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杰青大龄化趋势降低了杰青群体产出重要成果的概率
欢迎点击「科学网」↑关注我们！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以下简称“杰青基金”）是由国家拨专款于1994年设立的人才专项基金，用于资助国内及即将回国工作的45周岁以下的优秀青年学者在国内从事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杰青基金的设立是国家基础研究资助方式的一个重要模式转变，是从资助项目为主的单一模式到资助项目、资助人、资助基地的多元模式，这种转变对于激励年轻学者从事有探索意义的基础研究有非常重要的激励作用。”[1]
杰青基金自设立以来的22年间已累计批准资助3404名青年学者，在吸引人才、培养人才、稳定人才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培养和造就大批具有创新意识及能力的优秀学术领军人才做出了较大的贡献。目前已有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如资助效果、对学科发展的促进、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产出比较、杰青中的“院士”等等诸多方面对杰青基金取得的成效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杰青与杰青基金不断取得的成绩，也促使杰青基金发展成为了“一个得到国内科学界高度评价并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品牌”。[2]
尽管杰青基金总体上在诸多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但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到杰青基金在运行中也会存在一些不足，而这些不足已经开始影响到该基金的总体绩效，为此，笔者从科学社会学的经典视角年龄问题入手，来分析杰青基金在运行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提供的历年杰青的信息，本文力图解决三个问题：其一，杰青获得者的年龄变化趋势；其二，重大成果与年龄之间的关系；其三，杰青基金改革的可能路径问题。
在1994~2013年的二十年时间里，共有3004名青年学者获得杰青基金资助批准，实际获得资助者2999名（其中五人由于各种原因退出）。在这2999名杰青中，入选年龄最小者为29岁，最大者为45岁，平均年龄40.5岁。由图1可以看出：当选年龄最多的是45岁，共422人，占比高达14.1%；其次为44岁，共389人，占比13.0%；29岁和30岁的人数都很少，分别只有2人和9人。从所占比例来看，41~45岁阶段所占比例最高，为55.1%；36~40岁阶段所占比例为33.3%；35岁以下阶段所占比例仅有11.6%。总体看来随着年龄变大杰青人数快速增多。
图 1：1994——2013杰青当选年龄分布
科学研究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活动，需要科学研究人员不仅具有高度的创造力，还要具有旺盛的精力。从统计意义上来讲，创造力和精力都与人的年龄呈密切相关关系，科学产出的效率也与科研群体的年龄结构有关。美国科学社会学家哈里特·朱克曼对1901～1972年间的诺贝尔获奖者统计表明：“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完成其赢得诺奖的成果平均是在将近39岁，其中以物理学家最为年轻，平均36岁；化学家，平均39岁；医学和生理学方面诺奖获得者则平均为41岁，美国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几乎如出一辙。”[3]国内赵红洲等人则经过统计分析，得出科学家做出贡献的最佳年龄区是25~45之间、最佳峰值年龄为37岁、最佳峰值年龄和成名年龄随着时代的变化而逐渐增大[4]；科学家的重大成果获得时的年龄统计服从威布尔分布[5]等结论。李侠等人通过统计表明科学家重大成果获得的峰值年龄在38岁左右[6]。杰青基金将资助年龄上限设为45周岁，也许正是基于科学发现的年龄规律而设。这种设计在杰青基金成立之初显然是合理且具有依据的，而且在初期执行效果良好，前五年杰青平均当选年龄只有37.8岁。但目前看来，杰青获得者群体有向大龄区集聚的趋势。
如图2所示，1994年杰青当选年龄平均值最小，约37.3岁，2008与2009年杰青当选年龄平均值最大，为42.3岁，最大最小值之差为5岁，最大最小值的时间间隔14年。图2还直观地显示出：在前16个年度里杰青当选年龄平均值总趋势是逐年震荡增加，第16、17年度达到最高值42.3岁，之后则在42岁附近震荡。此外，2004年以前各年度杰青平均当选年龄均低于杰青总体平均当选年龄40.5岁，相反2004年以后各年度的杰青平均当选年龄均高于总体平均当选年龄。这种现象与黄宝晟对化学领域1994~2010年杰青的统计中得出的结论非常类似：在2005年以前化学领域杰青获资助者多数集中在36~40岁之间，而自2005年起化学领域杰青获资助者人数峰值后移到41~45岁[7]。
图2 杰青平均年龄按年度折线图
杰青平均当选年龄的增大看似可以借用当今关于科学创造峰值的年龄随时间后延的主流观点来解释，即由于受教育年限变长、科学的难度加大等等。但是至少有三个方面原因决定该问题并不能简单地借用这些结论：第一，在较短的时间跨度，杰青平均年龄变化幅度却较大；第二，虽然目前科学创造峰值的年龄随时间后延在科学界占主流观点，但最新有研究表明科研创造峰值年龄不随时间变化，也有研究表明科研创造峰值年龄随时间逐渐减小[8]；第三，科学史的研究则表明，在没有大的社会动荡或激增的科技移民等极端情况下，一国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的平均年龄短期内近似于是时间的常数函数，即基本上在某一个数值上下小幅震荡。因此，判断杰青大龄化是否为合理现象尚需进一步的探讨。
科学产出的效率与科研群体的年龄结构有关。杰青大龄化对杰青群体科研产出效率的不利影响可以通过对杰青重要成果的统计与分析来简单验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实施十周年巡礼》与《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二十周年巡礼》两套书里已经对杰青重要成果及其贡献者进行了展示。两套书里除去重复展示的7人外，共展示了245名杰青。统计表明：29~45岁各年龄点皆有重大成果获得者，29岁的最少，仅有一人，43岁的最多，有25人，其它如图3所示。重大成果获得者的平均当选年龄约为38.9岁，与杰青总体当选年龄平均值40.5岁之间相差1.6岁。此外获得重大成果的杰青主要集中于35~44岁之间，人数占比约为71.4%。
图3：重大成果获得者当选年龄统计图
以上只是从杰青重要成果产出的绝对数量进行的初始性统计，而要分析比较杰青不同年龄阶段重要成果产出的效率，尚需要从相对产出效率的角度出发进行考察。为叙述简便起见，在此引入杰青“重要成果产出效率的年龄指标”的概念。不妨将重大杰青群体划分成三个年龄段，记作Ni（=1…3）；把每个年龄段内取得重大成果的杰青人数记作M1i，每个年龄段对应杰青总人数记作M2i，M1i/M2i定义为第年龄段的重要成果产出效率的年龄指标。由于该比率为人数的相对比率，所以即使年龄段跨距不同，也不会影响最后的年龄指标比较。统计结果如表1。
表1：获资助后不同年龄段重要成果产出效率的年龄指标统计表
年龄段 | 各年龄段获资助 总人数 | 获资助后取得重要 成果的杰青人数 | 杰青重要成果 产出效率的年龄指标 |
N1: 29~35 | 349 | 57 | 16.33% |
N2 : 36~40 | 997 | 93 | 9.33% |
N3: 41~45 | 1653 | 95 | 5.75% |
表1显示：获资助后不同年龄段重要成果产出效率的年龄指标随着年龄增大呈递减态势，以29~35岁年龄组最大，为16.33%； 41~45岁年龄组为最小，只有5.75%，约为29~35岁年龄组重要成果产出效率的年龄指标的三分之一，约为36~40岁年龄组重要成果产出效率的年龄指标的二分之一。换言之：随着年龄的增加，杰青做出重要成果的概率越来越小。
梁立明在对重大发现年龄规律的研究中也有类似结论：“科学创造最佳年龄组即21~37岁做出的贡献越来越多，其它年龄组无法与之相比……世界上全部重大科学发现的一半是不超过37岁科学家做出的，占有效年龄区三分之一的低龄科学家做出全部重大科学发现的一半。”[9]
科学发明年龄定律则表明：不论什么国家，不论什么年代，科学劳动中重大科学成果数（W）总是与杰出的科学家人数（N）成正比的，而与这个队伍的平均年龄（A）到最佳峰值年龄（a）的年龄距(A-a)成反比。即，W=K*N/(A-a)（K为比例常数，等于科学劳动的智力常数的倒数）。[10]
综合梁立明的研究结论、科学发明年龄定律及杰青重要科研成果产出率的年龄特征可以做出如下推论：杰青的大龄化趋势降低了杰青群体产出重要成果的概率，导致杰青群体重要科研产出下降。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将影响杰青基金在人才政策中的定位。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由于受“文革”的影响，我国出现人才断层，青年科技人才匮乏，人才危机凸显。到了九十年代初,全球范围内的科技人才争夺更趋激烈，中国高层次青年科技人员大量外流，面对来自国内迫切需求与国际争夺两个方面的巨大压力, 国家开始意识到引进和培养青年科技人才的重要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4年杰青基金成立。杰青的目标定位是：促进青年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鼓励海外学者回国工作,加速培养跨世纪的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带头人[11]。
经过二十多年人才政策的实施，目前我国科技人才断层的问题虽然得到了有效的解决，但高层次科技人才老化问题却又开始凸显，[12]人才流失现象还很严重，一些高端产业优秀人才仍然捉襟见肘。结合杰青基金的最初目标定位与当前形势，可以看出杰青大龄化是一种与杰青目标出现背离的现象。杰青的大龄化只起到了科学界的承认功能，而弱化了杰青基金引进、发现、培养与造就人才的功能。
“科技人才政策执行中通常会产生以下多种屏障：如年龄屏障、学科屏障、出身地域屏障、性别屏障、评价标准屏障、马太效应屏障、同质屏障等等，这些屏障的形成会成为制约政策收益释放的一种新兴阻力”[13]。年龄屏障是指杰青评审中不利于中低年龄段青年人才进入该领域的羁绊。杰青大龄化现象的长期存在，必然会演变成一种制约中低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崭露头角的年龄屏障。这种年龄屏障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两种：⑴在单位推荐中，单位负责人会根据杰青群体大龄化特点优先推荐水平相当的大龄申请者；⑵中低龄申请者本人，为了增加中标的机会，在申请时主动避开杰青，转而申请较低层次的基金。第一种屏障是目前普遍存在的制度惰性的体现，论资排辈现象就是这种年龄屏障的最好呈现。第二种屏障更为常见，因为这种屏障反映了个体对于风险的规避。新近出台的优青人才资助项目，则使群体的这种心理偏好得到强化。优青项目设立的年龄界限是男38周岁、女40周岁，正好处于“青年人才项目”年龄界限与“杰青人才项目”年龄界限之间。这就容易给人一种错觉：青年人才基金、优青基金、杰青基金是一种在年龄上衔接的人才政策。这种制度设计既容易造就项目申请的“大满贯”选手，还会在评审体系的配合下，加剧屏障的“路径依赖”现象。
优青基金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名下的人才项目之一，用于支持具备5~10年的科研经历并取得一定科研成就的青年科技人员。设立优青基金的目的是在青年基金与杰青基金之间形成有效衔接，促进创新性青年人才的快速成长。应该说优青基金的成立是一件很有必要也很有成效的事情，对促进优秀青年后备人才队伍的壮大起了很大作用。但其设立时的目标定位有点含糊，容易让人产生优青基金、杰青基金是一种在年龄上衔接的错觉。比如人们惯常使用的百度百科对优青基金的解释中第一句就是：优秀青年科学基金，也被称为“小杰青”，是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的铺垫性科技支撑基金。之所以说这是一种错觉，因为在逻辑上它是不成立的：既然要促进创新性青年人才的快速成长，最好的办法是让他直接入选杰青，加速实现他的优势累积、为其科研营造更优良便捷的环境，促其充分发挥聪明才智；而把其看作“年龄上的衔接”的话，则等于无形中在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成长阶段上设置了一个年龄屏障，拉长了其成才的时间周期，这样反而不利于杰出人才的快速成长。此外，关于设立优青基金，汲培文（最早提议设立优青基金的国家基金委工作人员）的观点非常鲜明：“增设中间层次的优秀青年科学基金，以进一步优化科学基金人才专项资助结构，促使更多的优秀青年人才脱颖而出。”[14]总之，优青基金的设立，其目的是扩大优秀青年的资助范围，而非杰青基金的铺垫。事实上，优青基金、杰青基金都是面向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的，其目的都是为了吸引、稳定、培养优秀青年人才，只是层次不同而已，本质上没有先后之分。从优青的实际运行来看，这几年来当选的许多优青实力并不低，有些人员根本不亚于同年当选的杰青，把这些人尽早纳入到杰青队伍来是杰青基金的职责所在。因此，可以考虑在基金评审时，统一优青、杰青年龄界限，让所有申请杰青、优青的人员同台竞争，最优秀的获得杰青资助，次一级的获得优青资助，这样既能增大优秀人才的候选范围，又能实现杰青、优青基金的各自目的，还能打破无形的年龄屏障，提高优青、杰青的整体水平，实现1+1>2的候选人才集聚效应。
作为国家资助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成长的标杆性政策，杰青基金理应体现国家的意志，在人才队伍建设中发挥导向、示范和带头作用。杰青的大龄化既偏离了这一宗旨，又造成了杰青基金的科研成果产出率下降。
要改变杰青大龄化状况，无外乎从两个方面切入，一个是杰青基金的评审过程，另一个则是杰青基金的评审标准。杰青的大龄化某种程度上其实与杰青评审的标准设置有关，杰青基金的评审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基金申报者过去五年所取得的成果，以SCI、EI论文发表等过于量化的指标对基金申请者进行考核。就中国的实际情况看，“31~35岁是优秀科技人才最为活跃的阶段，研究深入、学术交流频繁，此期间也是他们进行国外访问研究的集中时间；36~40岁，研究取得成果，索引论文发表量达到高峰；41~45岁以出色的研究工作与成果为同行所承认。”[15]由是观之，按现有标准评审，41~45岁的优秀青年人才显然更易获得杰青资助，因为这个年龄段青年人才在过去的五年中大多处于科学事业的创造高峰或学术成熟时期，而在杰青评审期间正好处于获得承认期。相对于中低龄优秀青年，他们在论文、课题方面一般具有“优势累积”，在社会地位、声望以及人际关系等方面也处于有利地位，从而使他们在竞争中占尽先机。此外，杰青评审时对职称的横向比较也会造成中低龄青年人才处于劣势，杰青申请虽然要求申请者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即可，但在实际评审中，若没有正高级职称，被评上的可能性则微乎其微。刘少雪对415名可找到晋升高级职称时间的诺奖获得者的统计表明，诺奖获得者晋升高级职称的平均年龄为40.3岁[16]；白春礼等的统计则表明，中科院系统内杰出人才群体获得正高级职称的平均年龄为41.8岁[15]，基于这些统计数据，可以看出，40岁以下的中低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非常不容易。
杰青基金按照高标准选拔人才的原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杰青基金作为人才项目既应该考虑过去，更应该面向未来，既要发挥承认功能，更要发挥引进、发现、培养与造就人才的功能。也就是说，杰青基金着力培养的应是在未来几年中处于创造高峰年龄段的优秀青年。因此，杰青基金在评审中向中低龄优秀青年人才倾斜也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如何能够在评审时同时满足以上看似相悖的两点要求呢？笔者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重新制定切实的新标准。新标准要有利于中低龄优秀青年的胜出，以便促使更多的优秀人才在科学创造峰值年龄之前就能获得杰青基金资助，帮助他们早日达到事业的高峰。为此，笔者建议尝试以下几种做法：⑴按年龄阶段分配名额，将41~45岁年龄段的名额限制在20%以内。⑵重视原始性创新在评审中的权重。⑶借鉴“青年千人计划”的做法，一般要求与特殊情况并重，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对那些已经做出突出成绩、有巨大科研潜力的年轻人，不论背景、学历、职称、工作年限都可以破格引进。
年龄是考察科技人员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本研究从杰青当选年龄分布、年际杰青平均年龄、不同年龄段重要成果产出效率三方面对杰青进行了统计，结果表明，杰青大龄化趋势日益严重，杰青的大龄化降低了杰青基金重大成果产出率。为此，作为基金评审的把关人员要关注处于创造力峰值年龄的科技人员的发展潜力，在基金评审中优先考虑能力相当的中低龄青年才俊，增加重要成果年龄指标数值高的年龄组人数，尽量使杰青当选年龄分布与重要成果年龄指标分布相匹配。这样既能提高杰青基金的投入产出率，也有利于更具创新能力的青年拔尖人才的脱颖而出。
参考文献
[1] 宿芬，周襄楠，高策理．杰出基金育杰出人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实施10周年巡礼[J]．中国科学基金，2004，(05)：42-44．
[2] 王家平，姚刚．浅析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对我所基础科研的显著促进作用[J]．中国科学基金，2007，(06)：371-373．
[3] 哈里特·朱克曼．科学界的精英[M]．周叶谦，冯世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84．
[4] 赵红洲．科学能力学引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20．
[5]赵红州，梁立明，等．重大科技成果威布尔分布的普遍性[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92，(03)：5-12．
[6] 李侠，马兆俐，杜宝贵．科学家发表重要学术著作的年龄的研究[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04）：273-275．
[7] 黄宝晟，梁文平．化学科学领域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申请资助概况及特点分析[J]．中国科学基金，2011，25(01)：40-45．
[8] 门伟莉，张志强．科研创造峰值年龄变化规律研究综述[J]．科学性研究，2013，31（11）：1623-1629
[9] 梁立明，赵红州．科学发现年龄定律是一种威布尔分布[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01)：28-36．
[10] 赵红州．关于科学家社会年龄问题的研究[J]．自然辩证法通讯，1979，(04)：29-44．
[11] 刘先曙．国务院决定设立“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科技导报[J]．1994，(11): 18．
[12] 汪群，等．科技人才开发战略及创新绩效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186．
[13] 张正严，李侠．屏障与超越：物理学长江学者群体状况的计量分析与思考[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4，31(03)：107-112．
[14]刘云，汲培文．数理科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实证调查与政策思考[J]．中国软科学，2002，(10)：76-82．
[15] 白春礼．杰出科技人才的成长历程[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32；29．
[16] 刘少雪编．面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科技领军人才成长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37.
【博主跋】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国科技论坛》2016（9）期，感谢评审专家和论坛编辑部。论文写于2015年，发表于2016年，历时一年多，回想起来，也是很辛苦的，其中的乐趣大家一起分享吧。今天收到信息，本文被人大复印资料《管理科学》2016（11）期全文转载，祝贺一下小韩。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李侠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829-103365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