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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口记忆 | 万阿四:我亲历两次淞沪抗战

文化虹口 2021-11-16


     问:

万奶奶您好,听说您是一位老上海,曾经亲身经历过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亲眼目睹侵华日军的暴行。我们今天特地请您来一起回忆一下当年的战争岁月。您的老家在哪?在战争爆发前您的家乡是什么样的光景?

万阿四,上海人,1928年出生于宝山万家宅。先后目睹两次淞沪抗战,经历过难民营的艰苦生活,也在日资工厂里做过童工,现居住于虹口区东宝兴路。


     万阿四:

我出生于1928年10月,老家在叫作吴泾桥万家宅的地方,我们全村人大多数都姓万,解放以后这个地方改叫吴淞公社泗塘大队第九小队。我们村里有十几户人家,约百人,家家都有老有小,邻里和睦,安安乐乐地过着日子。小时候生活虽然不太富裕,但是大家起码都有饭吃,生活还算平静。我的家里有七口人,奶奶、父母、姐姐、弟妹和我。我们住在祖传下来的老房子里,耕种着十几亩田地,五亩地种稻,稻子收成之后一整年都不怕没有东西吃。还有的地里种着麦子,只要年成还好,我们全家都不愁吃喝。


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后,我们的生活水平直线下降。日本人飞机大炮的炸弹 “哗哗哗” 地从宝山那边自东向西打,打乱了平静的生活,我们日子过不下去了,为了活命只能四处逃难。


     问:

万奶奶,您说的应该是第一次淞沪抗战吧?那时,您5岁了,对战争有印象吗?您看到了些什么?


     万阿四:

1932年1月28日,也就是我5岁的时候。那时已经入冬了,天有些冷,日本人进攻上海。我当时还太小,很多细节记不得了,但是我仍然记得很多日本兵带着枪朝宝山方向逃跑。那些日本兵被中国军队打败了,从宝山乘船回到日本。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因为日本人入侵而日益窘迫,所以我们看到撤退的日本兵时,心里无比愤怒,群众纷纷举起砖头或者烂泥块朝他们扔,以此泄愤。


     问:

五年后第二次淞沪抗战时,您又长大了一些,您记得当时的情形吗?


     万阿四:

是啊,第一次会战打过之后,日本人没有完全得到他们想要的,日本人不死心,所以五年后他们又卷土重来了。我记得“八一三”打仗的时候,日本人又从宝山上岸来打我们中国人了。我当时在宝山的乡下老家里,听到炮声一直从东边往西传来,整日不绝。后来村民们互相转告,宝山的镇上不能去了,日本人就要杀过来了。情急之下,父母赶紧收拾了些必需品就带着我们出逃了。有些没能及时逃走的人家,大多惨死在日本人的屠刀之下了。


为了逃难方便,父母就整理了些生活必需品随身携带,比如父亲带着盐、酱油、麦西(即麦片)和米,奶奶带着一些草头干(即菜干),母亲就拿点单薄的被子以作御寒之用。一路上母亲背着弟弟,姐姐背着妹妹,我就提着碗篮,一家子就这样踏上了逃难之路。一路上满眼所见都是逃难的老百姓,挑着东西,背着小孩。上海整个城市乱糟糟的,人们被大炮打得丢了魂儿,只顾着向市区逃,向着租界逃,渴望能在租界找到避难所。

▲淞沪抗战中,从虹口、杨树浦汹涌而来的难民潮汇集于外白渡桥


我们一家也跟着一路朝西逃,逃了三天三夜,逃到逃不动了,就休息一会儿,然后再逃,再休息,再逃。一直逃到北新泾江桥那边,我们才找到一户人家借住了一晚。当时很多人从宝山逃出,借住在老百姓家。我们在那个好心人家里住了两三晚。我们宝山老家一个认识的亲戚告诉我们租界里有难民所,解放后我才知道那是在延安路陕西路。我们一家人收拾好之后,就准备进租界里的难民所,希望可以从此觅得一片栖身之所。


     问:

您和您的家人是怎么进的难民所?您能为我们讲讲难民所里的情况吗?


     万阿四:

我先说说我们是怎么进的难民所。当时,租界的外围都被铁丝网围着,我们难民为了求生,只得扒开铁丝网,一个个钻进去。我们一家也跟着难民潮,就这么钻进了租界里,找到了当时的难民所。我记得难民所叫作“大千世界”,进去后就不太好出来,只有我父亲会偶尔跑出难民所,想找找亲戚寻另一个出路。我们在这个难民所里大概住了4个多月,这是一段我不忍再想起的痛苦回忆。


难民所里避难的人非常多,一个难民所里就有好几千人。因为人多,难民所里也乱糟糟的。进门处有个像大厅一样的地方,顶着水泥柱子。我们一家被安排在一个地方,七口人大概就分到了大约六尺床面积的住所,我们一家子就睡在地上,把带来的单被和棉花毯铺在地上,就凑合着睡了。难民所每天两顿饭,中午十点,下午四点,两个时段发饭吃。当时我不知道,后来我才了解到这些饭都是民族资本家捐助的。难民所里的卫生条件很不好,空气污浊,从头到脚都是白虱,再加上吃不饱饭,饥寒交迫下很多难民扛不过去,病的病,死的死。我记得刚去时每天死十几人,后来每天有20多人死去,整个难民所里只听得到亲人们悲伤的啜泣声。


我家也不能幸免,由于疫病的传播,我的妹妹、奶奶和弟弟先后染病去世。妹妹只有3岁,病得吃不下饭,面色蜡黄。我记得那是阴历九月初七,进难民所不到两个月,妹妹就病逝了。她的尸体被丢在后面的墙角。奶奶是在十一月初七过世的,同样是因为感染了疫病。年幼的弟弟也没撑下来,十二月初五那天离开了我们。难民所里医疗条件很差,只有两个外国女医生过来用棉棒涂点药水,但是这些根本是杯水车薪。妹妹和弟弟先后离世的时候,母亲哭得爬不起来。母亲一直沉浸在万分悲痛中,我们从难民所逃出来后不久,母亲也因悲痛过度,永远离开我们了。


信息来源:《来者勿忘》虹口抗战记忆口述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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