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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法官一年能办多少案子?1600件!

2017-11-26 法律人那些事

来源:南方日报 转自:民事审判参考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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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按:这两天网上纷传某地法院人均办案一千多,现刊发南方日报旧文一篇,以资参考。

来源:南方日报

记者:刘冠南


    1600件!这是东莞市基层法院民庭法官刘晓宇给出的答案。

      在广东省东莞市的基层法院,中国法官的办案数已经高到了让全世界都咋舌的地步。一个民庭法官一年审结1600件案子,就算全年无休,他每天不吃不睡也要结案4.3件!香港大学法学院一位教授听说此事后惊呼,难道这位法官是机器人么?

      在堪称全中国最忙的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法官每天至少开四五个庭,马不停蹄地审判、调解、接访,像个陀螺一样永远转个不停,甚至每年都有女法官因工作太累而流产。该法院院长陈斯对南方日报记者说,“坦白跟你讲,我们的法官,没有一点奉献精神,是不可能完成审判任务的”。

     ○在堪称全中国最忙的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法官每天至少开四五个庭,马不停蹄地审判、调解、接访,甚至每年都有女法官因工作太累而流产。

     ○案件审限像是紧箍咒,如果系统亮了红灯,就说明案子必须在一两天内结案,否则系统就会自动上锁黑屏,到时你能做的,只有去院长办公室做检讨。

     ○外人看这个职业很体面,但是辛苦自知。年轻法官们都戏言,结婚生孩子一定要在提助审之前,不然忙起来没法要孩子。

     ○案多人少现象不仅出现在东莞基层法院,这也是珠三角地区法院的普遍现象。在社会上提起法官,有人送上鲜花锦旗,也有人扔去鸡蛋石头,更有人说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

      法官到底是什么?人们对法官的真实了解有多少?其中有多少误解,又有多少谣传?法官究竟是公务员,还是“干警”或者“官”?

    近期,法官上访、法官落马、法官自杀、法官没挡住“赵作海”冤案……有关法官的各色新闻不绝于耳,更是将法官这个职业推到风口浪尖。

    “法官不是圣洁的天才加英雄”;但他们却“三高一低”(学历高、风险高、负荷高,工资低)。当法官自认为太辛苦,但被人质疑时,法官情何以堪?南方日报记者为此深入基层法院调查,还原一个真实的基层法官生态。


立案大厅像银行,竟有“叫号机”


   “是否案多人少,看看法院的门口就知道。”在东莞第一法院寮步法庭的立案大厅,记者看到,这里就像银行的营业厅一样,有六七个窗口同时在立案,大厅里甚至还有一个“叫号机”。与银行不同的,只是人头攒动中,立案窗口前没有防护玻璃而已。

      广东东莞市的基层法院,堪称全中国最忙法院。其中的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又堪称忙中之最。这里的法官们戏言,自己不是“坐堂审案”,而是在“跑步办案”。

在这个派出法庭的辖区,有着众多的民营企业,它们是东莞市轻工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相对应的,这里的流动人口也异常之多。此前,一直按照常住人口的数量来配置法官的人数。如今,即使近年已经争取到了小部分法官编制,人手还是奇缺。由此,一批高学历又风华正茂的80后法官,在此挑起了大梁。


案件审限像紧箍咒,系统亮红灯就要做检讨


      民庭法官刘晓宇去年被评为“办案标兵”,他1980年出生,广东商学院法学院毕业。2003年进入法院当书记员,2006起担任助理审判员。2009年,他审结了1600多个案件。在许多法官眼中,这是天文数字,足足抵得上全国许多法院一个法庭的全年办案数。但刘晓宇的办案数在其任职的法院也只能排名第三。

      刘晓宇打开电脑给记者看他的电子审判管理系统,只见密密麻麻的开庭排期,从这个月月初排到了下个月。“案件审限像是紧箍咒,如果系统亮了红灯,就说明案子必须在一两天内结案,否则系统就会自动上锁黑屏,到时你能做的,只有去院长办公室做检讨”。

     “多的时候一天要开六七个庭,像陀螺一样转”。在刘晓宇看来,不是自己高尚、能力超凡,而是东莞的案件实在太多,法官人手实在有限。为了尽快解决当事人的纠纷和诉讼,法官只有加班,再加班。

    “经常晚上写判决书,一加班就是2个小时”。刘晓宇说,每年4月份以后,他手头的案子就多到必须要每周周六加班完成。他的妻子在广州检察系统上班,两人平时都很忙,只有周末见面,最忙的时候,妻子周末来法院帮自己归档案卷。“我同学不理解我为啥这么忙,说哪有端个铁饭碗还像你这么累的?你干得不像是公务员!”


“最怕当事人胡闹,那种压力难以招架”


      东莞第一法院,“办案冠军”是南城法庭的卢建文法官———一年结案1924件!这个数字在全世界的法官听来都像是一个神话,而更让记者想不到的是,这位女法官的工作岗位还是执行组。众所周知,“执行难”是全中国法院普遍存在的待解难题,执行法官最累、也最容易遭到上访。

     记者眼前的卢建文并不是三头六臂,她29岁,戴着眼镜面容清秀,一笑就现出酒窝,看起来很阳光,又有亲和力。卢建文2001年华南师范大学政法系毕业,在法院工作已经9年。

    “这个办案数是团队的功劳,不是我一个人的”。卢建文说,1924件案子里还包含有劳动争议、金融纠纷和房地产案件的系列案。但是记者经过核实发现,除去系列案,卢建文2009年的结案数也达到1300件。每天要查被执行人的财产,抓老赖,写法律文书……卢建文坦言,自己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都异常大。

  “最怕当事人胡闹,那种压力难以招架。”卢建文举例说,去年有一个执行案子,案卷都还没有移交到自己手上,当事人的电话就打到办公室里来了,开口就说,“我怀疑你收对方的好处了”。卢建文莫名其妙,结果对方继续用雷人话语说,“因为你姓卢,他姓林,你们肯定是一伙的……你赶快把案子办了,不然投诉你”。卢建文说,像这种让人抓狂的当事人,每个基层法官都会碰到,遇到当事人投诉,法院的要求是来信必访,因此应付投诉或者是去政法委汇报等,又要占用法官很多宝贵的时间。


“老公怕我单独带孩子,因为我脾气大”


     卢建文的领导袁浩权告诉记者,去年卢建文老公出了车祸,脚骨折了。当时正值清案的关键阶段,卢建文在法院加班,都没有让她放假前去照顾。为此,袁浩权觉得很是愧疚。

      除去法官这一职业角色,卢建文有其他普通人的社会角色,她是一个4岁孩子的母亲。她的时间除了要分给众多“嗷嗷待哺”的当事人,还属于自家的老人孩子,她要照顾家庭。记者请卢建文讲述了她一天的作息安排:

每天6点半起床,忙一家人的早饭,7点叫醒孩子,7点45分送孩子去幼儿园,8点半到办公室开电脑,从此与案件相关的各种事情就扑面而来,忙得像打仗一样。加完班回家后,照顾老人小孩,一直到晚上十一二点睡觉。“现在孩子小、很调皮,我这做母亲的却少有时间陪孩子。我老公甚至都怕我单独跟孩子在一起,因为我脾气大,他怕我生气之后体罚孩子。”说到家人,卢建文真情流露。


“精神压力太大,女法官不能怀孕”


     东莞第一法院院长陈斯,有21年法官工龄。他向记者回忆说,10多年前,他一年审结30多个案件(判决文书还要手写),就可以被评为办案标兵。时间再拉近几年,他一年审结100个案子,也被评为办案标兵。但如今,一年结案不超过1000件,根本连“先进”都算不上。

     “  80后的年轻法官,他们是生力军!我看好他们这一代。我们这代人,讲求的是集体的荣誉与奉献。他们同样讲奉献,还追求个人的荣誉,这会有益于法院的进步发展”。陈斯说。至于案多人少,则涉及很多深层次原因,由于行政公权力很强势,在资源整合分配上,法官的收入低,但是工作量大。如今,东莞已经采取了办法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但还是要弘扬先进的法院文化,让法官有奉献精神。 “外人看这个职业很体面,但是辛苦自知,每年都有女法官因工作太累而流产。女同志之间互相了解,有的女法官因为精神压力太大而不能怀孕。年轻法官们都戏言,结婚生孩子一定要在提助审之前,不然忙起来没法要孩子。”采访中,东莞两级法院的调研室工作人员都这样告诉记者。

记者随机在法院采访了一名姓叶的女法官,她证实说确实如此,幸亏自己要孩子早,不过即使这样,一次在和女儿聊天时,她才从女儿谈话中醒悟到,自己一年只去小学接送过2次孩子。

     在全广东省、甚至全国最忙的法院,法官群像就是如此。据称,东莞中院曾经以问卷方式调研东莞基层法院80名法官,很多法官说着说着,眼泪都掉下来了。


基层法庭“临时工法官”数量占三成


      采访中,那些同样在法院忙得团团转,却没有编制、一年只固定拿2万多元收入的“临时工法官”引起记者注意。29岁的法庭聘用人员陈树标,论学历,他是四川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论资历,他从2002年1月起进入法院工作,至今已有8年。2009年,陈树标辅助完成的执行案件也有600多件,但工资固定为每月2000元。

      这样一个工作8年的法律系本科生,记者问陈树标,有没有心理落差?陈树标说:“家里还给我一些钱,所以我感觉还好,工作努力、领导也都看在眼里,而且也有一些比如报考法警的机会,可以解决编制问题。”据了解,在基层法院的基层法庭,“临时工法官”的数量,占全体员工的1/3,其工作量也绝对不容忽视。


法院案多人少,在珠三角很普遍


      面对让人咋舌的案件数量,广东怎么破解这道难题?

      广东高院常务副院长陈华杰告诉记者,案多人少现象不仅是在东莞法院,这也是珠三角地区法院的普遍现象。

面对难题,陈华杰说,法院重点做五项工作,概括起来就是“三加两减”:一是加人,不管是编制内、还是编制外,尽最大可能充实办案力量;二是加班,面对堆积如山的案卷,珠三角地区法官基本上从3月份开始到年末,每周至少要加3天以上的班(按每天工作8小时算);三是加“油”,案件数量多,新类型案件也多,在法律知识飞速更新的情况下,不及时充电,根本赶不上新形势;四是“减案”,减案不是不要案件,而是通过进一步完善诉调对接机制,能调则调、调解优先,让更多的案件通过调解结案,在源头上减少案件进入诉讼程序;五是减负,通过弘扬法院文化、开展心理辅导等方式,激发他们的历史责任感、荣誉感,让这些年轻的法官能够尽可能轻装上阵。

○法官心里话

不能办错案子查封财产要小心

记者:办这么多案子,能承受得了么?

卢建文(东莞南城法庭法官):我现在有看心理医生。我可以向医生寻求方法,减轻压力,尽量放松自己。案件的审限非常严格,像念紧箍咒一样,催着我赶紧把案子办完。半夜睡觉的时候,都会想起案子的情况而失眠。经常会害怕接电话,有的当事人甚至半夜三更打电话来问我,你什么时候把案子结了?


记者:当法官有怎样的风险?


卢建文:首先案子你不能办错,查封财产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慎重。其次,几乎每个法官都会遇到威胁。总有当事人为了自己的私利,拿你的性命相威胁,别说我自己怕不怕,家人都很害怕,尤其是孩子还小。

最累的时候,我想过辞职。就觉得自己不行了,撑不住了。


记者:后来为什么没有辞职呢?


卢建文:但是第二天睁开眼睛,想起哪个案子还没有着落,想起当事人渴望法律帮助,就又打消了放弃的念头。

记者:是什么支撑你从事法官这个职业呢?

卢建文:遇到很难缠的案子,但是经过自己的努力把案子解决了,就会很有成就感。作为一名职业法官,最幸福和满足的时刻,就是帮助当事人拿到钱,他们由衷对你说“谢谢”的时候。

○基层生态案件多、工作压力大;群众期望高、心理压力大;平衡关系、息诉压力大基层法院定期请心理医生

有西方学者曾说:“世界上如果有完人的话,那一定是法官”。对法官这一职业的期许,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期望虽如此,但是法官毕竟也是人,他们也有困惑。中国式法官有“三大压力”:案件多、工作压力大;群众期望高、心理压力大;还有一种无形压力,夹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和隐形的上级之间,要平衡、要息诉的压力。

有资料显示,一线法官的工作量是普通公务员的四倍。法院是社会矛盾集中的地方,各种利益主体,各种法律关系,各种冲突纠纷,在其他解决手段无法奏效的情况下,寻求通过诉讼手段使纠纷得到解决。由于我国目前正处在一个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各种新问题、新矛盾源源不断地集中到法院来。从人性化的一面关注法官,就是关注排解的正常渠道不要被堵住。


心理健康谁来关注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东莞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法院,都会定期请心理医生,到法院来举办讲座,或者为法官联系心理健康工作室,缓解和释放他们的压力。

其他公务员面对的是部门和政府,但是法官面对的是个人,很多还是有怨气的个人,要详细向个人解释。卢建文法官说,这世界上最麻烦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法官天天都沉溺在人与人的矛盾之中。经常面对不诚信、争来争去的人,经常直面社会的阴暗面。

      法官动辄会遭遇人身安全方面的威胁,而且还有上级的压力,最怕的是当事人通过信访,找到领导批示,然后自己还要回复领导,要写报告。此外,法官的配置和装备也是维护法治的必要保障,法官很明显的体会就是,有法警出去办案,案子会顺利许多。如果自己穿着法官服去执行,经常会遇到抗法。


低工资亟待提高


       重压之下,法官们的薪酬有多少呢?

      东莞基层民庭法官刘晓宇告诉记者,他2009年的收入顶多7万元,这其中除了工资,还包括了年终奖等所有奖励。比如办案标兵,奖励3000元,但在其法院只有办案数排前3名的才能被评为标兵,刘晓宇是第3名。

      东莞南城法庭法官卢建文的工作年限是9年,因工作出色,她2009年9月被提升为派出法庭的副庭长,政治待遇是副科级,这在基层法院法官里面已经是很高的政治待遇了。卢建文说提升之前,月工资为1906.47元,补贴3500元;提升之后月工资为2400多元,补贴为3800元。“阳光工资,是什么级别拿多少钱,大家都一样。”卢建文说,至于年终被评为标兵或者能手,奖金也要拿来请大家吃饭,因为是集体和团队的功劳。

    “法官不是圣洁的天才加英雄,他们并不神奇,不会不受自我利益的牵引”。学者就此认为,亟待提高中国基层法官的工资待遇水平。在许多国家,往往是法官的地位也代表着法律的地位,法官的尊严某种意义上也代表着法律的尊严。

       给法官合理的高待遇是一个国家实现法治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法官必须要超脱,除讲课或著书立说以外,不能有其他营利性收入,不能过多地介入社会生活。所以国家必须给法官必要的待遇,不能让他们因为维持正常生计而寻求其他谋生手段,不必为维持基本生活而烦恼,否则极容易滋生腐败。


解决纠纷难倒法官


      法官在老百姓心中形象如何?法官自己的评价认为,有的老百姓是单纯崇敬法官,有的人则为了一点私利,会威胁法官,阻挠执法。

      法官要坚守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我国法院与西方一样是裁判制。按理说,法官依法定案之后,工作就结束了。但是,“中国式”法官还额外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努力使当事人服判息诉。服判息诉率是一项考核指标,也就是说,让当事人服判成了法官的责任。但是,判决结果,不可能双方都满意。很多时候是双方都不满意。

      有法官对记者说,办案难,有时不是难在对法律的理解能力,而是有些时候要注意用政治手法来平衡。当维稳的压力落到了法官的头上,当“法官=纠纷的最终解决者”的时候,已经完全超出了法官这一职业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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