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尔登：坏网络里的好公司
最近听说，英国电视剧《IT狂人》的编剧格雷厄姆•兰汉（Graham Linehan）的Twitter账号被永久关闭。此人一贯反对跨性别者，一有机会就抨击、挖苦。最近一次，是有个女性服务机构祝福其跨性别成员，他便评论说“男人不是女人”，自投于“仇恨言论”的定义。Twitter的审查者忍无可忍，把他给deflatform了。
Deflatform是我刚学会的一个新词，意思是把人从“平台”驱逐出去。平台，指的是Twitter这样的社交媒体（这又是一个我不喜欢但不得不用的词），与其同类的还有Youtube、Facebook、Instagram等。好吧，被deflatform了，那又怎样？这些都是私人企业，拒绝服务，有什么不可以？你在这里不能说话了，不可以去别的地方吗？
说到互联网上的内容监管，好些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反感，但再一想，一些内容确实不宜流通，就算认为色情内容应该允许，儿童色情难道也允许？买卖人口呢？传授炸弹的技术呢？对这些内容的阻拦没什么争议，争议在于其他一些方面的内容。比如，仇恨言论——如何定义？谁来审查？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批评民主党、共和党这样的团体，批评另一些团体——比如以地域和信仰来划分的团体——就是仇恨言论？为什么一个人说好莱坞动漫主题的电影越来越无聊，没人在意，一个人说好莱坞女权主题的电影越来越无聊，就很可能给划入仇恨言论？
这些不是关键所在。所谓仇恨言论，在美国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立法部门和政府是管不了的；但如Twitter这样的私人公司的言论审查，不是国家行为，不受第一修正案的约束。关键在于，他们监管的权力从何而来，是什么性质？说来话长，不过，我对这个话题的知识十分稀薄，不得不长话短说。话说1996年，差不多是我刚刚使用互联网的年代，美国通过了一部清洁互联网内容的法律，这部法律现在已经失效，但其中的230条款（Section 230）被保存下来，仍旧是——很多人这样认为——互联网上表达自由的核心依赖。230条款豁免互联网公司对于别人在其平台上所发布内容的责任，这十分重要。没有这一条，互联网公司就和传统的报纸没有什么区别。你想在互联网上说句话，基本上相当于给报纸投稿或写信，而我们都知道废纸篓是做什么的。
但230条款还有一项内容——鼓励互联网公司为着“公序良俗”（美国法系不用这个概念，这里姑且这么说）监管发布的内容。其大意是，只要是出于这样的良善目的，互联网公司对“色情和冒犯性”内容的删除和修改，哪怕那内容是受宪法保护的言论，也免于承担责任。
权力这东西很像神话里的息壤，只要有空间，就自动生长。230条款的运用就是一个例子。忘了在什么地方读到Youtube公司一位曾经负责内容审查的工程师写的文章，他说，一开始，审查的条例只是一张纸上的几行字，二十年后，扩展到要八十页纸才写得下。这是权力吗？有人会问，会说这是社会责任感，这是社会进步和互联网进步的体现。但既然权力就是影响他人生活和意志的能力，我们在这类互联网公司中观察到的不是权力，又是什么？没人怀疑公司自行审查发布内容的初衷，确是美意，但权力的性质，与其拥有者的意图，完全是两码事。要紧的，从来都不是有权者想做什么，在做什么，而是能够做什么。二十多年前，人们听到互联网公司承担“社会责任”，阻拦色情内容的发布，点头称是，然而，现在这种审查的范围如此之广，庞大的富可敌国的公司都没有足够的人手，需要外包，交给程序来完成。
看来，每授予或赞同授予一项权力，都得想想，这权力还能用来干什么。从古到今，人们同意一项新的权力，都是因为它听着着实不错。随意搜查行为可疑的人的家，听着不错，后来你也可疑了；打小偷的屁股，听着也不错，后来你的后代在喊疼；让那些说话不中听的人闭嘴吧，“很好”，然而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发表意见。互联网公司审查权力的扩大，不是任何人的本意，先是大多数人受不了网上的乌烟瘴气，然后是少数群体希望得到权力的保护，一来二去，连广告商也要求在推销“森林的气息”和“喝出来的健康”时，有个干干净净的网络背景。更不用提政府了，不断督促公司加强审查，也就是扩展权力，而这差不多是有些政府惟一会做的事。前年，德国就规定，公司必须在接到政府通知后24小时内删除有害内容，不然，罚款的上限是5000万欧元。有些国家，如英国政府，暂时只是号召这些大公司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社会责任”是个美好的词，我喜欢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和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但我知道，每一面光辉的旗帜下都会聚集着自由的敌人。
这些年，我上网极少去交互性网站。我想很多人也是这样，忍受不了无处不在的流言蜚语（有些干脆是谣言），每时每刻的人身攻击，党同伐异，幼稚和极端的幼稚，愚蠢和极端的愚蠢，恶毒和极端的恶毒——当然，我的发言，一定也有人认为是幼稚、愚蠢甚至恶毒的。曾几何时，互联网被欢呼为革命性的东西，如果从给所有人提供发言机会的角度看的话，它是革命性的，但要说互联网改变人类生活的性质，改变权力结构，改变风俗以及人的习性，它比当年印刷机的出现，无线电的出现，影响未必大多少。互联网使所有人有表达机会，但它并不创造表达。人们表达的内容，仍然来自于先前的头脑，如果一个人在互联网上是恶毒的，那是因为他平时便是恶毒的。是的，互联网使人大规模地面临来自陌生人的善意或恶意，但我相信，人们的这些态度，即使没有互联网，也将在人类社会中对彼此的生活发生影响，只是以一种更不可见的方式。
将权力推至极端的实验，人类进行过不知多少次，不知带来多少灾难，而乐此不疲；将自由，特别是表达自由推至极端的实验，一次也没有过，互联网是惟一出现过的近似之物，离极端还差得很远。如果，除了依照成文法应该禁止的少量言论之处，其余一律放行，会怎么样？我们看到，互联网上，有力量的机构是如何成批地创造虚假的消息，影响人们的意见，但我们别忘了，在有互联网之前，有力量的机构对公众的影响力更大，因为那时我们更少接触到与之对立的观点，束手无策。有互联网也罢，无互联网也罢，有史以来，人类永远处于偏见的纠缠中，谬见的围攻中，如果经验是有效的，理性是有效的，人类总能自救，而不至于偏差太远——而如果连这也嫌远，指望存有一种先天的、无须讨论便可产生的正见，让这正见有压倒性的优势，那只有一种办法，历史上尝试过无数次的办法，就是让权力来压制异议。而那些实践的后果，尚历历在目，永远是以一种笼罩的、难以推翻的谬见，取代零散的、易于辩驳的谬见，绝无例外。对明显的谬见，有位法官曾说，对付的办法是，引入更多的声音，而不是让它们沉默。沉默不是消灭，只是让意见换一种方式流行，更少面对反驳而已。
多监管还是少监管？在如此复杂的问题上，我们可以凭经验来判断正在发生的事情。如果最应该引起争辩、最难于形成一致意见的局面，解决方案是轻松得出的，显而易见的，便于达成一致的，那多半是人们的老毛病又犯了，把最后的选项放在第一的位置上。美国正在发生的争论，一方说这些公司管得太少了，另一方则说管得太多，但后者的诉苦，是否只是因为自己一方受到的约束较多，是否对另一方意见的限制则乐见其成，我也不清楚。美国还在争论，对Twitter这样的公司，要不要给予类似政府的身份，使其受第一修正案的约束。马克•扎克伯格不是说Facebook很多方面更像政府而不是公司？但从大洋彼岸的我这里来看，这些公司，若说像政府，还有些远。如果Twitter有了自己的法院，那是有点像政府了，如果Facebook有了自己的拘留所，那也有点像政府了，如果Youtube有了自己的意识形态部门，那更有点像政府了，现在还没有。
不过不着急。在美国互联网的若干种将来中，我乐于看到这样一种：这些公司将现在已有的垄断地位再推进一步，最好能合并成一到两个公司，让每个人都生活在其服务中，其乐融融。那时候再讨论它们是否有政府的功能，就没什么意思了。因为，第一，政府不是惟一的权力形式 ；第二，在我想象中的未来美利坚，公司即政府，政府即公司，政府是公司的触手，公司是政府的外壳，你在Twitter说的每一句话，政府听得见，你要享受政府颁发的福利，得通过Youtube的程序，你认识的所有人，都通过Facebook互相联系，最后，你要给自己买块墓地，没有Instagram是办不成的。到那时候，deflatforming的厉害，美国人就知道了。
闲人闲谈 | 坏网络里的好公司
文 | 刀尔登
（诗人）
刊于《财新周刊》2020年底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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