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园展览系列讲座回顾之五 | 都市、公园与现代视觉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 Author 多伦
现代艺术的发展无法脱离都市所带来的种种影响，而公园作为现代都市的标准配件之一，在现代视觉艺术中也有着独特的表现。本次讲座将艺术金字塔中从上至下的各类作品作为讨论对象，试图从一个更为开阔的视野中认识公园在现代视觉艺术中如何被表征，理解都市与现代艺术之间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现代都市生活的复杂性与艺术表现的丰富性将在这些视觉表征中被展现的淋漓尽致，而这些视觉表征背后所涵盖的都市文化心理、社会意识与艺术理念也是我们在本次讲座中需要思考的内容。
关于讲座：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都市也许是催发现代视觉艺术的重要因素之一。现代都市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曼哈顿化，人们在高密度的群居生活下所产生的一系列都市生活心理也影响着现代视觉艺术的表现，同时公园等现代都市设施也逐渐与现代视觉艺术建立起了一种相互联动的关系。我们很难定义公园的出现是否对现代视觉艺术的语言风格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但公园作为过去艺术创作中从未出现过的题材，在现代绘画与摄影中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表现。
金石声，外滩公园，1947
在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前期，明信片是都市信息传播的一种重要视觉载体，从一张印着“上海公共公园”图像的明信片上我们可以发现图像中公园所涵盖的空间范围已经超出了如今的黄浦公园，而金石声1947年拍摄的照片《外滩公园》中的空间也并不属于如今的黄浦公园。这些发现都意味着外滩这一公共空间被公园化的举措其实在上海历史中早已存在，以公园来命名外滩也体现了当时上海公共空间的发展趋势。现代意义上的公园所涵盖的内容十分丰富，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将公园、园林与庭院三者完全分离开来，例如上海的中山公园、虹口公园中仍然包含着一系列属于古典园林的建筑景观，而德国柏林中许多边界性薄弱的森林公园也自然地与城市本身融合为一体。甚至在一些国家中，自然风景区会被设立为国家公园，帮助建立国民的国家身份的认同。公共性是公园的标志性特征，公园作为现代都市中重要的公共空间需供公众自由进入其中，展开包括休息、交流与娱乐在内的各种活动。
张乐平，南京路，1964
在一些艺术家的眼中，公园常常会与现代城市中的其他部分相互联系起来，艺术家将公园视作都市图景中必不可少的要素，配置在各种创作画面之中。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通过这种方式重新定义了现代城市的概念。这些公园相关的作品中不仅有着相对严肃的艺术创作，也涵盖了漫画月份牌、商业美术等被认为比较低级的艺术作品。张乐平在1964年的一幅漫画中，将人民公园通过他人为构建的一个类似于摄影俯瞰的视角描绘了出来，而朱屺瞻在1959年的作品《绿化都市》中，选择了与张乐平完全相反的方向来描绘人民公园。在这两幅画中也许并不一定存在用公园来定义一个完整并完美的城市的意图，但仍然体现了创作者将公园视为现代性象征的认知。
叶浅予，公园照相老板：“往后只好改行了！”，1937
叶浅予1937年曾在金石声主编的《飞鹰》画报上发表过一张关于摄影的漫画，标题为《公园照相老板：“往后只好改行了！”》。这幅漫画描绘了照相馆老板失业、上海市民开始使用便携相机在公园中进行创作的情景，将公园这一公共空间内所进行的摄影消费、摄影生产清晰地呈现了出来，同时也展现了摄影与公园之间的某种亲和性。街头摄影作为对行动人群的一种视觉把握，已经发展成了一种强势而独立的拍摄方式，但公园同样作为人群聚集的地点，其中行动的人却往往表现出比在一般街头时更为放松的神态与肢体语言。因此，公园在摄影中其实是非常独特的一种图像生产源泉。
乔治·修拉，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1884-1886
艺术史上也有许多关于公园的作品，例如后印象主义画家乔治·修拉（Georges Seurat）于1884-1886年创作的《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修拉以一种极具突破性和独创性的艺术语言，将19世纪后期城市居民的休息概念于画中视觉化，这幅画无论是在内容的选择上，还是在画面语言的创新上，都具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巴尔蒂斯（Balthus）1927年的绘画作品《卢森堡公园里的儿童》也描绘了巴黎公园中儿童玩耍的情景，其中值得关注的是这副画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摄影的原理，将分散的人物一一描绘出来而非表达一种明确的情节性叙事。欧仁·阿杰（Eugene Ateget）1989年的摄影作品《卢森堡公园里的儿童》也呈现出了与巴尔蒂斯作品相似的叙述风格，虽然这两张作品在样式上并不相同，但却在作品所展现出的这种常态性的现实生活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欧仁·阿杰，卢森堡公园里的儿童，约1898
巴尔蒂斯，卢森堡公园里的儿童，1927
公园作为现代都市的重要设施之一，在都市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更多地体现在作为人们精神缓释之地这一点上。本次《公·园》展览中许海峰的作品就明确地展现了公园这一特性，比利时画家法朗士·麦绥莱勒（Franz Masereel）1925年的木刻作品《城市》之四十三也将人们在公园中释放自我的情景做了整体的概括与提炼，描绘了都市生活带给人们的种种心理压迫。同时在某种意义上，都市生活也影响着人们的肖像摄影，例如各地照相馆开始以结合绘画与摄影的方式创造虚拟公园景观作为肖像摄影的背景；人们选择在城市公园中为人生的重要时刻合影留念。
法朗士·麦绥莱勒，组画《城市》之四十三，1925
摄影家安塞尔·亚当斯（Ansel Adams）则通过系统性地拍摄美国壮观的自然景象，推进了美国国家公园的建立。国家公园是塑造国民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之一，在美国宣传署的支持下，亚当斯的摄影作品以巡回展览的方式在世界上广泛地传播，展览结合作品中壮观地景地貌和强有力的展览名《这是美国大地》，将美国的国家形象在世界范围塑造了起来。
绘本《美丽的上海》，1962
而中国的社会形象和变化，在公园相关的作品中也能够找到相对应的表现，其中一些作品更是向公众宣传新中国的重要媒介之一。例如图文书《上海的生命》就通过图文结合的方式定义了作为现代城市的上海形象；一些月份牌中的公园图像也反映了北京的皇家园林被改造为公园的变化；汪泰嵩1935年在《时代漫画》上发表的一幅漫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民生现实。1962年的绘本《美丽的上海》则描绘了进入新中国之后的人民公园，在过去这里曾是帝国主义赛马赌钱的跑马厅，而进入新中国后就成为了供市民划船、晒太阳的公共公园。
春游，1953
儿童公园门口，1954
绘本不仅将公园作为公共空间的功能展现的淋漓尽致，与过去的对比也向公众宣传了社会主义人民城市的概念。1953年拍摄的《春游》、1954年拍摄的《儿童公园在门口》，以及1956年拍摄的《相约在公园》也同样向大众传达着人民当家作主的观念，这些画报中的照片与《美丽的上海》中的插图在视角上有着一致性，而照片中通过“视觉卫生”的手法所构建出的和谐整洁的画面，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在摄影中的一种体现。相比较于这些宣传机构用于公共传播的摄影作品，私人摄影作品在技术和语言上通常显得更为自然，但其构图美学仍会不可避免的受到画报照片风格的影响。然而在同一时期，广东画家谭华牧的创作风格却是一个特例，他的绘画作品与当时的主流美学趣味大相径庭，呈现出了一种与当时高亢的时代氛围截然相反的轻快风格。
谭华牧，游园，年代不详
另一方面，许多摄影师也会通过公园摄影来反映他们所关注的种种现实景象，例如黛安·阿巴丝（Diane Arbus）在公园中拍摄人物肖像来收集时代精神病例的相关标本；加里·维诺格兰德（Garry Winogrand）的数千张公园摄影背后反映的则是当时美国社会的种族现实；须田一政拍摄花鉴行为来挖掘日本人国民性中的压抑与复杂；吉行耕平记录了在日本公园中发生的种种偷窥行为；濑户正人选择拍摄公园中野餐的情侣来表现日本两性关系中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除此之外，中国摄影家的公园摄影中也有着许多拍摄目的相似的作品，例如王苗的《笼里笼外》和顾铮的《上海速写》。
顾铮，上海速写，1985-1886
从公园，从到公园，到从公园。上海当代艺术家申凡的霓虹装置作品《城市风景》完全以公园本身作为观察的出发点，将城市风景在1979至2009这三十年中的变化通过树木与天际线呈现出来。张恩利则在2005年的作品《花园》和《厕所》中以独具个人风格的绘画语言描绘了公园内毫不起眼的厕所一角，这两幅作品之间冷暖色调的对比向观众传达了一种独属于厕所的温馨。正如许海峰认为公园是人们心灵躲避的地方，那么我们真正可以躲在公园哪里呢？也许是躲在公园中散发着温暖灯光的厕所里。
申凡，城市风景，霓虹装置，1979-09
张恩利，厕所，2005
张恩利，花园，2005
嘉宾简介
顾铮
学者、摄影批评家、摄影家和策展人。1959年生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中心研究员。专事摄影理论与实践、摄影史、视觉传播，担任《中国摄影》、《欧洲摄影》（柏林）等刊物的编委，《光圈》（纽约）供稿编辑。1998年毕业于日本大阪府立大学人类文化研究科比较文化研究专业，获学术博士学位。2013年担任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荷赛”终审评委。
信息来源： 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