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来源于腾讯财经《灼见》特约作者：万喆，盘古智库学术委员、系中国黄金首席经济学家、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人们诟病，中国历史上，商业一直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商人一直得不到应有的地位。造成这个结果当然有很多很多方面的原因。
中国商人的地位，并不是一直那么低。正相反，更早时候，商人的地位是相当高的。但中国商业始终未能获得长期发展的支撑，在历史的洪流中起起伏伏沉沉浮浮，找不准自己的定位。中国历史上的商人们，即使达到过权力的巅峰，即使达到过名利双收的盛景，终于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
在中国历史上，商人有过很高的地位。
我们都知道，“士农工商”，商列末位。但《左传》记载，晋将伐楚，随武子日，楚“商、农、工、贾不败其业”，不可伐。商列首位。
我国商人活动的最早记载在《易经·系辞》“厄牺氏没，神农氏作，列窿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古代大贤德的舜在受尧禅让之前，曾经“贩于顿丘，就时负夏。”可见那时的封建君主对商业还是很亲切的。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甚至出现了商人的黄金时期。商业流通的重要性被很深刻的认识到，司马迁就说，农民伯伯不生产，就没有粮食吃，工匠叔叔不生产，就没法子干活，商人不进行流通，粮食、器物、财富就要断绝。当时，诸国纷纷实行惠商政策，争相把招商引资作为头等大事。
商人地位相当高。商人也享有较为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史记》记载了许多商人因经营鱼、盐、铁、冶铸等业而致富的事例。春秋战国时期，大多数国家未实行专卖制度，商人经营范围基本不受限制。不仅如此，还有各种税费减免优惠。“鄂君启金节”就是二千多年前楚国所发商业免税通行证。
寒潮总是来得特别快。商人遭到了严苛的律法对待。
商人自然是没有上升空间的。汉以降，禁止商人及其子孙进入“上流社会”成为历代最常见的一种抑商之法。商人及其子孙不能为官，作吏也不可能。汉初刘邦规定:市井之子孙(商人子孙)亦不得仁宦为吏；汉文帝时，商人和上门女婿、贪污者一样，“皆禁锢不得为吏”；孝景二年诏曰:“有市籍者不得为宦”；到了汉武帝，对商人的踩踏达到一个小高潮，当官作吏当然绝无可能，“锢商贾不得宦为吏，此所以抑并兼长廉耻也”；北魏律中则有“工商皂隶不染清流”。
商人也不在“主流社会”中。他们几乎是“天生有罪”，普通人身权利不大有，可以被随意限制和剥夺。中国封建社会有一种特殊户籍：市籍。与普通人不同，商人单列市籍，受特殊监督管理。根据市籍，能够要求商人无偿向官府供应物资或劳役。《秦简》中规定商人人身权利受限，可以无故就与罪人一起发配；西汉初年订立“七科谪”的法律，国家可以随时把商人发配充军；而且，只要曾经有过市籍，影响全家全族子孙后代，都是充军对象。
商人们甚至被要求彰显自己的“社会不入流”。他们不但被禁止鲜衣怒马招摇过市。比如汉代刘邦时期就颁布“贱商令”，规定商人不得衣丝乘车。前秦王符坚曾下令：“金银锦绣，工商皂隶妇女不得服之，犯者弃市。”；而且被勒令昭告天下自己的卑贱身份。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据《太平御览》《晋令》载，“侩卖者”必须一脚穿黑鞋一脚穿白鞋，头上写着自己的名字和买卖。
于是也就不难解释，“从商”干脆直接成为一种“惩戒”。《齐书·刘休传》里，南齐刘休同志有个很爱妒忌的老婆，齐明帝诏令惩罚，命刘休“于宅后开小店”，让这位爱妒忌的妻子亲自去卖扫帚、皂荚，“以辱之。”
商人不但自身遭到侮辱，还变成了侮辱人的形容词。
为什么？我们不禁要问。
如果说商人的社会地位不高、上升空间不多等，还可以用传统文化中对商人的鄙夷来解释，那么，对商人极致的羞辱、禁锢和限制，其实并不那么容易说得通。多大仇多大怨啊？
尤其是，就在不久以前，就在他们惨遭史上最严苛商人侮辱期之前，他们分明刚刚渡过史上最开明商人荣誉期。那时，他们曾有过极其显赫的地位。
如果追溯的更早一些，商代出土的大量文物和甲骨文使“殷人重贾”的情态宛然可考。而时至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奴隶制经济向封建地主经济过渡，封建地主阶级尚未完全确立其统治地位，政治格局的多元化到了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给的地步。中国古代商人的黄金时期就这样顺理成章的到来了。
天下是谁的天下？谁能得到天下，就是谁的天下。
谁能得到天下？谁有本事，谁就能够得到天下。
什么是有本事？国力强盛。
不盛怎么能够强？东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统治者把国力强盛和商业联系在一起。他们认识到:“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诸国纷纷实行惠商政策，争相招揽商贾。
战国时期的《市法》中，出现了把市场商贸和国家强弱联系起来的思想:“市者，百化(货)之威，用之量也。中国能则(利)市者强，小国能则利市者安……诸侯财物至则小国富，小国富则中国(强)……”。当时在齐楚秦赵诸国兴起了许多商贸中心城市，许多大工商主活跃其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办法。
晋文公行“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利器明德，以厚民性，使财用不匾”，创出霸业。
郑国利用特殊的地理位置，扩展同各国的商品交流，在各诸侯国之间周旋，以此与周边各国维持一种均衡，保证了自己在乱世烽火中能够获取一席之地。
发展是硬道理，富裕是奠基石。商业与国家是相互依靠的关系。
但是当国家与商业的关系“移情”到商人身上，会怎么样？
《张仪列传》说：“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一大批名商大贾脱颖而出，无不与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的是商而优则仕。越王勾践被围困在会稽山上，于是任用范蠡、计然。计然给勾践上了一堂关于“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课，告诉他商品供求关系与价格变动趋势，当商品价格贵到极点，市场上必定供大于求，价格就会很快下跌；当商品价格贱到极点，必定是供小于求，价格就会很快上涨。勾践茅塞顿开，照此策略治国十年，国家富裕，国防建设也搞上去了，终于报仇雪耻，成为“五霸”之一。范蠡则把这种囤积居奇、与时逐利的方法继续发扬，“下海”后自己经营致富。
有的是在商不忘国政。鲁僖公三十五年，秦军准备袭郑，路过滑国，大军遇上了赴周贸易的郑国商人弦高。仓猝之际，弦高冒充郑国的使者，以四张皮革和十二头牛犒劳秦军，暗示郑国早就洞悉秦军“偷袭”的小九九。同时他又传驿回郑国禀告军情。秦军主帅一想，郑国早有准备，算了，于是顺手灭掉滑国后返回，而郑国避免了大灾难。
有的是从商顺便助政。鲁文公四年，晋国荀罃被俘在楚，郑国的商人打算把他藏在褚中走私出境，事情未成，荀罃被释。
有的是商而优则政敬之。孔子得以名扬天下，“神经纪人”子贡的辅助不可小视。子贡非常富有，乘坐四马并辔齐头牵引的车子，携带束帛厚礼去访问、馈赠诸侯，所到之处，国君与他只行宾主之礼，不行君臣之礼。孔子的流量丰沛，和子贡的资本丰厚，大概是相辅相成的。
“多钱善贾，长袖善舞”的商人在春秋战国的大舞台上如鱼得水，他们不仅有权参与、积极筹谋政治活动，甚至权倾一时。
“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是“利”的天下。掌握“利”的商人掌握着天下。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专门记载了从春秋末年到西汉初期二十多位工商业者发家致富的事迹。他把这叫做“素封”。
这些人多数是普通人家，甚至过去家境贫寒，后来凭着自己的努力，创造出大量财富，可与王侯相比。
钱可以带来享受。宛县孔氏大规模经营冶铸业，规划开辟鱼塘养鱼，车马成群结队，并经常游访诸侯，借此牟取经商发财的便利，博得了乐施好赐的美名；蜀地卓氏的祖先是赵国人，秦国击败赵国时，卓氏被虏掠。其他同时被迁徙的人，都争着央求迁徙到近处。卓氏却发现，近处地方狭小，土地瘠薄。他要求迁到远处，就在有铁矿的山里熔铁铸械，最终财势可以比得上国君。
钱可以带来地位。乌氏倮是边鄙之人，经营畜牧业非常成功，秦始皇诏令乌氏倮位与封君同列；巴郡寡妇清守住先祖家业，用钱财来保护自己，不被别人侵犯。秦始皇认为她是个贞妇而以客礼对待她，还为她修筑了女怀清台。
钱可以带来不需要地位。不需要去做官。齐地刀间收留使用许多奴仆，让他们追逐渔盐商业上的利益，或者让他们乘坐成队的车马，去结交地方官员，致富达数千万钱。所以有人说：“与其出外求取官爵，不如在刀家为奴”；不需要去读书。鲁地曹邴氏冶铁起家，财富多达几万钱。家规是，低头抬头都要有所得，一举一动都要不忘利。他家租赁、放债、做买卖遍及各地。由于这个缘故，邹鲁地区有很多人丢弃儒学而追求发财。
钱可以带来比地位还高的地位。鲁成公五年，晋国山崩，晋公以传召伯宗，在路上遇见重载的运输车，伯宗的驿车要求他让道，驾车的人说我很重，慢着呢，不如你绕行吧；吴楚七国起兵反叛汉朝中央朝廷时，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从军出征，需借贷，高利贷者认为他们胜算不大，不肯借。只有无盐氏拿出千金放贷给他们，利息为本钱的十倍。三个月后，吴楚被平定。无盐氏以此富致与关中富豪相匹敌。
“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
按照《太史公自序》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于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说白了，我自己挣钱，不碍着谁，想怎么挣就怎么挣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但真的就这样了吗？
如管仲之辈，辅佐国君，“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平定天下，富庶天下，成就齐桓公，成就齐国，固然是好。但是如白圭呢？他说过“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简直是中国古代版的巴菲特。他被后世尊为百代商人之祖，既有理论，又有技巧，还有仁义。为国理财，常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还曾经治理水患，堪称大才。但是，身为魏国人，他认为腐败不可救，就毅然离开。有能力没心情，这样好吗？
当然还有一种，有能力，也有心情，却心情太切。商人出身的吕不韦问他爸爸：“立一个国家的君主，可获利几倍呢？”爸爸说：“无数。”吕不韦说：“OMG！如今努力耕田劳作，还不能丰衣足食；若是拥君建国则可泽被后世。我决定去做这笔买卖。”他果然成功了，在秦庄襄王时“为承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到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最后呢？好像很不好，饮鸩自杀而死。
就算是普通土豪，也不安分。汉代桑弘羊说:“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流放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逐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这么不安分，好得起来吗？
何况，当追求财富成风，所以无论什么人，只要有钱，就能够有地位；所以有了钱就可以睥睨其它职业，无论是官员还是儒生；更不要说，所以商人在国家面前也觉得自己能够平起平坐。只要有富就能够有贵，这样好吗？
在民间，富庶者，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在朝中，有财者，小则辅国政，中则干国政，大则持国政，比比皆是。
富而贵，贵而权。这样真的好吗？
我想，那些国君诸侯，只怕都在反复问这个问题。
商人赚得多，过得好，对他们，遭到嫉妒也好，遭到排挤也好，都能够理解。为什么遭到几乎是“非人”待遇的“践踏”？
你说哎呀，这个文化环境就是轻视商人的嘛。可能有这个因素，但也不完全是吧？前不久还叫人家小甜甜，现在就叫人家牛贱人了？
你说哎呀，这个经济背景就是轻视商人的嘛。可能有这个因素，但也不完全是吧？农业经济固然是主流，商品经济加以辅佐才能更加繁盛，古人们也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呀。
你说哎呀，这个时代背景就是要盘剥商人的嘛。可能有这个因素，但也不完全是吧？改朝换代固然可能想要收缴财富，穷兵黩武固然可能想要收缴财富，可是把人也一同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是几个意思嘛？
也许，关键就在于，这并不只是一场“争产”大戏，这是一场“夺权”大案。关键就在于，此前的时代，商人所扮演的角色，已经远远超过了商人的底色，他们在有意识无意识中，已经把自己推上了“争权”的舞台。
而对于权力拥有者和争夺者而言，财产可以得可以失，权力可以得不能失。
所以报复来的急剧而爆裂。
允许商人来把持国家吗？不行。允许商人们想报效国家就报效国家，不想报效国家就拍屁股走人吗？不行。允许商人们拥众自重，自己开辟一块小领地吗？不行。
商人谋求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政治权利，构成封建政权的潜在威胁。
统治者还要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允许商人比肩甚至超过官吏、士子吗？不行。允许富商大贾与王者同乐吗？不行。允许一般商人享乐而不受制度礼法的约束吗？不行。
僭越礼制，是历代封建统治者都不能容忍的，商人以富厚之资谋求之，难被容忍。
是故，不遗余力地抑商，是为了政权的稳固；从服饰、车马上限制商人，以示其贱民身份，是为了政权稳固；当然，崇尚农业，其中一个原因，也是能够把人禁锢在土地上，使人更容易被管束，还是为了政权稳固。
一切都是为了消除其“争权”的可能性。
商人的地位变得极其低贱，或许此前其地位太显赫正是原因之一。
时势造英雄，在轰轰烈烈的时代里夺权、乱权，商人们没有摆正商人的位置。
也许那时百业混杂，不需要分得太清楚。但始终，权力是暴力的游戏。国家主权从来是依靠强力得来的。商业的强势，意识到了这一点，又不足够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产生了一个偏差，他们以为自己有钱，富，就可敌国，然而不是这样。
他们意识到权力的重要性，因此不断争取，并且依靠自身财富获取了极大的权力。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权力的危险性，因此难以真正超越商人思维的去争取，从而使自身财富和所获权力都变成了更为危险和不稳定的枕边炸药桶。
他们没有理清商人的人格究竟为何。他们参与了权力的斗争，又并非以独立人格参与权力斗争。他们给权力拥有者留下了深深的阴影，但只是阴影而已，而这阴影，在权力的强力作用下，成了反噬商人们暴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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