的反抗与斗争。
那么，无产阶级如何才能由自发的反抗与斗争走向自觉意义上的反抗与斗争？谷埃等中国作家认为，无产阶级只有作为自为的阶级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展开集体的反抗与斗争，这种反抗与斗争才可以被称为自觉意义上的反抗与斗争。在这里，反抗与斗争之所以能够从自发转向自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在于作为阶级的普遍意识的产生。
什么是无产阶级意识呢？马克思认为，阶级意识指涉“忠于同一阶级中的其他成员，阶级斗争中的团结，为实现本阶级可能更好的未来社会秩序而奉献等各种形式”。[30] 由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的影响，许多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成员一开始并没有真正理解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反抗带有极大的随机性、偶然性和盲目性。这时候，无产阶级的先进成员就理应承担起对这些成员进行阶级意识宣传的责任。
在《“民主”美国的两幕话剧》中，当梅茜将未婚夫贾克逊对于自己家庭的帮助视为一种个人仁慈行为的时候，贾克逊对她说道：“这并不是仁慈的施舍。生活在当今的美国，我们工人是应该团结互助的。”[31]在贾克逊的启发下，梅茜的阶级意识开始觉醒，认识到无产阶级只有团结起来与资产阶级展开斗争，才能“使疯狂的资本家发抖”。[32]较之贾克逊，著名黑人歌唱家罗伯逊是一个更为优秀的无产阶级意识的宣传者。在《没有歌唱自由的“民主”国家》一诗中，袁水拍写道：“黑人歌王罗伯逊，/歌唱民主全球闻名。/美国人民喜欢他，/美国资本家可恨得他要命。//他说他开了89次音乐会，/倒有86次被禁止开。/可是他越被禁止越要唱，/他高唱人民要起来打倒反动派。//⋯⋯罗伯逊歌颂黑人，歌颂劳动。/罗伯逊歌颂新中国，歌颂西班牙人民。”[33]不可否认，在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种族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已经渗透黑人生活的每个角落，并以或明或暗的方式破坏了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关系。“占美国人口十分之一的是黑人。美国资本主义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黑人的超额剥削。黑人不仅没有得到一个平等的少数民族的待遇，他们还被剥夺了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34]但是，黑人能否将自己受剥削、压迫的原因归结为作为整体的所有白人呢？换句话说，那些与黑人一样遭受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大多数白人能从这种种族剥削和压迫中获得巨大利益吗？“天下苦人一条命，/谁说穷贫白人的日子/比他们的黑色弟兄/过得更出色？”[35]既然这样，那么黑人怎样才能改变这种受压迫和剥削的现状呢?罗伯逊用自己的歌声和行为，希望黑人明白，压迫和剥削他们的是白人中的资产阶级，而不是白人中的无产阶级。如果黑人想要消除这种压迫和剥削，就必须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和被剥削的阶级兄弟姐妹来反抗资产阶级的统治。
贾克逊、罗伯逊倡导的阶级团结和斗争的意识之所以获得其他无产阶级成员的强烈认同，是因为面对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现实，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共同体的保护，恩罗、梅茜等在资产阶级的严重压迫和剥削下就会极度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成为被这个残酷社会抛弃的弃儿。而有了无产阶级共同体的保护，他们身上就会爆发出一种令整个资产阶级极为恐惧的强大的阶级力量。资本家对罗伯逊不断用歌声号召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向资本主义进行斗争非常忌恨。“资本家准备好绳索要把他吊死，/也没有法子消灭他的歌声。”[36]罗伯逊这种不可战胜的力量，既来自他对于无产阶级共同体的信仰，也来自广大的无产阶级共同体成员对他的支持。“三千黑人白人组织纠察队/肩并肩手拉手把会场包围/围成一垛人墙，抵抗反动派，/人墙里草地上坐满妇女和小孩。”[37]这种只要加入无产阶级队伍，就具有不可战胜的巨大力量的叙事，虽然存在着将无产阶级共同体夸张为“无所不能”的问题，但是，由于贾克逊、罗伯逊、梅茜等对阶级共同体的认同，是基于资产阶级对他们极为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而产生并加剧的归属危机的一种回应，因而与其说它具有更多的真实性指向，不如说是具有更多的道德上的合理性指向。
在袁水拍等中国作家的西方社会叙事中，既然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抗争是由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引起的，那么，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改变不合理的社会政治结构，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就理所当然地体现着一种历史进步的意义。在这种革命意识形态的驱使下，袁水拍等中国作家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二元对抗关系为认知框架，在他们的作品中展现了一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全面斗争的图景。“时代的浪潮早已洗去了西方国家人民的眼翳，他们再不是愚昧无知的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已在法国、意大利、西德等国激烈展开。”[38]
行业工人为了提高工资，改善生活条件，往往会团结起来与资产阶级进行经济斗争。“五月二十八日，我们自里昂去马赛。恰巧这天，法国全国铁路工人大罢工，火车不通，只得改乘汽车；整整开了八个钟头，方才到达这个法国第二大城市。”[39] 在美国，“两个钢铁城，/几十万矿工大罢工，/钢铁厂的烟囱火熄了，飞机大炮造不成”。[40] 不过，如果西方国家异化的经济关系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那么，即使无产阶级通过罢工逼使资产阶级提升了工人的工资，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那么，无产阶级的劳动就仍然是异化劳动。因而，无产阶级为了避免落入异化的陷阱之中，往往会运用政治抗议、反抗等方式来对资产阶级整个雇佣劳动制度展开斗争，争取各种权利。
当垄断资本家为了追逐高额利润，夺取更多的资源，“利用国家的预算实施国民经济的军事化”的时候，[41] 工人们会以游行的方式对垄断资本家的这种穷兵黩武的行为表示抗议。“英国工党的政府不签入境证，拒绝了世界和平的使者们，/和平，不是入境证能够限制住的，/有烟囱的地方就需要和平。//和平像空气一样的必需，/和平是一个伟大的呼声：/枪炮，不许你们开口!/战争贩子，不许你们乱动!//英国执政的老板们，/你们不需要和平，你们要战争，/把战车开到街上去，大叫‘需要志愿兵!’/可是，你们的人民扔出千万张传单，高呼着/‘和平!’”[42]在比利时，“安特卫普的码头工人是一支组织得很坚强的队伍。他们曾在这里进行过无数次英勇的斗争。他们曾组织过一次规模极大的罢工，这是为了拒绝给到港的美国船卸军火。最终终于逼得美国船离开安特卫普”。[43]
当西方垄断资本家为了共同的利益结成共同体的时候，无产阶级遭受的就是多重的压迫和剥削。在臧克家、袁水拍等中国作家看来，反抗这种多重压迫和剥削的关键在于，无产阶级要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建立更为广泛的反对一切压迫和剥削的阶级组织。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昨天的战争》中，我们看到，白人士兵把黑人士兵当作受压迫的阶级弟兄，一起向侵犯了他们人身权利的资产阶级当权者进行了反抗。“一些黑人士兵和白人士兵，在一个剧院里联合开会，拟订了一份反战宣言，说要找新闻记者向报界公布。”[44]
在臧克家、袁水拍、孟伟哉等中国作家的阶级斗争叙事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同国家、种族无产阶级成员相互认同的动力基础其实是对美好未来社会的信仰和憧憬。从“在明天，一定能够彻底摧毁反动力量，真正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45]等话语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家们设定了一种历史的必然性。这一方面使他们的阶级叙事极具感召力，另一方面也使其染上以先验性历史观念推论现实的理想主义色彩。
从现在的角度看，袁水拍、孟伟哉等中国作家强调西方社会中阶级关系的对抗性确实有其合理之处。不过，在阶级意识的驱使下，他们在展现这种对抗性关系时，有时也存在着对无产阶级的极端美化和对资产阶级的极端丑化的问题，这也使他们的写作思维和写作语言表现出机械化、简单化的态势。然而，只要西方资本主义基本社会结构没有改变，那么，西方社会中的阶级对抗就不会消亡，阶级分析方法也就在解读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时仍然具有极强的社会阐释力。
三、自私、腐朽的道德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既存在着无法根治的政治、社会问题，也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道德问题。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化生产的反人道性进行了深刻揭示。他认为，资产阶级“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46] 在资本化生产过程中，资产阶级以自我作为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将自我利益当作一切道德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和终极目标。在这种道德准则的影响下，西方在道德领域衍生出了极端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方面的问题。
在中国，政治的道德化和道德的政治化都是“家国同构”文化体制的派生物。所谓“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礼记·大学》），就是说有德的人才能治理好国家，无德的人不可能治理好国家。经过几千年风雨的浸润，这种道德观念已经沉淀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心里的最深处，成为人们共同的精神价值取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这种道德观念作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仍然对中国作家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细加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袁水拍、孟伟哉等这一时期的中国作家无论是对西方政治的阐释、想象还是对西方社会的阐释、想象，都或明或暗地包含着道德认知和道德评判。如上所述，在袁水拍、孟伟哉等作家叙述西方的作品中，西方狭隘的自由、民主，与资产阶级在道德上的极端自私不无关系，而西方对立、对抗的社会关系，又与资产阶级在道德上的贪婪和“为富不仁”不无关联。因而，无产阶级要想获得彻底的解放，就既要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进行革命，也要对他们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展开批判。可以说，这种叙事理念和策略既是马克思主义对这一时期作家的要求，也是传统文化观念影响下的产物。
极端自私，是袁水拍、孟伟哉等中国作家述及西方人道德时让我们经常想到的一个词。在《访欧散记》中，当中国戏曲歌舞团的表演为英国剧院经理带来巨大收益时，这个经理就把中国戏曲歌舞团“当做了‘财神爷’”，对他们“恭维备至”；而当中国戏曲歌舞团为了抗议美国、英国出兵干涉中东国家内政而罢演的时候，这个经理便翻脸不认人，“竟然下令扣留了我们的行头箱”。[47] 在英国剧院经理这类人的心中，一切情感、伦理、道德、礼仪，只在它们有助于自我利益增殖的限度内才有意义，而一旦它们与自我利益发生冲突，那么，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排斥和抛弃。为了谋取自我利益，他们可以像《欧航见闻——一个海员的杂记》中的英国海关人员那样对进入港口的中国船员进行公开的敲诈、勒索。他们先是提出要给中国船只和船员进行“保险”，让中国船员“供给他们临时吃住，并发给他们临时工资”，后来又把中国“船上的厨房当作自己的一样”，在中国船上骗吃骗喝。[48]
对于极端利己主义者来说，为了更好地谋取私利，就一定要占有权力。有了权力，自我才能成为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东西的所有者。但是，在享受权力带来的利益时，他们却拒绝承担义务。更进一步，他们甚至会像《昨天的战争》中拥有百万家财的被俘美军上校约翰逊那样违背自己的承诺。当志愿军团长周天雷审问约翰逊时，他先是声称要忠于自己严守机密的誓言，不向志愿军交代情报。而当周天雷要将他押走时，他担心被送上军事法庭，迅即违背誓言，向志愿军交代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实施艾森豪威尔两栖作战计划的情报。[49]
在孟伟哉等作家看来，约翰逊等人的最大问题既不在于他们的唯利是图，也不在于他们的见利忘义，而在于他们将个人利益看作评判一切事物和行为善恶的标准。由此，尽管他们的行为给他人带来了痛苦、灾难甚至死亡，但是，他们却不将这种损人利己的行为看成“恶”的，而是将其看成“善”的。因而，这种极端的自私行为即使会给无数人带来灭顶之灾而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他们也会一意孤行地将其进行到底。在《纸老虎现形记》中，尽管美国干涉中东国家的内政遭到了伊拉克、黎巴嫩等国家人民的强烈抗议和反抗，但是，为了自己的私利，美国的石油巨头洛克菲勒、钢铁巨头摩根等垄断资本家纷纷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打电话，催促他出兵侵略中东国家。[50]可以说，正是因为洛克菲勒、摩根等垄断资本家的这种利己行为在西方国家“合理合法”，因而，西方国家的极端利己主义者才会有恃无恐、为所欲为。由此，借助洛克菲勒、摩根等疯狂的自私行为，陈白尘等中国作家深刻地展现出，极端利己主义既是西方社会个人道德的问题，也是一种资本主义私有制带来的历史问题。这种极端利己主义的盛行，则是造成西方社会处于“散沙”化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陈白尘、孟伟哉等中国作家的笔下，西方在道德领域除了存在着极端利己主义的问题以外，还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性道德问题。无论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还是在中国当时的革命伦理中，性享乐都不是一件非常光彩的事情。与之相反，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建立在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基础之上的。而个人欲望上的极为贪婪和行为上的极端放纵，则是享乐主义者表现出来的重要特征。在陈白尘、孟伟哉等中国作家看来，这恰恰说明了西方享乐主义者在道德上的低贱和堕落。
享乐主义与利己主义是相辅相成的。在西方社会中，极端利己主义的民众将他人看成自己的竞争对手，在对他人日复一日的防备、排斥中极为焦虑和痛苦，精神上有着强烈的空虚感。于是，他们总是千方百计追求感官的快乐，企图以此化解心理上的焦虑和痛苦，填充精神上的空虚。“美国青年所最关心的不是服务社会，造福人民，而是如何用一切手段来为个人谋求一个舒适的生活。她们的乐趣不是获取知识宝藏，增进文化素养，而是在电视机前、棒球场上、在啤酒会、爵士音乐、美女选拔比赛以至于抢女同学三角裤这种荒唐取闹中来消磨时光。”[51] “到法国看不到莫里哀，在英国看不到莎士比亚，那末在那边大家看什么戏呢？答曰：就看来自大洋彼岸的‘大腿加屁股’！”[52] 在德国，当中国海员向一个德国理发师打听文化宫和图书馆地址的时候，“理发师好像没有听懂。他说你们要玩的话，倒可以介绍几家有名的妓院。又说：‘如果你们想便宜一点，那末马路上、酒吧间和饭店里随处都可以找到暗娼。’至于文化宫，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图书馆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看样子，这里除了美钞和妓女之外，没有再好的东西了”。[53]
即使在战争时期，这些极端利己主义者也会丧失自我控制的能力，全然听凭本能欲望的驱使，去寻求感官刺激和快乐。在孟伟哉的《昨天的战争》中，为了化解战争带来的怠倦或烦闷，有妇之夫范佛里特与一个女上尉勾搭成奸。然而，他对女上尉并没有产生真正的感情。在他眼中，女上尉不过是供他淫乐的对象和工具。因而，在他与女上尉的交往中，他只关注自己的感受，而根本不在意女上尉的感受。在他欲望高涨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可以利用权力让女上尉满足自己；而在他欲望减退的时候，他又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地拥有让女上尉滚开的权力。这种性爱上的机会主义态度和行为，在杨刚《美国札记》中与蓓蒂有性爱关系的三个男人那里也有突出的表现。这三个男人都把蓓蒂当作逃避无聊感和无意义感的替代品。为了自己的感官快乐，他们可以与蓓蒂交往，而一旦蓓蒂陷于生活困境的时候，他们就都离她而去。在杨刚等中国作家看来，这些西方男人的问题不是缺乏道德观，而是存在着道德认知上的偏差。对于这些男人来说，花最少的代价获取最大限度的快乐，就是他们的道德信条。[54]
这些丧失了正常道德认知和判断的享乐主义者是极为可怕的。为了追求感官刺激，他们不仅可以不顾性爱对象的利益而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且会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对他人生命的无情摧残之上。
享乐主义者对感官刺激的不断追求，使他们性兴奋的免疫程度不断提高，正常的性爱形式和内容已经难以使他们获得满足，只有在暴力的刺激下，这些享乐主义者才能获得一种性满足。在战争环境中，西方人这种性暴力的表现更是触目惊心。在《激战无名川》中，“火光中，那个美国军官——太平洋西岸的新型野兽，一眼盯上了康实。那家伙一步一步走近康实，野兽般的眼睛紧盯着她，接着哇啦哇啦一阵狞笑”。这个美国军官希图借助性暴力摧毁朝鲜女子康实的意志，满足自己的性欲，然而，他遭到了康实激烈的反抗。正在相持不下的时候，人民军来了，“这个美国野兽急于要逃命，可是就此罢手又不心甘，于是绝望地笑笑：‘OK！我毁了你这朵金达莱！’说罢拔出匕首，在康实脸上剜了一下”。[55] 这个美国军官在兽性欲望无法得到满足的时候，以报复性伤人的方式来寻求性的发泄。这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美国军官人性中极为卑劣、无耻的一面。
在郑直等中国作家的作品中，美国军官等负面形象的确立不仅在于他们身上所负载着的非无产阶级的政治符号，而且在于他们是传统道德和革命伦理的破坏者。正是因为触犯了传统道德和革命伦理的种种禁忌，他们在政治上的反动之外又增添了一层道德上的淫邪。于是，他们既在政治上是我们凶恶而残忍的敌对者，又在道德上成为令我们鄙视的淫邪丑恶之辈。
在当时的时代，为了建构社会主义道德价值规范，郑直、陈白尘等中国作家推崇利他主义和道德理性，讥讽和批判西方的极端利己主义和享受主义，自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不过，人之所以是人，就在于他既有理性和利他性，又有情欲和利己性。在每个人的生命中，它们相互对立、相互渗透、相互补充，是构成立体的人的重要部分。失去理性、利他性的生命，与自然与野蛮的动物相差无几，而失去情欲和利己性的生命，也与干瘪的木乃伊没有什么区别。这一时期叙述西方道德的作品，其问题在于，它们过分强调了理性和利他性的作用，忽略了情欲和利己性的正当存在，把所有的利己行为当作极端利己主义来看待，将所有的情欲表现当作性放纵来认识。
四、结语
纵观1949—1979年中国作家对西方的想象，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中国作家对于西方的认识与阐释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强势的西方霸权对于中国国家权力的冲击和挤压的回应，其目的是保护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和文化认同。因而，这一时期中国作家建构的西方政治、社会、道德形象往往是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根本导向的。客观地说，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光芒的照射下，一些以前未被充分关注的西方的政治、社会、道德问题被极大地凸显出来。这极大地显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事实上，西方偏狭的自由与民主、不同阶级的矛盾、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等问题都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西方的这些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根本上的解决。然而，即使这样，我们仍然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作家虽然发现了一些西方政治、社会、道德的问题，但在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他们将这些问题放大了。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国作家来说，西方既是政治上的他者，也是社会、道德上的他者。在对西方“他者化”的叙述中，西方与中国在政治、社会、道德上形成了“中优西劣”的对比。这既合乎政府层面对于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需要，也契合中国普通民众以民族主义抵制西方霸权的要求。当然，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说在不同时段和不同题材的西方叙述当中，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体现的程度是一样的。其实，只要回顾一下上文的论述，我们就会发现，抗美援朝时期的作品和抗美援朝题材作品中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表现得最为充分。这说明，现实中的意识形态的逼视一直是这一时期中国作家西方叙述的动力。然而，历史已经证明，无论是强调“西优中劣”，还是强调“中优西劣”，都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的表现。而无论哪一种二元对立思维，都对自我全面认识与了解他者造成重要的消极影响。中国与西方的相互认识与了解，只有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中解脱出来,才能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超越双方视域的局限性，达到较高的境界。
▲原刊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6期
（图片源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注释
1 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
2 陆治成记、张勉整理：《欧航见闻——一个海员的杂记》，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4页。
3 陆治成记、张勉整理：《欧航见闻——一个海员的杂记》，第25页。
4 俞振飞、言慧珠：《访欧散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17页。
5 陈原：《美国式的“自由”》，《红旗》1962年第3—4期。
6 谷埃：《“民主”美国的两幕话剧》，华东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9页。
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127页。
8 郭圣铭：《美国独立战争》，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1页。
9 陈静仪：《去掉奴化、腐化思想》，载《思想总结》，棠棣出版社1950年版，第75页。
10 郭圣铭：《美国独立战争》，第31—33页。
11 袁水拍：《“温和派”艾奇逊升官记》，载《歌颂和诅咒》，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100—101页。
12 朱彤：《美国民主真象》，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第82—83页。
13 长弓：《美国的“民主”与“自由”》，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版，第49页。
14 纪隆、思慕等：《腐朽透顶的美帝国主义》，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49页。
15 公木：《忌讳》，载《强盗们的悲哀》，上海文化出版社1958年版，第87页。
16 袁水拍：《黑暗的审判——为抗议美政府非法审讯11位美国共产党领袖而作》，载《歌颂和诅咒》，第122页。
17 蔡其矫：《罗森堡夫妇》，载《回声集》，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58页。
18 邹狄帆：《西方的“自由”》，载《强盗们的悲哀》，第18页。
19 袁水拍：《杜鲁门的“和平时期的预算”》，载《歌颂和诅咒》，第95页。
20 袁水拍：《美国招兵要打仗》，载《歌颂和诅咒》，第91—92页。
21 孟伟哉：《昨天的战争》，第一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512页。
22 马克思：《资本论》，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4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1页。
24 宣学经：《驳“资本主义制度优越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页。
25 纪隆、思慕等：《腐朽透顶的美帝国主义》，第16页。
26 陆治成记、张勉整理：《欧航见闻——一个海员的杂记》，第4页。
27 陈领秀、张企恭：《墨西哥见闻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160页。
28 谷埃：《“民主”美国的两幕话剧》，第19页。
29 谷埃：《“民主”美国的两幕话剧》，第9页。
30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11页。
31 谷埃：《“民主”美国的两幕话剧》，第20—21页。
32 谷埃：《“民主”美国的两幕话剧》，第21页。
33 袁水拍：《没有歌唱自由的“民主”国家》，载《歌颂和诅咒》，第112—115页。
34 纪隆、思慕等：《腐朽透顶的美帝国主义》，第44页。
35 贺祥麟：《再会了，美国！》，五十年代出版社1951年版，第25—26页。
36 袁水拍：《没有歌唱自由的“民主”国家》，第115页。
37 袁水拍：《没有歌唱自由的“民主”国家》，第113页。
38 田遨：《帝国主义的三大矛盾》，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页。
39 俞振飞、言慧珠：《访欧散记》，第67页。
40 贺祥麟：《再会了，美国！》，第58页。
41 纪隆、思慕等：《腐朽透顶的美帝国主义》，第15页。
42 臧克家：《和平是不需要入境证的》，载《臧克家文集》，第2卷诗2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88页。
43 陆治成记、张勉整理：《欧航见闻——一个海员的杂记》，第27页。
44 孟伟哉：《昨天的战争》，第178页。
45 俞振飞、言慧珠：《访欧散记》，第56页。
46 马克思：《资本论》，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3页。
47 俞振飞、言慧珠：《访欧散记》，第96—99页。
48 陆治成记、张勉整理：《欧航见闻——一个海员的杂记》，第25页。
49 孟伟哉：《昨天的战争》，第一部，第520—521页。
50 陈白尘：《纸老虎现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2—13页。
51 纪隆、思慕等：《腐朽透顶的美帝国主义》，第77页。
52 俞振飞、言慧珠：《访欧散记》，第3页。
53 陆治成记、张勉整理：《欧航见闻——一个海员的杂记》，第2页。
54 杨刚：《美国札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0—61页。此书最初由世界知识出版社1951年出版。
55 郑直：《激战无名川》，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90页。
编辑：梁钰妍
校对：李嘉君
审核：陈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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