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和艺术的那些“勾当”
安东·莱温斯基（Anton Lavinsky）《战舰波将金号》宣传海报，平版印刷，1925年
为了混口饭吃？
如果要深究艺术与政治是什么时候开始产生联系的，恐怕很难说出一个确切的时间。然而可以明确的是，历史上为政治服务的艺术家屡见不鲜，我们可以很轻易地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找出一个被称作“御用画师”的群体。
提到御用画师，大部分人最先想到的都是雅克·路易·大卫。作为古典主义的代表画家，大卫同时也是拿破仑一世的御用画师。
在为拿破仑服务之前，大卫曾加入雅各宾派，并在激烈的党派斗争中两次入狱。而在党派核心领导人马拉遇刺身亡后，他怀着悲愤之情创作了《马拉之死》，也因此而被人们所熟知。可以说，大卫既是一位画家，也是一位政治家。
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同样有一位知名的宫廷画师——郎世宁。作为一名意大利的传教士，郎世宁原本是为了传教而进入中国。谁知康熙竟无视了他的这一初衷，反而看中了他的绘画技巧，任命他为宫廷画师，而他这一画便画了康、雍、乾三代。
实际上，尽管从作品来看，御用画师仿佛是为政治权力进行宣传，然而人们却难免猜测他们的初衷。也许更多的画家只是为了找一份工作，从而让自己的生活不必那么拮据。
权力之剑与艺术之花
历史的经验似乎告诉我们，政治约束和艺术繁荣经常处在一种此消彼长的状态当中，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艺术。譬如产生了无数艺术巨匠的文艺复兴时期，正是中世纪黑暗政治造就的闪光时代。
这当中确实不无道理，在政治高压的状态下，艺术创作仿佛更容易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而只有当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人们开始反思自我、追求思想的自由时，艺术才有了发展的余地。
但这似乎又不是有规律可偱的。曾经被外界看作是没有灵魂、像木桶一般封闭的前苏联，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缺乏艺术自发性的国度。
列宾《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苏里科夫《近卫军临刑的早晨》
然而近年来人们却发现，前苏联的艺术家们依然具有创作的激情。他们并不总是服务于政治目的，他们的许多创作都可以担得起“先锋”二字。
这样看来，艺术又好像与政治保持着一种疏离的关系。它们既相互影响，又相互独立，让人很难判断孰是孰非。
当代艺术的边缘化
当代艺术的出现好像在昭示着它与政治之间明确的界限。这似乎很容易解释：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当代艺术所表达的含义，因而与其用它来传达政治思想，倒不如直接将宣传标语写在目所能及的地方来得方便。
达明安·赫斯特《生者对死者无动于衷》，1991年
除了这种客观的“被划清界限”，当代艺术家的主动边缘化同样也加速了艺术与政治的分割。当代艺术家对于先锋的追求，使得他们走上了反抗和僭越现实的道路，而政治无疑是其中最鲜明的元素之一。
草间弥生《白色28号》，1960年
随着这种趋势的发展，艺术似乎最终与政治撇清了关系。然而却导致了另一个结果：艺术好像被关进了象牙塔，成为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遥远星辰。越来越少的人关注艺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艺术是阳春白雪，艺术作品成为了一小部分人自娱自乐的产物。
很久以前，人们认为艺术不应被政治约束，它应该是自由的代表。而现在，当艺术真的代表自由的时候，当初叫嚣的那些人却因不懂而发不出声音。艺术与政治之间应当如何建立平衡，也许还需要时间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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