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中国基建第一人是他，但中国基建第二人却是……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征程，逢山铺路、遇水架桥，是人们不断开拓进取的印记。茅以升一生造桥，求学、闯练、担当、播种，一座奋斗的心桥是他一生的写照，也是他对后来人的期许。奋斗者的精神，既是“全部奉献给中华”的高尚心灵，又是“抗战必胜，此桥必复”的坚韧不屈。在变迁不止的时代，一段奋斗者的心路历程，或能给我们再出发的勇气与信心。

奋斗者的心桥

——纪念茅以升先生逝世三十周年

冯岳澄

钱塘江大桥是人尽皆知的世界奇迹，主持修建此桥的茅以升更是上个世纪家喻户晓的名字。但您知道吗？中国还另有一座建筑，同样人尽皆知，却鲜有人了解它的参与缔造者。那就是著名的人民大会堂——想当初，“人民大会堂”的名字也是茅以升先生起的呢！

这一桥一堂，均非凭空飞来，而都是由茅先生的奋斗精神创造来的。先生说：“人生一征途耳，其长百年，我已走过十之七八。回首前尘，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就让我们走进他的一生，了解他的奋斗心桥。

茅氏家族世居镇江，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作为一家之长，茅以升的祖父茅谦于甲午年赴南京赶考，顺利中举。他来到北京继续参加会试，却得知马关条约即将签署，台湾澎湖与辽东半岛将割让给日本的噩耗，一场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爆发了。据称，茅谦起草了这篇万言书中的不少条款。

茅以升出生于1896年1月9日，一年多前甲午海战惨败的阴影，仍在整个清王朝上空盘旋。但对茅家来说，这一天无疑是极其喜庆的日子，茅以升生来手心通红，是福气聚集之象。“以升”的名字，也是茅谦所取，寄予了他作为读书人对“国家升平”的期待。

家国一体，作为族长，茅谦的忧国之心转化为对下一代的期许。茅谦深知环境对一个人成材的作用，“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于是决定阖家前往文化昌盛的南京定居。

晚年的茅以升回到故乡，深情回忆道：

“我生于镇江长于南京，是长江的子孙。……我如今触景生情，缅怀祖父。他非常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为我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为使我长大成才能为国家做出贡献，不惜抛弃名利付出代价，用心何等良苦。……”感恩祖父关怀的茅以升，后来十分关注学生的发展环境，助其成才。

到了南京，旧式蒙馆枯燥乏味的背诵教学法，很快使充满求知欲的茅以升感到不耐烦。幸好他的父亲茅乃登开明而有远见，继承了父亲茅谦的做法，将他送到“思益学堂”读书。兴办学堂是变法维新派效仿欧美，力图教育救国的新举措。学堂的教学内容不再限于儒家经典，而有了地理自然一类的课程。在这种新环境下，茅以升对科学的兴趣逐渐萌发。

而改变茅以升一生的，是秦淮河畔的一座桥。1905年的端午节，十岁的茅以升和往常一样，打算去秦淮河畔的文德桥观看盛大的龙舟比赛。偏巧他患了肚痛，没能前去。当天早上，正当茅以升万分遗憾时，同学们跑来告诉他，出事了！原来挤在桥上观龙舟的人太多，文德桥突然垮塌，死伤多人。跟着父亲，他亲眼见到了倒塌的文德桥。这座建于朱元璋时期的石拱桥历经战乱，多次倒塌多次重修，但重修质量不佳，酿成了一场惨祸。这一幕给年幼的茅以升以极大的震撼，从此与桥结缘，决定造一座质量卓越的大桥，一生矢志不渝。

“知止而后有定。”树立目标后，以奋斗达成目标虽是必经之路，但也需要一个过程，11岁入江南中等商业学堂，15岁升入高等预科，乃至在辛亥年16岁考取唐山路矿学堂预科，这中间并非一帆风顺，茅以升也一度成绩不佳。但是，祖父告诉他，只有靠手中名为“奋斗”的神笔，才能绘出幸福的未来；先生柳毅谋督导他，教他读、为他解说传统经典。“礼乐本百圣，桥梁通八荒”，这是柳先生写给茅以升的对联，也是他一生的写照。

1911年夏，茅以升16岁于江南高等商业学堂毕业后，在日记中写道：

“我上小学时立志造桥，那时只想在家乡建造一座横跨秦淮河的千古不朽的大石桥。升入中学……思想升华，目光放远：以詹天佑为楷模，出洋留学深造，掌握尖端技术，立志为国建造新型大桥。……时逢北京清华学堂招收留美预备生，我应当机立断，远离家乡北上投考……”

来到北京，原定考北京清华学堂的计划落空了，考试已经结束发榜。无奈，他和同学改考设在天津的唐山路矿学堂考场，顺利考取。

笼罩在清廷头上的乌云终于在辛亥年打出一记响雷，却不是外来的华夷之争，而是来自内部的革命风暴。在茅以升赴北京前，他就广泛接触了各类革命书刊，毅然剪掉了自己的辫子。10月，武昌起义爆发，学堂停课。11月，茅以升父亲茅乃登与二叔茅乃封在革命军中身居要职，协助攻占南京。1912年，革命胜利，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

唐山路矿学堂校长赵仕北是孙中山先生的同学，学堂复课后的1913年秋，先生到学堂发表讲话。孙中山说，革命需要武装、建设两路大军，同学们在路矿学堂学习采矿、筑路、造桥，也是为革命。茅以升于是选定桥梁专业，专心攻读。

作为建校以来最小的大学生，茅以升在考核严格的学堂刻苦学习。在那里，他遇见了良师罗忠忱先生与挚友李乐知（李俨）。后来茅以升回忆道：“引路是成功的前奏曲。少年时代，治学——罗教授引路；自学——乐知友引路。”

努力奋斗、方法恰当，是茅以升学习的两个侧面。五年不辍的学而时习，使他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唐山路矿学堂。

1916年毕业后，打下扎实基础的茅以升再赴清华，复以第一名成绩考取清华留美研究生。来到美国，茅以升和同学们在旧金山唐人街游览，他对同学们说：

“我名叫以升，字唐臣，唐即中国，臣即人民，唐臣即中国人。如今祖国贫弱多难，亟待仁人志士救国救民。我们留美求学勿忘为国争光，学成之后切莫将知识化为己有，应该全部奉献给中华。”

与同学分手后，9月，茅以升赴康奈尔大学桥梁系，康奈尔大学也是老师罗忠忱先生的母校。年仅20岁的茅以升是全校最年轻的研究生，注册人员不知道唐山这个学校，就请教授再出题考他。结果他以特优考分引起学校重视，并使学校决定：今后唐校学生来读可免试注册。

在康奈尔，茅以升与当地的中国留学精英联合，扩展了中国学界的影响。1916年，他经杨杏佛介绍，加入由竺可桢、赵元任等人组成的中国科学社。素来喜爱背诵圆周率的他，在该社月刊《科学》发表了《中国圆周率略史》。文章饱含爱国主义的激情，以科学的眼光考证了中国人历史上对发现圆周率的贡献。1917年，茅以升、罗英等发起中国工程学会，出版月刊《工程学报》，与中国科学社的《科学》杂志交相辉映。

茅以升的导师是桥梁系主任贾克贝。贾克贝是工程界权威，所著允为通说，但对他器重的茅以升，却谆谆告诫不能死读自己的著作，而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汲取精华，有所创造。1917年，茅以升取得硕士学位，贾克贝教授继续教导，告以桥梁设计必须实地锻炼，介绍他去匹兹堡桥梁公司实习。这种灵活的教学方法给茅以升以莫大的启迪，并促成他未来倡导的“习而学教学法”。

为进一步学习桥梁力学理论知识，茅以升报考了卡里基理工学院夜校，攻读工学博士学位。兼顾实习与学业的他十分辛苦，每天四点起床，六点半乘火车到桥梁公司上班。工地休息片刻，他放下锤子拿起纸笔，做夜校的功课。下午五点半乘火车回家，晚上七点到学院上课。1918年12月，两年的博士科目他一年便完成了，决定结束实习，全力准备博士论文。

暂获喘息之机的茅以升在美国各地游览，一日来到了尼亚加拉大瀑布。面对“银光四射，水花飞溅”的奇景，关心水利、后来一度担任水利局长的茅以升浮现这样的联想：

“美、加两国在尼亚加拉大瀑布上修建了一系列水电站。我……禁不住想起了大自然赋予我们祖国丰富的水利资源：那奔腾的黄河，汹涌澎湃，势不可挡；那滚滚的长江，湍流不息，一泻千里。可是几十年来，不曾见长江黄河水利资源的开发利用，只见江河泛滥，水域成灾。……如今，我们文明古国已迈入20世纪，充分利用水利资源使之变害为利，迫切需要科学。……用科学来救国吧！”

1919年春，满怀科学救国志向的茅以升，获知巴黎和会日本意图强占中国山东权益的消息。当地留学生莫不义愤填膺，公推茅以升发表抗议书。参与学生运动期间，茅以升丝毫没有放松博士论文的写作。虽然8月以后官费留学资金已断，但他仍忍耐贫苦，博士论文《桁架桥梁的二次应力》11月顺利通过答辩。该文叙述了节点刚性所致二次应力的分析原理，并提供了新的计算方法，后来被称为“茅氏定律”。茅以升成为了卡里基理工学院的首位工学博士，获斐蒂士金质奖章。1919年12月18日，茅以升在加拿大登上轮船返回祖国。

二、闯练青年

25岁回国后，茅以升的工作更为繁忙。学生时代的奋斗丰盈了他的智识与操守，现在正是他施才种德，迈向下一个奋斗阶段的时刻。从1920年起到1932年，这12年间，他的工作分为两类：一是学界的，一是官场的。他或时任教授，从母校耕耘教育子弟；或为官一任，以科学技术造福一方。无论何种职业，茅以升无不尽心尽力，以自己的奋斗贡献社会。

利用教学的机会，茅以升得以实验他的新式教育思想。请学生问先生、在家中和同学聊天，这种看似简单、实则耗费心血的启发式教学法，即使在今天也是少见的。教学相长，不摆架子的他也在和学生的互动中有了新思考，如“力是什么”这一基本问题，就是他和学生聊出来的学界重大课题。

留美期间边实习、边学习的经历，使茅以升开始反思中国传统的“学而时习之”教育法。他认为，至少在工学教育领域，理论先于实践并不科学，而要“习而学”，做到“先习后学，边习边学，既习又学”。1935年兴建钱塘江大桥，之江大学土木、机械系学生经大桥建设负责人茅以升同意，去大桥施工现场实习，直接参与到了大桥的施工中。这所“临时桥梁大学”卓有成效，这批实习生在解放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云南长虹大桥和郑州黄河大桥时，作出了杰出贡献。

对于大学本科阶段的教学内容，茅以升也按年级作了细致的划分，如大一去工地实习，大二当助理技师，大三回过头学基本理论，大四踏实在校学习基本科学。这些新颖的教学方式，虽在当时没有得到完全落实，但推动了我国教育思想的改革。新中国成立后，茅以升坚持这种教育方式并向国务院汇报，得到周总理的高度肯定。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古代文人的梦想，在民国时期，或学或仕也是相当体面的社会精英形象。但茅以升从来没有忘记，自己16岁毕业日记里的那段话：

“……以詹天佑为楷模，出洋留学深造，掌握尖端技术，立志为国建造新型大桥。……”

历经12年的闯练，时运终于到来。建造钱塘江大桥的重任，历史性地由茅以升全力承担。1933年3月，38岁的茅以升接到杭州浙赣铁路局局长杜镇远的电报和长函，请他主持建造钱塘江桥。茅以升知道，如果钱塘江桥建设成功，这将是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第一座大桥。

茅以升来到杭州，与浙江省建设厅长曾养甫面谈，后者全力支持茅以升建桥。经过五个月的酝酿，茅以升写成了钱塘江建桥计划书。通过与宋子文、汪兆铭的配合，1934年2月，茅以升筹集到了建桥经费200万元，任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并请罗英（茅以升的同学，中国工程学会发起人之一）为总工程师。

钱塘江是一条威猛的大江。它发源于安徽休宁的凫溪口，流经桐庐、富阳，名新安江、桐江、富春江，直至杭州方名钱塘江，并于此东流入海。钱塘江名字的来历，是杭州在秦代名钱唐，唐代因讳国号，易唐为塘。除去水势汹涌，钱塘江还深不见底，流沙遍布，有诗云“狂抛巨沉疑无底，猛过西陵似有头”，极言其深。

六和塔是杭州的标志性建筑，处在钱塘江北岸的月轮山上。公元970年，吴越国王为镇住钱塘江潮水，派僧人智元禅师建造了六和塔。千年之后，茅以升和罗英这对搭档，就在六和塔上探讨如何达成古人的愿望。

怀古抚今之外，茅以升请罗英上六和塔，还另有一层用意。经过科学严谨的分析，茅以升认为，建桥需要满足治服流沙、提升石层承压力、选择合适的桥址三个条件。对于第三个问题，茅以升和罗英意见一致，六和塔地形河身稳定、江面较窄，正合适建桥。出生在镇江的茅以升，即将走过时光的长桥，实现古往今来人们镇住钱塘江潮的愿望。

三、担当壮年

1935年，茅以升40岁，正当壮年。该年3月，钱塘江桥正式施工。

施工过程中，钱塘江的威猛逐渐显现出来。首先是打桩。钱塘江厚厚的泥沙，使打桩成为极大的难题，打轻了打不进去，打重了立刻断桩。经过一昼夜的奋战，仅打进一根桩。

打桩问题令茅以升寝食难安，虽然与罗英想出一套套方案，仍是不得要领。转眼来到1936年，预定两年半的工期已经过去一小半，在“钱塘江造桥——办不到”的讥讽声中，茅以升回家为母亲贺寿。他向母亲和盘托出自己的焦虑，母亲豁达地说：

“唐僧取经，八十一难，唐臣（茅以升的字）造桥，也要八十一难，只要有孙悟空，有他那如意金箍棒，你还不是一样能渡过难关吗，何必着急！”

被母亲一句话重燃信心的茅以升，悟到“孙悟空”是造桥的全体队伍，“如意金箍棒”是利用自然力克服自然界障碍的科学法则。因此，茅以升定下“用钱塘江水克服钱塘江泥沙”的射水法。具体而言，是用大水龙带机器把江水抽到高处，再向江底直冲，把厚硬的泥沙层冲出深洞，把木桩放到洞里，用汽锤打。实践证明，射水法极大提升了打桩的效率。 

克服打桩难题后，浮运沉箱又成为一个难题。沉箱，顾名思义，是要下沉固定的。但钱塘江水总把它冲得七荤八素，总落不到木桩上的预定位置。有了上回经验的茅以升举棋若定，发挥民主精神与工人仔细探讨，终于改用十吨重的混凝土锚，顺利固定了沉箱。

茅以升不仅作理论上的探讨，在实践中也躬身行之。他知道，固定沉箱虽在技术上解决了，但位置是否准确，只有自己亲眼见证调整。于是，他不断地下到沉箱水下30多米的位置，与工人一起检查安装情况。最危险的一次，莫过于日军空袭，试图炸毁尚未完工的钱塘江大桥。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钱塘江桥日夜赶工。8月14日，茅以升正率众在沉箱中工作，敌机空袭大桥，电灯突然熄灭，沉箱内一片黑暗。而比黑暗更可怕的，是身处水下30多米，如果高压空气管一同断裂，众人必将葬身江底。半小时后，电灯复明，看守闸门的工人来到水下，让众人安心。回到地面，他告诉茅以升，因敌机轰炸，政府命令熄灭电灯，让敌机找不到大桥目标，才会暂时关灯。

就在这种极为困难的环境下，茅以升与造桥同仁一起艰苦奋斗，9月19、20日，两孔钢梁陆续安装，大桥合龙。钱塘江大桥在两年半的工期内，顺利完工。9月26日，钱塘江大桥铁路通车。11月17日，公路通车。

钱塘江大桥，是中国首座自行设计并监造的公铁两用双层现代化大桥。值此内忧外患之际，大桥能够顺利完工，茅以升感叹爱国精神的伟大力量！

大桥虽然落成，但日军的铁蹄已经逼近杭州。11月16日，茅以升接到军方命令，要即刻炸毁钱塘江桥，防止敌人过江。

早在建桥之初，茅以升就已预感到炸桥的可能。“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他暗作安排，在靠南岸的第二个桥墩特别准备了一个放炸药的长方形空洞，以便彻底破坏大桥。为使大桥既能够供撤退使用，炸桥之际又不匆促慌忙，决定先把炸药放进要炸的桥墩空洞内以及钢梁杆件上，然后将100多根引线从每个放炸药的地方接到南岸的一所房子内，作为炸桥准备。一旦决定炸桥，再把每根引线接通雷管，用爆炸器将雷管通电点火，大桥立刻炸毁。

17日，军方完成炸药铺设，并严禁泄密。可就在当天清晨，浙江省政府突然命令开放公路通车。原来，战事爆发后人人过江，渡船不够又时遇空袭，人潮如涌，省政府无奈只能开放大桥公路。仅在当日，过桥的人数就有十万多人，茅以升感叹：

“就在这大桥公路开放那天的前夜，那炸桥的炸药就已经埋进去了，所有这天过桥的十多万人，以及此后每天过桥的人，人人都要在炸药上面走过，火车过桥也同样是在炸药上风驰电掣行进。公开放行的第一天，桥里就先有了炸药，这在古今中外的桥梁史上，要算是空前的了！” 

此后，在各方通力合作下，茅以升将炸桥的事拖了37天，最多的一天过桥铁路机车高达300多辆次，公路客货车达2000多辆次，安全向南转移的民众不计其数。

12月初，日军顷刻间就要扑到杭州，离别时刻终于到来，23日，炸桥命令下达。茅以升对此有电影镜头般的描写：

“午后1点钟，上面来的炸桥命令到了。丁教官就指挥士兵赶忙将装好的100多根引线接到爆炸器上，到3点钟时完毕。本可立即炸桥，但北岸仍有无数难民潮涌过桥，一时无法下手。等到5点钟时，隐约间见有敌骑来到桥头，江天暮霭，象征着黑暗将临，这才断然禁止行人，开动爆炸器。一声轰然巨响，漫天烟雾，这座雄跨钱塘江的大桥，就此中断。”

他接着感慨世事的不可思议：

“在大桥工程进行时，罗英曾出过一个上联，征求下联。文为：‘钱塘江桥，五行缺火。’（前面四字的偏旁是金、土、水、木），始终无人应征。不料如今‘火’来，五行是不缺了，但大桥却断了。”

人生短暂，选做一两件大事，已是难得。更难的是，在极尽辛苦奋斗之后，要亲手毁掉创立的基业，其间辛酸甘苦，惟有寸心知。

这座横跨钱塘江的雄伟大桥，是一座连通中华儿女矢志报国的心桥。他/她们奉献了所有，那奋斗者的姿态，那奉献者的心灵，将为千秋万代铭记。茅以升说：

“抗战必胜，此桥必复。”

这样的心桥，是不毁的。

此后，茅以升流转多地，又过上了时官时教的生活。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全心在意的，是培养中国桥梁人才，为日后复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1年，中国工程师学会在贵州贵阳开年会时，因建桥有功，茅以升被授予名誉奖章。茅以升的答辞是：“这个奖章应为罗英先生及全体职工所共有，我只是一个代表领奖人。”

抗战胜利后，1946年春，这位“代表领奖人”带着精心保护的14箱资料，率领工程技术人员回到杭州，着手复桥。考察之后，他来到上海，与中国桥梁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汪菊潜商议。汪菊潜极为赞叹茅以升在抗战期间，培养技术人才、积累攻坚力量的做法，表示时刻挂念茅以升“不复原桥不丈夫”的豪言，愿全力配合复桥。

复桥工作开始，这座钱塘江大桥，又将见证风云变幻。从1946年开始的复桥工作，因为内战的缘故磕磕绊绊，直到1953年9月，才在新中国成立、各方通力合作的背景下完成。至此，茅以升一生的奋斗，在世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辙。这座大桥，至今是南北交通的通衢要道，连接着过去、现在、未来所有“幸赖桥梁以渡”人的心绪。

新中国建立前后，茅以升的事业愈发重要与繁忙。1949年解放前，茅以升接受上海市秘书长的职务，以此身份保护工厂和营救被捕学生。9月，参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10月1日，参与开国大典。

而他生命中的另一座桥——武汉长江大桥，也在1951年秋天开始动议建造。毛泽东主席“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豪迈气概，正赖长江大桥充分彰显。茅以升全程参与这座桥的设计施工，从1955年9月动工，到1957年10月15日全桥落成通车，中国人在亚洲第一大河上，建成了亚洲第一座现代化的大桥。

罕为人知的是，新中国的政治地标——人民大会堂，也与茅以升这个名字密不可分。大会堂从1958年冬天开始兴建，1959年2月，周总理指定茅以升担任结构组组长，审查鉴定建筑质量。周总理和茅以升数次面谈、电话交流，商议安全细节，保证安全问题万无一失。最后，周总理要求茅以升签名保证，安全问题得以保障。

周总理与科学家们在一起 | 来源《茅以升》

1959年初秋，大会堂巍然屹立。周总理带领众专家视察这座“万人礼堂”（原名），请大家集思广益，给大会堂起个名字。一番争论后，茅以升斟酌提出，是否可以叫作“人民大会堂”。周总理立刻同意，汇报毛主席后，毛主席也同意。可以说，人民大会堂从名到实，都凝结了茅以升的一份心血。

四、播种暮年

此时的茅以升，已经步入了暮年。但他依旧闲不下来，而是决定以科普的方式，为青少年的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缘于幼时的传统文化功底，茅以升写出的科普著作广受喜爱，其中尤以《桥话》一书广为流传。1963年3月，刚刚在《人民日报》连载一月的《桥话》，就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评价，他赞扬茅以升“不但是科学家，还是文学家”。

众所周知的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风波与文化大革命的巨浪接连袭来，作为知识分子、作为科学家的茅以升，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虽然他被指名保护，但十余年的光阴一转而逝。1978年，茅以升已83岁了。

纵然如此，他依旧没有放弃在各领域搭建一座心桥的愿望。除了科普活动的如火如荼，面对海内外各界的观望，他毅然从中国架起了沟通世界的桥梁，主动“走出去”，并请那些祖国的赤子们回归祖国的怀抱。他频繁出访各国，与知识界广作交流，逐渐打破了思想上的坚冰，也温暖了游子的心。

1989年11月12日，茅以升去世，享年94岁。作为播种者的茅以升，终将“化作彩虹留人间”。而这道彩虹桥，也将载着无数人的愿望，渡过人生的风浪，成就奋斗者的一生。

来源：士界sichem（ID：gh_7dd1295730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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