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这名字，要么不知道，只要知道了就难以忘记。
说说民国的收藏家张伯驹。
百度百科中写道：张伯驹（1898—1982），河南项城人，生于官宦世家，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称为“民国四公子”。
补充几句：张伯驹，字丛碧，有一些资料说张伯驹出生于1897年，具体出生家庭不祥，很小就过继给伯父张镇芳，张镇芳是光绪三十年进士，袁世凯的表弟，历任晚清最大的盐官——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直隶总督和河南总督等职，主办过开滦煤矿，晚年创办私家盐业银行，富可敌国。
张伯驹7岁入私塾，9岁能写诗，一部《古文观止》倒背如流，享有“神童”之誉，曾与袁世凯的几个儿子同在英国人办的一所书院读书。
据说张伯驹到20多岁时，354卷的《资治通鉴》，可以从头讲到尾，如数家珍；3000多卷的《二十四史》已经读了两遍，唐诗宋词，更是脱口而出。
能名列“民国四公子”之一，成为动荡的民国四面不倒红旗之一，不仅要出身富贵之家，多才多艺潇洒风流自不在话下，投胎很重要，是个技术活，天赋也很重要，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要能拿得起放得下，这是艺术活，您要是一手书法写得还不如苍井空姐姐，您怎么好意思来扛一个时代的红旗呢？
说说张伯驹的收藏。
张伯驹的老朋友孙曜东回忆，虽然拥有偌大一份家业，但张伯驹在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穿得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车轮而且能转就行了，丝毫不讲派头。”
但买古字画，张伯驹却从不还价。
张伯驹在《丛碧书画录序》中自述道：“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
张伯驹收藏始于1926年前后，他偶然到琉璃厂游玩，看到一块康熙早年题写的“丛碧山房”匾额，匾额残破字迹缺损，但正中“康熙御笔”的朱文印完好，于是张伯驹当即买下，以为喜欢匾额中“丛碧”二字，从此自命“丛碧”为号，走上古字画收藏之路，成为“天下第一收藏家”。
先从《平复帖》说起。
《平复帖》是西晋文学家、书法家陆机所写的一封信札。收藏家古训云“纸千年，绢八百”，意即纸张最久只可保存千年，而这卷法帖迄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是国内现存的最古老的一件名人纸本书法墨迹，是现今传世墨迹中的“开山鼻祖”，历代都被奉为至宝，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它长23.8厘米，宽20.5厘米，只有短短九行八十四字，而且至少有四字缺漏，虽不足一平尺，却盖满了历代名家的收藏印记，朱印累累，满纸生辉，被尊为“中华第一帖”，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为镇馆之宝。
《平复帖》本是陆机写给朋友的信件，信中谈到另一位友人的病情，有“彦先羸，恐难平复”之句，故被后人尊为《平复帖》。陆机传世的骈体《文赋》是西晋文学家代表作，是中国第一篇系统的创作论，对后世文学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成语“浮想联翩”既是源于《文赋》。
陆机不仅文章冠世，被誉为西晋太康、元康年间最有声誉的文学家，被章太炎称为“太康之英”，擅长书法，同时出身名门，陆机的祖父陆逊是三国时著名军事家，曾智取荆州，指挥火烧刘备连营700里，令关云长败走麦城。
陆机的这个作品，使用秃笔书写，笔法质朴老健，笔画盘丝屈铁，结体茂密自然，富有天趣，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后人赞其“秃笔蘸墨，抒发痛楚之情，其用墨确实是神乎其技，冠绝古今”。
在中国书法的演变过程中，《平复帖》有着重要的地位。中国书体的演变，大约经过篆书、隶书、章草、楷书、今草(楷书与今草处并列地位)、行书几个阶段，《平复帖》介于章草与今草之间，是两者过渡时期的典范之作。《平复帖》和《兰亭序》分别是楷书定形前草书与行书的代表作。
《平复帖》的字是从隶书到草书演变过程中的一幅经典之作。既留有隶书的痕迹，又有些草书的味道。这种字体极少见到，又由于年代久远，除专家学者外，一般人很难识读。同时，此帖也是秃笔枯锋书法艺术中的杰作。书法家启功下结论：“十年遍校流沙简，《 平复》 无惭署墨皇。”
据《宣和书谱》记载，《平复帖》作于晋武帝咸宁初年，即公元275年，比书圣王羲之《兰亭序》的书写时间早79年，王羲之的《兰亭序》真伪莫辨，《平复帖》毫无疑问是真迹，若与留传下来的《兰亭序》唐朝摹本相比，则早360年以上。其珍稀性无与伦比。正如明人董其昌题跋所云：“右军（王羲之）以前，元常（钟繇）以后，惟存此数行，为希代宝。”
该帖自问世，辗转流传至今，经历了西晋、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和民国。经王世襄老先生详尽考证，《平复帖》流传有绪，数次往返于民间与皇宫之间，每一时期收藏于何人之手都有确凿的证据，卷上钤的包括帝王在内的各朝代收藏鉴赏家的71方印记犹如一部收藏简史，殊为难得。
帖右侧前隔水黄绢的绢签上的痩金体“晋陆机平复帖”六个字是宋徽宗赵佶所题，盖有宣和诸玺，清朝时《平复帖》成为雍正孝圣宪皇后的嫁妆，孝圣宪皇后临死前，将其赏赐给其子成亲王，成亲王曾孙载治去世时，其诸子年龄皆小，恭亲王被指派为监护人。
据资料记载，大约在这个时候，恭亲王乘机将《平复帖》据为己有，后来就传给了他的孙子、道光皇帝曾孙溥儒。溥儒，字心畲（shē），全名爱新觉罗.溥儒，不仅是近代著名收藏家，藏有韩愈的《番马图》、怀素的《苦笋帖》、鲁公(颜真卿)的《告身》、温日观的《蒲桃》等等，也是近代著名画家，1926年在北京举办个人画展一举成名，与张大千并称为“南张北溥”。
大约1934年，在湖北一次赈灾书画展上，张伯驹第一次看到《平复帖》，溥儒的朋友、著名书法家、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长的傅增湘在《平复帖》长跋中称：“自六朝以来，传世绝罕，二千年来孤行天壤间，此洵旷代之奇珍，非仅墨林之瑰宝也”。
张伯驹一眼认定：无论从《平复帖》作者陆机这位文学家的作品和书法成就来说，还是从史学和关于造纸、笔、墨等的考古学方面来说，它都是稀世之珍。（张伯驹《沧桑几度平复帖》）
《红楼梦》中王熙凤说：大有大的难处。溥儒家底厚实，自己的画作又极为抢手，但终究架不住家大业大，地主家也有没余粮的时候，于是就只能出卖家藏古董字画度日。
1936年，身在上海的张伯驹得到消息，溥儒所藏唐代韩干的名画《照夜白图》被古董商买去，准备卖往国外。张伯驹大惊，赶忙给当时主政北平的宋哲元写信，希望制止国宝流出国内。但宋哲元接到信时，此画已被转卖到英国。
张伯驹担心国宝《平复帖》重蹈覆辙走上不归路，通过朋友与溥儒商量，表示自己愿意出价收藏。溥儒开出20万大洋的价码，张伯驹拿不出20万大洋，只好暂时放弃，但力劝溥儒不要成为罪人，让国宝流落异国。张伯驹写道：“不过我也是备下一案，以免此件流出国外。”
1937年，张伯驹又拜请张大千从中斡旋，表示愿以6万大洋收藏《平复帖》，但溥儒仍执意要20万大洋，这事再次搁下。这年春节前，溥儒母亲去世，需大笔现钱筹办丧事。正应邀在故宫博物院鉴定古代字画的张伯驹经傅增湘从中斡旋，双方商定了4万大洋的价码。
所谓一家好女三家求，何况一副稀世国宝？ 有一古董商欲将《平复帖》转手卖给日本人，毫不含糊接受溥儒20万大洋的价码。众多晚清遗老也力劝溥儒丧事从简，不要转让《平复帖》。危难之时，人品就显露出来了。
不慎让《照夜白图》流落国外的溥儒拒绝了高价，坦言“我邦家之光已去，此帖由张丛碧藏也好。”《平复帖》终于到了张伯驹手中。据说《平复帖》刚一落到张伯驹的手中，他随即将它供奉起来，顶礼膜拜。
张伯驹写道：“在昔欲阻《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在战乱动荡年代，拥有这么一件稀世珍宝，不亚于在家埋了一颗不定时的定时炸弹。张伯驹说“蛰居四年，深居简出，保护此帖，经过多少跋涉、离乱，我都如性命一样地宝藏此帖”。日本人通过古董商找到张伯驹，愿意出30万大洋购买《平复帖》，遭到严厉拒绝。
1941年，张伯驹出任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1941年６月６日出版的上海各大报纸都以醒目标题突出报道了两大新闻。其一是，６月５日，日本轰炸机分三批空袭重庆市区，造成校场口防空洞内三万多人窒息死伤。其二是，同日上午，京城“怪爷”张伯驹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培福里弄口“被人连车绑去，下落不明”。
孙曜东回忆：“潘妃（张伯驹妻别称，原名潘素）听说伯驹被人绑走了，顿时吓傻了，不知如何是好，只好跑到我家来。当时我已去上班，吴嫣在家。吴嫣一个电话打到我办公室，说是伯驹出事了，张太太也在这儿，叫我赶紧想办法。我放下电话赶回家里，潘妃已哭得说不出话来，一见面就向我跪下了。”（孙曜东《沉世万象》）
这次绑架，有两个说法，一是前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勾结汪伪76号特工总部绑架了张伯驹，另一个说法是日本人勾结汪伪76号特工总部绑架了张伯驹，为了那些稀世国宝。历史迷雾重重，唯一的真相是，张伯驹确实遭到了绑架，绑匪狮子大开口索要伪币300万，否则撕票。
此时的张伯驹，为了收藏真迹古画，早已家徒四壁。张伯驹悄悄对设法看望自己的潘素说，家里那些字画千万不能动，尤其是那幅《平复帖》，“那是我的命。我死了不要紧，那字画要留下来。如果卖掉字画换钱来赎我，这样的话我不出去”。
这场绑架持续了270多天，270多天中，张伯驹随时有被撕票的危险，众多富商名流趁火打劫，上门欲高价购买觊觎已久的国宝，但张伯驹始终不肯松口出让古字画换取赎金，绑匪最后将勒索金额降价为20根金条。潘素设法通过亲朋好友凑足了20根金条，张伯驹才得以获释。一场轰轰烈烈的绑架最终以黯然告终。
张伯驹的女儿张传彩说：“当时猜想的人也很多，到底为了什么？是不是为了那些字画啊？是不是为了我母亲啊？当时我母亲还很年轻，也有人怀疑她。反正各种猜疑都有，说什么的都有。但是没有一个定论，谁也没有证据。”
张伯驹很快离开上海，取道江苏、河南，来到陕西西安，将年幼的女儿张传彩托给友人照管。然后返回北平，把古字画缝在棉被中，一路担惊受怕悄悄运送到西安。
对于看得比自己生命都重要的《平复帖》，张伯驹还有这样的事：王世襄回忆：1947年，他在故宫博物馆任职，参与清理战时文物损失统计工作，与张伯驹结识。王世襄一直想通过国宝《平复帖》研究古代书画的质地、尺寸、装裱、引首、题签、本文、款识、印章、题跋、收藏印等，但想到《平复帖》太过珍贵煊赫，于是小心翼翼向张伯驹提出能否在张家看上一两次。
“没想到我一说，他就说‘你拿回家看去’，这下倒给我添了负担了”。“到家之后，腾空了一只樟木小箱，放在床头，白棉布铺垫平整，再用高丽纸把已有锦袱的《平复帖》包好，放入箱中。每次不得已而出门，回来都要开锁启箱，看它安然无恙才放心。观看时要等天气晴朗，把桌子搬到贴近南窗，光线好而无日晒处，铺好白毡子和高丽纸，洗净手，戴上白手套，才静心屏息地打开手卷。”
“《平复帖》在我家放了一个多月才毕恭毕敬地捧还给伯驹先生，一时顿觉轻松愉快，如释重负。”王世襄得以完成《西晋陆机平复帖流传考略》一文，刊登在1957年第1期《文物参考资料》上。
历代的包括帝王在内的大收藏家，都在平复帖上钤下了自己的印迹，只有张伯驹，仅留有一个京兆闲章而已。”
传世最古的卷轴画是《游春图》，距今1400多年。《平复帖》、《游春图》天下第一的位置至今无可动摇。隋朝（581-618）名画《游春图》是杰出画家展子虔的作品。展子虔是北齐至隋之间的大画家，被誉为中国绘画史上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众多寺庙的佛教壁画系他所作，而《游春图》是其惟一留下来的作品。
《游春图》画的是贵族春游的情景，根据“丈山、尺树、寸马、豆人”的比例，以春光明媚的山水景物为主，人物点缀其中，所以后人一直把它列为“山水画”。
展子虔的这种画法发展到唐代的李思训，便形成了“青绿山水”，被后世誉为“唐画之祖”，《游春图》为历代鉴赏家所珍视，递藏于宋徽宗、贾似道、元代鲁国长公主、明内府、严嵩之手，清代经梁清标、安歧等人之手而归清内府，原藏于故宫，上世纪三十年代溥仪到东北当伪满洲国皇帝时，从故宫中带走的珍贵文物有1200多件，《游春图》是贵中之贵。
1945年，溥仪被俘，混乱中不少珍贵文物散落民间，《游春图》被北京一古玩商马霁川从东北觅得。1946年，张伯驹得到消息，马霁川正为稀世珍宝《游春图》寻找买主。张伯驹立刻建议故宫博物院出面收购，长久得不到回应后，张伯驹担心夜长梦多国宝流失，决心个人出面购买。
同时四处游说：有一幅《游春图》，此卷有关中华民族的历史，万万不能出境。谁为了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经张伯驹的宣扬，马霁川不敢再私自卖给外国人，但开价800两黄金。后经人从中斡旋，几经周折以220两（近7000克）黄金成交。此前，张伯驹刚以以110两黄金收购了范仲淹的《道服帖》。
《道服赞》是范仲淹为同年友人所制道服写的一篇赞文。宋代时道教流行，许多文人喜欢与道士交往，穿着道服成一时风尚。范仲淹在文中称友人所制道服乃“穿其意而洁其身”。《道服赞》书法端正秀丽，有古人风范，肖为其人。此作品的珍贵之处还在于上有众多名人题跋、印章，清代时进入宫中。张伯驹为收此画耗资黄金110两。
一直只进不出的收藏，让张伯驹已经家徒四壁。为收购国宝《游春图》，张伯驹忍痛将位于弓弦胡同一处心爱的豪宅似园卖给了辅仁大学，这是张伯驹最喜爱的一所居处，住了十余年，此宅原为清末当红大太监李莲英所有，廊宇建造仿排云殿规模，当年落成之日慈禧太后曾大驾临幸，宅院占地15亩（10000平方米），大小院落四、五个。 据马未都估算，这个宅院要是搁到现在，光拆迁就得一个亿。
就是这样一座豪宅还是不够换回这张稀世名画，潘素变卖了自己的首饰，才将《游春图》购得。还有这样一个说法：这所豪宅换来的钱刚够220两黄金，但交易时，马霁川节外生枝，借口黄金成色不好，临时追加了20两黄金。张伯驹无奈，只好回家和潘素商量，要潘素变卖自己的首饰凑足这20两黄金，潘素起先不肯，于是张伯驹像个孩子一样躺在地上不肯起来，直到潘素答应了才起身，拍拍土去睡觉了。
这时的张伯驹已经是快50岁的人了，却像个孩子一样至性至纯。
似园卖了以后张伯驹一家搬到了圆明园附近一座叫做承泽园的旧宅，这里原是庆亲王载沣的一处私宅。张伯驹把它取名为展春园，为的就是这幅《游春图》。张伯驹经常请书画界的朋友来一同观赏这幅上古珍品。
张伯驹沉默寡言，一双慧眼却看穿了中国历史的几千年真伪。他没有见过的钱不多，他看不穿的事也不多。很多人评价他：他是玩家，但他把玩家当成一件正经事来做。
张伯驹购得《游春图》后，国民党元老、南京总统府秘书长张群愿出500两黄金转够，张伯驹复函：“张伯驹旨在收藏，贵贱不卖，恕君海涵。” 日本人曾出30万元购买，亦遭拒绝。张伯驹先生因此自号“游春主人”自云：“人生如梦，大地皆春，人人皆在梦中，皆在游中，无分尔我，何问主客。”
同时期，张伯驹以重金收购了杜牧写给歌妓张好好的诗词、书法双绝的作品《张好好诗》，是这位诗人留存于世的唯一墨迹，卷由宋徽宗赵佶题名，并钤有宋徽宗诸玺印。张伯驹又被称为“好好先生”。
《上阳台帖》
《上阳台帖》为李白书自咏四言行草诗，用笔纵放自如，快健流畅，高28.5厘米，横 38.1厘米，共 5行25字。有“太白”署名，是唐代诗人李白唯一的传世书法真迹。帖的全文是：“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和穷。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原无标点符号）。
李白以“诗仙”美名流传千古，掩盖了他书法的名气，其实他的书法历朝历代都有记载，宋代著名书法家黄庭坚在《山谷题跋》中，评价“李白在开元、天宝间不能以书传，今其行、草殊不减古人。”李白的书法精品《上阳台帖》为历代皇家藏品，《上阳台帖》为纸本，正文右上宋徽宗赵佶瘦金书题签“唐李太白上阳台”一行。
作为中国文化修养最高的皇帝宋徽宗赵佶，对此帖的评价是：“太白尝作行书，乘兴踏月，西入酒家，可觉人物两望，身在世外，字画飘逸，豪气雄健，乃知白不特以诗鸣也。”按照宋徽宗的题记，李白也是绘画的丹青高手，可惜没有作品传世于今。清代乾隆皇帝当年收藏此帖爱若至宝，并亲笔题书“青莲逸翰”而赞之。李白的书画手迹仅此孤品，尤显珍贵。
为收藏这些稀世珍宝，张伯驹不惜倾家荡产。在动荡的战乱年代，为使这些珍宝不受损毁，张伯驹经历的艰辛绝非今天我们坐在这里能想象的。章诒和写道：“总之，为了这些死人的东西，活人是受够了颠簸和惊吓。” 张伯驹说：“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他在书画录中写道：“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1956年初，北京市民政局召开各界知名人士座谈会，号召大家以带动全市人民购买公债券支援国家建设。
张伯驹夫妇有心积极参与，但由于收藏字画之故，尚负债数万，身无余钱，于是毅然将其数十年收藏书画中选出八件精品捐献给国家，这八件是晋陆机《平复帖》、唐杜牧《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卷、宋蔡襄《自书诗》卷、宋黄庭坚《诸上座》卷、宋吴琚《诗帖》卷、元赵孟颍《草书千字文》以及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
每一件都堪称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也有说法是：早在1952年，张伯驹已经将《游春图》捐献了。据说，张伯驹曾立下遗嘱曰：“决意将我与慧素多年来共同收藏的珍贵书画二十件，赠与国家，外人不得干涉。” 潘素不仅画得一手好画，更生就一双慧眼，劝张伯驹将这些珍品都捐献给国家。
电视纪录片《故宫》的策划之一、紫禁城出版社社长章宏伟感慨，“张伯驹先生捐献的任何一件东西，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它的价值都不为过。” 这些古代书画极品成为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章宏伟说，为故宫做捐献的最顶尖的有两位，一位是捐瓷器的孙瀛洲，一位则是捐书画的张伯驹。孙瀛洲当年捐赠的几个著名藏品:宋代哥窑弦纹瓶、元代红釉印花云龙纹高足碗和明成化斗彩三秋杯。这三件都是故宫内的国宝珍品。
两人被誉为80年故宫博物院的薪火传承者。
政府为此奖励张伯驹20万元，张伯驹分文不要。他在《春游琐谈》里记录了这种心情：“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张伯驹在向国家捐献《平复帖》等八件珍品的同时，还将另一件稀世珍品唐李白的《上阳台帖》通过统战部徐冰赠送给毛主席，他在附信中写到：“现将李白仅存于世的书法墨迹《上阳台帖》呈献毛主席，仅供观赏……”
毛主席收到此帖，观赏数日，也十分爱惜，后于1958年嘱中共中央办公厅转交故宫博物院珍藏。毛主席亲嘱中办给这位收藏家代写感谢信一封，并附寄一万元人民币。1956年７月，文化部长沈雁冰颁发一纸褒奖状：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等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
“化私为公，足资楷式”，这寥寥数语的背后是至今空前、日后亦难有人能出其右的捐赠豪举。经过张伯驹手蓄藏的书画名迹见诸其著作《丛碧书画录》者,便有118件之多。
章诒和写道：她去张伯驹家拜潘素为师学画，“蓦地想起那些名贵得令人头晕目眩的收藏和崇高得叫人张口结舌的捐献”，于是环顾四壁，终发现“奖状”贴在靠近房梁的地方，“不甚考究，还蒙着尘土”。
于是章诒和想起在柳亚子家中见到用金丝绒装帧的与毛泽东唱和的诗词手迹，章诒和写道：“这两个文人做派很不同：一个把极显眼的东西，搁在极不显眼的地方，浪漫的对待；一个将极重要的物件，作了极重要的强调，现实地处理。”
张伯驹在捐出文物的第二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年幼的章诒和向父亲提出这个疑问：把家产都拿去共产了，共产党给他扣上个右派。他把李白的字拱手送给毛主席，毛主席怎么就不对他高抬贵手？ 章伯钧回答：“老毛的动机从来不是出于私人的。”
有记录张伯驹是因为京剧《马思远》被划为右派分子。据很多文章说张伯驹这个右派分子的由来也是和字画有关系的。康生从张伯驹手中借故老婆曹轶欧要学画，借走几张古字画，包括任伯年的人物、虚谷的山水画、清代画家黎简的山水画、明代画家吴伟的《江夏秋居图》、明代画家戴进的山水画卷，然后没了消息。
张伯驹也感慨道：“如今，有了什么好的东西，不是交公家，就是拿给康生、邓拓。” 张伯驹与陈毅聊天时，无意中说起这个事，以借代取终是令人不快，陈毅通过周恩来巧妙的提醒了健忘的康生，康生当晚将画归还了张伯驹。但在心底，却对张伯驹有了仇恨，由此改变了张伯驹的命运。
说几句闲话。
康生这个人，百度百科中写道：精于文物收藏与鉴赏，还擅长书法、中国画，有极高的艺术造诣。有这样一条微博：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知识广博的人，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几乎无所不通。特别有研究的是中国的戏曲史。书法，篆刻，他全通。他的字好，刻的章好，画的画也好，他精通的东西，有时候到了无法想象的程度。他还懂传统京戏，不但懂，还会打小鼓。他懂得太多，但却深藏不露，仅仅是因为——他是康生。
有人评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康生恐怕是知道得最广阔的一个人。陈独秀知道古学，但不精通这些东西。瞿秋白懂一点，似乎也不精通那么多东西。据统计，康生自1968年至1972年，先后到北京市文管处32次，窃取图书12080册，窃取文物1102件，并且加盖了“康生”私章。
其中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图书，有两千多年前的青铜器，有一千多年前的古砚、碑帖、书画和印章，还有三十万年前的玳瑁化石等，都是一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珍品，有的还是绝无仅有的国宝。
康生被人称为党内最大的书法家，是当代中国最大的书法家之一。甚至连毛泽东都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书法家，他不象康生真草隶篆皆通，毛泽东读了大量的字帖，但大部分是行书和草书。康生知识广博，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几乎无所不通，特别有研究的是中国的戏曲史。书法、篆刻，他全通。他字写得好，章刻得好，画也画得好，但他从不拿出来。
康生曾出言讥讽郭沫若说：“他的字也叫书法？我用脚趾头夹根木棍，写出的字也比他强！”他曾出言要用“鲁赤水”的笔名发表多幅水墨画。为何用“鲁赤水”为笔名？ 就是要跟齐白石一争高下。但康生在他造诣、修为最深的国学诗词上十分小心谨慎，绝不表现，没有留下一首诗词。他被人称为“大奸”。
成为右派的张伯驹潘素夫妇住在北京什刹海的一座老院内。据说解放后不久张伯驹家中遭窃，小偷有眼无珠，最大的损失是丢失了一个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书画作品毫发无损。
屋内有两件质地精良，制作讲究的硬木雕花古旧家具尤为引人注目。文革时曾被造反派抄走，后有关部门又退了回来，潘素去认领时，工作人员问，你认领有什么证据？一向注重谈吐礼仪的潘素回道：你去打听打听，除了张伯驹之外，谁家还有这样的东西。
章诒和就在这个时候第一次见到潘素，她写道：她体态丰盈，面孔白皙，双眸乌黑，腮边的笑靥，生出许多妩媚。唯有开阔而优雅的额头上，刻着光阴碾过的印痕。此时的潘素，加入了中国美术家协会，作品被选入《全国妇女美术作品选集》、《首都中国画展》、《桂林山水画选集》，并选送到芬兰、瑞典巡回展出。
解放初期，潘素与何香凝共同作画，三次为抗美援朝义卖作画。1952年，潘素与国画大师张大千相会，欣然作画两幅，画坛为之震动。据说，潘素曾临摹古画《雪峰图》，连造假高手张大千火眼金睛，看了也认定是一张古画，并为之题识曰：“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
傅增湘题曰：“瀑光寒不流，山容静逾妩，函人夜未眠，坐玩群山玉。” 何香凝看了一阵还不满足，定要借回去欣赏几天。1955年周恩来在参观全国美术展览时，对潘素所画《漓江春晴》评曰：“此画颇有新气象。”
国家领导人出访时，以潘素的画作礼品赠送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1958年，其山水画《临吴历雪山图》曾作为礼品送给英国首相。她所临摹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在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东京时，赠予日本天皇。
1950年，潘素跟张伯驹同组展春词社，一对神仙伉俪鱼雁唱酬，却被一场运动吹落满城繁花。
章诒和写道：“一位与之相熟识的老中医告诉我，潘素对张伯驹是百分之一百二的好，什么都依他，特别是在收藏方面。” 弱水路三千，潘素踏烟波月色而来，和张伯驹相依相伴，情暖荆途。人生得此伴侣，夫复何求？《圣经》讲：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恒久忍耐。
张伯驹曾说：“知我者，潘素也。”并请当时著名的篆刻高手陈巨来先生颗了两方“京兆”之印，一人一颗，永不分开。张伯驹说：“我是个散淡的之人，生活十琴棋书画。共产党用我，我是这样。共产党不用我，我也是这样。”
章伯钧对年幼的章诒和说：“别看爸爸有字画五千多件，即使都卖掉，也未必抵得上他的一件呢。”据说当红卫兵来抄张伯驹这个“右派”的家时，将卷轴丢到院子里放火烧，张伯驹只得一遍遍哀求：“你们别烧了，要烧就烧我吧，这可都是咱们国家的宝贝啊，烧了就再也没有了。”
张伯驹还收留了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十年之久，直到袁克定去世。当时的袁克定政治前途黑暗，人见人躲。据说，袁克定至死不失贵族公子风度，即使吃饭时没有鱼，没有肉，也还是要在胸前围上餐巾，手捧拉丁文书籍，把玉米面窝窝头切成片，佐以咸菜。张伯驹曾为此写诗一首：
池水昆明映碧虚，望洋空叹食无鱼；
粗茶淡饭仪如旧，只少宫詹注起居。
张伯驹说：“他（袁克定）每次拿到文史馆的工资，都要交给潘素。我不让潘素收他的钱。我既把他接到家里住下，在钱上就不能计较了。”
1961年，经陈毅介绍，张伯驹潘素夫妇去吉林。张伯驹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潘素任吉林省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系讲师。到东北后，张伯驹将自己所剩的书画收藏共计30多件又捐献给吉林博物馆。其中一幅是宋代杨婕妤的《百花图》，被认为是我国绘画史上保存下来的第一位女画家的作品。
张伯驹曾经说:“我终生以书画为伴，到了晚年，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件珍品，每天看看它，精神也会好些。”但这样一件被他视为最后的精神慰藉的作品，最后也捐了出去。当时任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说，“张先生一下子使我们博物馆成了富翁了”。
在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期间，张伯驹积极征购古代文物字画，使流落于社会的许多优秀文化遗产得以妥善保存。文革中，张伯驹因为做了两首金缕曲，以 “反动文人”、“封建阶级的孝子贤孙”、 “右派份子头子”，“资产阶级安放在吉林省文化界的定时炸弹”等八项罪名遭受批斗。
1969年，71岁的张伯驹被被隔离审查8个月后，打成“现行反革命”，勒令其从吉林博物馆退职，下放到吉林舒兰县农村插队落户，进行劳动改造。但因为张伯驹年龄过大，潘素也是54岁了，这只能增加舒兰县革委会的负担，于是革委会拒绝接受两人。
两位老人无奈，只好回到北京。在北京，原来的房间早已被别人占了，只留了一间10平米的房间，没有户口，没有工作单位，经济上没有来源，只好靠出卖家中劫余物资度日，最后连家具也卖了，靠亲戚朋友的接济度日，其境况窘迫可想而知。
解放前的张伯驹家，仅管家就有10位，4位厨子负责中餐、西餐。真的是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是共产党的。1969年到1972年最困难的3年，王世襄曾几次去看望张伯驹。王世襄说：“（张伯驹）除了年龄增长，心情神态和20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
张伯驹女儿张传彩回忆：一辈子不经手钱的张伯驹那时也学会带点零钱，出门为家里买点零用品，“即便那样，也从来没听他抱怨过什么”。比尔.盖茨说：生活是不公平的，要去适应它。
张伯驹曾说，共产党里他有两个朋友，一个是陈毅，另一个是宋振庭。宋振庭，任吉林省委宣传部长时受陈毅之托，聘任张伯驹当吉林博物馆副馆长。（当时没馆长）。张伯驹与陈毅，相识于1957年的一次明清书画作品展览会上，两人一见如故。因下棋成为知音，交往甚厚。
张伯驹女儿张传彩回忆道：“陈毅知道我父亲打成右派后，有一次要请我父亲吃饭，陈老总说像你这样一个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都捐给国家的人，还能是右派吗，我想不出，我向你道歉。” 陈毅曾说：“当今中国的词人，我最喜欢两个人的东西。一个是毛主席的词，博大宏远，气势磅礴，不拘成格。再一位便是伯驹先生的词，言近旨远，音韵铿锵，字字功夫。”
在临终前，陈毅还给张伯驹写信说：“你是我的好老师，使我学到很多东西，谢谢你。”1972年1月6日，陈毅逝世，临终前嘱将自己心爱之物玉质围棋送与张伯驹。这副围棋质地精良，是陈毅元帅几十年来从不离身的心爱之物。
张伯驹因政治身份参加追悼会未被应允，于是含泪用特有的鸟羽体书写了一副72字的挽联，托人送给陈毅夫人张茜，以寄哀思，联曰：
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
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
挥戈挽日接樽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
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1972年1月10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张伯驹这幅扣人心弦对仗工整的挽联悬挂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已经多日足不出户闭门谢客的毛泽东突然临时决定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此前，毛泽东亲自提笔圈去了陈毅悼词中“有功有过”四个字。毛泽东在追悼会上对张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
一向在诗词上颇感自负的毛泽东在张伯驹的挽联前吟咏观摩了许久，深表赞赏，并问起张伯驹的情况，这种情况实属罕见。
张茜将张伯驹的凄凉遭遇直告毛泽东，毛泽东默然片刻，嘱咐周恩来总理安排解决。不久，张伯驹就被正式调回北京，安排到中央文史馆做研究员工作。潘素成为中国画院的画师。两人的北京户口由此解决。
是年除夕，精神为之一振的张伯驹写下一首《鹧鸪天》， 词云：
梅蕊绽，柳枝舒，故吾镜内看新吾。眼前无限春光好，又写人间一画图!
20年后，刘海粟向张伯驹问及被打成右派后有何感想。张伯驹坦诚回答:“此事太出我意料，不过我告诉自己，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我一顶帽子呢？”
张伯驹供职的中央文史馆，是个闲职，但也是老人最忙碌的时候，为弘扬和振兴民族传统文化，一直奔波在诗词协会、书法协会、书院、京剧院、昆曲社之间。他来回奔跑的工具，是小外孙的自行车后座。
1982年初，大画家黄永玉在北京西郊偶遇张伯驹，十年后凭记忆画下来，题为《 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并附有一篇记述，写道：
余（黄永玉）弱冠即知世上有张伯驹先生，知北京有余叔岩，稍长知北京故宫有杜牧张好好卷、展子虔游春图稀世名迹，知中国有盐业银行。人事诸般，钧与张先生结下美缘瓜葛。大见识、大手笔、博闻风雅，慷慨大方，京华张伯驹，言之口舌莲花生矣。
四害伏法，伯驹先生及碌碌众生得活。月入八十元与潘素夫人相依为命。
某日余携妻儿赴西郊莫斯科餐厅小作牙祭，忽见伯驹先生蹒跚而来，孤寂索寞，坐于小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四片，果酱一碟，黄油二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中取出小手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四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中缓缓隐去。余目送此庄严背影，不忍它移。
半月后，惊闻伯驹先生逝世。人生常有如此巧机缘，不足怪也。余曾对小儿女云：张先生一生喜爱人间美好事物，尝尽世上甜酸苦辣，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居然喝此蹩脚红菜汤，真大忍人也。老人读书与今人有别，修德与游玩亦与今人有别，古法也。余辈他年接触张先生学问时，当知今日邂逅之意义。
夫人国画音乐家潘素系余同行。老人手中之面包，即为其带回者。情深若是，发人哀思。
1982年2月，张伯驹因为感冒住进北大医院，被安排在一个八人间的病房内。潘素提出要换个单人间或双人间，有利于病人休息，但医院方面拒绝了，理由是：张伯驹不够级别！
已经84岁的张伯驹住在嘈杂的八人病房，目睹同病房的病人死亡，情绪极坏心绪不安。潘素再次与医院交涉，依旧被拒绝。过了两天，病房又死了一个人，张伯驹转成肺炎。1982年2月26日，张伯驹病逝。
张伯驹的学生跑到北大医院门口叫骂：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把那些住高干病房的人，都扒拉一遍，看看哪个的贡献，能赶上张伯驹？
张伯驹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经济学家千家驹说：这几年，我参加的八宝山追悼会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很多人的悼辞上无一例外的写着“永垂不朽”。依我看，并非都能永垂不朽，真正的不朽者，张伯驹是一个。中国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中国书协名誉主席启功称赞他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
章伯钧曾说：不论中国的文学如何发展，都不会再有张伯驹！名士终成绝响。
“民国四公子”中，袁克文42岁就忧郁而死，张学良因“西安事变”被蒋介石软禁，溥侗误入汪伪行列，做了汉奸遭世人唾骂，最终贫病而死，名士圈风流云散。只有张伯驹始终保持名士气节、名士风度、名士做派和名士传统。他生活在中国最后的贵族圈内。
他是最后的贵族。
有人说：张伯驹——这名字，要么不知道，只要知道了就难以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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