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 华人为什么“嗜钱如命”？
➤ ❤ 浮萍：中国人为什么“嗜钱如命”？➤
在我的个人的观念里中國人没有不爱钱的，只是获取钱的渠道各不一。相对而言，西方国家的人似乎在对待金钱的态度上有别于中國人。若将两者进行个中对比，中國人爱钱，并常常被金钱所牵制，除却会因钱而绝情的寻常经历，中國人面对从头而降的大笔财富往往就会将自己的生活搞的一团糟；而西方人虽也懂得金钱的好，但更多是懂得如何合理地利用金钱为自己制造更优越的生活条件，其本质是凌驾于金钱之上的。
在西方国家很多年轻人都喜欢随性所致地边生活边工作边旅游，可以说他们的目光放的很远，脚步跨的很大，梦想不可思议，行动有些惊人，就目前在我国的一些边远山区的学校课堂也依稀可辩他们另类的身影。而同样年龄层的中國年轻人是绝计不会这样做的，在中國从贫困山区里走出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这些年轻人大多留在了求学地或向往的大都市，不愿意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尽管那里可能非常需要人才。真正偶尔光临贫困山区义教的年轻人相反都是从小生长在城市里的孩子，他们优越的家庭条件是可以支配自己生活方式的原因，而真正吸引他们去山区的未必是那些需要学习的孩子，更多是那里己所未闻的生态环境和生活方式。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单单只是人性的问题。
在中國现在大多是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中國人的教育制度之下，大部分孩子在二十三四岁之前都还没有完全正式地步入社会，大学毕业之后也正是年轻人生理年龄的婚嫁最佳状态，但经济上并不允许年轻人可以这样做，只能先经济补充物质后再将感情转变为亲情，这样一段是漫长而艰苦的，一个没有后台、没有社会经验、没有富裕金钱作后盾的年轻人是很难在社会上立足的。走过从非婚到婚的路程，孩子的出生也要匆匆而至了，一个家庭的结构往往是四个老人，一个孩子，一对男女，这样的家庭每年所要消耗的经济是多少？而一个家庭的经济来源更多是压在这对年轻或者已经不年轻的男女身上，你认为他们还会有“人性”有机会去过自己曾经所向望的边流浪边随性所致的生活吗？你或许要问，难道人家西方人就不要结婚生子了？没错，然而有别于中國年轻人的是，西方孩子从小就被培养的较獨立，走出校门后少了一个适应过程，而西方的社会保障制度较中國要成熟，老年人和失业者都有相关的补助，养孩防老的成份大大小于中國，年轻人身上的担子轻了，自然有时间和心力去做自己梦想的事。
受西方的影响，中國人也开始日渐提倡起“花明天的钱”，但相对于西方人来，却总没有那种挥洒自如的感觉，相反有许多年轻人被这样的提前消费所累，苦不堪言。不同的人做相似的事情为何差异如此巨大，难道中國人都不是享福的命，无福消受这提前到达的幸福人生吗？非也，明天的钱大多是在银行里周转的钱。而在中國对于个人乃至企业的借贷核算制度都并不健全，在西方，银行能够较为精确地计算出一个人的经济还贷能力，相对应地提供借贷服务，而不至于令之处于刷爆卡无力偿还的境地。应该说人性都是相似的，只是环境和制度的约束力不同，使其生存方式也有所不同。
作者:浮萍
➤➤➤ 萧功秦：为什么我们缺少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
与西方人相比，有一个相当大的区别，那就是旅美中国人无论事业成功与否，无论属于哪一个阶层，似乎都非常重视物质生活方面的追求，只要中国人在一起，无论是台湾人、香港人、大陆人还是多年旅居美国的华侨，都非常实际，讲求生活的享受与安乐，中国人平时谈话的内容不外乎是房子、汽车，在世俗生活的享受方面似乎有很强的从众心理，不像西方人在人生追求方面那么多元化。
➤ 庸俗的“成功”
不久以前，我们去看一位从美国回上海探亲的朋友。这位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二十年前赴美国留学，他谈到多年以来在美国生活，感触最深的是，在美国的中国人的生活追求，与西方人相比，有一个相当大的区别，那就是旅美中国人无论事业成功与否，无论属于哪一个阶层，似乎都非常重视物质生活方面的追求，只要中国人在一起，无论是台湾人、香港人、大陆人还是多年旅居美国的华侨，都非常实际，讲求生活的享受与安乐，中国人平时谈话的内容不外乎是房子、汽车，在世俗生活的享受方面似乎有很强的从众心理，不像西方人在人生追求方面那么多元化。
在西方，确实有不少人只关心自己的物质生活，但也确实有为数不少的人在追求其他东西，例如有的人喜欢冒险，而在日常物质享受方面则相当随便，有的人成了事业上的亿万富佬，但生活却十分朴素，始终开一部普通的车子。钱赚得再多也不会想到买什么高级轿车。他们对于别人以何种方式生活，追求什么，物质生活得如何好，可以完全不在乎。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追求自己觉得值得追求的价值。
换言之，中国人的人生追求相对而言则十分单一，而且很在乎别人如何看自己，既然社会上以物质生活为中心，在从众心理的支配下，人们也就自然会去摆阔，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成功。西方人的生活追求则比较多元化。甚至日本人也比中国人生活价值的多元化追求方面要丰富得多。
这位朋友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文化问题，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在人生目标追求上中西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反差，我过去也隐约感觉到了。就拿我所接触到的文科研究生与大学生来说，就我多年教学所知而言，其中相当强烈地出于对本专业由衷的热爱而选择这一专业的学生实在并不多。
前不久我见到的一位来上海开会的美国女教授。十八年以前，我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就与这位研究中国历史的留学生成为好朋友。她现在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一所不太有名的大学任教，她说，她希望的是提早退休，这样，她就可以有足够多的时间来自由地研究中国文化与历史，因为她现在上课太忙了，最缺少的是自由支配的时间。 她还说，她生活很简朴，只要再积一些钱，提前退休以后的生活不会有问题。
这种把学术视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价值追求的生活态度，在美国并非少见。在美国大学里，人文学科的助理教职的收入并不那么有吸引力，然而往往会有数十个博士或博士后宁愿不要去公司赚大钱，而要前来应聘，大学教职竞争非常激烈。我曾向一位美国朋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获得一个大学文科教职是如此困难，为什么在美国还是会有那么多人选择去读文科学位呢？这位朋友告诉我，这是因为他们确实有志于哲学、历史、文学与艺术专业，确实以此种学科当作为自己由衷的爱好，他们才会做出这种选择。
当下中国人的价值追求的单一化、同质化，我在日常生活中就有深切的体会。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的自行车坏了，正在车摊修车时，放在车架上的一本《西方哲学史》的书名给一位路旁休息的中年人看到了，他好像是突然发现外星人似的惊讶地看着我，并自言自语地说：“哈！哲学！现在是什么时代了，居然还有人在读哲学！”
这件事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这位市民周围确实长期以来没有人对于纯粹属于人文领域的事物有兴趣，否则他不会把我看成异类，并如此真切地感到惊讶。其次，他非常自然地认为，所有的人都理应追求与他所追求的同样的价值。他无法理解别人追求一种与他不同的价值是合理的、自然的。他的表现正是他的人生态度的一种最自然的反应。我用这个例子只想以此来说明，中国人在人生价值方面，确实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元化、板块化、同质化现象，中国人的价值观分化程度很低。用这个例子可以从反面来说明，什么是“特立独行”的生活态度。
另一个例子是，去年有一天，我的一个发了小财的初中同学请我和其他几位同学吃饭，在开往一家大饭店的出租车上，他突然大发感叹，说我们当中最可怜的就是笔者本人了，他说这是因为笔者现在还在拼命读书。在他看来，在当今中国读历史书又能赚多少钱？对此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我确实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对他的想法提出反驳，因为这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常识问题，而是一个不同的生活价值态度问题。
这个例子之所以特别有意义，是因为这位朋友在中学时期是全校最杰出的优等生，他的作文常常被语文教师当作全校高中生的范文印出来让大家欣赏。而现在他却非常真切地把金钱与享受，作为人生唯一值得的追求的价值来确认，并相当自然地认为，可以以此作为唯一的尺度，对别人幸福与否或可怜与否来进行评价，丝毫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妥。至少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一元论的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世俗化的价值观如同潮水一样已经渗透在我们活着的一代人中。以至于这种价值优势已经取得可以指点江山、臧否人物的霸权地位了。
再有一个例子是，去年七月我在旧金山硅谷参加了一个中国新侨民举办的家庭聚会。我满以为这些旅居海外的朋友会由于我这位刚从国内的老乡的到来，而问及有关中国的一些话题。然而在整个聚会中，人们谈的只是各自如何赚钱，刚买不久的房子又涨价了，附近什么地方的托儿所最便宜，等等。人们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一位中国大陆来客的存在。也根本没有想到问问自己的故乡有什么新鲜有趣的事情，中国有什么变化，中国有什么问题，未来会怎么样。回来的路上，我对此十分感叹，询问带我来参加这次聚会的朋友，这是为什么，我的朋友一时也回答不上来，只是说，“这里大多数中国人圈子谈的都是这些。不谈这些他们还有什么可谈的？”
为什么会这样？是由于中国人的国民性中缺乏超越性的价值追求？是由于中国文化中有问题？还是是一时的、过渡性的现象？
有人说，这是由于中国人长期以来太穷了，穷怕了。所以会以十倍的努力来追求自己从来没有真正享有过的东西。因为人毕竟是有欲求的动物。从上海古北新区访友返回家后，我通过电话向我当年的一位中学老师谈及这个问题，这位老师用杰克伦敦的一部小说里的情节来说明这一点：当一个落水者在海水中被救起时，这个被救者会不自觉地把船上的水与食品偷偷藏到怀里去。因为他在海水中实在渴怕了。正因为如此，这位老师认为，将来中国人富了以后，一切都会变的。人们的追求会多元化的。
但这种解释却不能说明，为什么那些已经相当富裕的海外中国新侨民中产阶层仍然如此强烈地追求实惠，在他们身上，似乎丝毫看不出有什么新的价值观出现的迹象。就拿越来越富有的台湾来说，金钱至上潮流，已经发展到越演越烈的地步。就拿香港来说，我在香港作了三个月的访问学者，使我最惊异的一大发现是，号称为世界上第一自由港的香港，拥有六百万高素质人口的特大都市，除了香港中文大学办了一份《二十一世纪》外，居然找不到一本本地人办的纯人文刊物。这是不是表明，香港的中国人比日本人更像是经济动物呢？
有人说这与中国文化中缺乏宗教因素有关，这样的解释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宗教对来世，对超越性的彼岸世界的追求与信仰，往往能培育人们超越功利的价值观。中国人与其他民族相比，宗教心理确实是相对淡漠的。佛教并不是中国的国教，本土的道教与其他宗教相比其实也相当功利化，自古以来，包括历史代帝王在内的相当多人们信此教的目的，也只是追求现世的长生，对来世与彼岸世界并没有兴趣。在中国，人们即使信佛，也往往是怀着某种相当具体的功利的目的来求神拜佛的。一个结婚几年没有生儿子的中国人去观世音象前烧几柱香，与其说是出于对超然世界的追求，不如说是一种对神灵的贿赂，体现的恰恰是最功利的态度。一个缺乏彼岸观念的国度里，讲求实惠、注重于现世的生活，务实而少幻想，便成为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品格。如今又处于一个商品世俗化成为潮流的时代，那么，走向全民性的物质财富的追求也就自然而然了。
有人说中国人的价值同质化这种现象与大一统的儒家价值有关，因为儒家文化与其他文化相比，缺乏超越功利的价值。深受儒家影响的中国文明，因而与其他文明相比，无疑是一种世俗化程度最高的文化。
然而，当我们追溯到孔子的思想中去时，却会发现孔子恰恰是一个具有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的人。孔子本人是有强烈的超越功利的价值追求的。例如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在儒家先贤那里，对形而上的道的信仰与追求是相当执着而且强烈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一个像颜回那样的有精神信仰的君子，会生活得相当充实并具有人格力量。孔子从来对超功利的艺术与精神领域的追求看得远比物质上的收获更重要，他说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他还意识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他看来，贵在自得之乐，一个人的追求才具有真正的动力。他对音乐的热爱可以使他“三月不知肉味”的地步。在《论语》中，人们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许多言论。
另一方面，孔子对“道”的追求又并没有使他成为禁欲主义者，他从来没有单纯地拒绝过物质上的享受。他并没有像后世的佛教徒那样，一般意义上反对“富且贵”。他只是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无宁说，他主张在现世生活中，在追求崇高的超越性的“道”同时，仍然保持着一种有节制的世俗物质生活。这是一种相当乐观的、积极向上的、既有精神追求又有物质享受的人生图画。一个以原典意义上的儒家作为安身立命的基础的君子，他希求的是在精神与物质方面达到的平衡和谐状态。
这使我想到了我的祖父。直到六十代年初期过世，可以说他属于中国最后一代的受儒家影响的老式读书人。根据家人的回忆与我小时候对他的依稀的记忆，他是一个乐天的老人，自命为“谑翁”，喜欢喝酒，喝得过量也会发酒疯，对人非常善良。读书甚勤，拥有万卷藏书，购书成为生活中最大的爱好。每次发薪水就用来购书，购书之后往往是身无半文。反过来还要向子孙辈“借钱”。吃的则基本上是粗茶淡饭。高兴时会眼泪纵橫。对子女又非常宽容，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就鼓励自己的女儿（即我的姑妈）去读易卜生的《傀儡家庭》，去追求自由恋爱，他从来不以自己的意志要求他人。朋友很多，见到别人有难总会尽力相助。
记得我小时候，哥哥笑话祖父填写表格时把“宗教信仰”一栏填写为“信仰儒教”，哥哥说，“儒家怎么能算是宗教呢！”现在想来，祖父正是在精神上最接近于孔子原本意义上的那种儒者了。他对他所理解的“道”的诚挚信仰，与对现世生活的热爱、对现世价值的享受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并达到和谐的地步。他从来没有压抑自己的个性，用“发舒”这两个字来形容这位谑翁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他的这种自由舒展的个性与他的人生意义的追求结合到一起，形成一种乐天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态度的意义就在于，对天道的尊崇，使一个人可以摆脱那种单纯的物质金钱的追求，而对现世人生的热爱与乐天的态度，又使人不至于变成 “道”的殉葬者而不自知。我想，这种和谐的生活，可以产生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的人格，一种不是刻意包裹与修饰自己，以迎合世俗生活的人生风格。一种有着丰富的精神追求的，达到“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生境界。可惜这一种类型的儒者与我们之间已经出现无法接合的断层。
现在想来，人们从五四反封建的文学作品中见到的近代以来的士绅形象已经脸谱化了：中国的儒家士绅阶层是专制的，不开化的，僵化而封闭的，生于儒家士绅统治家族社会，只有打倒它或者离家出走一途。巴金《家》里的那个士绅老家长的形象实际上是被高度符号化了，自五四以来，几乎就成为中国旧家长制度的象征。
其实，中国士绅阶层本身在在外部文化的冲击下也处于转化过程中，分化出不同的类型。士绅中的专制家长当然不在少数，但并不是没有其他类型，至少在我们家里，就出现了从传统士绅中转化出来的一种新类型。在一定的条件下，儒家文化在与外部文明的融合中未必不能衍化出一种能够容纳超功利的精神价值追求的、容纳特立独行的人格的、通达发舒的新类型。可惜的是，这种自然的转化由于种种因素而在中国没有实现。二十世纪以来，士绅文化终于彻底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带了革命特色的农民文化。而农民不得不为稻梁谋的生活处境，使这种文化注定具有相当实用性与功利性特质。当然，这一点肯定不能解释我们提出的问题的全部，但也许可以解释部分。
当然，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儒家主要的历史趋势不是走向发舒，而是走向“律则化”。我们自五四以来批判的，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化的儒家，即把儒家的 “道”变成官学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变成为统治者的工具，变成一种硬化了的“君尊臣卑”的纲常伦理。其结果就是儒家自身的异化。这种由于政治化而异化的最典型例子是东汉时期的“二十四孝”，一个为了使双亲有饭吃而把儿子活埋的孝子，成为中国文化中的典范与英雄，这无疑是一种为了某种被阉割了的“道”而牺牲人性的文化，这是一种失去了人性与道之间的和谐平衡的文化，这种“道”又如何对子孙后代具有吸引力呢？人们又如何会在对这种意识形态化的“道”的精神向往中，感受到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呢？一旦这种“道”对人们的强制与约束力瓦解了，失去精神追求的人们又怎么可能不走向极端世俗化呢？
一种重发舒的、通达而多少富有人性味的原典儒家，如何在西汉以后演变为“重一道同风”的、以律则化的方式来限制人的自由发展的官学化的儒家？这可以说自五四以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感兴趣的问题。我想可能有两个关键点。虽然这两点也许都是老生常谈。
首先，在孔子那里，作为社会人伦的“道”，被历朝统治者解释为“上尊下卑”的等级秩序的“道”，从而失去了原典中的道的本性。其次，把人欲追求与对道统的尊顺不是有机地结合，而是完全对立起来。在《礼记》中有一段话最为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对立：“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而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这种思维方式与价值判断，把忠信、立义视为与世俗欲求完全对立的东西来遵顺，无疑是把儒家变成禁欲主义，而这种禁欲主义并不是为了实现超功利的审美追求，而是要实现一种现世政治目标，即实现统治秩序的机械般的稳定。这种禁欲甚至还及不上西方禁欲主义宗教中的“彼岸世界”对人性的吸引力。很难想象这种官学化的儒家，怎么能使人们获得一种发舒的自由的生活。
于是，中国文化的周期变动就显示出这样的特点，禁欲式的“律则化”对人性的压抑，形成机械式的人格特质。这种格式瓦解后，则呈现为不受精神力量制约与节制的逐利趋势。在乱世时代，这种物质追逐表现为没有章法的不开化的利己主义，在一个商品化的世俗承平时代，则表现为“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而无论在禁欲主义的格式化约束力有效的时期，还是在其失效的时期，无论在乱世还是承平时期，国民人格的表现都体现为同质化，中国有的是贤臣、烈妇，营利之徒或官学化的儒生，但就是没有特立独行的自由人格。当今中国，是一个可以让人们自由逐利的时代，其人格特征更多地是表现为后一种类型。
在当今时代，一个没有被超越性的终极关怀浸润的民族，一个缺乏精神自主性价值的民族，一个长期受僵化甚至异化了的制度与律则支配，而并不理解自由主体性的民族，在市场化、媒体文化的影响下，从意识形态的教义中脱逸出来的思想解放的冲动消失以后，只能导致人文精神的缺乏，对超然的、超越功利的审美追求的缺乏，务实的传统品格传承下来，也只有逐利一途。
➤ ❤ 人民日报谈幸福：美好生活里不能只有金钱 ➤
➤人民日报谈幸福：美好生活里不能只有金钱
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从追求物质过渡到追求幸福的时刻
不久前，清华大学颜宁教授关于“幸福”的一次演讲火了。学生曾问她，与电视剧《欢乐颂》的主角安迪相比，你付出的努力更多、名望更高，赚得却很少，会感觉不平衡吗？答曰：金钱不能成为衡量幸福感的标准。一问一答，道出了多数人“想要与得到”的挣扎。
现代人面前都摆着一道“幸福难题”。就像斯基德尔斯基父子在写《金钱与好的生活》这本书时，他们的朋友问道，“你们不是打算告诉我们，你们认为多少钱才够吧？”这本从哲学和经济学角度探讨金钱与美好生活关系的著作，正是聚焦于此，“多少钱才够”“够是相对于什么来说”等问题伴随始终。
之所以是“难题”，是因为有关金钱与幸福感相关性的讨论，从未停止过，结论更是悬而未决。即便在马克思看来，“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的资本主义，也没能满足人们对财富和金钱的追求。相反，经济上的不知足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这种渴望植根于人的本性。
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增长几乎就等同于美好生活。美国“大萧条”时期，很多人对资本主义不抱有任何幻想。凯恩斯在1928年对剑桥大学本科生做了一次演讲，题为“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他预测，“100年后，先进国家的生活标准将是今天的4—8倍”，并且描绘了舒适工作和美好生活的前景。研究表明，自1930年后70年里，人均收入增长了4倍，而工时预计到2030年才能达到每周35个小时。“一个无须工作的未来”并没有到来，在一些国家，富人的工时甚至不降反升。
在当时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减少工作时间或者用更多自由时间做喜欢的事情，代表了一种美好的生活。现实情况是，经济增长并未实现预言中的美好，大多数人还需要辛苦地工作，考虑到不同时期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世界形势等多重因素的变化，“凯恩斯”们的失败预测也不足为奇。
经济增长或财富增加，确实是实现美好生活的物质基础。但是对国家而言，单纯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加重污染、挤压闲暇、贫富分化等经济增长负效应可能会逐渐凸显。1974年，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在对多国进行幸福感与GDP的调查后，发表了论文《经济增长是否能改善人类命运？》，他的答案是“可能不会”，这是著名的“伊斯特林矛盾”。
对个人而言，美好生活里不能只有金钱。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的钱包逐渐变鼓，但也带来“你幸福吗”的困惑。金钱没有“原罪”，与美好生活也密切相关，但当一个人把对生活的追求框定于物质与金钱时，就会像传说中的迈达斯国王，虽被赋予点石成金的魔力，最终却被饿死。
亚里士多德曾说，“人活着的目的应该是让自己开心，但人们终其一生忙碌又受罪，想到这些还真是让人不解。”如今，我们的国家正在面临着从高速增长过渡到可持续增长的阶段，我们每个人则面临着从追求物质过渡到追求幸福的时刻。全面小康带给人们的意义，就是在可物化的指标之外，还要补全健康、安全、尊重、个性、闲暇以及与自然和谐共处等种种目标。在发展起来的语境下，更多人的人生选择将不再是被迫或者孤立的。未来几十年，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拜物都将退位成生活的附属品，而探寻可能性、关注幸福感、为爱好打拼，一定会成为公共空间中不断出现的新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