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口记忆 | 李白：战斗在敌人的心脏，无惧白色恐怖
问：
李白的夫人裘慧英是在上海同李白结识的，据说两人一开始只是假扮夫妻，是这样吗？
周兆良，上海虹口区教育学院实验中学高级教师，著有《永不消逝的电波一一李白烈士的故事》一书，是李白烈士的资深硏究者。
周兆良：
假扮夫妻确有其事，但最后两人走到一起也不能说是假戏真做，而是在革命的过程中彼此扶持，产生了真挚的感情，结为夫妻也是顺理成章的。
那时的李白只有30岁，一个富家公子不结婚是不正常的啊，为避免他人怀疑，除必要的身份伪装外，党组织还指派了在丝绸厂从事地下工作的裘慧英同志配合李白，扮演假夫妻，共同生活、共同工作。为了欺骗敌人，两人正式结婚，拍了结婚照，还发了喜糖。两个人刚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裘慧英是很戒备的，就像我们看电视剧看到的那样，一个睡床上，一个睡地板上，这都是确有其事的。但就是这样，裘慧英还是很紧张。你想，她一直在工厂做工，见到的革命同志都是穷苦的底层百姓，像李白这样包装成公子哥儿，她肯定是要怀疑的啊，这人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同志?并且她一开始还不理解，她觉得革命就是要走上大街、走上战场的，待在家里扮阔太太哪里是革命？李白就跟她讲一些电台的作用。他说你看报纸上好多的消息，包括延安，就是通过我们这个电台获得这些重要消息的。在他的教育下，裘慧英从一开始的不情愿、不配合，到后来主动学习发电报。两个人是有共同的信仰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会最终产生感情，成为真正的夫妻。
▲李白、裘慧英夫妇
问：
他们能走到一起着实不易，这也说明李白的工作环境有多险恶。一般人确实很难想象，当时的上海从事秘密电台工作会经历哪些常人难以理解的困难？
周兆良：
李白的工作充斥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首先，情报的获得极其困难，要通过秘密的手段获得，比如夹杂在食物中、书中，甚至可能是小孩子的尿布。其次，发报的客观环境也极为艰苦。无论冬夏，他都要在凌晨0点到4点守在只有两三平米的小房间里收发电报。为了掩人耳目，不得不把窗帘全部拉好，只能有一点昏暗的灯光。发报通常要几个小时，夏天阁楼里闷热得几乎无法呼吸，发报结束以后，身上衣服早已被汗水打湿；冬日里又冷得冻僵了手指，裘慧英就用热水给他捂手。除此之外，裘慧英也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苦。为了保密，她一步都不能出门，甚至夏天都不能在门口乘凉，以前的朋友、同志，都不能来往。就在如此艰苦的工作环境下，身处敌人心脏的李白夫妇，通过发报，把重要的情报传送回延安。同时，党中央的重要部署和声音，也通过李白的电台传送出去，向广大人民传递着红色的信念。
问：
照您说来，李白在上海的隐蔽工作做得非常好，但他是怎样被日本人发现的呢？被日本人逮捕后李白受到了怎样的折磨？
周兆良：
虽然李白等人行事十分小心谨慎，但久而久之，还是引起了日军的怀疑。你想，那么多日本方面没有公开过的情报，都被共产党知道了，甚至报纸都报了出来，日本人更是确信，共产党在上海设有秘密电台，他们一定要找出来。
1942年9月，中秋节前一天，裘慧英带回了几份非常重要的情报，必须当天发回延安。第二天凌晨，李白像往常一样，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有条不紊地发电报，裘慧英帮着放风。日本人采用分区停电的办法，发现了发电报的地方，开始挨家挨户地搜查。李白的心理素质是非常过硬的，发现日本人快来了，他不但没有慌乱，还沉着地发好了最后一段电文，结尾连续打了三次“再见”，这是他给收报员的信号。
之前我们说过，为了隐蔽，李白的发报机是由收音机改装的，线圈拆解后就是正常的收音机。在日本人冲进屋子之前，李白就把电台解体了，收音机搬到房间，并藏在地板下面，十分隐蔽。日本人査了以后，发觉收音机是发烫的。李白说我收听广播，这也很正常。但是没有想到，就在日本宪兵快要走出去的时候，在地板上踩了一个洞，发报机暴露了，日本人马上把李白抓了起来。抓到什么地方呢？虹口区崇明北路，当时的日本宪兵司令部。这是李白第一次被捕。
▲八ー三淞沪会战后，日军宪兵队本部设于北四川路85号大楼，内有宪兵营房和囚禁进步人士、抗日志士的牢房。
审讯的时候，日本人首先问李白这个电台为谁发报的，是延安还是重庆。李白这个人非常机智，他马上感觉到日本人对他的身份还不了解。所以李白非常机智地回答：我是为朋友做生意的，这个人给我钱，我为他发报。但日本人也不是那么容易骗的啊，他们看李白不肯讲，就上刑了。第一道刑就是老虎凳。老虎凳可能现在我们一些同志不了解，就是人坐在凳子上面，两个脚捆起来往脚底下垫砖头。脚只能往下面压，不能往上拾。所以一般情况下，加两块砖人就受不了了。加第三块砖，关节就咯吱略吱的发响，人就痛得汗直流。李白加了五块砖，非常惨。日本人问他知道不知道，李白还是说不知道、不了解。日本宪兵非常惨无人道，在给李白上刑的时候，他们让裘慧英在旁边看着，男人能坚持，女人也是看不下去的。当时裘慧英说日本人你们这是惨无人道的畜生行为，要不然你们就一枪打死他。最后李白昏死过去了。
日本宪兵用冷水把李白泼醒了，接着上第二道刑。第二道刑就是拔手指甲，拔一个问一句“你招不招”，李白坚持说我是做生意的，我是无辜的，我是一个中国人。指甲拔光了，李白还是不招。第三套刑罚居然是上电刑，就是把人的手用电镣铐起来，然后通电。共有36套刑罚，整整审讯了60个小时，非常残暴。
敌人一无所获，只能把李白作为无名案丢到了汪伪特务机关76号，到了这里也是极尽酷刑，还要李白交一笔赎金。经过党的多方面营救，1943年5月，李白被关押八个多月后终于获释。此时的李白已是遍体鳞伤，连走路都成问题。裘慧英看到他面目全非，心痛至极，李白却反过来安慰她：“敌人打断了我的骨头，却动摇不了我的革命意志。相反，我更加认识了敌人的残暴，感到自己责任重大。”李白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表现出的凛然气节，是当时共产党员的典型代表。他的信仰就是为了广大中国百姓、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而不懈奋斗，哪怕失去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信息来源：《来者勿忘》虹口抗战记忆口述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