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内，墙外 | 三辉年度关键词No.1
三辉在2015年度出版的书可以用一些关键词串联起来，第一个词是，“墙”。在东欧，在伊朗，在奥斯维辛，存在过、存在着一堵堵墙，它们关于阻隔，关于规定，直至关于生死。墙内与墙外，一些名字被听见、记住，也被名字的所有者熔进了他们写作的火炉。炉中冒起星星之火，在时间的荒原上闪烁。
这堵墙在匈牙利。它阻隔思想，阻隔笔尖流淌的墨汁；它命令笔运动的方向，并在艺术家的创作和言说中规定了一把钳。
作为匈牙利的道德勇气的标志人物，米克洛什·哈拉兹蒂发出了那片土地上最不可能发出的声音。“旧的审查制度逐步退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新模式——更隐性且更危险……审查制度不再是文化的行刑场，而是艺术家天然的家园。”高墙内不是尖刀和利石，而是温柔致命的天鹅绒，艺术家在衣食无忧中放弃了抵抗。
2015年，三辉图书出版了哈拉兹蒂的《天鹅绒监狱》。
这些艺术机构垄断了其各自的领域。它们的校长和教授都由政府任命，学生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发言权文化部负责同其他院校和国家教育系统协调他们的课程。他们同样免不了思想政治必修课。艺术和文史教学大纲皆有大学的相关部分拟定。作为必修课，期末还要进行严格的考试。
通往艺术生涯的唯一路径是免费的，可见艺术教育解放之彻底。这些学员被视作精英的场所。雄心勃勃的家长力争将他们早熟的子女送进这些名校。
开局良好。随后，教育系统放弃了向未来御用艺术家灌输激情的尝试。这些艺术家被教化得没有能力创作任何不能发表的东西。他们被培训成有创意的行政人员，致力于维护国家的艺术机构。御用的艺术教育，培养御用的艺术家。
艺术家徒劳地呼吁艺术的有机本质。然而，他已经不再是艺术家。通过拒绝与国家机构相协作，他自动宣布放弃专家的位置。他只是一个遇到法律麻烦的普通人。法庭上每个公民都是平等的。未经许可的艺术，始终是潜在的颠覆性的所在。
那种认为国家雇员可以简单地假装不认识雇主的幼稚臆断，会导致情况陷入僵局。于是，一些人尝试着绕过国家，直接与公众接触。笔者也做过这种无济于事的尝试。
特立独行的艺术家的“自由”，也仅仅存在于理论中。天真的英雄可能只是被排除在艺术王国之外，而特立独行的艺术家却从一开始就被认定为敌人，因为他从根本上拒绝国家文化。他打乱了垄断机器的平稳运行，挑起了独立运动。
摘自[匈牙利]米克洛什·哈拉兹蒂《天鹅绒监狱》，戴潍娜译，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10月
这堵墙在罗马尼亚。它仍痛恨越矩的思想与言说，驱逐妄图颠覆它的叛逆者。诺曼·马内阿是叛逆者中的一个，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1986年，他迫于国内政治环境离开罗马尼亚，前往西柏林，后定居美国纽约。
马内阿被认为是比昆德拉更深刻、更纯粹的东欧作家，甚至被比作卡夫卡的继承者。他1936年生于罗马尼亚，纳粹集中营幸存者，流亡后仍坚持用罗马尼亚语写作，坚持与故土、与回忆、与存在对话。1997年4月21日到5月2日，马内阿在流亡十年后重归罗马尼亚，在这12天中，过去、现在、未来缠绕着向马内阿扑来，造就了马内阿最重要的一本书《流氓的归来》。
2015年，三辉图书出版了马内阿的《流氓的归来》《黑信封》《索尔·贝娄访谈录》。
我之所以对离开罗马尼亚犹豫不决，最主要的问题是，随着离去，我身上有多少部分将死去。我想知道，对一位作家来说，流亡是否等同于自杀。不过，事实上我对此并无怀疑。但如何去看待目前潜伏于家中的死亡？生活条件的迅速恶化和日益增加的危险让人毫不怀疑我于盛年在另一种语言和另一个国度中的重生。
我口袋里放着一条早已烂熟于心的信条：“我将不为我不再相信的事物服务，无论它称自己为我的家、我的祖国还是我的教堂。”我终于要离开了，我拒绝在这个我曾希望被承认是个作家的地方成为纯粹的小说中的人物，我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我将不会死在我出生的地方。不过，在流亡过程中，我将只能成为一个小说中的人物——一个没有国家和语言的尤利西斯吗？然而，我别无选择，我已经编好了延迟不归的理由。
诺曼·马内阿。另有作品《黑信封》《索尔·贝娄访谈录》，三辉图书/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出版。
贝特鲁·克热提亚的话语在回响：“大屠杀后最可怖的是，哪怕最微小的反犹主义的持续存在。”我这个旅行者现在可以听着这些话语上床睡觉了，在这里，在他曾经不愿离去、后来又不想回来的祖国，在他被模糊性折磨得不成样子的地方。一种姗姗来迟的治疗：睡眠。在这个康复之夜中，你可以吸入你曾失去的一切，以及你也许会失去的一切：那些你甚至还不知道的东西。我想着流氓塞巴斯蒂安，想着流氓耶稣，他曾受到伪君子的嘲笑，又在成千上万张面孔上复活，在成千上万人的眼皮底下，在流氓世纪的火葬场中，被烧活。我再也无法与疲倦抗争，我就像个老小孩儿，终于得到了一直想要的麻醉药。
摘自[罗马尼亚]诺曼·马内阿《流氓的归来》，邵文实、梁禾译，三辉图书/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6月
这堵墙在伊朗。它敌视葡萄酒，敌视聚会上的自由舞步，敌视畅快的阅读，敌视简·奥斯汀、《包法利夫人》、盖茨比、《洛丽塔》。
因为不堪忍受种种禁忌，德黑兰大学的阿扎尔·纳菲西辞去了共和国政权下早已背离教育本质的教授职位，转而在自己的私人住所造起了一间秘密课堂。1995年秋，她带领7位女学生，每周四在自己的家中阅读这些在公共场合被明令禁止的文学作品。她和她们围桌而坐，通过阅读和讨论描绘着梦想中的色彩，小心翼翼地从审查官那里偷着时间，为了片刻的宁静与自由。
2015年，三辉图书出版了纳菲西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我所缄默的事：一位叛逆女儿的回忆》。
有将近两年的时间，不论晴雨，她们几乎每周四早晨都来我的住处，当我目睹她们卸除非穿戴不可的面纱长袍、绽露琳琅满目的色彩时，每每不能自已。学生们走进房间之际，卸除的不只是头巾和袍子。每个人的轮廓和形状逐渐浮现，起居室的窗户框有我深爱的艾布士山脉。起居室里的天地成了我们的避风港、我们自给自足的小宇宙，嘲笑着眼下现实世界的城市里一张张被黑头巾裹住的怯懦面孔。
阿扎尔·纳菲西，1997年离开伊朗，移居美国。另有作品《我所缄默的事：一位叛逆女儿的回忆》，三辉图书/外研社2015年出版。
此时此地，在这频频出现于我们课堂讨论的另一个世界，我坐着重温和学生（后来我都称她们为“我的丫头”）在德黑兰一个看似阳光灿烂的房间读着《洛丽塔》的情景。但若要一窥《洛丽塔》中诗人罪犯亨伯特的内心奥秘，我需要诸位读者在脑中想象我们的存在，否则我们便不是真的存在。摆脱时间与政治的钳制，想象我们处在有时连自己都不敢奢望的情境：想象我们在最隐秘的时刻，在最奇特的平凡瞬间，聆听音乐、坠入情网、漫步街道，或在德黑兰阅读《洛丽塔》。然后，再想象我们的这一切被剥夺，赶入地下，见不得光。
不可思议的是，当所有可能性都被剥夺了，再微小的开口也可能成为极大的自由。当我们共处时，我们觉得自己几近绝对的自由。那第一个星期四的早晨，这种感觉便弥漫于空气中。我对这堂课已经有构思，也选了不少的读物，但同时我准备让这堂课来塑造我；准备让“小提琴”填满“虚无”，并以“琴声”改造“小提琴”。
摘自[美]阿扎尔·纳菲西《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朱孟勋译，三辉图书/外研社，2015年8月
这堵墙在奥斯维辛。墙内与墙外，已不是言语、文字、思想之隔，甚至也不是自由与不自由之别，而是生与死的界限，是存活与灰烬的界限。
普里莫·莱维1919年出生于意大利，1944年因参与反法西斯运动被捕，后被遣送至奥斯维辛集中营，1945年，他从灰烬中逃了出来，回到故乡都灵，1987年自杀身亡。在都灵，他提起笔见证那个文明的深渊，为了死去的无辜者、活着的幸存者和更多的后来人。
2015年，三辉图书出版了莱维的《再度觉醒》《若非此时，何时？》（即将上架）。在《若非此时，何时？》中，莱维讲述了一个犹太人武工队的战斗故事。
“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称我们为社会主义者，但我们成为武工队员，不是因为我们的政治信仰。我们战斗，是为了使自己免于死在德国人手里，为了报仇，为我们自己开出一条路。但最重要的是尊严——原谅我使用这么严肃的字眼。最后，我还要跟你说：我们这帮人当中，很多人从来没有尝过自由的滋味，他们在这里尝到了，在森林里、在沼泽和危险中，在惊险和友爱里尝到了自由的滋味。”
“你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不是么？”
“是的，并且我不觉得懊悔，甚至不为眼看着朋友死去而感到懊悔。如果我不曾发现这个行当，也许现在还只是个孩子，我现在就会是个二十七岁的大孩子，战争结束后，要是我还活着，会重新开始写诗、卖鞋。”
“或者你会成为著名的小提琴家。”
“那太难了，”基大利说道，“孩子成不了小提琴家。要是真的成了，也只是个孩子小提琴家。”
二十三岁的埃德克严肃地看着二十七岁的基大利：“你敢肯定你现在完全不带孩子气了？”
基大利搁下小提琴：“也不总是不带。只在我想要的时候带。不是在这里。”
“你们服从谁的命令？” 埃德克追问道。
“我们是自治的群体，但是要是联络得上的话，我们就听从犹太人抗战组织的建议，他们的指示是这样的：破坏德军的通讯线路，杀掉负责大屠杀的纳粹，往西去，避免与苏军接触，因为他们虽然帮了我们这么久，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将来仍会帮助我们。”
摘自[意]普里莫·莱维《若非此时，何时？》，翁海贞译，三辉图书/外研社，2015年11月
附上平克·弗洛伊德的《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小编今天夹带私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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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 | 柏林墙，1966
编辑 | 恰恰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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