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雨師説 |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近期教学实践的收获与思考
明雨師説
带中学实验班14位男生徒步四周后，在杭州又待了一周，参加完第三届“未来医学论坛”，11月6日才回到辛庄。一路上，有些感悟，也一直在通过老师们的博客关注小学实验班的教学进展，对如何更深入地进行我们的教育探索，有些思考，现梳理如下：
教育的未来，以及我们秉持的教育原则
“未来医学论坛”已经举办三届了，作为出版人和基础教育领域的工作者，我有幸参加了其中的两届，得到许多启发。与会者在论及医学的未来时，常有精彩的阐述。“人类医学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各界专家的发言，也使得我不禁思索这个命题：人类教育发展的方向是什么？
6号与我一同从杭州到北京的，有一位美国的自然医学专家Dan Kanner教授。利用上午主课的时间，他给中学实验班的孩子连续做了三场报告。第一天的报告中，他比较中世纪与近代科学兴起之后人类观念的变化，说道：中世纪未必像人们通常认识的那样，是“黑暗的一千年”，反而，那时的人们是很注重灵性的，愿意将有限的人生投入到宏大的事业当中，比如建造教堂的那些工匠和艺术家们。这些人很清楚，这些教堂及其中壁画、雕塑的完成，可能需要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他们无怨无悔，为之奉献了毕生的才华。
Dan教授的三个孩子曾就读于华德福学校，他对斯坦纳博士有一个有趣的说法：斯坦纳博士将中世纪的灵性知识继承了下来，帮助这个时代的人类回归。Dan教授关于人类观念前后变化（“右脑型”与“左脑型”）的说法，似乎给出了一幅图景：人类的主流观念（集体意识）就像钟摆一样，从右到左，再从左到右，前者通常被称之为“进步”，后者被称之为“回归”。
有一类学者，名为“未来学家”或“趋势学家”，比如畅销书《第三次浪潮》的作者、美国教授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他以一种简洁的方式，勾勒出人类文明发展的三个阶段：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信息社会。面对人类的未来，托夫勒却并不那么的确定，他说道：“世界是以一种比较乐观的方式发生着变化，但世界不会永远沿着乐观的直线发展下去。我也不相信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没有冲突出现。实际上，我认为我们共同面临很多巨大的困难。现在有些人正在以武力、暴力的手段试图来解决这些困难，我们面临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世界。世界的生产形式正在发生变化。这种生产形式的变化，会伴随着许多社会的、政治的变化，比如说可能会引起战争，国内战争，也包括世界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以及各种其他冲突。”
“未来学家”们试图从生产形式的变化、社会变迁、政治变革等现象中，寻找到某种规律，以帮助人们看清未来。这种思考固然能给人们一定的启发，然而，这种看问题的思维方式深受近代科学理性思维的影响，是典型的人道主义思想，并不能揭示出背后的“天道”意涵。
《易经》也是一本研究变化趋势的书，它谈人世间的事，总是放在“天地人”的大背景来看。“《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从《易经》的视角来看，人世间，无时无地不在发生变化，但无论怎么变化，万变不离其宗。这个恒定不变的宗旨，就是人道必须合乎天道的指引，否则，“妄作凶。”“未来医学论坛”上俞梦孙院士的报告，以及杜嚣老师关于自闭症儿童研究项目的报告，都揭示了这一“天人法则”——医学的未来，与古老的人类智慧一脉相承，形式可以变，但其精神实质不变。确定了这个大方向，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所谓“文化自信”，就是对“人道”本于“天道”的确信。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俞梦孙院士说：在人们常提的四个自信中（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应当放在第一位。对此，我高度赞成。对于一个生命个体而言，“文化自信”就是对生命本身的确信，人的本质是“天人”，人人都是天的孩子，而不只是会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的高级动物，更不是为政治权力和资本驱使的工具。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人类教育的大方向也是恒定的，人的成长只指向一个去处，即“配天”。《中庸》和《大学》的开篇，“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止与至善”，点明的就是这个大方向，它既古老，也指向未来。人生有涯，而天命无涯。确定生命的大方向之后，至于何时顺势而为，何时逆流而上，则时刻不离一个“诚”字。“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中庸》还说：“君子而时中。”
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在教育之路上如何迈步，达成怎样的阶段性目标，需要审时度势，同时必须脚踏实地。自1840年以来，中国从历史的低谷，走到了一个将迎来巨大发展的新阶段。作为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但我们同时需要保持足够的清醒，现代政党和国家的意志容易压制个体的独立精神。斯坦纳博士的这句话，我自始至终都是欣赏的，他说：教育就是引领孩子清醒地入世。人，从娘胎里出来，不管愿意不愿意，他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的一分子，是随波逐流、投机主义呢，还是人格独立，自明自强？——这就是教育工作最核心的任务。因此，斯坦纳博士也说：教育即唤醒。这个表达与圣人之言“佛者，觉也”，以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有共通之处。
习先生《十九大报告》中论及教育工作时，说道：“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种官方的表达，我们是熟悉的，也完全可以理解。但站在民间独立办学的立场，需要把握好现实性与超越性的统合，既不能自命清高，格格不入，也不能迷信盲从，丧失主体。
简单而言，在我们今后的教育之路上，需要秉持如下三个原则：
一、秉持民间独立办学的立场。与各界开展合作时，形式不拘一格，但要坚持以中国文化为主体，永远不失“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二、秉持以“大学之道”为办学宗旨。“下学人事，上达天命。”重建这个时代的“大人之学”；
三、秉持将大众教育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的办学形式。正如斯坦纳博士所言：办好一所学校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行动是人类文化自觉的一部分。
诚然，秉持以上原则，会使我们失去许多诱人的机会，前行的步子会慢一些，但我们坚信一句古话：“跬步不休，跛鳖千里！”只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这条教育探索之路一定能走得通。
课程设置与学科建设
去看一所学校，关键是看它的课表，上了什么课，课程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而不是看有多漂亮的教学楼、多大的操场。现在，许多体制内的名校改革的力度很大，学生可以选课、选老师，和美国孩子一样自由。教育的创新，形式上可以五花八门，但如果失其根本，那只能是热闹一时，自欺欺人。
如果说，我们从华德福教育中借鉴了什么，最重要的借鉴是它的那张课表——版块式教学。每天的主课，四周围绕一个主题，不断深入、内化，从而使得教学成为一个整体，而不是碎片式的知识学习。我对斯坦纳博士很钦佩，把他当作同路人，但对现行的华德福学校（无论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不甚满意。我认为完全可以做得更好。在西方社会，华德福教育的发展有其天然的屏障，但在中国，完全可以升华，脱胎换骨，成为中国教育改革与文化重建当中最有创造性的一股力量。
经过一年来中学实验班，以及新学期小学实验班的教学实践，我们愈发有信心，超越斯坦纳博士的人智学指导，以“大人之学”为宗旨，学校会发展得更茁壮有力。在徒步时，我时常想，为何许多朋友对学习传统文化有警惕甚至反感，那些口口声声要复兴和弘扬传统文化的人，恐怕要负责任。一代人要有一代人的贡献，而不能靠老祖宗吃饭。“实干兴邦”，在这一点上，要向习先生学习，正如他在《十九大报告》中所言：“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
虽然目前我们的实验学校规模很小，只有2个班，共36个学生，但我们的课程设置与学科建设工作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第一步走得很扎实。
每学期，无论中学，还是小学，五个主课版块：《经典》《历史》《语文》《数学》《科学（自然）》，看似是固定的，但在教学实践中发挥得空间非常大，老师的创造力可以得到充分实现。譬如，我带14个中学实验班男生徒步，就是用了四周《经典》版块的时间。同时，凤娥老师带领11位女生，开展的教学也有声有色，为我们今后持续开展“现代女学”开了一个好头。因此，学习经典，不是死记硬背、只学习书本知识，在初中及高中阶段，《经典》版块的教学实质是《经典与生活》，而《历史》版块也应更注重现实，其实质是《历史与社会》。如此定位，教师们的视野就开阔了，就更接近于“引领孩子清醒入世”的教学目标。
关于《语文》版块。文峰老师在四周小学班的主课里，有用语文教科书作为阅读材料，但更注重文字的学习，将《说文解字》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学班四周的《语文》版块时间，我干脆全给了美国的戏剧老师Laurie，请她带领孩子深入体验莎士比亚。9月底，给Laurie老师饯行时，她很好奇地问了我一个问题：“据说，你钟情于中国文化，为什么请我来上莎士比亚呢？”我说：“中国文化的立场，从来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而是天下立场。”
关于《数学》版块。孙映柏老师坐镇辛庄师范两个月，给小学班、中学班的每堂课作指导。孙老师是一位了不起的数学教育家，用阴阳思维来重新整合现有中小学数学的内容，抓住了数学教学的本质。以孙老师的教学思想，帮助我们建设从小学一直到高中的数学教学体系，是一项创举。这项工作难度很高，关键是要逐步形成一支成熟的数学教学、教研队伍。把孙老师的本领，变为所有担任数学课的老师们的本领。我有意让中学实验班的憬宜同学，走上讲台，用孙老师的教学思路来教同学们，效果非常好！可见方向对头，就算没有经验，也能把教学搞得生机勃勃。文峰老师尽管以前跟着孙老师学习过不少时间，但运用起来，还不是那么自如，文峰老师很从容，请孙老师在课堂上随时指出自己的不足，不怕在孩子面前出糗。而这恰恰是自信的表现！正如孙老师所说：“学十遍，不如教一遍；教十遍，不如总结一遍。”相信，在未来五至十年之内，我们能够不辜负孙老师的付出，将辛庄师范实验学校变成数学教学质量真正一流的教学、教研基地。
除了五门主课，我们还将在《乐教》《中医》《武学》《书道》等四门辅课上逐步进行深入的实践和研究，形成各有特色的学科体系。这项工作，与每年暑期“中国文化课程研习营”结合起来，团结更多同行一起来努力，创造适合当今时代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孕育出一所合乎“大学之道”的新型大学。
重温办好一所学校“三个重要的外在因素：父母、教师和校长
年初，受朱永新教授的委托，撰写了《新教育·中国文化课程项目书》，其中有一章是谈“三个重要的外在因素：教师、父母和校长”。相应的，最重要的内在因素是什么呢？那就是学习的主体——学生。
徒步回来，有的家长反映说，自己的孩子变化很大，一下子成熟了，简直都不敢相信。其实，这很自然。对于十四五岁的孩子而言，自我意识越来越清醒，他（她）渴求长大成他 （她）自己。这是人生最关键的一个阶段，每个人都有“自主心”，孩子们真切地开始希望能为自己作主，从而展开自己的人生之旅。然而，一个很严肃的命题摆在我们所有人（不仅是青春期的孩子）面前：
你想活出你的哪个自己？是那个任性的自己、自以为是的自己，还是一个心胸开阔、智慧俱足的自己？
所以，解决所谓“青春期的问题”很简单，那就是作为成人，我们愿意和孩子一同走上“大学之道”。“大学”，首先是“学大”。陆象山谓“先立乎其大，而后天之所以与我者，不为小者所夺。夫苟本体不明，而徒致功于外索，是无源之水也”，透彻不过。而成长的路上，除了要“立其大”（立志配天），还要不断地与自己的各种习性较劲；如果只强调一个“大”字，就显得“粗了些”。这就是王守仁略胜象山一筹的地方：心除了要立一个“大”，还须在事上磨。
许多学校鼓励孩子考名牌大学，激励孩子勤奋学习，一时管用，但管不了一辈子。政府鼓励青年人好学，报效国家，为国争光，也有一定的励志作用，但爱国主义的理想偏于外在，与“志于道”还有很大的距离。我们重建“大人之学”，首先肯定每个人的本质就是“天人”，然后需要我们为自己做个决定：你是否有决心活出你内在的这个“天人”？如果一个少年郑重地下了这个决心，那么，我们可以说，他（她）开始“志于学”了。这个志向不仅可以管一辈子，而且跨越时空，管好多辈子，如果你相信有来生的话。
“大学之道”就是这么简单：“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圣人之言，简洁明了，没有任何隐藏，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上路。如果你不愿意迈开脚步，别人再怎么使劲，也没有用。作为先生（老师和父母），带领后生（学生和儿女）走上这条路，相互砥砺，互为增上，是我们的天职。
我们尊重每个人的主体。一个少年立志求学，愿意和我们一起往前走，那么，我们很欣慰；如果这个少年没这个意愿，我们也不勉强。对于青春期之前的孩子，父母为他做选择，若相信我们这条路能走得通，我们就牵着孩子的小手一同走；如果迟疑不定，满腹狐疑，那么来去自由，不用烦恼，天地如此广阔，大家彼此祝福就好。
中学班徒步京杭大运河照片
前些天，小学实验班的家长在微信群里，收集了一些意见和建议，我都看了。有的建议不错，比如有机食品等问题，我们可以共同改善。而有的意见，反映出部分家长对于我们要走向哪里，认识仍然非常模糊。如果把孩子送来，只是出于对某人盲目的信任，可以说是十分不理性的，我觉得有必要重温一下《项目书》中关于“父母”的论述。精选如下：
如果把精神发展、人格养成作为教育的首要目标，那么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往往超过了学校教育，尤其是在现代教育体系当中。以知识教育为主的学校体系，父母受消费主义观念的影响，认为自主择校相当于购买教育服务，教师的角色从学生的导师滑落到服务者，因此，教师和学校对父母人格成长的影响十分有限。
我们可以从创建“父母成长中心”入手，吸引父母自愿参加学习，逐步影响到家风建设，鼓励父母与学生、老师共同成长。
作为成年人，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相对固化，很难相信什么是“正确”，所以要充分尊重他们的主体，把选择权交给他们自己。父母的成长，学校不能包办，更不能用类似政治宣传或宗教传播的方式，而事实上，有不少学校，都或多或少地在使用这些方式。这需要我们引以为戒。
在书院式的新教育实验学校，在创校之初和招生过程中，“父母的成长”应摆在第一位来考虑。书院式的学校，规模都不大，学校与父母容易形成合力；尤其是由家长自发创建的学校，家长群体的成熟度至关重要。孔子讲“有教无类”，不设经济条件的门槛，但有一道无形的门槛，那就是“志于道”。有了这道门槛，书院式的新教育实验学校就不会沦为“学店”，教师就不会沦为“店小二”，教师和学校对父母的要求和引导才成为可能。
父母志于道，孩子就容易上道。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中国文化脉络上的“齐家之学”，不只是现代语境中的“亲密关系”，而是立体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出自《史记·五帝本纪》）
比如，有家长认为小学实验班“五天半”的学时没有必要，影响了孩子周末出游、上兴趣班。他们大概不清楚学校的用心——每周六上午孩子照常上课，一是不希望孩子周末生活过于散漫，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利用这个时间来开办家长课堂，但我们仍然本着家长自愿参加的原则，而不强行要求。
面对家长的教育，是大众教育的一部分。这项工作与学校教育紧密关联，既是学校工作的一部分，也是学校教育的延伸。
这段时间来，读文峰老师和王帅老师的博客，非常感动。对于将教育作为志业，并有一定教学经验的老师（尤其是华德福学校的主班老师），若能与中国文化的精神相遇，领悟“大人之学”的精髓，那么其成长是突飞猛进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大人之学”与天地合德，并把乾的精神放在首位：“乾道变化，各正性命。”
创办辛庄师范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有志于“大人之学”的老师们提供一个开阔的学习平台。因此，我们会锲而不舍地将全日制教师进修班办下去。月底将发布2018年春季招生计划。此时，也有必要重温一下我们对“教师”的认识，以便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就一个班级而言，需要一个教师团队（尤其到了小学高年级之后），这个团队是由主班老师、任课老师、助教（生活老师）和学长组成的。在教学中形成这样的团队十分重要，有助于教学、生活成为一个整体；否则，教学仍然是碎片化的，学习、生活打成两段，知和行不能统合。
主班老师是学生的导师，但不是高高在上者，而应当与学生教学相长，相互砥砺，在人格的发展上成为同道者。
上周，有两位南山的同事来聊天，问我离开南山前后，认识上有何变化。我说，认识上最大的不同是对“校长”这个角色的确认。南山有非常民主的氛围，老师们都很有主见，我也从来没把自己当作学科带头人看；但现在，我越来越确信：一所好学校，少不了一个好校长。真诚希望辛庄师范将来能为社会贡献一批优秀的校长、创校人。
精选《项目书》中关于“校长”的论述如下：
古代中国没有“校长”这个概念，“校长”是西方概念。校长在西方是职业，是从修道院的院长分化出来的，是从事知识教育和教学的领袖。中国古代的书院领袖称为“山长”，是说他的德行像山一样令人仰慕，山长不是职业。
校长是教育实施的组织者，是集学校的精神领袖、行政领导于一身的教师。规模小的书院式的学校不需要校长，只要有牵头的老师就行；但学生人数超过几百人，学校成了有一定规模的组织机构，必须要有校长。校长应当在学校内部产生，学校的创办人是天然的校长。校长不应当受年龄的限制，终身制校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流弊，一个好的校长即使去世多年了，也还会影响这个学校。
在一般学校组织内部，校长首先是教师的教师。一个普通的教师，不一定理解所任科目与人格达成之间的关系，或者不知道所教内容的真实意义，校长要不断教导教师，使之明了所教科目的价值和意义。科任教师往往形成教学经验、习惯和习性，或者有所偏执，校长要在不断地听课中，修正教师的这些习惯和偏执。
在书院式的新教育实验学校，校长首先要成为一个班级的导师，成为其他导师的支持者和同道者；并且要广泛邀约学修并重的文化大家、社会名流来学校演讲、任教，成为一个开放平台的协调人。正如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叶企孙先生对学生们所说的：“我教得不好，对不住你们！但有一点我对得住你们，那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比我强！”
校长是教学大纲、教学计划的制订者，因此必须懂得教学。无论校长多忙，校长必须讲课。校长要讲所有科任教师之外的学问，懂得如何引导健美人格的养成。如果校长以事务繁忙为由，脱离了教学一线，那么这位校长就跟不上学校的成长。因为所有的教学研究，都要回到教学现场；还因为人格的成长没有止境，没有学生作为磨刀石，再锋利的宝刀，也会生锈。
校长的学风影响到教师和学生，从而形成校风。好的校风、学风是值得保留传承的，甚至会形成稳定的校训精神。依于校风、学风，会形成学校的文脉、学系、师门传承，并且逐渐会形成人脉与文脉的合一。
有朋友说：“今天的中国，首先是有了经济自信，然后才有了文化自信。”从集体意识的表现来看，这个说法是成立的，毕竟近70年的基础教育都在灌输这么一个信条：“物质第一，精神第二；物质决定精神。”然而，作为个体生命而言，“文化自信”不凭借任何外在条件，它是基于生命自身的根本信念。有这样信念的人，从来是少数人，但这少数人就是人类历史长河的中流砥柱。“甘为中道之人，愿当中流砥柱。”——欢迎加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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