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一九七七年高考
人到四十而不惑，事过四秩意义明。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我国当年将恢复中断了11年的高考招生的国家决定和决策。就在是日一个多月后的12月份，全国各省市高考陆续举行，全国四面八方的570多万考生相继从车间农田部队庄严地走进肃静的考场，顺利参加了久违的神圣高考，接受了国家的挑选。翌年春季，27万多中榜青年，先后进入全国本专科院校或中专学校，成为一九七七级大学生。我，当年是一个父母可能仅认识各自姓名的乡下懵懂孩子，作为一个扩招录取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四十年过去了，当年的七七级学生现已退休或接近退休。如今，对于恢复高考招生这一伟大事件的价值、影响和意义，无论从国家进步、民族存亡、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等层面，还是从个人命运前途，从任何一个角度，给以无论怎样高和怎样大的评价都不够！就我个人而言，现今看来，一九七七年高考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大力士扳道工，使得1977年成为我人生轨迹90度大拐弯的拐点。
进入去年12月以来，我内心里一直有个念头，觉得应把我参加一九七七年高考的前前后后的事情系统地写下来。然而，当时恢复高考的国家行动，虽然举国欢呼雀跃、万众激动不已，但在我心中并未引起多大波浪，仅被当作自己可以响应号召去做一下的一件不大的事儿而已。加上四十年过去了，时间久远，好多细节记不得了。不过，正如我的一位失去联系二十多年的大学好同学前些年找到我了后与我相聚回忆时注意到的，我的记忆力真强。关于我参加一九七七年高考的事，我还是记得一些的。遂作如下个人散忆，以志纪念，以谢国恩，以释心怀。下面将分别以若干个标题为线索，先简介我的与读书有关的背景，然后回忆我参加高考和被录取的一些事情，最后简单谈一下我个人对高考招生的看法。我相信，我这个普通人的这些事看似简单平凡，乏味无趣，却或许也引人深思，或对高考招生、或对人生命运、或对社会发展、或对国家政策的深思。
我的人生原本将属于湖北荆州乡下
1959年春，我出身于湖北省荆州地区江陵县观音垱公社锣场片锣场大队六小队（按1977年的行政区划）即叫做卢家坮的村子里的一个下中农家庭，东距三国时的荆州古城约三十华里。因难产，我出生在当时的沙市市第一人民医院，即出生在荆州古城东偏南七华里的沙市市。沙市市距锣场西偏南十几华里，据说当时我母亲躺在临时用竹床做的简易担架上，被坮上的叔叔哥哥们（在坮子里我家辈分高）连夜抬到沙市市第一人民医院，途中需乘船过湖划桨五华里水路。虽然我一出生就在城市里生活了几天，但是，当时看来，我注定应该是与城市生活无缘的。
我自幼生活在锣场六队。舅舅家在北3华里，姑姑家在东3华里，东8华里有几十亩锣场六队的农田，东南30多华里有岑河中学（我在那儿读高中两年，撤区并社前管辖锣场的是岑河区），这些差不多就是我1975年8月前徒步到过的地方（基本上很少有机会乘坐其他交通工具）。我从小身材瘦弱，性格内向，禀性倔强，生性不活跃、怯弱、怯场、怕见生人，基本上不主动与人交往，接触的人不多，一句话，是个闷不作声的老实孩子。这样，中学老师、大队里不多的在外面上班的国家干部和职员（包括我的舅舅和一个邻居远房大哥），还有在沙市生活的姨母，等，对他们不多的了解或与他们不多的接触，还有高中毕业后一年的农民生活，自然地就在我心里种下了对吃商品粮人的生活或城市生活的羡慕种子。当然，当时我们那里人们都羡慕和向往吃商品粮，想方设法成为非农业人口。好像能吃商品粮就高人一等！有的人，为了能吃商品粮，恨不得“削尖了脑袋钻”。在我们那里，解放初期不是这样子，因为是鱼米之乡，农民不愁吃不愁穿，生活自由自在，在单位上班不自在，所以，都愿当农民，还有人自动放弃在国家单位的工作而回家务农。经过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文化大革命，我们那里人们的想法完全不同了。（现在，这方面好像又回到了解放初期的那种局面。当然，现在城乡差别仍然存在。）然而，当时的我，心里很明白，自己的生活在锣场，我的人生属于乡下。
一个农村孩子成为国家职工或到城市生活的最直接的途径，就是考学读中专大学。这对于我是不可能的。
据资料介绍，1966年，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因而，新中国高校停止了开始于1949年的年复一年的高考招生。印象中我始于1964年接受的小学教育至多中断了半年，可高校招生一停就是6年。到1972年高校招生恢复时，统一招生考试仍然没有恢复，虽然是在工农兵中招生，但招生执行的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政策办法。这个办法看起来很好，体现了选拔、公平、民主和人民当家作主，好象每个工农兵子女都有上大学的可能。但是，在当时，基层群众和领导大多连字都认识不了几个（我记得当时我们大队书记和革命委员会主任，现在称作村支书村长，就是没有读过书的贫雇农出身的），何以有能力推荐和批准？而要命的就是“领导批准”这四个字。在当时的基层，领导就是天（当然，现在好像照样是层层如此，学校也都是这样，悲哀呀），领导实际上是把推荐和批准上报的事自己既当群众又是领导地一并做了。上大学这样的好事，谁都想。所以，每年基层领导当然按先后顺序优先推荐自己的、上级领导的、有上级领导后台的人的、亲戚的、与自己关系亲密的朋友的和那些有能力请他们自己吃饭拉关系的家庭的孩子以及那些自己本身有活动能力的人。全国这么大这么多人，基层比如一个大队即现在的村这样的一些孩子不少，分到基层的招生名额又不多，所以，这样有希望被推荐上大学的孩子排着好长的队呢，排到好多年以后了呢，其他的孩子根本没有上大学的可能，想都不要想。在我高中毕业前，我就不知道推荐工农兵上大学这回事。1975年7月高中毕业回乡当农民后，我才听说这回事。听说在我们那儿，就是大队的几个干部同意了，就给推荐表填，填好后由大队开始逐级上报，被推荐者就等学校通知。压根儿就没有群众推荐一说。我父母是踏踏实实的农民，母亲在我十岁那年就去世了，父亲多病，靠着大我9岁的姐姐和姐夫硬撑着这个家，家境并不宽裕，能供我读完高中已经不错了，没有能力也压根儿没想过要请大队干部吃吃喝喝拉关系送礼弄个工农兵大学生推荐表。我虽有个舅舅是国家干部，有做这种后台的能力，但他本身是一个当时在这方面为数不多的正直不腐的好干部，并且他有5个儿女，难能给我在这种事上以支持。所以，上大学的事，对我来说是墙上挂门帘———没门儿！不过，我高中毕业后，我填过一份工农兵学员申请表及推荐表！因为都知道我学习成绩好，让我替被推荐者填表，以便被推荐者能够被录取和录取到好一点的学校。
当时，除了推荐上大学外，还有顶父母的班成为吃商品粮的人。顶班也是国家规定的事儿，即本身是国家干部或职工的父母退休，而其子女因之作为国家职工去上班工作。我们卢家坮就有我的一个初中高中同学，顶她父亲的班去很远的地方上班去了，后来又调回到沙市市里工作了。另外，参军也是令人羡慕的事。当时，我们大队就有好几个我的高中或初中同学，戴着大红花，参军去了。我是独儿子，不符招兵政策，加之体弱，体检也不一定能过。后来知道，当时参军去了的中学同学在部队大都成了军官，后来转业到沙市市里工作去了。当然，即或是我去当兵了，不善言辞不善交往的我恐怕最终也就只是个复员回村的结局。
在我高中毕业后的一年里，眼看着我的中学同学一个个中学毕业回乡后都离开了，想着我自己一年来的情况，心里有点不是滋味。您看，高中毕业一年来，我先是暑期在沙市市与锣场之间名叫白水滩的湖（也就是送我母亲到沙市一医途中经过的那个湖，后来已被改造成良田，现已成为新兴工业园区）的边上，用身体挡水护堤20多天；然后冬天参加水利建设，在离家几十华里的长江堤边住了近两月，每天整天来回挖土挑土走百余米加固堤坡，那个累呀真是没法形容，上午下午大家都总是盼着干部喊休息一会儿，另外，上午下午大家不管有没有内急总是分别至少要去上趟厕所，这样可借机休息会儿；接着第二年春天农忙开始后，用水车车水也是个令我尴尬和难受的事。我总是担心派我去做这个工。车水时，四个人并排站在一起，各自两个胳膊肘子落在支起固定的同一横杆上，脚踏在等间隔地固定于可转车轴表面一个横截圆上的几个（也许有5个）水车拐中的一个拐子上，像在跑步器上跑步一样两脚交替踏在转到脚下的那个拐子上。这要求四人踏拐频率一致，谁赶不上趟就会滑下去并可能落水。这样一天塌下来，脚肿肘痛。还有，瓢泼大雨中仍得要不断地挑着重重的一担秧苗在易滑倒的泥泞田埂上小心地走着，前后叉开的两只赤脚站在刀耙的两根横杆上让前面的牛拉着耙在水田里来回转着耙地，一不小心滑倒时，全身落入水田是小事，如果脚滑入两杆之间脚就可能被固定在耙上的刀划着那就麻烦了，用钎担（就是两头套有尖尖的铁套的木制担杆）挑谷时那个费力与肩头被碾压的针刺样疼痛，以及在稻场打场脱粒的熬夜，……。当时一方面为他们高兴，一方面也难免心里难受和失落。不过，这一年也有一些快乐，如被安排设计布置生产队的文化室、队里做拱形猪屋的师傅们让我做一些相关计算、给社员们讲解和领颂毛泽东主席新发表的1965年旧作《重上井冈山》，也被安排做生产队里的会计，等等。羡慕归羡慕，失落归失落，现实归现实，实际上我并没有半点要不做农民的动机。可能潜意识里感到自己的生活就是在锣场吧，当时许多事自己实际上并没有太往心里去和太多想，并没有引起我关于自己的人生和前途等等一些深邃的问题进行思考，毕竟当时自己就是个懵懵懂懂的农村孩子。
到了1976年8月底，队里一位比较活跃和对我一直很好近三十岁的老哥笑着对我说，过几天我就不用在队里这么辛辛苦苦地干农活了。我当作是老哥在跟我开玩笑，并未将老哥的话当回事。不过，不几天，我突然接到大队通知，让我到大队学校当校长。原来，大队学校总共八九个老师中有几个老师年年矛盾不断，总是彼此斗来斗去，主要为领导权争来争去，在大队干部中各有自己的支持者。上述安排可能与刚好是年被安排到锣场片文教组管教育的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彭济福老师有关。我不想干，但碍于情面，我最终勉强同意干起来了。我一直是个踏踏实实闷不作声做实事的人，实在不会玩猫捉老鼠的心理游戏，实在不会花言巧语，乔装粉饰，更不会弄虚作假，所以，干了半年，恰逢锣场大队与我舅舅家所在的红阳大队合并（红阳大队很小），于是我就以宁愿回原来的小队里种田的话硬是要求不做校长了，最后只得答应做教导主任，配合原红阳大队学校校长工作。半年后，又换了校长，我就要求只是教书，我的小学五年级语文老师张家俭老师做上了教导主任。当时的锣场大队学校是戴帽小学，即有初中一年级的小学。我在学校里教初中语文、小学语文和算术、政治，还蛮喜欢的。这不，在1978年我上大学前，我收到了江陵县教育局的民办教师任用证书，请见附图（当时，江陵县政府就在荆州古城）。这样看来，我基本上可以在锣场小学一直干下去了。
我不假思索地报名参加高考而不是中考
没想到，一九七七年十月，静寂的深秋，平地一声原子弹爆炸似的惊雷，响彻在我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教育部决定恢复高校统一招生考试，1977年举行考试，1978年春季入学！这不只是一个恢复高考的教育事件！这是我国端本清源、拨乱反正的破冰巨响！这是我国经济腾飞、民族崛起的第一道冲锋号令！这是长期在山谷底部倍受煎熬百般折腾的中国雄狮奋力跃起的第一声长嘶！当时全国沸腾了、万众激动了！仿佛久渴逢甘露、酷寒遇春晖！
不大活跃、不爱交往的我，消息闭塞，反应迟钝，当时并未及时知道这个信息。我现在已不记得当时是怎么知道恢复高考的信息的。或许是我自己从过后的报纸上知道，或许是同事从大队领导那里知道后告诉了我，或者是邂逅锣场中学的老师而顺便告诉了我，也不排除锣场片文教组里负责高考报名的张体辉老师（我的初中体育老师）托人告诉了我，但不会是，像许多生活在城市里的留城青年或生活在农村的下乡青年那样，在国家还未正式公布这个决定前，就春江水暖鸭先知地早早得到了消息。
当时的我，一个读书不多（没书籍看）、孤陋寡闻、也不曾深思过人生问题、年方十八的农村孩子，并没有处于后来自己要主动把握住自己人生命运的状态，任凭自己的生命之船在人生的小湖中自由地逛荡游弋。我当时并未能意识到恢复高考的意义，对恢复高考这件事并未能有多少想法，心情并没有什么激动不激动的，心里平静得像舅舅家附近无风时的长湖水面一样，一平如镜。
其实，对恢复高考这件事还是有人持怀疑态度的。下面这件事，我现在都还记得蛮清楚。在后来我高考报名后，一个星期六中午，我在家里复习，我姑父来我家。那天天气晴好。他是邻近的花台大队六小队队长。当他看见我在看书时，问我在干什么。我说看到高考通知后我报名了，在复习。我姑父马上接着话说“撞到鬼哒，那都是骗人的，这样的好事怎么会落到你头上，都是那些当官的孩子们的，是让你们陪陪玩玩的。”
不过，既然是国家的号召，还见了报，我的反应行动倒是蛮积极的。记得知道消息后（应该是10月底11月初的事），不知道何时报名和考试，我也拿不准是真是假，但心里想着还是准备利用教余时间复习参加高考。到11月中旬知道具体报名程序后，细细地看了报纸，我很快就写好了报考申请书，并且不加思索地报名参加高考而不是参加中考。现在记不得申请书具体是怎么写的了，但记得大致有下面的意思：积极响应号召报名参加高考，保证不耽误所任教学工作，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如果考不取，仍将努力工作，如果考取了，就一定刻苦学习，使自己成为又红又专的红色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记得申请书是交给校长的。原先我还担心学校和大队领导不批准，可没想到很快就被批准了，说我是响应国家号召，积极站出来接受国家挑选，领导坚决支持。拿到批准的申请书，我就赶紧到锣场片文教组找张体辉老师报名填表了。记得填表时，我心里生怕被认为没说实情，所以，如体检表中的既往病史之类的，我把自己曾患血吸虫病及住院等都在表中填得清清楚楚。
记得当年湖北省是中考与高考分开举行的，因此，每个考生在报名时都面临着一个选择问题。锣场片有八个大队，到1977年为止，我记得回乡高中毕业生只有74届至76届共4届，人数倒是不多，加上一部分参军去了，够报名条件参加高考的人数就更是不多了，但由于有不少散布在各个大队的下乡知识青年，并且锣场片另有一个单独的有几十号人的下乡知识青年点，这样，够报名条件参加高考的知识青年就不少了。在我们那里，当时把城里人都高看，因而就自然认为下乡知青学习都比我们农村人强很多的。所以，大家大多权衡利弊而报名参加中考了。记得邻近的高阳大队有一个高我两届的73届高中毕业生，数学成绩很好的，社会活动能力也很强，当时在该大队担任水利工程员，消息很灵的，他报名参加的就是中考，当年中考后被原江陵县师范学校录取，据说后来还在我毕业和曾工作过的岑河中学当过书记兼校长。
我想都没想就报名参加高考，有多种因素。从道理上说，中专学校与高中学校是同一级学校（当然，培养目标和学习内容很不同），既然我已读了高中，再考学当然应该考大学。这是原因之一。其二，虽然农村人向往城市生活是当时的普遍现象，但或许因为我知道这对我是铁树开花的事因而愿望并不强烈。因此，在潜意识里，我考学并不是为了离开农村，还真是如申请书写的那样，想成为知识分子，考不取也无所谓。还有，在我的潜意识里，可能就没有相信这次招生真的会按照公布的办法实施。在骨子里，我就不是个思前想后、权衡利弊的人，就是个跟着自己内心走的人。当时压根儿就没思忖和权衡此事，就是响应国家号召，参加高考，就这么简单。不过，潜意识里，可能，最直接最自然的原因就是我读小学、初中和高中时成绩很好。按现在的话来说，应该是学霸。
虽然由于文革和国家领导看法使我读小学初中时的学制、内容（特别是语文内容）、学习风气等受到较大影响，但我们那里学校照样在上课，老师们都是在认真负责地教书育人，所以，我由于性格内向还是顺其自然地在学校里扎实地学到了不少课本知识的。即或是按要求花了不少时间搞大批判，写批走资派、批右派、批封资修、批林批孔文章，客观上也顺手牵羊地学到了一些哲学、历史、文学和语文等许多方面的零散知识。
1964年开始上的小学是国家公办的锣场小学，整个锣场公社（1977年时已改名为锣场片了）就这么一所小学，校舍就是在锣场街边的关帝庙，校长是张永成老师，是一位以抓智育闻名的地方教育家。读小学开始我的成绩就好，很快就入了少先队。我现在还记得戴上红领巾的那天被小朋友同学追赶着嬉闹而扑倒在庙中天井里的情景。后因文革短暂中断再复课时，就是各大队都办起了自己的小学，我就在我们锣场大队办的锣场小学上学到五年级毕业，学习成绩一直好，语文、算术都很好，其它课也不错，就是体育弱一些，在班上总是不是任班长就是任学习委员。校长是教语文的张家俭老师，一位要求很严和很敬业的老师。记得教五年级算术的王常仪老师上课常常出几个题让我们做，看谁做得既快又对，全班二三十个同学，每次总是我和另一个女生在前两名，有时我第一，有时她第一。
读初中时，成绩照样好，数学尤其好。有同学把我做的数学作业抄上背记下来以应付考试（结果往往难奏效）。记得有一次期中考试后，教数学的徐明精老师在班里总结时说，“有些同学自不量力，他们还做最后一道题！他们哪里做得到呢，我是专门给卢文法出的，只有他做得到！”（“做得到”是荆州沙市一带的口语，意思是能够正确解答）。常常因期中期末考试成绩好，班主任让我在全班或全校交流学习经验。其实，我没有经验可说，就是平时认认真真听听课，踏踏实实做做作业，复习时都不太用劲的。加之我平时话语不多，不大爱讲话，更不愿抛头露面，所以，我不愿在班里或全校大会上讲。老师就给我做工作，往往逼我去介绍，现在都还记得1971年时有一次班主任为逼我在全校介绍学习经验在教室的窗户边把我逼哭了的情景呢。到了初中二年级，由于学年要改文革复课后的春季始业为秋季始业及学制要改三年为二年，这样，原有的三年级与我们二年级合并为一个二年级而有四个班共有200多学生，原二年级部分文科好的进入原三年级的一班，叫初二（1）班，原二年级部分理科好的进入原三年级的二班，叫初二（2）班。在这样的一个原三、二年级的合并二年级里，我的学习成绩仍然名列前茅。附图就是我读并合二年级的一个学期的成绩单。
当时，我们那里只要愿意读，每个小孩都可以读到初中毕业。但是，高中就不是这样了，全岑河区（可能有十几个公社）仅有岑河中学有高中部，那几年高中招生与高校招生类似，由基层革委会领导推荐读高中。因此，当然只有各大队的干部及其亲属、朋友的子女才可能有读高中的机会。不过，巧的是，到我升高中的那年，已不反对走白专道路并已提倡教育要抓智育了，被打成走资派的张永成老师被安排到岑河中学当校长，1973年招生时的办法是基层革委会和初中学校联合推荐，要求被推荐的学生学习成绩要好。据说，正因为如此，当时我的毕业班主任语文老师彭济福老师，一个正直敢说话有血性的老师，才能够以我的成绩好为由，与当时的初中学校校长拍桌子据理力争，我才得以升入岑河中学高中部读书。
高中阶段生活蛮辛苦的。岑河中学在岑河镇南边，与锣场相隔30多华里，我每周星期天带点菜和钱，扛个七八斤重的米袋子徒步走去上学，每周六下午再回家，周六往往是同我们锣场公社的部分同学一道边走边听他们说笑着回家的。当时几分钱就能吃顿午饭，但学校有那么多学生，伙食不好，自己又没钱像有些同学那样隔三岔五地到镇上去吃，更糟糕的是睡的高低木床，床上木板缝里有很多吸血的香姑娘（一种臭爬虫），晚上睡觉时它们就在人身上吸血而引起许多小疙瘩，奇痒，折磨得人夜里睡不好觉。高中阶段虽在思考能力、眼界、认识、社会知识、独立过集体生活的能力等多方面有长进，但基础科学知识学得不多。印象中，到岑河中学后，头半年多好像还是在正儿八倍地正常学习，后来就办什么专业班学工学农学医和文体等，我因为矮小体弱，估计是高一班主任语文老师杨崇德老师（也是一位很高尚敬业的老师）的考虑和作用，我被分在学医班，还到医院实过习，到临近毕业的半年多好像又没办专业班而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不过，在高中阶段，但凡讲学习成绩的时候，我就是在班上和年级里引起同学们注意的人（当然，那段时间，真正红的是那些当年级、学校干部和文艺体育好的同学们），各门基础课程成绩都不错，还有同学因为我数学成绩好而称我为小华罗庚呢。可以推想，如果学校教学理念和秩序不是受政治影响，我的高中学习也会给我打下一个坚实的知识基础。
我想，我也就是上课知识接受快、成绩好而已，并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天赋。但一直以来学习成绩好自然就在我心中养成了我学习很行的高傲心理。因此，报名参加高考而不是参加中考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记得好像当时报名时就填志愿，高考报名申请表中就有志愿栏，好像是可填三个志愿。记得我的志愿填的都是些好的综合型大学，有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是否填北大忘记了（应该是没填，不张扬的我内心还是不会太不靠谱的），专业是数学和金属物理等，记得对是否填服从分配较纠结，还是张体辉老师建议我填上服从分配。
办好报名手续后，出来碰巧邂逅几位老师和同学，就在一起稍聊了几句。中间谈到高考，教我初中数学的徐明精老师说到：“卢文法考取好大学我说不好，但考个华师荆州分院应该问题不大。”听到后，我心里还立即就有了点不服气的味道。
我的高考准考证上姓名有两个字写错了
姓名是一个人的书面标志和口头称呼，有着悠久复杂的历史，是家族、国家、单位管理和社会交流的基础，对于个人来讲是十分重要的。我父母没有读过书，不识字，我出生后，上学前只有乳名，学名是上学时起的。我们那里许多人家都是如此。1964年我被领着去关帝庙锣场小学报名上学时，一个苗条女教师问我叫什么名字，父亲笑着对老师说，他还没有名字，请老师帮忙取一个。那位女教师向我父亲问了姓和辈分字，看着我，稍想了片刻，说，“就叫卢文法吧？”，我父亲高兴地说“好，麻烦老师了，谢谢老师了”。就这样，我的姓名卢文法就被写在报名册上了。从此，我就叫卢文法了。您看，前面那份初二成绩单上我填写的姓名就是这样。可是，我高考报名后，后来取到准考证时，其上的姓名与前面的民办教师任用证书上的姓名一样，错了两个字，请看附件。
不过，在当年，没有身份证，农村应该也没有户口簿，各家有多少口人、有哪些人，住在队里的人大家都知道的，所以，一般家庭、一般人都把姓名特别是小孩的姓名不太当回事。事实上，虽然后来进高考考场很严格，但拿着姓名有错的准考证，考试三天里我数次顺利走进考场，没有遇到任何问题，把准考证放在桌面左上角后，并没有监考老师注意到或问我准考证姓名与我填写在试题答卷和草稿纸上的姓名不符的问题。有一点是肯定的，监考老师只是特别注意比对我与准考证上的照片和考生的实际脸相，相同就行了，这就不会引起差错了。后来报到时并没有像准考证上注意事项里所说要求出示准考证，只需要录取通知书就可以了。
说到我的姓名问题，顺便说一下，当年应该是自己说自己姓名是什么就是什么，想改就改，很随意。记得后来转入荆州师专学习后，有位英语老师把英语语法说成英语文法，我们习惯说语法，觉得说文法别扭，另外，当时英语教学比较重视语法，这对于英语基础不好且年龄大的学生是合适的，课堂里分析句子、中译英时老师常说到文法错误，班里有位同学常与我开玩笑说文法错误，于是，毕业后，我到观音垱中学教书时或是一年半后被调到岑河中学教书时我就用“卢文发”这个名字了，我在岑河中学的工作证就已经是“卢文发”这个姓名了。自此，我就一直用“卢文发”这个姓名了。不过，我现在翻箱倒柜时发现我的初中毕业证书上的姓名也是“卢文发”。曾经有一次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名单中把我的姓名打印成“卢文法”了，我知道后说我原来就是这个名字，在场的人还诧异。另外，应该是在1985年实行了身份证制度后，姓名就不能随意更改了。1987年我到青海师范大学的报到证上的姓名就被写成“卢文华”了，后来在西宁上不了户口，只得邮寄回到四川大学更改。
社会变化真快。发生在我的姓名方面的事，要是在现在，我可能就要摊上好多事了。
领导给了我九天假期以复习准备和参加高考
高考报名后，我就真正正式投入了紧张的复习，但复习时间已经不多了。从报名到考试结束应该就只有20多天的时间吧，每周我还要完成20多节课的教学任务，加之我一向做事认真，不偷奸耍滑，要对得起学生，要就不做，做就要认真做，所以，每天讲课和备课要花时间，我基本上每天就只有晚上有点时间复习了，再就是星期六下午到星期天有点整块时间。为了节省时间，那期间我穿脏的衣服就是我姐姐帮忙洗了。
很幸运，学校另有一位刚来的女同事也参加当年的高考，我因而意外获得了几天复习时间。她是沙市市刚来的下乡知青，是我们锣场小学当时校长的侄女。她大概较早就知道了要恢复高考的事，应该早早就在复习，1977年下半年那学期就没给她安排教学任务，可能只是安排她干些杂务，我就没见过她几次，我差不多就不认识她，基本上不知道她的情况。大概在恢复高考的通知正式见报后，学校领导们就商量同意，正式明确地给了她假期进行高考复习。这个安排，领导们和我们老师们也都理解、支持和认同的，因为城市里来的下乡知青到农村来生活不容易，又不在父母身边生活，加之还是个小姑娘，太难为她了，能通过高考离开农村最好，何况，这样的安排也符合国家要求各单位支持考生复习备考的政策精神。后来，应该在11月底，学校通知我，学校安排老师顶替我的课，包括高考考试三天时间在内，给我九天时间进行高考复习考试。原来，当时学校的教导主任张家俭老师曾给校长说，给他侄女一个多月的假期复习，不给我假期，都是参加高考，不公平，以后要是说出去别人要说话的。于是，学校领导们就商量作出了上述决定。据说，当时老师们也蛮支持，顶替我所任课的事学校很快就安排妥当。于是，我就没有推辞，内心里蛮感激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的。
我参加高考除了时间少之外，还有就是不知考试范围和没有复习资料。虽然1978年高考是全国命题统一考试，在高考招生报名前教育部已组织编写好全国高校招生考试复习大纲，但是，1977年高考，由各省市自治区命题，国家和各省都没有公布高考具体范围和要求，没有考试大纲。从后来有关文献资料知道，当时，全国各地城市乡村各级单位和学校都积极主动组织老师给考生上复习辅导课，城市高校也组织老师送辅导下乡、下农村知青点。我很少主动与人联系，在寻求帮助和获得信息方面，我不大积极主动，表现出了农民的蛮干精神。锣场中学当时刚已办高中，离我家很近，我没有请锣场中学的老师们帮忙复习指导，也没有找他们弄点复习资料，更没有请他们帮忙介绍到沙市市的某个复习点去复习复习。在观音垱公社整个范围内，有不少大城市的下乡知青，有若干个知青点，也有些从大城市比如武汉被政治冲击来改造的知识分子，因而可能办有高考复习班或时不时从武汉的大学里请来老师举办高考复习讲座。但我不知道相关辅导信息。记得有次有人告诉我，在观音垱公社有次讲座，但我没去打听具体信息，并觉得不是为我们回乡考生办的，羞于去参加。当时，我并没有把参加高考和自己的人生命运相联系，一些事只是顺其自然而已，只是自己抓紧时间自己个人学习而已。
在复习资料方面，至今令我难忘的一件事就是，锣场二队即原红阳三队的王义洪朋友把他的数学复习资料给我用。他是76年高中毕业的。他的一个叔叔在沙市一中教书，大概在当年8月底为他弄到了沙市一中老师编的中学数学复习资料。他说他压根儿看不懂，觉得他高考根本没希望，考前一周左右在锣场小学几个考生在一起聊时，他就把他的数学复习资料硬是塞给我了。
我读高中时学校因办专业实用班而中断了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科学课程的教学，断断续续的时间合起来大概也就正常学习了一年左右吧。数学大概学了点代数和三角方面的基本内容，物理大概学了点力学，电学没学多少，化学学了点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大概就学了烃类物质（烷、烯、炔、芳香）方面的基本概念和知识。所以，我采取的方法不是复习，而是自己学习读高中时中学数学、物理和化学教材中老师没有讲的内容及当时从学校同事借的初等代数中没学的内容。当时，我在学校里教初中语文及小学政治、算术等课程，我就基本上没怎么花时间去复习语文和政治。显然，即或这样，由于要学的数理化东西太多，若一点一点弄懂地学，时间肯定是来不及的。于是，我只是看看教材和书中的正文讲解部分，看看例题，读中学时学过的内容一翻而过，习题基本上就没时间做，遇到有些看不懂的内容，我也不能细细钻研，就只是走马观花地瞄一下，这样，到从家里出发去高考时，就基本上把数理化按手头有的教材和书都过了一遍。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六日、七日我十分平静地参加了高考
岑河区撤销后，原岑河区北部的锣场、观音垱、宜阳、四场和丫角等四个公社分别改称为相应的片，如叫做锣场片、观音垱片等，它们组成一个公社，叫做观音垱公社。观音垱公社文教组组长和书记就是张永成老师。整个观音垱公社1977年高考好像就设了一个考点，在观音垱中学，离我舅舅的工作单位观音垱公社农村信用合作社不远。
临近高考前，我就与我舅舅联系好，考试期间住到他老人家的寝室。他那几天刚好要作为公社派的干部驻到观音垱片一个生产队驻队考察几天，说他5日上午去生产队，届时会把寝室钥匙就放在门框上边的缝槽里，会把饭菜票放在桌子右边抽屉里，让我自己到斜对面的信用社厨房吃饭即可。
记得高考前一天，即12月5日，午饭后，父亲、姐姐和姐夫他们各自像平常一样，到生产队的田里干活去了。我独自一人，斜挎个装了点日常生活简单用品和一个复习总结笔记本的黄色仿军用挎包，从锣场家中出发，徒步走到了离家东10华里左右的观音垱信用社舅舅的寝室。取下钥匙进去放下东西后，我就立即出门，不时边问着路边往考场赶，去看看具体的考场。往北走个几百米，穿过汉沙公路，沿着一条观音垱老街往东走一会儿，到了端头再往北走几步翻过一道湖堤，就看到北面百把米外的观音垱中学了。学校坐落在一个清晰可见对岸的小湖的东南边，校园里的树还没长大，看得出应该是新搬到这儿没几年。校园周边没有居民住户，很安静，是个读书的好地方，新盖的几栋南北并排着的平房就是教室，其中的五六个教室就被选着考场，我的考位在最南一排房子的一个教室里。如果路熟，从信用社到考场大概15分钟左右就够了。观音垱中学当时是一所完中学校，我后来在荆州师专毕业后就是被分配到该校工作了一年半，据说再后来只办初中，办得很有特色，因而曾得到教育部表扬，国家教育部的相关司的领导还到那儿视察过呢。
到考场踩完点，回到信用社后，我就去吃晚饭。厨房不大，就1个师傅，去吃饭的人很少，那晚差不多就我一人。吃饭期间与食堂师傅客套地多少聊了几句。说来也巧，那个师傅姓万，竟然恰好是我叔母的亲弟弟，我也应称呼他万舅爷呢。本来我舅舅为我来住吃就跟这位食堂师傅万舅爷打过招呼，现在又知道与我还有这层联系，万舅爷待我很好，吩咐我吃完饭后回房把热水瓶拿去打点热水，晚上泡泡脚，说这样容易入睡，并鼓励我好好考。万舅爷家在观音垱西两三华里的玉壶大队（属观音垱片，前面说到的我们锣场六队在远处的几十亩田就是在那儿），他原本是当地有名的为人家办喜事酒席掌勺的局长师傅，做的饭菜确实好吃。说来我还是蛮有口福的，我后来从荆州师专毕业分配到观音垱中学教书时，万舅爷也已被请到该中学专门为老师做饭了。
虽第二天是高考，但我并没有太当回事，就按从前上学时的习惯，考试前就基本上不怎么复习了，免得弄成头昏脑胀的。吃罢晚饭，去厨房打回开水，休息了会儿，简单地翻翻第二天要考的科目语文和理化的总结笔记，就泡了泡脚，准备睡觉。我当时没有手表（后来到观音垱中学工作了半年后才买了一块宝石花机械表），联系住房时就给舅舅说过闹钟的事，所以，舅舅去生产队前就给我准备好了对准了的小闹钟。給钟上好发条，定好闹钟后，我就上床睡觉了，很快就入睡了。高考第一天起床到食堂吃了早饭，就去考场了。
好家伙，翻过堤，我就看到在用作考场的那几排教室外熙熙攘攘围着好多人。当我在围着的人们的目光里往考场教室走时，眼睛余光里仿佛见到有持枪的民兵守护着考场。尽管这样，我没有半点紧张。我不慌不忙地走进考场，在靠门窗一排的第三或许第四张考桌旁即我的考位上坐下，将准考证放在桌面左上角上，静静地等着监考老师检查核对、发卷子和考试铃声，这时我注意到我的那位同事坐在第二排斜前面的一个座位上。铃声一响，我就开始答卷了。我参加的一九七七年高考就这样开始了。
连着考了两天，第一天上午考语文，下午考理化，第二天上午考数学，下午考政治，各科都考试两个半小时，每天两科考试间隔两个半小时。我每天每顿饭都在信用社厨房吃，每天在考场和信用社之间徒步往返两趟。考试期间基本上就不怎么复习了，只是先一天晚上翻一下次日要考的两科的总结笔记，中午就不看笔记了，躺在床上休息一会儿。我进出考场教室和考试答题都按要求和规定做，我当过农民的身体也很好，不需要为内急中断考试去厕所，考试期间没有发生什么不寻常的情况。不过，与以前我上学时参加各次期中期末考试不同，这回每考完一科，我什么感觉都没有，不知道做对了还是做错了，考后也基本上不记得考了些什么。数学只记得有道三角推导题，我整了好一会，好像是整出来了，数学参考题我也是整了整的。语文我差不多就记得作文的事，题目是学雷锋的故事，我当时认为是写个相关的故事，就临时凭空编了个自己学雷锋的故事写出来作答，喔，对了，好像古文翻译我还能做一做，我这样的人参加活动不多经事不多，写作乏源，但语文基本功如语法文字等还是不错的，政治考题好像是一些叙述政论题，有点每题都要以长篇大论来作答似的，理化是完全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在那几天的整个活动范围内，我就只认识刚认识的万舅爷，只有在吃三顿饭和晚上打水的时候有机会与他讲话，没有机会当然也不需要机会与人交流我的考试情况。就这样，两天的一九七七年高考，我一个人安安静静、平平淡淡地参加完了，没有兴奋，没有激动，没有懊恼后悔，也没有痛苦失望。
1977年12月7日考完后，我离开考场，一身轻松地走回到观音垱公社信用社我舅舅的寝室，收拾好黄色仿军用挎包，斜挎着，走出寝室，锁好门，把钥匙放回门框上边的缝槽里，迈步回到了我在锣场的家。接着，我就恢复了高考前的工作状态。对于家里人、学校同事和队里同乡关于考试情况的关心询问，我说自己说不上考得怎样，应该是没戏，不做指望。
我在一九七七年高考扩大招生中被录取
翻过年，到了一九七八年春的某一天，我们锣场片负责招生工作的张老师通知我去高考体检，也就是说，我的高考成绩过了初选分数线即过了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当时，观音垱公社文教组应该张榜公布了初选上的名单（太远，也不顺路，没去看），但也许没有，因为上线人数太少，全公社至少300多位考生，仅3人上线，两个女生，一个男生，其中一个女生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据说后来被华中农学院荆州分院录取，另一位是位初中毕业生，当时在离观音垱南数华里的江陵县畜牧良种场的中学教初中语文，报考的是文科。
据有关资料介绍，国家招生政策规定，各地区行政公署提出的初选人数之和应为各高校在所在省招生人数总和的两倍或稍多（我个人觉得，当时初选人数为什么规定这么多，这说明高考录取在政策规定上还是为某些情况留了余地的，或者，用上海这边的话来说就是，还是有些猫腻的，当然，即或果真如此，那也是瑕不掩玉，不必计较）。湖北省一九七七年高考理科考生的初选分数线即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165分，仅恩施、宜昌和郧阳三个地处山区的地区稍低。理科考试科目共四科，各科满分均为100分，如此来看，湖北省一九七七年高考招生的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的各科均分不足42分，是低得不能再低了。究竟我考了多少分，现在我仍然不知道（当然，工作单位保管着的我的档案中应该有）。不过，一九七七年高考试题的范围和难度也就与我上中学时实际所学差不多，所以，我想，我的考分应该不会只是刚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但我心里明白，我的考分不会高。虽然当时同事、熟人和家里人都为我高兴，但我对我初选上的事反应平淡，并不是太高兴，因为我心里清楚，我填的志愿都是好学校，基本上不会被录取。
出乎我的预料，大概在三月中下旬吧，我收到了江陵县师范学校发来的录取通知书。我参加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一九七七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并且幸运地被录取了，录取学校的全称是：华中师范学院荆州分院江陵高师班。哈哈，被我的初中数学老师言中了。
去年我才注意到，我应该是在1977年高校招生考试中被扩招录取的。最近，我查到了相关的报道，以这些报道或记载以及我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间可以推知这一点。湖北日报1978年4月4日第三版，在题为“我省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全部结束全省扩大招生五千七百多人”的报道文章倒数第二段尾部提到：“全省各地、市的农、医、师范分院也都积极扩大招生，增加名额，有的增办了高师班，培养急需的中学师资。”。
江陵县教育局以寇正甲先生为组长的有关编写组于1984年11月编写出版的《江陵县教育志（1877---1981）》一书，在第156页有段如下记载江陵高师班的文字：“1978年江陵县师范学校经上级指定，附设物理科高师班，学生31人，由全国高等考试统一招生录取。该班设有数学、物理、英语、政治等课程，专职教师只有2人。这是江陵县第一次依靠自己的力量所办的高等教育。后来由于各县师范附设高师班困难很多，于是荆州行政公署于1979年1月5日发出通知，将各县师范附设的物理高师班都转入荆州师范专科学校，其学生的档案、党团组织关系、户口、粮油关系及公费医疗关系一并转入该校。”。根据有关资料介绍，1977年全国570多万考生参加高考，共录取27万多人，录取率为4.8%，湖北省共约207000多考生，共录取18000多人，录取率约为9%。据《江陵县教育志（1877---1981）》第330页记载，1977年高考全国各本专院校录取江陵县考生193人。看来，农村高考的录取率应该远低于全国和全省的录取率。
收到了这份录取通知书，这意味着我将成为一名大学生，将成为一名公办老师，成为一名国家工作人员。这是当时我们那里的人们所梦寐以求的好事。同事、熟人和家里人都为我高兴，也为我自豪。这么大个公社，那么多人参加考试，就考取了3个人呀。然而，我并没有因之高兴。过了几天，锣场片管招生的那位张老师找到我，告诉我，张校长（就是公社文教组长张永成老师）说，为应对1978年全国统一高考招生，观音垱中学将开办高考文科、理科复习班，我可以到观音垱中学复习班复习，学杂费全免，还可适当给我点生活补助费，让我考虑考虑。根据我的家庭情况，我考虑了几天，我决定，我还是去江陵高师班报到吧。我脑子里回想起了坮上一位远房嫂子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金子，总会发光！”。
这样，我就准备去上学了。这毕竟是好事。上学前，请锣场中学的老师们到家里吃了顿饭，算是谢师宴吧。一个叔伯哥哥虽只读过小学，很聪明，无师自通地学会了许多技术，如会木工活等，虽是春耕农忙季节，但他硬是挤出时间，为我做了个上学的很实用很合适的木箱子，漆得好好的。在报到的当日，亲戚们都来家里送行。江陵县师范学校在荆州古城南门外约三华里处。记得报到那日天下着蒙蒙细雨，姐夫和大舅表哥各自骑着自行车，一人带着我，一人替我托着那个箱子，沿着汉沙公路，一路西行，把我送到离家西30多华里的荆州古城边的学校报到上学了。
高考招生的录取办法应该仅凭考分录取
自到江陵县师范学校报到后，我就离开生我养我19年的家和锣场，出来独立生活了。在江陵县师范学校和荆州师专的三年里，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但1981年元月毕业时，我被分配到离家东约10华里的观音垱中学。
现在回头看来，如果当时不是恢复高考，我可能就是一辈子在锣场小学埋头踏实教书了，并且，根据我的一些高中同学的现在状态，我还可能在锣场小学转为正式的国家公办老师呢，当然，也可能从大队学校回到小队务农，那样的话，我说不定也可能成为管理大队或村的干部呢。
报到前回到锣场家中时，见到我的父亲正重病躺在家里。一年后，一直把我当心肝宝贝一直担心把我抚不大一直放心不下我一直多病的勤劳踏实不懈努力为着生计忙碌的约67岁的父亲撒手人寰，离开了我们姐弟俩。再过半年，我被调到了离家东南30多华里的我的高中母校岑河中学，舅舅还因此买了个脸盆和毛巾等为我送行。1985年9月我进入四川大学物理系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生班学习两年。在青海师大物理系工作四年后，以量子场论的高分进入上海交通大学攻读理论物理博士学位。1994年，在攻博期间获得了很多高等级研究生奖学金和荣誉后，进入复旦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1996年7月，被引进上海交大应用物理系工作至今，其间，曾获韩国教育部BK21计划资助在Yonsei（延世）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本可在那儿工作n年，可全家过去，但我考虑诸多因素，觉得自己的生活应该在国内，实际干了两年就回国了。2000年底，学校按计划分配给物理系1个教授名额，最终系里又另争取了个名额，我和一位将于次年退休的老教师一起获得教授资格。自那时起，我受聘教授至今。
显然，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倏地一下，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正是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我的内心深处受到了强烈的刺激；正是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在我的内心深处埋下了我要读书的种子；正是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唤起了我对高尚纯洁美好的追求向往；当然，正是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我终于看到了自己独立把握自己人生命运的希望和途径！因此，我才能不弃不馁，持续踏实努力，排除各种干扰，坚持不懈地在求学路上走到了现在，成为已沦为名利场的高校中一个不管名利、与世无争、身心洁净、恪尽职守和有血性的普通教授。
感谢一九七七年高考！
一路走来，基本上不曾歇息，不曾或没能多联系和感谢沿途关心支持帮助我的亲人、老师、同事和朋友们。今想起来，满怀谢悃和愧肠！
最后，受惠于1977年高考招生的我，从做民办教师算起已在学校工作学习了近42年，从事过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说点我对高校招生的认识和观点（当然，不起作用）。
细节决定成败！一九七七年高考能够成为我国高校招生史上彪炳千古的里程碑，不仅在于党和国家做出这个伟大决定的正确和时机，更在于具体实施的招生原则和办法符合高校招生工作本身具有的客观意义。
一九七七年高考招生，采取“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和择优录取的原则，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我觉得，这个招生原则和办法的核心和关键就是统一考试、按分数择优录取。
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就是为各行各业培养从事技术和研究工作的人才，本职工作就是教书育人。教书育人，就是在教书和带学生做研究的过程中培养人才。学校学生的基本任务就是通过读书和研究，提高思维能力和学习能力，学会相关知识、掌握相关技术、具备一定的研究能力。因此，高等学校的学生应该就是具备完成高等学校学业基础的人。人各有特点和天赋，在各方面的情况存在差异，而各类高等学校的施教容量有限，因此，各类高等学校就需要招生，就需要择优招生。择优招生，也就是要招更会读书的人。这就是高校招生工作本身所具有的客观意义。而到目前为止，衡量一个人是否更会读书的简单、有效和实用的尺子就是统一考试分数。所以，一九七七年高考招生原则和办法与招收更会读书的人的这个意义相一致。
一九七七年高考招生原则和办法，确保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从而就确保了招生工作的公平、公正、合理和择优。我相信，一九七七年高考招生工作基本上按既定原则和办法实施了，做到了这一点！否则，与高考招生恢复前的各级领导批准读大学又有何两样？一九七七年高考招生又何以能取得成功？
一九七七年高考以来，我国高校招生政策和办法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学教育和高等教育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考招生涉及的因素很多，牵一发而动全身，须得不带任何功利而真正从高考招生工作的本来意义和使命出发来考虑。从目前的办法来看，国家相关机构确实已经实事求是地在这个方向上前行。就我个人来看，我仍然坚持认为，高考招生的基本尺子就是统一考试分数，确保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就确保了招生工作的公平、公正、合理和择优。要做到凭分数择优招到的学生确实是优秀学生，这就需要尽量做到在招生指标所下达到的整个地区范围内各校的师资力量、条件和各个考生的信息渠道、学习条件、环境、材料及过程基本相同。因此，应该焚书禁儒，烧掉所有额外的功课辅导书籍、禁止所有老师和课外教学机构进行全日制学校所开课程的假期、课外补课和辅导，强制性地监督学校最多只能进行两个月的高考综合复习，这样，确保考生的“原生态”，确保高考招生在原生态考生中进行。另外，学生的思想品德、行为表现和社会活动以及面试专家的评分等等均不应作为择优录取依据。一个品德和表现等有问题的学生在变为没有问题前本来就是不应该参加高考的。我从不参加学校招生面试考生的活动。我记得前些年被纳入大陆高考招生系统招生的若干香港高校如香港城市大学就是仅仅依据考生的高考裸分确定录取与否和奖学金等级的。
愿我国各级各类招生真正能够公平、公正、合理和择优！愿我国教育得到正常良性发展，蓬勃兴旺！愿成长中的每个人都能把握自己的人生命运，获得适合自己的教育，得到最大限度的完善和发展，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2018年2月13日 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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