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来，饥荒、瘟疫和战争一直都是困扰人类的三大难题。其中，瘟疫的发生总是无声无息，人们面对它时更加束手无策。
新年伊始，新冠疫情的形势仍然不容乐观，人们忧心忡忡，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当我们的生活秩序被不断干扰时，大家的目光纷纷聚焦到新冠疫苗上，希望疫苗的研发和使用，能将我们的生活尽快带回正轨。
目前，全球范围内已有百余种疫苗正在研发中，其中数十种正在进行人体临床试验，这些小小的疫苗，已然成为了人类对抗病毒的最有力武器。
对于疫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陌生。很多人手臂上仍留有一块圆形的印记，那是卡介苗疫苗接种后所形成的疤痕，还有小时候吃下的那颗甜甜的白色糖丸，正用来预防脊髓灰质炎的。正是这些小小药剂，为此后我们的一生筑起一道道安全屏障。
纵观历史，在和瘟疫斗争的漫长岁月里，疫苗也一直起着同样的奇效，它一次又一次力挽人类于狂澜之中，将我们从危险的深渊中拯救出来。我们今天安稳而幸福的生活，某种程度上也要归功于这些疫苗。
在知名病毒学专家让·佛朗索瓦·萨吕佐的著作《疫苗的史诗——从天花之猖到疫苗之殇》里，作者按病种回顾了疫苗的发展历程，从天花到狂犬病、脊髓灰质炎、黄热病、乙肝、流感、艾滋病。通过真实的故事和通俗易懂的文字方式，向世人展现出人类近两百年的疫苗科学史。
在一针小小的疫苗背后，凝聚着一代又一代科学家的心血。正如书名一样，疫苗的诞生，是一个历经艰辛而跌宕起伏的伟大进程，它的发现、生产和不断推进，可谓一部人类史诗。
或许是法国人生来的浪漫气息，让·弗朗索瓦·萨吕佐在《疫苗的史诗》书中，将历史讲得如小说故事般活脱，规避了常规科学史写作中文献论证的枯燥平淡，十分有趣。让·弗朗索瓦·萨吕佐是一名病毒学专家，曾经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了14年，后在赛诺菲巴斯德公司工作并主持该处抗病毒疫苗的生产。他现在是世界卫生组织顾问，负责向新兴国家传播疫苗疫苗研发技术。在与病毒为敌的这40年里，他亲身经历了埃博拉、艾滋病等疫苗的研发，SARS期间他曾来到中国，研发了SARS疫苗。如今，让·弗朗索瓦·萨吕佐也是新冠疫苗研发竞赛的参与者。他曾工作过的地方，法国巴斯德研究所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公益型私人研究所之一，目前已培养出10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曾开发出狂犬病疫苗、天花疫苗、流感疫苗、黄热病疫苗等多个造福人类的疫苗产品。这里所说的巴斯德，正是那个牛奶灭菌的“巴氏灭菌法”的发明者，而“机遇只惠顾那些有思想准备的人”这句名言，也是出自于他之口。19世纪末，微生物学遭遇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和他的门徒们共同撑起了这场变革的一片天。那时，科学家们不甘示弱，纷纷走上了发现新病原体的道路。自此之后，微生物们就被分为两大“阵营”：细菌和病毒。
细菌的主要特征为：我们能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到，并可通过“肉汤培养基”进行培养。病毒则不同，它体积微小到用普通显微镜也无法观察到——直至1940年电子显微镜被发明后，病毒才无处遁形。此外，病毒是无法独立繁殖的。
对于早期的病毒学家来说，一定是极其失望的，因为他们未能亲眼观察到自己发现的病毒，而必须要借助复杂的动物实验才能够令这种感染源进行繁殖。这也使得早期病毒培养的困难重重，导致病毒学的发展严重落后于细菌学，尤其是在疫苗的研发上。虽然疫苗的研制，受限于那个时代的技术和工业水平，但总有一批无畏的逆行者，去攻克一个个难题。除了路易·巴斯德以外，还有很多著名的病毒学家值得被记住。诸如，乔纳斯·索尔克研发出了灭活的脊髓灰质炎疫苗、阿尔伯特·萨宾研发了口服脊灰减毒活疫苗、马克思·泰雷尔被称之为“黄热病疫苗之父”。当一个男孩被恶犬咬啮濒临死亡之际，巴斯德大胆使用了尚处在实验阶段的疫苗，约瑟夫·梅斯特成为巴斯德救下的第一个狂犬病人。梅斯特后来一直在巴斯德研究所做门房，在1940年，当德国士兵勒令他打开通向巴斯德墓室的大门之时，梅斯特以自尽维护巴斯德的尊严。这些医生、病毒学家都是最危险的职业，他们随时暴露在感染者面前，面临着极大的危险，尽管后来的保护措施越来越周到，而难以预料的意外仍然频频发生。是他们的心血，才铺展了今天疫苗的路途。
早在11世纪，中国人会从天花感染者身上提取结痂组织，在常温条件下保存一个月，在研碎并与植物混合后，用鼻子吸入所得粉末。其目的是以毒攻毒，使自己轻度感染，以期能够对令人生畏的天花免疫。这种法子俗称“种痘”。爱德华·詹纳对种痘的方法进行了演进。他在进行多年研究后，发现人被患有牛痘的牛感染后，就获得了对天花的免疫力，受此启发，他发明了疫苗接种。
天花疫苗接种
疫苗的一位受益者是小詹姆斯·飞利浦。1796年的一个春天，詹纳用这种方法，从感染了牛痘的农妇身上取下牛痘脓疱，注射到小詹姆斯手臂上。几天后，注射部位出现典型的感染症状，经过整整一年的时间等待，詹纳才给小詹姆斯注射天花病毒，而他依旧活蹦乱跳——这个小孩获得了免疫力。历史上的第一例疫苗接种，诞生了。
爱德华·詹纳被世人称之为“疫苗之父”，而“疫苗”这个词的英文“vaccine”的词源，正是来自于拉丁文的“vacca（母牛）”。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疫苗制备技术在不断的改进，但依旧离不开动物。
爱德华·詹纳
在1900—1950年的半个世纪之中，在活体动物上制备出的病毒性疫苗非常稀有：天花疫苗是在小母牛犊的肋部制备的，而狂犬疫苗则取自羊脑，黄热病疫苗取自受精鸡蛋，日本脑炎疫苗取自鼠脑。1930年初，美国的厄内斯特·古德帕斯丘博士提出，是否利用鸡胚培育鸡痘或鸟痘病毒。后来他想到一个办法：病毒都会选择相应的器官作为“窝点”，在不同的器官中进行繁殖，比如脊髓灰质炎病毒在脑部、黄热病病毒在肝部，这种病毒专门针对某一种细胞的现象被称之为“细胞嗜性”（Cellulartropism）。鸟痘与其他痘病毒一样（痘病毒主要包括天花和牛痘等），以皮肤为目标器官，一旦感染这种病毒，皮肤上就会出现我们前文提到过的脓肿。于是，古德帕斯丘建议在鸡胚内的薄膜上培养鸟痘细胞。鸡胚虽小，却包含着胚胎、为胚胎输送各类营养的液体，还有各种绒膜。最终他在鸡胚内培养病毒的技术就此诞生，时为1931年。而这一技术，甚至沿用至今。根据美国CDC发布的数据，2019-2020流感季美国共提供了近1.75亿剂流感疫苗，其中82%是基于鸡蛋生产的。一般，一个鸡蛋可供生产一剂疫苗，意味着美国每年供应流感疫苗生产需要接近1.5亿个鸡蛋。
艾滋病，是人类近年来遇到的最危险的传染病——众所周知，艾滋病疫苗至今还没出现。但在一开始，科学家是非常乐观的，认为很快就能研发出疫苗。1984年4月23日，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病毒学家罗伯特·盖洛发现了艾滋病病毒。上台发言前，时任卫生部长玛格丽特·黑克勒问盖洛，是否有把握研发出艾滋病的疫苗。盖洛答道：“我不觉得有什么特殊困难。”于是玛格丽特走上台向在场的人宣布：“我们希望能在两年之内测试艾滋病疫苗。”然而，之后的几十年，疫苗的研制毫无进展。大部分疫苗在动物身上的实验就已经失败，少数几个开展人体实验的疫苗，也很快被证明没有效果。以前研制疫苗的方法，在艾滋病身上好像都没有用。这时候，科学家们才意识到，我们根本不知道疫苗是怎么生效的。虽然现在已经有那么多疫苗，但新疫苗的研制都是依靠以前的经验，我们对病毒如何攻击人体，人体如何击退病毒进攻这些基本的机制知道得很少。在那场发布会25年之后，还没有任何候选疫苗胜利在望，有人问盖洛为何1984年时会乐观过了头，他回答道：“那个时候，我对疫苗的世界还一无所知。”其实不只是这位病毒学家罗，人类在疫苗诞生的这两百年历史中，仅仅是对它略知皮毛。作者在书中写道：“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疫苗都是“经验主义”的产物（尤其是针对麻疹、脊髓灰质炎和黄热病的减毒活疫苗），科学家们能取得成功需要仰仗“天助”——运气和直觉是敲门砖。即便是在5G、AI技术大行其道、人们对于科技的自信心已经空前高涨的今天，我们对于新冠病毒的应对也就是猝不及防。但当中国、美国、欧洲等地科研人员取得了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后，就尝试用不同技术路线研发疫苗。疫苗研发通常需要数年时间，但在全球科学界共同努力下，不到一年，新疫苗就开始投入使用。疫苗作为抵御病毒全球大流行的终极武器，被人们寄予厚望，是因为我们相信科学，而最终科学家们也不负众望，为我们消灭新冠带来了的福音。从世界上第一例疫苗接种，已经两百多年过去了，而我们与传染性病毒的战争还在继续。在中国，50年代末基本消灭了鼠疫、真性霍乱，60年代初彻底消灭了天花，90年代彻底消灭了小儿麻痹症，这些伟业的背后，无不是惊心动魄的疫苗史诗。此前，国家已宣布新冠病毒疫苗将为全民免费提供。我们能够想象，当所有人接种疫苗后，这场沉重的疫情就将在不久的将来和我们告别，人们的生活会重新步入正轨，世界也会恢复它原本该有的样子。
疫苗的研发，其间有无数人的努力，曾付出过令人心碎的代价。而这无一不提醒着我们，敬畏自然、尊重科学，才是推动生命前行必须坚守的准则。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卡尔·巴里·夏普莱斯曾说过，人类目前只不过发现了生命科学的冰山一角，还有太多奥秘等待揭示。生命科学的每向前进步一点点，都会给人类治愈疾病带来更多希望，只有生命科学的突破性发展，才会从根本上颠覆人类的思想和生活。IDG同样坚信，科学才是人类未来的曙光。人们在未知的空间里进行无穷地探索，这正是走向更美好世界的最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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