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咋就成了网红？和你我有关！
最近，“中产阶级”这个词出现频率变得极其之高。高得让人头晕目眩。而且一出现，都是焦虑的面目。
“12万高收入”税收引发的轩然大波
这种焦虑的表现，也在于，当所谓的个人所得税要进行改革，有传言说所谓“高收入”就是年收入12万以上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财政部专家24日辟谣称，目前中国无“12万年薪以上属高收入人群”一说
这是非常明显的误导。10年前的年入12万以上需自行申报个人所得税的旧规，与新文件中“加大高收入人群税收调节力度”的新政策，莫名对上了号，“12万年薪以上是高收入，要加税”等说辞不断刷屏。
莫非，群众的焦虑已经到了他们宁可自我催眠来进行发泄的地步了？
国家的税收一向有税收效率的问题。就是税收制度放在那儿，但是有些税收不上来。这和过去税收的方式等都息息相关，也和整体财税、信用等信息体系的建设不完善有很大关系。
所以，这次国务院的文件，应该是强调对于那些本来应该在个人所得税纳入范围内，却因为制度漏洞等原因逃脱了税负的“高收入”人群，要加强管理。
你说你们一干人等，如果没有什么额外、灰色收入，没有身为企业老板将自己的收入虚报，在这儿跟着起什么哄害什么怕？
然而也不完全是这样。试看，虽然由于口径不同统计结果不一，但都在说当前中国宏观税负并不低。而个人所得税缴税覆盖面只有3%，大概2800万人的样子。
这就很让人忧心了。须知，有很多税种，比如消费税等等，看似平等，但并不是财税政策所谓用来进行财富再分配保证社会公平的好帮手。而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制正是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的方式之一。
结果呢？3%的覆盖面，除了农民和低收入人群，恐怕很难不让人想到，税基主要是这些兢兢业业、辛苦挣取死工资的人，而大部分真正的高收入人群，是没有被覆盖的。
也就是说，不谈宏观税负，仅从个人所得税就能看出，税收总量不够高，是税收效率低的缘故。而且，这造成了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更为不公。
middle class
“中产阶级”这个词是个舶来品，middle class，品味之光，格调之火，上下唇相碰，middle，上下齿相依，class。
其实，这词最早出现于英国人詹姆斯·布拉德肖(James bradshaw) 于1745 年撰写的一本小册子里，小册子的名字不叫《为什么只有正宗爱尔兰羊的毛才可以陪你度过三生三世的温暖情怀》，也不叫《没进入法国就等于没有活过爱过》之类的，而是叫做《防止爱尔兰羊毛进入法国》。
好吧，这是个很现实的词。当时人们所理解的中产阶级是处于贵族与农民之间的社会阶级，主要是指新出现的资产阶级和在城镇中新出现的一些社会人群，说白了，就是“市民”，当然，正是这个新出现的中产阶级，推动了法国大革命。
卡尔.马克思曾经认为，中产阶级会消亡，因为他们只能分化成统治阶级和无产阶级。
可这样一来，好像就有点没法聊天了。
所以，我们现在通常所属的中产阶级，大概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中产阶级，主要指专业人员和企业家。与卡尔·马克思相反，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层制发展，中产阶级必将壮大。
最早应用这种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概念，是英国政府统计部门于1913年发表的、由统计学家史蒂文森所做的阶级分类报告，把处于上层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人群归类为中产阶级，这些人虽然也像产业工人一样受雇于人，但拥有较多的人力资本，掌握专业技能，社会经济地位高于工人阶级。
“中产阶级”成了“网红”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一些人提出“中产阶级”的概念，旨在突破社会意识形态限制，促进发展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等。随即，这种论调受到了批评，以至于在90年代以后一段时间里，都用“中间阶层”“社会中间层”等词语来代替。
“中产阶级”真正的兴起，是汹涌市场大潮的推动。有趣的是，这种推动，不是指经济高速发展或者观念逐渐开放这种宏观概念，而是更为直白的——如同当今所有的节日是否能够成为宏大、繁盛、精致、可人的节日，要看与之相关的消费如何建设、描述其场景和感受一样。
在这个商品洪流奔涌不息的时代，我们的欢喜悲愁都是由我们的消费所塑造的，我们的亲情爱情都是由商品认定的，我们的个人生活和七情六欲都是由朋友圈塑造的，所有关系都必须有实物标的，所有高潮都必须有商业推手。
“中产阶级”成为“网红”也一样。
“中产阶级”之所以能够走红得耳熟能详，是因为其被塑造成社会中成功人士的代名词，但这“成功”又不多不少不偏不倚，不像先定个小目标赚它一个亿那么遥不可及，也不像养一条戴了八十只iWatch直闪瞎了自己狗眼的可可宝贝那样招摇过市。
如果你还能够想起，就会发现，“中产阶级”是红酒洋酒、是周游世界、是奔驰宝马、是花园别墅。纯粹的，赤裸裸的市场营销语言。当然，这种描述，很不“中产阶级”，因为他们眼中的别人眼中的自己，必然是富裕而高雅的，迫不及待的显露却也半推半就的含蓄。
按照他们的思路，也许应该说，如果你还能够想起，就会发现，“中产阶级”是温香软玉、是面朝大海、是快意驰骋、是诗和远方。
中产阶级的焦虑
但最近中产阶级很焦虑。这么说并非空穴来风。
往年的经济问题，只要你在前面或者后面加上个“阴谋”就能牵动人心，招揽巨量读者为国际政治和情报事业头悬梁锥刺股。
今年的经济问题，热帖们都是从“中产阶级”入手，才能雷霆万钧地席卷网络，振聋发聩。我敢说，任何问题，都可以。
不信可以随便一试，比方说：
汇率问题，就写“汇率问题，中产阶级是否会被洗劫一空？”
房价问题，“房价问题，中产阶级还存在吗？”
甚至城市交通规划，“城市交通规划问题，中产阶级去向何处？”
简直都不需要在标题中骇人听闻的说会“升”还是会“降”，会公布新政还是会沿袭旧政，不需要给出结论和判断，想想可能纷至沓来的阅读量，头皮都会变麻。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脆弱至极。他们一心小资，是因为没有大资本，他们人手一本诗和远方，是因为他们苟且得很辛苦。
有人说，这是一种叫做矫情的病，得治！
然而不是，这样断言的人才是一种叫做矫饰的病，没得治！
他们往往参加个仪态万方的派对，媚眼流光地“请”一杯1982年波尔多红酒后，踩着小高跟就回去加班到第二天凌晨。他们往往拎着漂洋过海明星同款的名牌包，同时自己抱着比腰还粗的桶装水走上租住的小高层。
他们在追求的东西，也许确有虚荣存在。然而，如果靠辛苦劳动挣得荣光，有何不可？然而，如果靠辛苦劳动也不能挣得荣光，有什么意思？
即使他们不用加班和干重体力活，他们也不免要在为孩子的学校、老人的医院、自己与强势弱势群体的马路纠纷中处理各种难以预测的意外。
是的，从商业消费中堆砌出来的“中产阶级”概念有其虚伪空洞的一面，可正是这种包着糖衣的逗引，使许多人充满幻想和斗志。只是，现实中，他们真的仍然难以摆脱这种空洞，所以他们焦虑。
中产阶级还没有形成
“中产阶级”的焦虑并不矫情。一方面，他们很努力，而梦想很远。另一方面，他们的负担很重。
所谓的“中产阶级”，成为了社会中最容易被左右和摆弄的人，他们的选择更少，任何选择的弹性都更小，因此生活的脆弱度更高。
“中产阶级”在发达国家被重视，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被认为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收入、生活、思想等都相对稳定。虽说有研究认为，美国中产阶级更注重家庭的物质条件，欧洲的中产阶级更强调文化品味和价值追求。但这都不过是“末”。
犹如我国所谓“中产阶级”的品牌消费观，包括诺贝尔任何奖项获得者都曾陪他们度过青春一样，只是一种表现和表象。其中的“本”在于，物质条件达到一定程度的丰富，在社会生活中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度。
而我们还不是。我们的中产阶级也许不过是，在物质积累和社会环境并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之前，想用精神的跨越来取得更多的愉悦。当然，我们可以把这视为一种自我鼓励。
然而，其中的沟壑仍然让人痛苦和心惊。当你觉得买了房和没有买房都同样可怕，当你觉得有了存款和没有存款都同样心焦，当这些情绪变成较为普遍的存在，那是因为我们真正的中产阶级并没有形成。
能够保障中产阶级形成的系统还没有形成。
能够保障中产阶级形成后成为社会稳定基石的机制还没有形成。
后记
西方认为中产阶级影响着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环境、劳动力市场、住房选择，尤其是对城市社会空间重构具有重大作用。
相关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在当今大多数欧美发达社会，中产阶级在社会人口中的比例超过半数，在一些北欧国家，中产阶级比例甚至超过人口的80%。
但从目前看来，尽管中国“新中产阶级”的概念已经提出，“中产阶级”消费的广告已经成为生活中浓墨重彩的一部分，然而，都不过是粉墨登场，是戏，还不是人生。
这就是为什么中产阶级是一个如此模糊的概念，只能用消费描摹这样浮夸外在的东西来进行定义，而任何一个自称是中产阶级的人都只会因此增加自己的焦虑感。
经济社会成型后，中产阶级才是这个社会的稳定器；而要想得到这个稳定器，社会必须重视如何给予中产阶级稳定的社会地位、生活环境和未来预期；而要想让中产阶级有稳定的预期，政策必须注重有较强的一致性和公平性。
中产阶级，试想，有这样一群人，自己给自己唱一个诗和远方，就肯在社会中勤奋的苟且，何其励志。
我们需要他们。
他们可以想欧洲野牛和天使，可以想预言家的十四行诗，但最重要的，是社会给了他们一个安全的基础，因此他们也给了社会一个安全的基础。
而这是我们能共享的唯一的永恒，我的中产阶级。
本文来源于观察者网，作者本人授权新财迷发布，万喆，中国黄金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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