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阳竹纸，从指尖到纸间的传承！
今天
我们继续走进“一张纸”
富 阳
真伪？
王羲之居然在竹纸上写字
什么是纸？纸从“糸（sī）”，意为丝絮为之；纸又从“氐”，意为平滑如砥。《说文解字》中说，纸就是“于水中击絮也”。也就是说，把植物纤维在水中捣碎、捣烂，然后晒干，就成了纸。
做纸的材料有很多，比如《后汉书》中说，“（蔡伦）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宋人苏易简在《文房四谱》中的记述就更多了，“蜀中多以麻为纸，有玉屑、屑骨之号。江浙间多以嫩竹为纸，北土以桑皮为纸，剡溪以藤为纸，海人以苔为纸，浙人以麦茎、稻秆为之者脆薄焉，以麦藁、油藤为之者尤佳”。
相传，王羲之和王献之两父子就喜欢在竹纸上写字。南宋赵希鹄在《洞天清禄集》中称：“若二王真迹，多是会稽竖纹竹纸。盖东晋南渡后，难得北纸。又右军父子多在会稽故也。”有人说，王羲之的《雨后帖》及其子王献之的《中秋帖》，二帖均为竹纸。但也有人说，这两幅字帖其实都是北宋后的摹品或伪品。
晋代的时候，最有名的应该是左伯纸。出生于山东东莱的书法家兼造纸人左伯造出了著名的“左伯纸”，以至于当时流传着“张芝笔、左伯纸、韦诞墨”为“天下三绝”的说法。不过，有专家考证，“左伯纸”应该是以麻为原料的。
从实物来讲，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竹纸，应该是在日本收藏的中国南北朝时期所造的竹纤维纸。南朝梁萧子良在一封书信中谈道：“张茂做箈纸，王右军用张永义纸，取其流利，便于行笔。”按郑玄注“箈，箭萌”，郭璞注“萌，笋属也”。所以说，“箈纸”即用嫩竹造的纸。由此看来，王羲之用竹纸写字也是有可能的。
在唐朝的时候，浙江就已经是纸的主要产地之一。根据《元和郡县图志》《新唐书·地理志》《通典》等史料记载，唐代全国生产贡纸者共11州（郡），其中浙江就占了杭州、越州、婺州、衢州4州。富阳所产的上细黄白状纸，即为当时纸中精品。
不过那时候，浙江所产的主要还是藤纸。藤纸出现的年代其实很早了。东晋咸安年间（371年—372年），余杭县令范宁以“土纸不可以作文书，皆令用藤角纸”作为地方公文用纸要求。到了唐代，有“纸之妙者，越之剡藤”之誉。据《旧唐书》记载，唐代名相杜暹离任婺州参军时，“州吏以纸万余张以赠之，暹惟受一百，余悉还之”，时人称“百纸参军”以彰其廉。
当时，浙江藤纸的产量十分可观，但是大规模的伐藤造纸给当地的生态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与麻、竹、楮等造纸原料相比，藤的生长期更长，资源十分有限。唐代东阳籍进士舒元舆见剡溪两岸众多古藤“方春且有死色”，迷惑不解，当地人告诉他说，“溪中多纸工，刀斧斩伐无时，辟剥肌肤，以供其业”。于是，舒元舆特地写了一篇《悲剡溪古藤文》，呼吁人们珍惜纸张，否则“虽举天下为剡溪，犹不足给”“恐日后不复有藤生于剡矣”。
杭州生产的藤纸也十分有名。《咸淳临安志》中说道：“按旧志云，余杭由拳村出藤纸，省札用之。富阳有小井纸，赤亭山有赤亭纸。”不过据唐人李之仪在《姑溪居士文集》中记述，由拳村的藤纸在制作过程中，“其料或杂，而吴人多参以竹筋，故色下而韵伪劣”。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纸工已经在原料中添加竹纤维了。
唐代用竹子造纸，在其他史料中也有记载。唐人段公路在《北户录》中也提到了一种“竹膜纸”，崔龟图在其后注释为“睦州出之”。睦州也就是今天的建德。近期，有专业机构对散落在世界各地的24件唐代敦煌遗书进行检测，发现竹纸两件，竹皮混合材料的一件，或为明证。
但是即使在唐代，竹纸仍然只是一种小众的产品。因为它的纤维很难完全打碎，所以制作出来的纸比较脆，柔韧性不够，容易破裂，且不易吸墨。《文房四谱》中就说：“江浙间有以嫩竹为纸。如作密书，无人敢拆发之，盖随手便裂，不复粘也。”这倒挺适合情报部门传递消息用。
其实也一直到北宋中期，竹纸才真正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历史舞台。
告急！
司马光都用不起藤纸了
到了北宋的时候，传出来两个消息。一个坏消息，一个好消息。
坏消息是，剡溪的古藤快要被砍完了。也就是说，舒元舆担心的事情，终于成为了现实。藤纸的需求量实在是太大了。藤纸的品质很高，宋人孙因在《越问·越纸》中有“光色透于金版”“性不蠹而耐久”的评价。苏东坡也曾有诗云：“溪石琢马肝，剡藤开玉版。嘘嘘云雾出，奕奕龙蛇绾。”藤纸名闻天下，各地的需求量很大，由拳村在北宋的时候，每年依“纸式”要造5万番上供朝廷。
需求量大了，身价自然高了。南宋人廖刚说：“南亩之民，转而为纸工者，十且四五，东南之俗为尤甚焉。盖厚利所在，惰农不劝而趋。”作为原料的古藤因此遭到了乱砍滥伐而不断减少，最终致使造纸原料枯竭。到南宋嘉泰年间（1201年—1204年），作为滕纸主产地的剡县就只能产少量剡藤纸了。至明弘治年间（1488年—1505年），《嵊县志》载：“今莫有传技者。”
产量的减少，身价自然高了。买不起了怎么办？废纸二次利用呗。
明人张萱在其《疑耀》中写道：“每见宋版书，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印以行。如《治平类篇》一部四十卷，皆元符二年及崇宁五年公私文牍启之故纸也。”清代藏书家黄丕烈在其《士礼居藏书题跋续编》中也说道：“宋本每页纸背大半有字迹，盖宋时废纸多值钱也。此词用废纸刷印，审是册籍，偶阅之，知是宋时收粮档案，故有更几石、需几石，下注秀才进士官户等字，又有县丞提举乡司等字，户籍官衔可考见。”
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用的就是废纸——先用淡墨将原来的字迹涂掉，晾干后再写书稿。宋人叶釐的《爱日斋丛抄》中也记载道：“王沂公以简纸数轴送人，皆他人书简后截下纸。晏元献公凡书简首尾空纸，皆手剪熨，置几案，以备用。”王沂公就是王曾，他状元及第入仕后，官至宰相，封沂国公。晏元献即晏殊，亦官至宰相。
看看，宰相都用不起纸了。再这样下去，无纸化办公可能会提前1000年实现。
好消息是，“竹纤维很难完全打碎”这个世界性难题被两浙一带的工匠给攻克了。这在造纸史上是革命性的事件。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用藤皮、楮树皮来造纸？因为这些韧皮类原料纤维多而木质素少，竹子恰恰相反，纤维较少而木质素比例较高。造纸的本质，就是脱除木质素和分散纤维。所以麻、藤之类的原材料更容易造纸。
解决了用竹造纸的技术难题，这中国古代造纸史上的一大进步，有人甚至将其誉为中国造纸史上的新纪元。
据专家分析，所谓的技术突破，可能就是在制作过程中添加了一种“纸药”。纸药又叫滑水，其实就是一种植物黏液，可以使纸浆中的纤维悬浮，均匀分散，保证抄出来的纸张均匀；也可以防止抄出来的纸页间相互粘连，压榨去水后可以一张张分揭开来。现存文献最早记载纸药的是南宋周密的《癸辛杂识》：“凡撩纸，必采用黄蜀葵梗叶，新捣，方可撩，无则不可以揭纸。”
竹纸来得很及时，它正好填补了由于藤纸的短缺而造成的市场空缺。当市场上大量出现竹纸的时候，有些人就一下子不习惯了。比如苏东坡，他在《东坡志林》中就说：“昔人以海苔为纸，今无复有；今人以竹制纸，亦古所未有。”他还以为竹纸是宋代才开始有的新鲜玩意儿呢。
代言，
王安石就是这样专一的汉子
竹纸技术的革新，给富阳带来了财运。
富阳什么最多？竹子呀！富阳是浙江省内第二大竹乡，漫山遍野噗噗啦啦的全是竹子。
所以很快，富阳就成为全国竹纸生产的中心之一。2008年在富阳泗洲发现的宋代以造竹纸为主的官办造纸工场遗址，就是很好的证明。泗洲造纸作坊始建于宋太宗、真宗年间，也正是在那个时期，富阳竹纸被选为朝廷贡品，列为“御用文书纸”。宋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富阳竹纸以“制作精良，品质精粹，光滑不蠹，洁白莹润”而被誉为“纸中上品”，名扬天下，并成为“锦夹奏章”和科举试卷用纸。
南宋陈槱在《负暄野录》中说道：“吴人取越竹，以梅天水淋，晾令稍干，反复硾之，使浮茸去尽，筋骨莹澈，是谓舂膏，其色如蜡。若以佳墨作字，其光可鉴。故吴笺近出，而遂与蜀产抗衡。”
越竹是做纸的原材料。南宋宁宗朝编撰的《嘉泰会稽志》记载：“会稽之竹，其美如此，今为纸者，乃自是一种，收于笋长甚成竹时，乃可用，民家或赖以致饶。”又说：“曰淡竹、曰劫竹，今会稽煮以为纸者，皆此竹也。苦竹亦可为纸，但堪作寓钱耳。”
南宋陈槱在其《论纸品》中明确指出越纸：“古称剡藤，本以越溪为胜。今越之竹纸甲于他处。”
宋代书法家薛道祖赞越纸曰：“越竹滑如苔，更须加万杵。自封翰墨卿，一书当千户。”
《嘉泰会稽志》记载：“然今独竹纸名天下，他方效之，莫能仿佛，遂掩藤纸矣。”竹纸能够迅速占领市场，除了它本身的价廉物美外，和王安石的推广也是分不开的。
据说，王安石对小竹纸十分钟情，生平只用小竹纸一种。在他的带动下，当时很多备考的学子、诗人也都喜欢上了竹纸。王安石有个好朋友叫谢景温，是富阳人。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谢景温不仅是王安石变法的拥趸，他还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为妻。有这位来自“竹纸之乡”富阳的亲家和好友，王安石用起纸来，估计就不用像司马光这样缩手缩脚了。
谢景温还有一个好朋友，叫米芾。米芾是北宋著名的书画家，也是用纸的大户。可能受谢景温的影响，米芾50岁的时候开始用竹纸写字画画，然后就不小心爱上了它。
米芾曾经说过：“余尝硾越竹，光滑如金版，在油拳上短截作轴，入笈番覆，一日数十张，学书作诗寄薛绍彭、刘泾。”他寄给薛绍彭的信，是这样写的——“越筠万杵如金版，安用杭油与池茧。高压巴郡乌丝栏，平欺泽国清华练。”杭油指的就是杭州由拳村的藤纸。
作为中国历史上顶尖的书画家，米芾对纸是非常敏感的。他曾经写过一篇《评纸帖》，其中他这样写道：“越筠一万杵，在油拳上，紧薄可爱，余年五十，始作此纸，谓之金版也。”
北宋竹纸制作多不采用漂白工序，所以制作出来的纸颜色微黄，故又称作“黄纸”，或者像米芾这样给它取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金版纸”。
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米芾《盛制诗》及《寒光帖》，用的是掺有竹料的楮皮纸，纸浆中含竹料较多。米芾的另两幅字帖《公议帖》和《新思帖》则是竹麻配抄。
其实在当时，用竹和其他原料搭配的做法，也是很普遍的。苏州瑞光寺塔出土的北宋天禧元年（1017年）《陀罗尼经》卷经，其用纸就是桑竹配抄。
牛人，
董邦达十件元书考进士
元书纸是富阳竹纸中的佼佼者。
据传，元书纸始于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是由时任富阳知县李扶研发的。李扶字持国，建州松溪（今福建省松溪县）人。宋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年）进士。据《宋诗纪事小传补正》卷三载，他曾任兴国军永兴（今湖北省阳新县）县丞，摄大冶县（今湖北省大冶县）事，在任期间“招抚流散，安集田里，百姓晏然”，政绩显著，口碑良好。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调任富阳知县。
李扶的家乡建州松溪县，也是著名的竹纸产区。李扶到富阳后，利用富阳盛产毛竹的优势，雇请建州纸工，抄造竹纸。但几经试制，终因富阳竹纸脆软疏松，纸面毛茸，不堪印书。但可供国子监生起草文稿和练习书法之用，故称其纸为“元书纸”。“元书”有文章、书法草稿之意。不过后来，在富阳纸工的不断改进之后，元书纸终于成为质地洁白、帘纹细密、光滑坚韧、手扣有声、闻有清香的竹纸中的“上上佳品”，成为可供印书的纸张。
还有一种说法，宋朝皇帝元祭时用以书写祭文，故称为元书纸。因为元书纸最初的用途是供国子监生起草文稿和练习书法之用的，所以在当时的文人圈里有这样一句话，“京都状元富阳纸，十件元书考进士”。
一件元书纸是1000张，十件元书纸就是10000张。这句话应该是类似于“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这样的心灵鸡汤，只要你多写多练，积累到一定程度了，终有考中进士的一天。可是没有想到，在清朝的时候，还真的有一个人，照着这句话做了，最终还真考取了进士，走上了人生的巅峰。
这个牛人就是董邦达。董邦达是富阳人，出身孤微，家庭贫困，父亲是农民，一家人常以麦皮、米糠充饥。董邦达五六岁时跟祖父读书写字，七岁入私塾，到十一岁就能写出通顺的文章了。可惜那个时候，连年天灾，家里穷得揭不开锅。迫于生计，他不得不退学，帮着父亲种田。但他仍利用农闲时间苦读。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十七岁的董邦达以优异成绩考中秀才。不久，补为廪贡生。以后的十年，他跑到壶源溪流域教书为生。
“闲庭春鸟数相呼，又见先生教旧徒。白酒只堪浇块垒，青巾终不老头颅。欣看空际云飞去，笑问穷途梦觉无？坐对好山为写照，雨中试学米於菟。”（《壶源山题壁》·董邦达）
董邦达一生与富阳竹纸相伴，他的很多书画作品都是在元书纸上完成的。他和儿子董诰都是当时的书画名家，董邦达和董源、董其昌并称为中国书画史上的“三董”。在他们的影响下，元书纸成为文房四宝中的宠儿，当时有“富阳一张纸，行销十八省”的说法。据说，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所用的纸张也产自富阳。
一千多年来，富阳始终站在手工造纸行业的C位。即使在手工造纸式微的今天，仍然有一群“守艺人”，坚守着老祖宗传下来的技术，继续书写着竹纸的历史。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汤书昆教授主编的《中国手工纸文库·浙江卷》，总共三卷，两卷讲的是富阳。难怪，《浙江之纸业》中说，“说纸，必说富阳纸”。
来源：吴刚强/文 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怡 虞方亮 王军 赵启航 王京辰 徐宵虹） 富阳旅游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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