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与政治成熟 | 策划人言
马克斯·韦伯
今天这篇文章，整合自严搏非先生为季风书讯465至467期所写的三篇编后小记，讲的是沃尔夫冈·J.蒙森的《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
在19世纪末经济崛起却政治落后的德国，即便睿智如韦伯，也被其爱国主义所误，上演了一出失败的政治参与悲剧。而韦伯民族崛起的梦想，只有在战后自由的德意志中才得以实现。
在本次推送中，严先生将从德国今天的命运回溯上去，看韦伯当年的政治判断究竟在什么地方及为什么错了，以及今天处于相似境况中的我们可以从中借鉴些什么？
大国崛起与政治成熟
文/严搏非
原载于/季风书园微信公号
标题为编者所加
《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提供了一份样本，那个无畏的、无比深刻的韦伯，在一个几乎能与今天的我们完全对勘的情景中，上演了一出失败的政治参与悲剧。而当年韦伯的民族主义梦想，则在战后由自由的德意志实现了。
蒙森的这部政治学名著并不好说，尤其当你试图对一般公众说的时候，你很难拿捏该如何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交代韦伯，以及如何简单地勾勒19世纪后半叶到1920年代的德国历史，今晚，我们来试试能否反过来说，也就是从德国今天的命运回溯上去，看韦伯当年的政治判断究竟在什么地方及为什么错了。
今天的德国，无疑地是完成了韦伯当年的“民族主义”的政治梦想的，然而这个梦想却是属于自由的德意志的。在经历了两次大战和期间的魏玛宪制失败之后的德国，终于从之前100余年中所有的精神命题、民族政治的权力意志以及大国崛起的经济成功中觉醒过来，在战争的废墟和民族分裂的惨痛中，开始了整整一代德国人追求民主政治的决心，他们先有了1948年的《德国基本法》，在“基本法”中，他们设立了“人的尊严的条款”，并将它置于所有其他的条款之上，以排除任何情况下任何政府和团体的对人权的侵犯，这个条款，杜绝了任何个人、领袖破坏宪制实行独裁的可能，这是直接来自于魏玛失败教训的政治构造。接着，是1970年勃兰特的一跪，这意味着对德国历史的彻底清算，它构成了新德国的道德前提。而两德统一之时的“宪法爱国主义”讨论，则真正摒弃了一切德国民族的特殊主义，将德国民族的精神奠基于宪政民主的普世价值。然而正是今天的这个自由德意志，才真正实现了过去100多年的德国民族梦想，韦伯所期待的“德国民族的历史使命”和他所企求的“民族强大的权力政治”，则在今天的德国之于欧盟中，现实地被刻画出来。
《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书影
然而，这是一系列很长的历史错误之后才有的结果。而韦伯当年的错误也是非常复杂、充满了深刻的思考和错误激情的结果，这与我们今天许多轻飘飘的“思想者”完全不同。十多年前，甘阳曾以韦伯的弗莱堡大学就职演讲作文谈中国的“政治成熟”，但他第二年就以“通三统”转向对中国特殊主义的论述，中国近年来的思想混乱，有相当部分即来源于此。眼下的这本《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正可以帮助我们在很大的程度上辨析这类特殊主义的民族主义和什么才是真正的“政治成熟”，而后者，则更可以从韦伯政治实践的错误中引出。
德国的民族崛起梦想在韦伯之前已有了近百年时光，这个伟大的精神民族在一个很长的时间中只满足于在精神上经历未来，而在它还落后于它的大部分欧洲同伴的时候，黑格尔就已经宣称他们是“世界历史民族”，唯一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世界精神的民族。而马克思要发明一场超越法国大革命的最终的革命，其最初的意图也是为了证明德意志民族才能代表时代的价值。但是，1848年的革命失败了，直到有了俾斯麦，这个大国经济崛起。
但韦伯是矛盾的，1894年他在弗莱堡演讲中抨击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无能几乎能与马克思早期对法国资产阶级的赞扬相对照，他呼唤的“政治成熟”也是与工业化进程相适应的民主的大众政治。然而大国崛起而政治错误的德国终于如韦伯预言地卷入战争，而从战后到1920年韦伯去世，这短短几年中韦伯政治实践的错误和失败，正是我们今天特别需要借镜的。
《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书影
韦伯是深刻而复杂的，每一个认真读过韦伯的人，几乎都不可避免地被吸引，被韦伯那种极端的认真、批判理解的彻底、问题之犀利，以及从不诉诸于简单回答的风格所吸引。雅斯贝尔斯说韦伯，“一般人可能需要终其一生去了解自己的命运，但他（韦伯）的宽广灵魂却照耀着整个时代的命运”，就连在这本讨论了韦伯在德国历史的灾难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政治责任的书中，蒙森仍然不无遗憾地写道：“这个民族不知道如何利用它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也听不进他的忠告。到了1919年，已经为时太晚了。”是啊，哪怕那个时候的德国依旧拥有韦伯，但韦伯对于这个去魅的世界的失望，对这个官僚制“铁笼”的不信任，已经变异为魏玛宪制中为领袖独裁留下可能的幽僻小径，于是，这个时候的韦伯的命运，也几乎预言了德国民族的宿命。
韦伯在战后到1920年间的政治失误，集中于他坚持期待一个克里斯马领袖的出现，一个能践行“责任伦理”的“被政治召唤”的政治家的出现，虽然这个政治家必须为责任伦理所约束，但韦伯没有料到的却是，独裁甚至是邪恶的独裁也因此成为可能。然而在1920年的韦伯看来，这正是在这个去魅的世界、官僚制的“铁笼”中，民主政治可以提供的唯一的抵抗的自由，因为在这个工具理性的“铁笼”中，自然法所规定的先验的自然权利早已经消散殆尽了。韦伯是一个对当代人类世界中的人类命运有着最深刻追问的思想家，但他所追问的悲观前景，却也否定了现代社会的一项伟大可能：植根于每一个个体自由的民主政体的可能。洛维特后来在《韦伯与马克思》一文中有一段话恰到好处地描述了属于那个时代的矛盾的、先知般的韦伯：“他是一个与那已经走向终点的市民性的时代相矛盾的代表人物，是一个‘每当一个时代再次凝聚起它一度想要终结的价值的时候，就会再次出现的人物’”。1918到1920年的韦伯，正是如此。
韦伯期待德国民族出现一个克里斯马领袖的观念深刻地影响了魏玛制宪，而韦伯对魏玛宪法的参与也使得他与魏玛的失败产生了某种暧昧的联系。这其中最令人难堪的就是卡尔·施米特这位“前希特勒时代的摩菲斯特”，施米特坚称是韦伯的忠实学生，他利用了韦伯以直选帝国总统作为政治领袖的概念，并彻底压制韦伯同时坚持的全部宪政要素，而把这个概念发挥到了可能的极致，将领袖——可以实施紧急状态的人——定义为“主权者”，并进一步推论，紧急状态下的“决断”，才是民族政治的本质。1933年的德国，就这样来了，纳粹在民族的危机中，依照宪法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动员，“决断”了德国民族的命运。
前文我们提到的战后1948年的“德国基本法”，从灾难中终于觉醒的德国人民将“人的尊严”条款置于了基本法的所有条款之上，这个条款排除了一切“例外状态”，无论国家处于何种紧急状态，人的基本权利不可侵犯。自然权利重新成为宪政的前提，一个自由的德意志在民主政治中终于实现了绵延了100多年的德国梦。
韦伯的处境于我们是很可借鉴的。在俾斯麦时期，德国经济崛起却政治落后，他最初在弗莱堡大学的就职演讲中讲“政治成熟”，就是指德国当时软弱的资产阶级，“既没有半点喀提林式的行动魄力，更没有丝毫强烈的民族激情”，而这两者曾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国民公会”的灵魂所在”。到了威廉二世这个末代君王的时代，德国人又遇上了一个只知道权力的虚荣而从未理解权力本质的任性的君王，“英国的国王有野心和权力，而德国的皇帝只有虚荣心还有对权力外观的满足”，总之，遇上了“一个危险的政治半吊子”。战后的德国革命推翻了君主制，但追求民族政治权力的民族主义却将德国再一次拖入灾难，魏玛时期有过的短暂的文化璀璨，却丝毫无助于这个民族审慎、理性地选择自己的政治未来，反而犬儒地选择妥协，尤如洛维特在1933年之后所说：“由于人们不断地被迫妥协，这种软弱便扩大为一种普遍的人格特质：一种由于对善的荒废而来的罪行。”
韦伯的失误有他对时代判断的悲观来源，但他的悲观是深刻的，甚至是本质地提前刻画了现代世界的命运，但他的政治判断却是错的，尽管这是在自由主义处于低潮的时候做出的判断，他也来不及看到，民主政治在他去世之后至少在许多成熟国家中的几近完备的发展。但韦伯依旧是无畏的，他的“被政治召唤”意味着即使在一个“愚陋不堪”的时代，即使这个世界看起来根本不值得为之献身，也要去执着地寻觅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去准备着承受自己全部希望的破灭。这样的无畏的担当，包括我们上面所谈的政治教训，也是我们今天普遍缺乏的道德责任之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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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
[德]沃尔夫冈·J. 蒙森 著
阎克文 译
三辉图书/中信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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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政治密切相关：他激烈批评俾斯麦和德皇保守的社会政策，却更失望于资产阶级的政治软弱；他在“一战”中出于德国利益稳步推动“体面和平”的实现，却被自私的政治领袖葬送；他在魏玛制宪中期盼卡理斯玛威权领袖重振大国荣耀，却未料到会是纳粹主义的兴起……
本书是德国历史学界的重要著作。作者蒙森向读者揭示了韦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热忱的自由主义者，却也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德国民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厘清了韦伯这两个看似矛盾、相悖的立场之间的重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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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蟹小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